一、西域的范围西域之称始于西汉弃于清代，使用长达两千年有人认为西域之称始记载于《汉书》，但资料显示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就有记载：“骠骑将军去病帅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不过也只记载一次，当时的西域指的是匈奴的西域此后称西北国，见于《史记》第一百二十三卷：“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也曾被称西国,《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载：“直曲塞，逛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西域的范围，各权威著作所指大体相同，但细细推敲又略有不同无论古代还是现代的著作关于西域范围的界定，对于东边的界线无二议，都以玉门关、阳关为东极但对西边的界线都说的较为含糊且争议较大除此之外，西域的范围不同时期略有不同，这跟各代王朝的管辖领域有直接的关系在汉代，西域的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是指敦煌以西、天山南北、中亚甚至西亚部分地区、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即“两关一岭”，范围基本限于现新疆范围是汉朝驻兵屯田、统一管理的地区；到唐代时，西域的边境发生了西移,《隋书·裴矩传》：“于阗之北葱岭以东”，“发自敦煌，至于西海”总的来说，唐代西域的范围就是东起敦煌，西至葱岭，干阒以北的地区唐朝设置伊州、西州、庭州之后，把高昌国纳入西州，三州县化并划出了西域的范围，于是西州取代敦煌成了西域的“桥头堡”清代的西域包括敦煌以西，巴尔喀什湖及葱岭以东《西域图志》载：“其地在肃州嘉峪关以外，东南接肃州，东北至喀尔喀、西接葱岭，北抵俄罗斯、南接蕃藏，轮广二万余里”很赞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荣新江先生的说法他认为，狭义的西域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广义的西域是一个文化概念，因为广义的西域在许多文献中都指的是“及其所能到达的地方”，即文化所能传播到的地方而本文所说的西域均是指狭义上的西域，今新疆范围，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西域历史的记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西域历史的记忆
一、西域的范围
西域之称始于西汉弃于清代，使用长达两千年。有人认为西域之称始记载于《汉书》，但资料显示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就有记载：“骠骑将军去病帅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不过也只记载一次，当时的西域指的是匈奴的西域。此后称西北国，见于《史记》第一百二十三卷：“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也曾被称西国,《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载：“直曲塞，逛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西域的范围，各权威著作所指大体相同，但细细推敲又略有不同。无论古代还是现代的著作关于西域范围的界定，对于东边的界线无二议，都以玉门关、阳关为东极。但对西边的界线都说的较为含糊且争议较大。除此之外，西域的范围不同时期略有不同，这跟各代王朝的管辖领域有直接的关系。在汉代，西域的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是指敦煌以西、天山南北、中亚甚至西亚部分地区、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即“两关一岭”，范围基本限于现新疆范围。是汉朝驻兵屯田、统一管理的地区；到唐代时，西域的边境发生了西移,《隋书·裴矩传》：“于阗之北葱岭以东”，“发自敦煌，至于西海”。总的来说，唐代西域的范围就是东起敦煌，西至葱岭，干阒以北的地区。唐朝设置伊州、西州、庭州之后，把高昌国纳入西州，三州县化并划出了西域的范围，于是西州取代敦煌成了西域的“桥头堡”。清代的西域包括敦煌以西，巴尔喀什湖及葱岭以东。《西域图志》载：“其地在肃州嘉峪关以外，东南接肃州，东北至喀尔喀、西接葱岭，北抵俄罗斯、南接蕃藏，轮广二万余里。”很赞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荣新江先生的说法。他认为，狭义的西域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广义的西域是一个文化概念，因为广义的西域在许多文献中都指的是“及其所能到达的地方”，即文化所能传播到的地方。而本文所说的西域均是指狭义上的西域，今新疆范围。
