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京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的电影并非少数，而历史留下的沉重话题总是在不经意间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2009年两部叫好不叫座的电影《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纷纷亮相，把那段无法尘封的记忆再次展现到人们眼前。
而张艺谋又继续等待了两年，于2011年用独特的视角完成了《金陵十三钗》，反响巨大。该片是一部战争史诗电影，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在国内创下了6亿票房的骄人战绩。
相比较而言，《南京！南京！》由陆川执导，该片在中国内地公映，能查到的最终票房是1.68亿，而《拉贝日记》票房不到一个亿。但它是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这部日记是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可信度毋庸置疑。
可以看出《南京》和《拉贝》都是以史实为基础的创作，两部作品为还原当时真实的场面留下不可多得的镜头。
当然，《金陵十三钗》也可以找到一点原型，大屠杀期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其负责人是美籍教授魏特琳。她竭尽全力保护躲避在此的妇女，1937年平安夜，日军要求她交出100名妓女。她只好要求日军“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并且要让姑娘们自愿”。严歌苓曾明确谈过《金陵十三钗》的题材来源，一是《魏特琳日记》，二是蒋公毂的《陷京三月记》。
美籍教授魏特琳
但是比起《南京》和《拉贝》，《金陵十三钗》更准确的定位应该是中篇小说，就是这么一个小说题材翻拍的电影收获了6亿的票房，不仅如此，上映后的好评如潮也让大家火炬接力一般纷纷涌进了电影院，专家对该片的评价也非常之高。
如果按照正常逻辑，更有史实背景的作品应该更加受人喜爱，但是为什么《十三钗》会一枝独秀超越所有同题材的电影呢？本文通过重读鲁迅的《论睁着眼看》，从“勇士”的口中解读常人不愿承认的现实。
开篇这位勇士先从中国的文人开刀：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
这里要澄清一点，鲁迅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文人墨客，他所指的是大部分在国内生活的社会群体，而文人又源于国人，在现实中不管是否承认，作品中都会明显的感觉到“不敢、不能”的气质。
在和平年代，文人很难体现出这种言论的忧虑，往往取而代之的是铺天盖地的网络评论，文人改头换面被大众称为“专家”，他们的担忧更多源于自己的形象，如此说来鲁迅的批评异曲同工，并不过时。
《论睁着眼看》写于1925年，正是军阀混战时期的尾声，别说文人就连百姓也知道“莫谈国事”。
他继续说道：
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
《莺莺传》作为爱情短篇小说，由唐代诗人元稹创作。故事讲述了负心汉张生抛弃了爱慕自己的崔莺莺，而下决心抛弃她的起始点就是自己考取功名之时。
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自然孕育了张生追求仕途的本质，此时的元稹是客观的，《莺莺传》真实反映了崔莺莺想要冲破封建礼教的曲折过程。
而元代的王实甫将故事改编成《西厢记》，在红娘的牵引下，二人双双冲破层层枷锁，有情人终成眷属，也使得这段才子佳人的圆满故事广泛流传，至今仍活跃在各种艺术舞台上。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人们宁愿看到圆满的美好，也不想揭开过于真实的社会桎梏，更深层次地说，其实这反倒印证了“圆满”的稀缺性。其实鲁迅想说的也在于此：美好的故事到底在感动谁，又在取悦谁？
《西厢记》剧目
再说《红楼梦》，曹雪芹为了描写当时社会封建礼教与贵族王室的奢华和衰落，只能用“真亦假时假亦真，无为有处有还无”的绝笔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思考。他描写的世界是真实的，但作者依然不敢直接暴露，只能用“甄士隐”的角度告诉世人什么叫“成住坏空”，他必须把真相隐藏起来，再用“贾雨村”借假说真。
这才是鲁迅支持的真正文人，在他支持“程本”红楼梦的同时，批判了高鹗后续的40回故事：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
赫克尔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
其实高鹗的行为与元代的王实甫并无差别，在鲁迅眼里都是一通乱说，这就是鲁迅解释文人“瞒和骗”的具体手段。
