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忘情
皖南事变，是我军历史上一次惨重损失，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此次事变的成因和过程颇为复杂，至于军事上失败的原因，陈毅曾一针见血地总结：“他（项英）五行不定，输个干净。”
在新四军军部转移时机、路线和方向等问题上的“五行不定”暂且不谈，就说事变发生后，新四军军部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项英主持召开研究下步行动方略的“百户坑会议”，开了整整三天之久，其间久议不决，导致战局恶化，军心离散。这种情况下，哪怕叶挺再怎么不计个人得失挺身而出，亦无回天之力。
作为对比，新四军此次转移时负责保护军部左翼安全的1纵队，却在纵队司令员傅秋涛等人的指挥下，早下决断，而且中途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绝不动摇，最终得以成建制杀出重围，为皖南新四军保留下了珍贵的血脉。
1941年1月4日离开皖南云岭时，傅秋涛所率领的1纵队下辖老1团和新1团，加上机关非战斗人员总计约3000人。部队的老底子是活动于湘鄂赣边的红16师。
傅秋涛
在冗长的“百户坑会议”终于结束后，傅秋涛于1月8日下午召集1纵队主要负责人，在梓坑开会。会上大家很快形成了一致意见：由老1团在前开路，新1团在后掩护，将纵队司令部和机关非战斗人员夹在中间，坚决朝苏南方向突围。
由于1纵队司令部唯一一部电台在此前的战斗中损毁了，这反倒让1纵队在此后的坚决突围行动中没受“婆婆”掣肘。当1月8日傍晚天降大雨时，傅秋涛指挥部队趁此视界不良之机，开始突围。
1纵队的当面是蒋军第52师。傅秋涛等人几经研究，决定将突破口选在球岭以南约3公里，一个名叫“三节水”的峡谷地带。峡谷长不到300米，谷中有条公路通过。由于地势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因此敌军只在这里摆了约1个营的兵力。
作为老1团的首任团长，傅秋涛指挥这支由老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来的坚强团队，在雨中朝敌军固守的关隘连续突击了3次，在付出了重大代价之后，终于将蒋军防线撕开了一个口子。老1团和1纵司令部机关由此鱼贯而出。
按事先约定，老1团取得突破后，应在“三节水”地区的山头上点起3堆大火，以此通知担任掩护任务的新1团赶紧收拢阻击队伍，向前跟进。但是，由于1月8日晚间的雨下得实在太大，老1团数次点火努力均告失败。眼见敌52师援兵将至，最终老1团只好放弃努力，先杀出重围再说。
时任新1团团长的张铚秀，发现老1团好不容易打开的突破口，又被蒋军重新封闭后，立即让司号员吹号，将散在各条阻击战线上的营、连聚拢到团部附近，将全团捏成了1个拳头，以抵御正从四面八方围攻上来的蒋军。
敌众我寡，危机四伏，但新1团领导层的意志却坚定不移：坚决打出去，冲向苏南，绝对不再折回敌合围圈内。该团指挥员层层下放，靠前指挥，在打退了蒋军一轮又一轮进攻后，趁敌攻击间隙，出其不意地朝蒋军兵力薄弱处突围。指战员们以机枪开路，端起刺刀冲锋，与敌展开白刃格斗。不少战士在负伤后，为不拖累部队，毅然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经过反复冲杀，新1团终于也冲破了蒋军的包围圈，但包括团政委雷耿在内的大批指战员，都在突围过程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上官云湘指挥围歼新四军的7个师，虽然总兵力多达8万人，但实际上由于地形限制和新四军奋起抗击，只是形成了战役层面的合围圈，但从微观层面而言，这个合围圈上间隙不少，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绵亘的防线。而且蒋军的战役布势纵深很浅，兵力兵器集中在前沿呈一线布势。这就宛如鸡蛋壳一般，别看蛋壳较硬，但只要将力量集中在一点上，戳破蛋壳，后面就好办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除了1纵队集中成建制出围外，2纵队、3纵队还有一些零散不成建制的指挥员，也最终脱困的原因所在。不过话虽如此，冲破蒋军合围圈后，新四军指战员仍要时刻警惕那些蒋军地方保安队及民团武装。这些土顽虽说武器不精、战斗力不强，却是“地头蛇”。脱困而出的新四军指战员极度疲惫，械弹两缺，如果被这些土顽缠住，让蒋军“清剿”部队围上来，那麻烦可大了。
因此，无论是傅秋涛亲率的老1团，还是张铚秀的新1团，突出包围圈后都是昼伏夜出，能走小路时绝不走大路，能走山路时绝不走平路，能避开村庄就尽可能避开。如此在荒山野岭中隐蔽行军，不仅粮食接济不上，而且夜里山间颇寒，造成部队病员与日俱增。幸亏新四军突围指战员得到了地方党组织的全力帮助，妥善安置了部分伤病员。其他还能继续行军、战斗的人员，靠着在山里摘野果、找野菜，掺着屈指可数的一点粮食果腹，以坚定不移的斗志和顽强的毅力，一路克服诸多艰难险阻，终于抵达安全地带。
据统计，皖南事变中前后共计有约2000新四军指战员成功突围。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傅秋涛指挥的第1纵队。在重建新四军军部后，皖南突围部队大多被编入新成立的新四军第7师，继续在皖南坚持斗争。该师在解放战争中演变成华野6纵17师和7纵19师，屡立战功。曾任新四军7师副师长的傅秋涛，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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