二、西域历史地名的形成与发展
汉朝时期，西域地名开始初步形成，多以“国”、“城”命名。在未被汉王朝封为诸侯国之前，以各自的部落名、部族名作为地域名称。汉王朝在西域设西域都护府以后，这些国家 (即三十六国) 统归汉王朝管辖，如都善在西汉时建国；西汉时尉迟氏建立于阗国；西汉神爵二年开始，疏勒国就已正式归属汉王朝等。而西域三十六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可以说是分散在西域地区的互不统属的政治势力，即“城郭诸国”，其实相当于今城、镇，人口一千到八万不等。除了各民族的生产活动，汉朝对西域的经营(如移民屯田政策)与新地名的出现也有重要的联系。从中原移民到西域的官民开始在此屯垦，形成的居民点称作“城”，如西汉开发的柳中城，此地的主要作用就是屯田驻军，这也跟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它处于丝绸之路北道，是丝绸之路通往中原的重镇。依据史料记载，柳中城得名源于内地。西汉时一个大将军周亚夫的嫡系部队叫细柳营，就在当时陕西一个叫柳中的地方，后来这支部队来到鄯善鲁克沁地区屯 垦戍边，随之地名也被带了过来。还有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规模较大的“伊循城”、“尉犁城”、“且末城”等。唐朝继隋朝灭亡以后，进一步扩大了“以军屯为主，以民屯为辅”的屯垦活动。内地进入西域的汉兵的屯驻点主要是安西四镇和北庭，是兵屯的核心，而由于战乱等原因迁至西域的民众也成了西域民屯的中坚力量 。此外，由于唐朝大规模的行政建设，西域地名有了很快的发展。唐太宗在位时，在伊吾设立西伊州，并设置州、县、乡、里制度；高昌地区归唐所属后设西州，又建庭州于可汗浮图城（今吉木萨尔）；唐朝贞观年间在西域设立安西四镇(龟兹、焉耆、于阗、疏勒)由安西都护府统辖这四个军镇；唐太宗贞观四年设置纳职县，为唐伊州所领三县之一；鉴于史料的记载，昌吉一名最早见于唐朝，张堡守捉城是其原形，得名于主持修筑此军城的北庭都护府都护张孝蒿；典和城为唐代地名，唐贞观初，康国大首领康艳典来此建石城镇，又名典和城。于是，唐王朝在西域形成了以伊吾、西州、庭州为核心，以安西都护府为保障，以众多羁縻外围府州为依托的比较完整的多级统治体系。唐朝的一系列政治措施对于西域地名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元代时，西域历史地名不断增加，民族化特点加强，西域地名的语属语种的多样性也随之愈加明显。元代的地名著作多为记，如耶律楚材的《西进录》，丘处机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元代时蒙古帝国鼎盛一时，蒙古族按照自己的语言特点另起新地名，或者对旧地名进行音译。如“奎屯”系蒙语地名，意为“极冷”。相传成吉思汗大军在西征时到此地宿营，觉得此地极其寒冷，故起了这个地名；元朝时期，统治者将西域的“撒拉森”人俘虏后迁移到铁矿石丰富的天山一带伐木、炼钢 ，故得名“孛剌”，意为产钢之地，后汉音译为 “博乐”；还有“古塔巴”、“忽禅”、“卡拉库木”、“鲁古尘”、“特勒”、“马鲁察”等。清朝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巩固和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西域历史地名高速发展，民族构成基本稳定下来。同时，在天山南北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村镇和居民点，而这些新的村镇的名称大多都是以当地民族语属命名的。与此同时，地名的多民族文化特征变得突出。清代中后期，哈萨克族游牧于今阿勒泰、伊犁、塔城等地，形成了许多哈萨克语地名。由于哈萨克族常年游牧于山间、草原，所以多为村一级地名。清朝初期曾安置蒙族和硕部落至尤勒都斯盆地和天山南坡，之后在焉耆盆地东部设和硕县；清乾隆二十九年锡伯族从东北迁往新疆，在察布察尔一带屯垦驻戍，锡伯族集中的地方就逐渐形成了许多以锡伯语命名的地名。如“锡伯渡”就是锡伯族西迁途中，在渡过额尔齐斯河之后形成的地名。清代还出现了西域地名研究的热潮，《西域同文志》《西域图志》《汉西域图考》《元史西北地理考证》等著作都体现了清朝时期对西域地名研究的重视，也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难发现，西域地名的数目和丰富程度是与中央政权的干预成正比的，中原与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越密切，西域的地名越是丰富。
三、西域历史地名的传承
传承性是历史地名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西域历史上产生的是多民族、多元化的地名，经过两千年的历史承接，有的被中央王朝干预使县化；有的被一代代征服，这里的部族或民族转译；有的则随民族的迁移而移动，即“地名从主”；还有的被后朝沿用、改动甚至遗弃。
