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二十大召开前夕，我们组织党员参观了党史展览馆和博物馆，回顾重温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 记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代表全国59个党员，党员基本成分是知识分子，其中，留日的有18人，北大毕业生有17人，其他大学的有8人，中师、中学毕业的有13人。而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671.2万名。
我们荣幸的在一家企业博物馆即中粮集团忠良博物馆看到了，1959年为建“中国历史搏物馆“，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约请一大代表李达、包惠僧等对“红船”进行了书面回忆；在当事人的回忆下，中共浙江省嘉兴县委宣传部对红船进行了回忆，描绘出草图。
为什么中途该在红船上开呢？据陈潭秋回忆:
……
最后的批准党章改至大会的第四日议事日程上。但这天吃过晚饭后，大会的参加者晚八点集合于李汉俊的家中，主席宣布大会继续工作时，在隔壁房间内发现了一穿长卦的可疑人物，过问这不知名的人，问他是谁，他回答说找社联组织的主席姓王的一个人，后又说找错了，即很快出去了。
对的，离李汉俊房子，经过三幢房子的地方有一个社联组织。但大家知道这一组织并没有主席，更没有姓王的人在。因此这人对我们非常可疑，我们即很快收集了文件藏起来了。只剩下李汉俊和陈公博。
真正没有经过十分钟，李汉俊的家中即出现几个侦探和警察搜查房子。除了公开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外，他们什么没有找到，因此没有人被捕。
每人因此不得不找寻住处，回到女子学校我们又不能，因为我们想，侦探是从女子学校的踪迹探知我们的。因此，开始时计算七天结束大会的工作的，不得不缩短到五天。同时在上海找不到大会工作继续的适当地点。决定了到杭州西湖去。但是在出发前，又得出了结论，西湖不是适当地点，因为那里游人太多。因此即在离上海三里北外的南湖举行。这里虽有游人，但较少。到那里后，我们即租了一只大船。买了食物、酒，好像游人一样在湖上的船中进行大会的工作。
包惠僧回忆：
1、当时那里的船并不多，我们雇的是最大的一艘。
2、我们开会的那只船，船头有上盖的敞间，好像凉棚似的，船舱是两间，前间放一张大圆桌（好像是方桌上放一圆桌面），围着十几个方凳。后间好像是简陋的胡床，两边可以在上面横卧，中间有个像茶几样的小桌子，船有走廊，是否有夹弄，我记不清楚。两个房间之间只有轮廓，并没有用板子隔断。
3、当时我们只准备一桌酒席，我们十三个代表，陈公博没有去，李达的老婆是那里的工人，她给我们做向导，所以吃饭时还是十三个人，我们坐下来四面还很宽敞并不挤。
4、我们在那里的一天，游人并不多，我想平常游人也不多，因为那里并没有什么名胜古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建筑物。湖心有一岛，岛上有寺庙，风雨楼这个名字我记不得，我们饭后曾到寺庙里游览过，遇着一阵阵雨，我们在庙里盘旋了一会儿，大概在一小时左右，我们即回船上继续开会，当时那里的道士是姓沈名卓如，在庙里外题了很多对联匾额，其余的事我记不清楚。当时游庙也是为了免人疑心，我们所以只到庙里走动一会儿并没有到别处去。
李达回忆：
中共一大会议时是有一只船，但是没有那么多船。因为那时参加会议的仅有12人，那照片上的大船就是，另外一只则不是。
1959年中共浙江省嘉兴县委宣传部，根据当事人回忆，描绘出的红船草图
（以上资料收藏于中粮集团忠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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