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很多文学青年的理想就是去上海，去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距离90后的昆蓝（化名）参加那场比赛，已过去十多年。他得了一等奖，甚至代表获奖者发言，“至今为止，那几分钟，依旧是我此生经历过镁光灯照射强度最强的一段时间”。
1956年在上海创刊的《萌芽》是新中国第一本青年文学刊物。1998年《萌芽》杂志联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一起举办了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堪称当时文坛的大事件。
韩寒参加首届大赛决赛，以一篇《杯中窥人》，“一赛封神”。几年后，高二学生昆蓝剪下《萌芽》杂志上的参赛报名表，以性格有趣的同学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寄出去，初赛成功突出重围。他在父亲的陪同下坐硬座火车去上海参加决赛。一下火车，发现被偷了2000元人民币——数额足够令这个普通工薪家庭震撼许久。
“圆梦感”缓解了一丝少年丢钱的心痛感，昆蓝第一次打量上海的洋房和梧桐，觉得那简直是全世界“文学的中心”。
“当我坐在上海第三女子中学的考场时，面对的其实是多达七万的同龄竞争者，当然其中绝大多数已经铩羽而归，剩下的一两百人角逐一、二等奖。大家都很清楚，谁都不太可能成为韩寒再版，不过这并不阻止我们平视韩寒：你能拿到的奖，我也能够拿到。”
20年间，不管是读过，还是写过，如今活跃在各个场合的文学青年，仿佛总能找出一条属于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成长刻度线。
最近，在2019北京图书订货会的《新概念作文大赛20年精选》新书发布会上，作家张悦然、郝景芳亮相的身份，分别是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
相较于张悦然，雨果奖得主郝景芳的“新概念刻度线”似乎更低调、隐秘。翻开精选集里她彼时参赛作品《迷路》，公众看见的未必是今天熟悉的郝景芳，但分明是熟悉如昨日的青春碎片。
郝景芳形容，她在“新概念”出身的作家中算是“异类”“边缘人物”。“我挺不好意思的，中间挺长一段时间没有写，也没有和这些作家有特别深的接触，其实我特别喜欢看这些作家的小说。”
郝景芳说，从她整体的人生轨迹上来讲，小学走的是“奥数”之路，中学走的是理科竞赛之路，“到了高二之后理科竞赛没拿什么成绩，高三时参加一个作文比赛，算是自娱自乐”。
中学时代看前三届“新概念”获奖作文选，是郝景芳颇感美妙的经历。“可能到现在为止，一个同龄人写得非常美好的作品，依然是给中学的孩子打开一个世界的过程”。
“自娱自乐”参赛，拿下一等奖，但是郝景芳没有改变原本想走的路。“我挺想学理科，学科学的，所以当时高考去考物理系是第一志愿，按照自己的第一志愿一直读到研究生，读天体物理。后来我写小说也是从科幻小说开始写，仍然和科学有关系。我确实比较迷恋科学中的理论、对于宇宙的描绘等等，这些是我很大的人生兴趣之所在”。
如今，郝景芳对于写作如何定义呢？她觉得写作就像吃饭、喝水、呼吸，是日常不可离的习惯，现在每天还坚持写点东西，写公众号文章，写课程，以及继续创作小说。“写作是非常舒服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人生状态，我不是特别喜欢社交的人，有时候社交多了，我必须写作才能恢复元气——因为社交非常累，也很烦，但是坐那儿写东西能让我整个人都好起来。”
当初在“新概念”的路口，郝景芳没有直接走上作家的路。但过了17年，她相信写作是这一辈子不太会放弃的一件事，“只不过我不太拿自己当一个纯作家来看”。
“我们知道传统出版业在今天所面临的挑战，但是《萌芽》杂志非常幸运，很大一部分和新概念大赛有关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萌芽》杂志社社长孙甘露说，“新概念”举办20年，有一些数字看来很有意思。“第一届创办的时候就4000多份来稿，到了去年达到历史最高，有9万多篇稿子来参与竞赛，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以新概念开始，这样一批80后的作家呈集团式登上文学的舞台。”文学评论家、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表示，一方面青春文学是自然的代际划分，另一方面，在文学创作上，这一批年轻人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清新、新鲜的”独特贡献。
或许在有些人身上，“新概念”的印记没那么容易褪去，比如昔年的获奖者张悦然，今朝是这项文学赛事的评委。
“我是里面最慈悲的评委，因为我当过选手，怎么宽松怎么来，怎么能给大家多留一些机会怎么来。我觉得很多老的评委（对待选手）的想法是‘狡猾的学生’，我的想法是‘可怜的学生’，所以我永远是站在学生一边的。”
在张悦然看来，形容新概念作文大赛是“半部青春文学史”一点不为过，但同时也要看到，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像景芳这样的人，她因为热爱文学所以留在文学里面，但实际上还有很多获奖者都非常出色，他们可能进入不同领域。但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这段和文学相聚的过往历史是非常美好的”。
时常有人会对张悦然说，有一些写作者如韩寒、郭敬明等，在获得名声后离开了写作，“有一种背叛文学的感觉”。
但张悦然不认同这个观点，她相信“所有离开的人都会得到文学的祝福”。“这才是‘新概念’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段历史无论是对留在文学里的人，还是我们今天找不到的、不在文学中的人，都产生了很重要的意义”。
昆蓝读大学后就甚少和人提起那段获奖经历，偶尔会在“人人网”上收到一条陌生人加好友申请，通过后对方发私信，说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作品选集里看到过他的名字，小说写得真有灵气。
“版税制逐渐替代稿费制成为一线作家的主要收入方式，一批草根网络写手也能顺利地出版书籍，‘80后’成为一个时髦的名词。”
即使成不了韩寒、郭敬明等“符号人物”，其他尚未分配到“传奇剧本”的获奖者，一直摸索书写自己的人生价值。昆蓝硕士毕业后成了银行职员，每年雷打不动订阅两本文学刊物。与他同年获奖的年轻人，有人的笔没停，从纸面写到网络，勉强跻身青年作家行列，也有人一度冲上过舆论焦点，即使事件与文学毫无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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