1.国名变县名。西域的国名大多出现于汉代，以三十六国为例，经过时代的变迁，许多国名都被保留了下来，传承至今的地名有鄯善、轮台、且末、皮山、莎车、勒、焉耆、尉犁等。清朝时，中央对新疆进行了一些行政建制上的变动，古代的西域国名到这时基本都已被县化。轮台在清代被称作“布古尔”，1902年设布古尔县，后改为轮台县；且末于1914年置且末县；莎车和疏勒于1883年设莎车直隶州、疏勒直隶州，1902年改置莎车府、疏勒府，1913年设莎车县、疏勒县；焉耆于1882年置直隶厅，1898年改置焉耆府，1913年设焉耆县 。
2.在传承的过程中发生音译。西域自汉到清经历了两千年的历史，前后有众多民族耕种、游牧在这块土地上，当一个民族到达一个新的领域后就会将自己的地名文化带到这里，或者起新的地名，或者对原有的地名进行音译，从而又产生了新的地名。随着各民族的兴衰与更替，这片领域不断易主，地名也在发生变化。这种传承性是历史地名所特有的。例如：哈密在汉以前叫“昆吾”，后音译为“伊吾，汉朝时叫做“伊吾卢”，突厥人和蒙古人称为“khamill”，元代以后被汉译为“哈密力”，简称“哈密”。再如喀什，《元史》译作“可失哈耳”，《耶律希亮转》译作“可失合儿”。唐代的著作载为“伽师祗离”，后被译为“喀什噶尔”，简称“喀什”；今伊犁河，隋朝《隋书》称伊列河。唐代称伊丽河，元代《西使记》称作亦列河；鄯善是个典型的双语地名 即少数民族和汉族都有各自的叫法，维吾尔族叫皮羌，汉族称作鄯善。皮羌既是辟展的音译，而辟展又音译于蒲昌。
3.简化。在面对繁杂的历史民族地名时，后人要改进也要保留，在不破坏民族地名的前提下，对民族地名进行汉译和简化。简化分两种，一是读音上简化，即将多音节词简化成汉语的双音节词，要么取第一个字再加上“城”，如，塔尔巴哈台——塔城，霍尔果斯——霍城，叶尔羌——叶城等。要么只取两个字，如，巴尔楚克——巴楚，乌鲁恰特——乌恰，博尔塔乐——博乐，乌什吐鲁番——乌什，巩乃斯托库斯塔留——巩留等。二是书写上简化，如l959年把蜡羌县改为若羌县，和阗县改为和田县。
4.地名随移民或地点的迁移而被带去别地。西域是一个多民族活动的地域，而民族的迁移必将本民族的文化带往新驻地，地名则是这一历史事件最有力的证据。鄯善是一地多名的典型，今鄯善县地名的存在其实就是古部善国土著北迁的一个历史证据。从空间上来说， 两者相隔一千多公里，鄯善县在吐鲁番地区东部，而古鄯善国却在今罗布泊一带。从时间上来说，古鄯善国建于公元77年，而今鄯善县建于清朝光绪年间，并非一者。笔者认为，这与鄯善土著的迁移有一定的联系。据史料记载，由于战乱等原因鄯善人前后分三批迁往高昌、焉者、伊吾，地名也随之被带来，塔城全称塔尔巴哈台，故地在今俄罗斯境内。清朝被沙俄侵占后，地名也随之东迁；迪化府的“安南工”也是因移民而得名，今越南在清朝时被称为“安南”，清政府将越南起义的农民安插在乌鲁木齐头屯河开垦屯田，从而形成了这个地名；奇台有地名东地和西地，此地名跟方位并无关系，而是源于清朝广东、广西两省的移民。玛纳斯还有广西大队、凉州户，昌吉有兰州湾子，巴里坤有吴家庄子，不外乎也是移民的关系；更有意思的是沿着古丝绸之路分布的疏勒县(今新疆)，疏勒河(今甘肃)，疏勒山(今青海)，“疏勒”一词是粟特语，这种地名分布证实了古代粟特人沿丝绸之路迁徙这一历史事实；还有前面提到的柳中城，也是军屯带来的地名。
5.朝代的沿袭。前面说的地名的迁移是指横向的传承，而地名在朝代的沿袭是指纵向的传承。在承接的过程中，有的前朝地名到后朝就发生了变化，有的也被后朝沿用，虽然地名相同，但并非同指一地。如汉朝时设置了以宜禾都尉为名的官员，后来清朝在此设宜禾县为巴里坤的县名；“叶密力”也是一个多朝代传承的典型例子，隋唐时便有名叫“咽”的部落游牧，也有由此而来的河流名称“yemek”。随后，耶律大石西征时在此地筑城，被当地突厥人称为“yemeklik”，蒙古征服这里后改为“yereeli”，汉音译为“叶密力”。再如轮台，汉轮台为西域国名，乃汉军屯田基地，在天山之南，今轮台县东南，唐轮台设于贞观十四年，乃唐代军事重地，在天山之北，乌鲁木齐附近。汉代地名被唐代沿用，但并非同一地，《旧唐书·地理志》载：“轮台，取汉轮台为名”。不得不提的还有鄯善，为西域古国之一，本名楼兰，汉昭帝年间，改国名为鄯善。
它是古丝绸之路上西出敦煌进西域的第一站，也是丝绸南道上的必经之地，亦被称作“楼兰道”。直到公元前77年，西汉大司马霍光派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后大破楼兰，然后扶持拥护汉王朝的新王登基，接着楼兰迁都至蒲昌海一带，改国名为鄯善。鄯善这一名字的使用从西汉延续到了隋朝，长达700多年。唐贞观年间鄯善被更名为典和城，唐上元年间又被更为石城镇。
来源：《中国地名》2015年第12期
作者：白静静 张纯 强爱国
转化编辑：袁云
校对：黄馨烨
责任编辑：伍晨嫣
图片来源：网络
邳州地名溯源
重庆地名的历史文化意蕴探究
广州“十三行”地名文化的考究与利用
语言文字研究中的地名标准化问题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