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采访时“带刺”的王景春,被朋友们交口称赞

王景春的秘密(带刺王景春)(1)

王景春 图 / 本刊记者 梁辰

疲惫与警戒

王景春瘫靠在沙发上,八字眉紧皱,小眼眯成两条缝。一次又一次叹气,一根接一根抽烟,碾灭烟头的指尖埋着阴劲儿。他太疲惫了,没有烟的时刻,他会毫无预兆地中断话题,要求工作人员把他的烟拿来。自从凭借《地久天长》在柏林电影节拿到影帝,他随剧组连轴转地跑路演,经纪团队的工作人员说,他几乎没有一天不接受采访。这次,愚蠢的问题似乎让他失去了耐性。

他是有脾气的,直接的,且不惮于袒露情绪,用玩笑掩饰嘲讽。情绪起伏外化在表情和肢体上:时而质询,时而无奈,下一秒又因为一句认同突然推杯换盏。没有一秒钟是松懈的,他时刻戒备着来自媒体的标签和揣度,随时准备反击:

“听说您挺喜欢作家李娟(的作品)……”

“嗯?谁说我喜欢啊?谁说的呀!(一个记者采访问的。)哦对,她问我李娟怎么样。我就是觉得她的文章特别像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怎么就变成我喜欢李娟了呢?太讨厌了!”

他讨厌被扣帽子。形容词,概念化的大词,面对他都是失效的。他绝不让自己屈服于语言,直言记者“非要给我设定一个条条框框带着我往沟里走”。“您表演克制”,“那是你们给的词,不是我的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开窍时刻”,“你这个开窍听谁说的?是谁告诉你的?”

2003年,他和喻恩泰、姚晨、沙溢等一同参演《都市男女》,在其中饰演办公室经理蒋文斌。听到关于这部戏的问题,他的第一反应是反问:“为什么要提蒋文斌?这个戏可以略掉不提。这个戏,重要吗它?”

《都市男女》拍了10个月,365集,在拍到第170集左右的时候他就想,“太浪费时间了。”采访中,经纪人坐在一边,充当着他情绪的纾解剂,偶尔纠正补充他的回答。最后他们决定用“只是艺术形式的尝试”来概括之前种种不算“光鲜”的角色,也包括在一些商业片中客串的喜剧人物。

“年轻的时候难免犯几次错误。”他自我开解。至于让他捧回柏林影帝的《地久天长》,他的喜欢毋庸置疑,“每一场戏,每一个镜头我都喜欢。”

忍耐与包容

但那个“浑身带刺”的王景春似乎是极罕见的。老师和朋友们无一例外表示,那不是王景春的常态。上海戏剧学院的同班同学、好友侯煜觉得王景春面对那些并不高明的问题的反应挺合理,他提醒:“人是有多面性的,明白吗?最初的演戏训练,就是演人物关系和规定情境。人在每一刻面对的人都不一样,他不是一贯是这样的。”

朗辰的猜测是王景春可能太累了。朗辰是带王景春入表演之门的老师,1993到1995年间曾在新疆与王景春朝夕相处三年,他对王景春的评价是“特别能忍、特别懂事的一年轻人”,“不良情绪自己消化”,“特别重感情。”那会儿王景春20岁,刚从技校铆焊专业毕业,本职工作是在百货大楼售卖童鞋,为了跟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朗辰学表演,硬是找来两个同伴,把上班时间调到上午,每天下午去找朗辰学上三个多小时。

朗辰自认年轻时的自己是个“暴君”。半出于年轻气盛,半出于表演专业竞争的激烈残酷,他对这三个学生特别严格,在现场不留情面地大骂是常事。他知道,这三个学生外形条件有限,“歪瓜裂枣的”,要和报考戏剧学院表演系的俊男靓女们竞争,必须教会他们在最短时间内吸引考官目光。

“玩命”,他这样形容王景春和同伴当时的训练强度。光是从编排小品的数量便可见一斑:朗辰要求他们每天上课做8到10个小品,课后作业再编20到30个小品,第二天上交——据他回忆,三年下来,这个数量抵得上北京电影学院本科生四年总训练量的N倍。交上作业后,三个人得到的却通常是谩骂:“编的什么破玩意儿!”有时三个年轻人也偷懒,比如把同一个小品换上不同标题在不同位置抄好几遍。被发现的下场是,同样的小品重复了几遍,就加倍惩罚。

王景春也被惩罚过,但次数不多。朗辰的意图是,通过高强度的训练,量变积累质变,让他们能“开窍”,尽可能接近职业演员的心态,在拿到任何考题后都能快速认知并分析主题,拿捏表演里那些很虚的东西,比如分寸和节奏、共情。

在他看来,王景春本身是有天赋的,而所谓的表演天赋,是“能够把别人的感情、遭遇在很短时间里转化成自己的,通过他的身体去把理解到的感情表现出来”。

“王景春脑子反应太快了,”朗辰感叹,“没难倒过他。就因为这样,我总想压他。”情况通常是,朗辰刚出完一个题目,另两个还在抽着烟琢磨,王景春就第一个喊:“大哥我想好了!”朗辰总会泼他冷水:“再好好想!这么快想到的一定是最普通的,你就拿这个糊弄我?”

