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国人震惊，世界也为之一颤，投来“关切”的目光。苏联必定是第一主角。
早在1936年夏季，国内两广事变闹得如火如荼，东北军、陕军、红军进行“西北大联合”计划时，共产国际就表现出浓厚兴趣。按照当时计划，组建西北国防政府“至迟八月应该发动”。然而就在最关键的8月，共产国际忽然变卦，不仅发电批评中共中央的“抗日反蒋”政策，还定下了“联蒋抗日”的基调，致使西北国防政府计划流产。
纵观1936年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会发现共产国际变卦是常态，之前还很感兴趣的政策，很快就翻脸，还反过来批评中共这不对那不对，弄得这边也一头雾水。究其原因除了苏联对国内情况缺乏了解外，更重要的是站的角度不同，自日俄战争败北以来，两国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相互视对方为第一假想敌。在苏联看来，反不反蒋不重要，能让中国最大力度地牵制日本才是正道。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日苏双方都始料未及，于是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日本一口咬定是苏联在幕后策动“颜色革命”，而苏联则认为一肚子坏水的日本才是事变的幕后推手，双方的媒体上开启互黑模式。
再看事发时的国内形势。南京政府反应激烈，而张、杨一方也摆出了破釜沉舟的架势，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迅速提出组织抗日联军的问题。对于蒋介石，则要求先对其进行罢免，然后交付人民公审。抗日联军构想实际上是在组建西北政府和各自为战之间所取一折中策略，即是组建由东北军、陕军、红军三位一体的军事组织，进一步可开府西安，退一步也不至于与南京政府势不两立。局势正如学者杨奎松所分析：“南京公然斥诸武力，若有众多地方实力派取中立甚至同情立场，有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和苏联的暗中援助，西安等重要战略城市和交通要道虽然开始时可能不守，但在除掉蒋介石以后，政治上、军事上群龙无首的南京方面未必就能在军事上占到什么便宜。”在这三个制胜条件中，红军的支持与地方实力派的中立都没什么问题，唯欠苏联的表态。这对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前途有着最为关键的影响作用。
对于苏联的态度，张学良既抱有幻想，又非常焦虑。实际上在事变后的两天，苏联《真理报》就刊登了对张、杨很不利的社论，严厉斥责张学良、杨虎城假抗日之名目，妄图制造国家分裂。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又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莫斯科回电”：
作为对你们来电的答复，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立场：
（一）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二）既然这个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到现实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1）改组政府，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和拥护中国领土完整与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执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实行合作；（4）和那些支持把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实行合作。最后，我们建议不要提出与苏联结盟的口号。
苏联并没有因西安事变的发生而变更其“联蒋抗日”政策，这些张学良应该多少也有耳闻，急得他亲自发电询问毛泽东：“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
中共中央对苏联的意见虽有关注，但他们从13日召开会议起，就有自己的一套应对方针，何况苏联离得太远，对事变情况的掌握也不可能像中共那么准确，所以无论是《真理报》14日发表社论，还是16日苏联发出“莫斯科回电”，中共中央都没因此调整政策。毛泽东于17日回复张学良，告诉他苏联尚无电报到来，不过毛泽东也在电文中称“若远方(苏联)知此次事变及事变后之进展不是单纯军事行动，而是与民众联系的，估计当寄以同情。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这说明毛至少对苏联的态度多少是有了解的。同日发出的电文中，中共对蒋介石的态度依旧沿用着13日会议的方针，提议出现紧急情况则“诛之位上”“行最后手段”，完全是站在张、杨一方的立场。
事变和平解決后，南京市民自发放鞭炮到机场迎接蔣介石
18日晚和19日白天，南京政府通过电台反复广播《真理报》社论，连身处前线的彭德怀都听到了。周恩来当天给中共中央的回电中称：“闻《真理报》批评西安事变无形中帮助日本侵略之发展。”毛泽东则说：“苏联《真理报》两次的评论，对西安事变认为等于两广事变一样。”到20日，彭德怀、任弼时从前线来电询问：“南京新闻谓《真理报》载西安事件是挑拨内战之烟幕弹，将来利于日本进攻，张学良之举动乃投机为云。中央对西安事件意义及前途估计请详告，张之扣蒋乃逼不得已之行动，应告国际。”不难看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导对共产国际这个盟友表现出来的态度是有所不满的。
“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变的实质都有抹煞。”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19日的会议上对苏联的看法，他希望能通过努力使共产国际改变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张闻天则不赞同毛泽东的看法，他以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资格表态，虽然苏联因日本的造谣而对西安事变生出误会，但应该给予理解，不能采取让苏联陷入与南京政府对立局面的政策。这样，在当天会议上，中共中央在方针上做出了一系列调整，主要是采纳了共产国际方面的建议，基本否定了任何反蒋的可能性，以和平解决为主调。同时也决定放弃采取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任何政策。后来西安事变能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中共中央这次改变方针可以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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