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现任童书大使、国际著名儿童作家莫里斯·葛雷兹曼并不是第一次来到中国，3月21日下午，新京报记者在其下榻酒店对葛雷兹曼进行了专访。在专访时，他示意服务生将桌上的柠檬水换成了普洱，“我非常喜欢中国的茶，所以去到过一些中国产茶的地方。”在早先的一次公开采访中，他曾经提道，自己每天都要喝几杯中国茶才能支撑他的写作，并表示自己最喜欢白牡丹茶、乌龙茶和普洱茶。
莫里斯·葛雷兹曼（Morris Gleitzman），生于1953年1月9日，是澳大利亚大名鼎鼎的作家。他曾经与澳大利亚另一位儿童书作者保罗·詹宁斯（Paul Jennings）合著过一系列儿童作品。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创作以来，葛雷兹曼凭借多本名作，包括《无赖》（Bumface）、《无病呻吟》（Misery Guts）和《与女王相处的两礼拜》（Two Weeks with the Queen）等跻身全球知名作家之列，《癞蛤蟆》系列（Toad Series）是葛雷兹曼最受欢迎的著作。安也摄于2019年3月21日。
葛雷兹曼是澳大利亚最为畅销的童书作家之一，在成为国际著名的儿童作家之前，他做过各种工作，包括为一家百货公司扮演圣诞老人、送报纸、解冻肉品等，在20世纪70年代，他还为电视节目《诺曼·盖森表演秀》（Norman Gunston Show）撰写过剧本。自开始为儿童和青少年创作以来，他以独特的幽默和机智书写那些原本严肃的故事，吸引了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
2013年，葛雷兹曼的《往事》系列前四部作品经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引进出版，葛雷兹曼透过一个热爱幻想，对世界充满美好愿望的犹太孤儿菲利克斯的视角，真实地反映了犹太人大屠杀时期那段惨烈历史。
《往事》系列前六部书封，其中前四部《往事》《彼时》《此景》《余声》已于2013年经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引进出版。该作曾经在澳大利亚囊括安徒生奖、德国青年文学奖等12个最佳图书奖项,被誉为“二战伤痕文学新经典”。目前，莫里斯·葛雷兹曼正在进行第七部，也就是最后一部的创作。
在现今的澳大利亚，儿童读物有着更加丰富和多元的创作选择，其中不乏酷儿理论、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针对年龄幼小的公民权的书。在葛雷兹曼看来，这正是因为得益于信息技术，孩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了解这个世界，“我们认为，要等孩子长到足够大的程度再让他们接触到这些严肃的问题的时代已经逝去了。”
但与此同时，葛雷兹曼也特别强调，无论身处任何时代，“探索人内心的本质”永远是读者和童书作家所要寻找的东西，“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故事的讲述，让孩子们更多地理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是什么？理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它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满足感。”
澳洲童书作家倾向于让年轻人更早看到这个世界
新京报：你这次来到中国参加澳大利亚文学周活动，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是以澳大利亚童书大使的身份参与吗？
葛雷兹曼：我这次来中国，主要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接触中国的年轻读者，包括他们的父母，并且向他们传达一个理念：充分的、大量的、好的阅读，对于一个年轻人的发展究竟会起到什么样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我作为澳大利亚童书大使工作的一个重要主旨。我也希望能够更多地理解中澳之间文学的不同之处，这是一个相互交流的过程。
新京报：我注意到澳大利亚儿童文学出版物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现象，很多童书偏重政治化、社会化或者多元文化，包括会讲述性别、土著等问题，可能会更加偏于成人化世界接受的议题，你能否介绍一下澳大利亚儿童文学的现状？
葛雷兹曼：现在很多澳大利亚的童书，还有青少年图书的作者，已经意识到新一代的年轻人很早就接触到了信息技术，他们在非常小的年龄就了解到世界上非常多的地方，甚至是去过这些地方。相较于早先的几代人，也就是过去的世世辈辈，他们更加了解这个世界。所以澳大利亚的很多童书作家，他们在写作时会更加倾向于让年轻人更早地看到这样的世界。之所以会涉及如此之多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问题，是因为现在我们认为，要等孩子长到足够大的程度再让他们接触到这些严肃的问题的时代已经逝去了。我们可以在孩子们已经有这样的技术工具的前提之下，在他们已经有这么多样化的接触方式，有很多背景知识的前提之下，让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些问题，这有助于他们未来在更加全球化的世界当中获得竞争性地位。