有时则会故意呛他:“你这么能,还当什么演员,怎么不去当制片主任呢?”

要从新疆考上北京、上海的戏剧学院,尤其在那个年代,困难程度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朗辰对他们如暴君般严格,也有劝其知难而退的意思。但三个人都坚持下来了,带着年轻人中少见的强烈目标感,足足忍耐并坚持了近三年,不曾对急脾气的朗辰有过任何一次冒犯和怒气。甚至在朗辰错了的时候,王景春也会“善意地忍着”,反过来宽慰朗辰说“大哥你对你对”。

朗辰不记得师徒之间有过任何一次对立或矛盾的场景。他猜想王景春也有心里忿忿的时候,但那会他只沉默,几乎不说话。不好的情绪不会延续太久,过一会儿自己消化好了,又嬉皮笑脸地叫大哥,一切恢复正常。

“一例都没有。”他一字一句郑重而缓慢地说,“他们拿出最大的敬意和尊重给你。现在想想,当年,是我这个23岁的人被20岁的人包容了。”

王景春的秘密(带刺王景春)(2)

《地久天长》 2019

敏感与仗义

天赋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高度的敏感。王景春曾把自己当售货员时的观察告诉朗辰:有钱人付钱时,直接把钱一扔就走;家庭生活好点的,不紧不慢地把钱点清;穷困的,眼神绝不看售货员,会紧紧死死地盯着钱,十块、五块、一块、一毛,很小心地点,担心数错时还会把纸币抽回来使劲搓。

但形形色色的顾客,来到童鞋部,都是为了孩子。有了这份理解,对人物的表演塑造便会多一层悲悯,一如《地久天长》中最为人称道的上坟戏。那场戏是一气呵成的,没有事先排练,和王景春搭档的咏梅甚至不知道坟的位置。导演王小帅开拍后,全靠王景春带路上山,像所有扫墓的普通家庭一样,清理坟头的杂草、摆上饭菜酒水、烧纸钱……给孩子上完坟,王景春和咏梅坐下望着远方,王小帅也没喊停,两人就继续演。王景春一把拿来上坟的酒,仰头喝了一口。

戏的确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王景春18岁时父亲去世,上坟的情境对他来说太熟悉了。他的父亲是驻扎新疆阿勒泰红山嘴边防站的军人,因为父亲的工作原因,全家迁居新疆阿勒泰,1973年,王景春也出生在了这里。父母都说得一口流利的哈萨克语,热爱交友,经常在家招待牧民朋友、办舞会。但父亲严厉。王景春进入青春期后,叛逆的他几乎不与父亲讲话。

事过多年,如今他自己也成了父亲,有一个女儿。理解或许早在18岁那年,于他而言“整个人产生巨大变化”的那年就已发生。《地久天长》中,在塑造刘耀军和养子的关系时,他也把父亲的状态放了进去:一种北方男人表达父爱的方式,“虽然他心里面全是爱,但他却不会直白地表达出来。”

朗辰提起王景春收到录取通知的那天。父亲去世约三四年后,王景春和他的同伴经过近三年的表演训练、报考,终于到了焦灼等待录取结果的时刻。同伴杨浩的上戏录取通知先到了,王景春的却没半点音信。朗辰闷着,不让杨浩告诉王景春,怕刺激他。那两三天,王景春也消失了。

1995年某天,乌鲁木齐,早上9点多,街头公共电话亭边。电话那头,王景春的声音是疯的:“大哥,我拿到通知书了!妈的,拖了两三天!……大哥,我想先去我爸那,告诉他,你家里有大学生了。”

直到这刻,朗辰泪如雨下。那是他第一次明确意识到王景春的执着和坚持。他相信敏感一定不是全然天生的,生长在单亲家庭,他不停地判断这个世界要传递给自己恶意还是善意,“轻信”这个词不在他的字典里。他相信王景春也是如此。

“千万别成为他的朋友。一旦成为朋友,你就知道他对朋友有多掏心掏肺了。”朗辰强调了好几遍。王景春的仗义在各种朋友的讲述中得到了验证:一起从新疆考到上海戏剧学院的哥们杨浩,当年与王景春一同“北漂”,是王景春让囊中羞涩的杨浩蹭吃蹭住,帮他挺过了最初的经济困顿期;朗辰这些年收到的头几个生日祝福,多半来自王景春和另两位学生,一声“大哥”他们叫了二十多年,哪怕在获得影帝、最春风得意之时王景春也从未改口,在多年前东京影帝的庆功宴上,他热切地告诉朗辰:“今后你就可以跟别人说你是影帝的老师了!”