不过他借用赫克尔比喻人之间的差别比类人猿和元谋人还大，未免过于刻薄，有矫枉过正之嫌，他用犀利的言辞抨击很多文人“胡说”的极端，可以理解为“以暴制暴”。
鲁迅把中国文人对作品的改造都归为“瞒和骗”，在文中还提到了《三国》与《封神》等名著，归根结底他想证明的就是：很多丑恶的民俗与历史的针砭时弊被文人们美化了，这就是国民性的怯懦、懒惰、巧滑。
笔者客观地说，中国传统文化故事的演化，不完全是文人墨客的“瞒和骗”，这里面包含着国人的集体心理诉求，更夹杂着历代社会官员的统治需求，这样说来那些给改动升级的作品，其实是大家“齐心协力”的衍生物。
仅此之外，笔者依然支持鲁迅所说的“瞒和骗”，因为文人是社会的诉说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他们有责任和义务还原历史的真相。
鲁迅在文中继续写道：
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
正好笔者在前些日子写过一篇鲁迅《我之节烈观》的读后感，女人想要节，必须在丈夫死后终身守寡。但是女人想要“烈”，就要在丈夫死后殉葬，或者在遭受外人侮辱之前选择自尽，这样才会被社会评定为“烈女”，真是可悲的旧社会礼教。
但是那些陪伴着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丈夫的女人，想要拥有这个称号恐怕没有机会了，自然变成了“次等人”，这也是鲁迅文中精彩的讽刺。
《论睁着眼看》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难道只有亡国遭劫，才能造就国人正气凛然的机会么？难道暴风雨不够猛烈，就不足为悲么？
《金陵十三钗》的故事非常清晰，一群风尘女子和一群教会女学生同时进入了教堂避难，但是女学生看不起对方，就连厕所都不愿和她们共享。
教堂也不是永远的净土，日军终于冲进了这里。伤兵被杀，女大学生则眼看就要被日军掳走凌辱，其中一名学生从二楼摔下来死去了。
事后日方对学生们和假神父道歉，假惺惺地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但是日军长官说过两天让学生们参加占领南京的庆功会，这听起来像是一次邀请，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有去无回的结局，完全是羊入虎口。
此时以玉墨为首的风尘女子决定假扮女学生出席宴会，她们做了必死的准备，玉墨说：“我们就来做一件顶天立地的事，改一改这自古以来的骂名。”
从这句台词也能看出女子的贞洁和生命之间，那不可逾越的鸿沟，唯有放弃自己的安危才能换来所谓的“名声”，无奈无奈！可悲可叹！
当影片成功上映后，有人评价“人生而平等”，有人评价“十三钗太伟大了”，也有人说“贞操离间了女性的共情与同命”，还有人说“十三钗的情意升华了亡国恨”。
其中最华丽的评价是：该片是中国民众承受的凌辱和苦难，激发了他们舍己为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体现出“患难见真情”的人间关爱，亦即“敌忾情绪演化出来的”“可歌可泣的事实”。
而笔者不想赘述电影本身的文学造诣，却希望从观众心中读出作品的价值，毕竟电影是拍给人看的，而观众的反馈则是作品无法言表的深层意义，如同照镜子，没有镜子可能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样子。
正如鲁迅通过《论睁着眼看》引出的国民性问题，难道玉墨口中的“顶天立地之事”真的大过自己的生命么？难道风尘女子被奸污真的好过普通人受难么？如果，只是如果，十三钗真的用武器杀死了鬼子并成为了“女烈士”，那么后人该用什么方式纪念这一行为呢？
《南京！南京！》
不论是更接近史实的《拉贝日记》，还是将人性深度刻画的《南京！南京！》，都没有拼过小说为蓝本的《金陵十三钗》。
有时人们可以错过更为真实的历史记录，却舍不得放弃陶醉在对一群美丽烈女的盛赞与惋惜中，这让笔者自己也陷入了沉思。如此说来电影好不好，完全映射了观众的需求，而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却排在了后面。
错的不是艺术作品，错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而这个错误恰恰又是被作品的不断迭代拉近了沼泽，谁是因谁又是果已经无法分辨。
鲁迅用“芝麻”比作国民精神，用“麻油”比作文艺。
文曰：“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虽然麻油是从芝麻里榨出来的，但是用麻油侵着芝麻，芝麻就会更油，互为因果。
我们不抨击好的艺术作品，因为不论从故事结构还是艺术造诣来说，《金陵十三钗》都是好的作品，但是能时刻想起鲁迅的冷峻与批评，才能体察自己的心灵，这看不见的本性岂是能用言语说清的呢？
如果说文人的“瞒和骗”是顺应社会的产物，那么作品本身就是普罗大众滋养出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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