王景春的秘密(带刺王景春)(3)

《疯狂的玫瑰》 2009

王景春身上的江湖气被各种人在各种报道中提及。周伟导演曾在2009年与王景春合作《疯狂的玫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他很江湖的,因为影视圈也是一个江湖嘛。……他没有那种特别不食人间烟火啊什么的,非常融入,跟这个社会非常高度地融入,也喜欢热闹,喜欢跟朋友在一起,社会性比较强。”演员喻恩泰在王景春得奖后公开发博文《王景春,庐山人民喊你回家吃饭》,他和《Vista看天下》记者描述对王景春的第一印象,是“浓郁的生活气息”,“他比我们更早具备这种生活气息,而我们还都是从孩子开始慢慢地在成长。”

喻恩泰的观察和同班同学侯煜不谋而合。他们提到同一个事实:22岁上大学的王景春,比其他同学年纪稍长、更富有社会经验。侯煜说,王景春组织能力强,一来就当了班长,大学期间在班上的话语权非常重。王景春、侯煜和师妹郝蕾在上海戏剧学院时关系就“特熟”,从对表演的态度到为人处事的性格,三人竟有几分相似——专业较真,性格率真。

看完《地久天长》,郝蕾就和侯煜说,觉得王景春演得太合适了,“完全是电影演员的状态,特别牛。”侯煜也觉得特别好。他提及文艺圈近期部分大事和丑闻,态度鲜明地表示圈子里名不副实的人不少,但王景春,“他能担得起这个(影帝)。”他在报道里看到王景春说自己要拿遍所有的影帝,他想那不是大话,“等着看吧。”

王景春的秘密(带刺王景春)(4)

2019年2月16日,德国柏林电影节,王景春、咏梅赢得最佳男、女演员银熊奖

“是刘耀军要附我的体”

人物周刊:您会从具体的人身上去找“刘耀军”吗?比如说某一个您认识的人的细节。

王景春:表演是一个系统,它不是像数理化一样,有12345这样的事情。可以从生活中借鉴,比如我舅舅就和刘耀军很像,他就是一个知青,通过知青返城招工到了工厂里。我舅舅是做汽车修理,每天都在工厂,平时就穿他那个劳保鞋啊,因为每个季度发一套。出来的时候、家里有事的时候,他就会换一套干净的衬衫,劳保鞋还是劳保鞋,但是是干净的哈,没有粘过油的。等到了车间以后,把衣服再一换,换成脏兮兮的那种,上面全是洞,全是一股味。

衣服是这样,周围人都是这样,我舅舅也是这样,刘耀军也是这样,所以我就把他借鉴了。他跟新建(《地久天长》中的一个角色)不一样,新建打扮得特别港式,完了到车间以后,他再换上那身脏乎乎的油兮兮的衣服,脱了以后洗澡,再把他一身喇叭裤喇叭服穿上。这是我们可以用生活的记忆来借鉴的,来把它装到我身上。

我的表演理念不是说由想象中来的,而是去找那个人物。刘耀军是剧本中的一个人物,慢慢成为一个影像存在我的脑海里,应该是慢慢地从虚点变成实点,慢慢丰满起来的。怎么丰满起来?是我去找他的时候。

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他是一个体力工作者,他每天都低头车车床,他的身体是什么样的,佝偻着的,他的性格是什么样的,他平时和丽云在一起相处是什么样的,他和英明相处是什么样的,他是不是一个每天只知道闷头车车床的人,我也不能想象得到,我得去找具体刘耀军是一个怎样的人。找到他的魂,把他种到我心里,慢慢地就长大了,长在我身上,不是我去想象他怎么样,不是我附他的体,而是他在附我的体,因为他是不存在的,他要附到我的身上。

人物周刊:这么多年您对表演这件事情的认知有什么变化吗?

王景春:认知?

人物周刊:或者是对演员这个职业。比如说您刚出道演戏跟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的。

王景春:那肯定的啊,演员都要成长的嘛。刚开始可能视野比较窄,刚毕业,想各种表演形式都去尝试,电影是什么样的,电视剧是什么样的,情景喜剧是什么样的,不同的戏剧是什么样不同的表演形式,我都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

电影表演,就要注意表情不能大,大银幕给你一个特写,脸随便动一下就能看出来。电视剧很多集,一天一集的量,假着演。如果在电影成像就要保持状态,从一开始年轻时候到大了的时候,肯定要有变化,对吧?年轻的瘦,到中年自然会发福,都是很正常的,对不对?又吸收了更多的技术,完了以后自己会形成一个表演观念,对社会的一个认知,包括你说的自己的一种变化。所以这个问题你要问起来,肯定是变化的,但是基础的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是不变的。比如说,你尝试了这么多,完了以后你的喜好变成什么样子的?

王景春的秘密(带刺王景春)(5)

《警察日记》 2013

人物周刊:2013年的《警察日记》,您在里面表演警察的不同阶段演得很好。是不是自那以后演电影就会比较多?

王景春:哇,之前也演了很多。那个时候,电影产业也不好,电影也卖不了多少钱。很多电影院都关门了。就那两三年,他们也是在一个创作的过程,我就把那个当作一个练手。因为电影艺术,需要每一个去经手,道具什么的都是艺术。还有对角色的琢磨,军人的,刑警的,拍了三十多部都是练手,是在为后面的积累经验。

人物周刊:你那时候被称为“警察专业户”,您会对频繁地演警察感到一些厌倦或是有点疲惫吗?

王景春:对啊,有的。人家就老来找你。我后来想通了,证明是你演得好。你演得好人家才来找你,人家就觉得演警察就得找你。

人物周刊:所以就找到了平衡。

王景春:没有,不是因为这个我找到了平衡。我是这么认为的,演警察,警察也是一个职业,警察下面有很多不同的警种,刑警、反扒的警察、片儿警、交警,不同的警察每天做的工作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警察的性格也不一样,我从来没有觉得他们是一样的。可能只有原来的《刑警张玉贵》系列里的警察是一样的,因为它都是重案。

原来有一个部门好像叫北京公交分局,警察全都在公交车上,反扒,蹲点。我们那个时候(体验生活)可能蹲了十天,就在公交车上抓过小偷。小偷也有帮派,比方说,海淀有什么帮派。当时靠近香山那个地方,有一个贼老大过生日,我带着偷拍机去拍一帮人过生日,把所有人都拍了下来。……其实挺好玩的。

人物周刊:您接戏的原则或者是接戏的标准是怎样的?

王景春:有戏就拍。(经纪人:不是这样的。)

人物周刊:对,我也觉得不像是,因为您刚说您会拒绝很多剧,情景喜剧这种,后来就不再接这种剧。

王景春:后来我只接电影。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电影那种形式。

人物周刊:之前报道里说您跟王源拍戏之前冷冷地不太跟他打招呼,或者跟咏梅拍戏前,让她帮看看自己的扣子怎么样。开拍之前,您是有这个习惯,演员之间就用戏里的关系相处吗?

王景春:对王源是这样的。和王源在戏里面关系不好嘛,所以平常就保持距离,拍完戏可能会变成好朋友,但是在拍戏期间尽量维持距离。

人物周刊:这是您一直以来的一个习惯吗?

王景春:这是一个理念,我的创作理念。

人物周刊:那这种创作理念的形成,是因为您觉得生活容易影响到自己的演戏状态吗?

王景春:不是,表演理念和生活没有关系。拍戏是拍戏,生活是生活,你演完了,觉得两个人可以交个朋友,那是下来的事情。刘耀军是刘耀军的事。

人物周刊:这样很容易入戏比较深吧,会走出来比较慢吗?

王景春:就看这个在你身上留多久了,有时候你觉得他已经走了。这段时间不是在国内宣传片子吗,就因为聊太多,他又回来了,可能忙完这段时间他就走了。

人物周刊:你不太喜欢这种状态吗?刘耀军不走,老是回来的状态。

王景春:没有,我从来不是说不喜欢。我就是说想回复到正常,我期待着下一个角色的出现,等下一个角色来了,我就可以再过一段另一个人的生活,好像我特别像精神分裂似的。(大笑)

人物周刊:这是你表演的快感?

王景春:特别过瘾吧,我自己特别喜欢过不同的人的生活,可能别人会觉得我是神经病。这是一种作为演员的快乐。

人物周刊:这是你的幸运。

王景春:哦呦,太对了,碰一杯,这是我的幸运,这是我很大的幸运。

人物周刊:您看完这个片子,自己最感动的地方是哪里?

王景春:每一场戏,每一个镜头我都喜欢。

人物周刊:会让您联想到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吗?

王景春:没有。拍戏只是对生活的一个借鉴,它只是一个作品,不是真实。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12期)

邱苑婷 南方人物周刊 实习记者 刘蓓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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