当然，在做这一切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了解现今的年轻读者，他们想要从故事当中所寻找的东西和童书作家所要寻找的东西是一样的，那就是探索人内心的本质。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故事的讲述，让孩子们更多地理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是什么？理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它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满足感，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在写作童书的时候应该注意的非常重要的元素，当然，也是我们在帮助孩子们了解探索外界和很多社会政治问题时，必须要重视的方面。
新京报：似乎很多澳大利亚的童书中都有很强的社会意识，包括酷儿理论、女权主义，还有针对特别小的孩子的公民权的图书，比如《爱创造家庭》（ Love Makes a Family）这样的故事。你如何看待儿童文学领域中社会意识的兴起呢？
葛雷兹曼：我认为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我们所写作的故事、所创作的作品当中，社会意识都应当是非常重要的元素，这一点我是肯定你的观点的。
在澳大利亚，我们会发现近几十年来社会在飞速发展，也会发现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宗教背景也不一样，但他们都来到了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地方。我认为这对于澳大利亚的儿童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说他们有机会从一起上学的同学以及周围的朋友那里，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我认为现在我们所创作的这些作品，根本目的也希望能够去探索这些。
《爱创造家庭》插图。
我认为，不同文化背景所带来的不同，可以为我们未来年轻人的生活以及他们更为成功的人际关系创造一个更好的基础。而且，现在我们所创作的这些作品，也应该要扮演一个非常有用的角色，来建立一个和谐的多元文化的社会。
《爱创造家庭》插图。
突破生活界限，充满想象力的作品更受孩子欢迎
新京报：澳大利亚的孩子们更喜欢阅读哪些类型的图书呢？你自己更喜欢阅读哪些，可以举个例子吗？
葛雷兹曼：今天我们所谈到的这些童书的类型，特别是那些和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相关，或者和我们当代生活当中一些非常复杂的社会议题相关的书，我认为对于澳大利亚的儿童来说确实非常重要，而且很多儿童也比较感兴趣。
如果让我自己来选择，我认为有一位作者非常有趣，他叫做肖恩·坦恩（Shaun Tan），他出版的图书经常是图文并茂，或者只有图片。我非常欣赏他几年前出版的一本书The Arrival，中文名称应该翻译成《降临》，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图书。他讲述了一些和澳大利亚人社会生活非常相关的重要议题，比如说难民问题、移民问题。这本书是全图没有文字的，对我来说，它是十分有力量的、很强大的一本书。它不仅通过图片的形式讲述了一些非常感人的故事，也可以帮助读者亲身体验一些全新的体验：比如说去一个新的地方，但是不懂这个地方的语言和文字，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降临》（The Arrival），肖恩·坦恩（Shaun Tan），Arthur A. Levine Books（亚瑟·A·莱文图书公司2007年11月版）。
现在也有非常多其他关于难民的图书，而且这些图书越来越得到年轻的甚至年幼的澳大利亚人的关注，毕竟很多家长以及其他成人也非常关注这样的问题，有这样的氛围和环境。我们已经看到很多重要且有分量的图书涉及这个领域，我自己也有写一本与此相关的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落水男孩》（Boy Overboard）。
这是我十多年前的作品，讲述了阿富汗一个社区当中的一家难民如何被迫逃亡离开这个国家。它的时代背景设定在塔利班政府时期，讲述的正是特殊文化背景之下，现实的残酷和难民在逃难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年轻的读者可能无法理解这个特殊文化背景之下人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在创作的过程中，我想找到一个共同的文化符号，让所有来自不同文化地区的孩子以及年轻的读者都能够找到共鸣，最终我选择了足球作为共同的文化符号。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十岁的男孩，他是一个疯狂的足球爱好者。尽管流离失所，但这个男孩每去到一个新的国家，最大的愿望就是进入这个国家的足球队，为这个国家的足球队服务，让球队获得冠军。
《落水男孩》（Boy Overboard），莫里斯·葛雷兹曼(Morris Gleitzman) 著，海雀出版社(Puffin，2003年8月版)。
新京报：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童书吗？
葛雷兹曼：除了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关于社会政治话题的图书之外，澳大利亚的儿童其实还对其他类型的图书感兴趣，比如说一些突破我们生活界限的充满了想象力的作品，拥有一些比较喜剧，比较夸张，或者比较疯狂的情节，都很容易吸引澳大利亚儿童的注意。
现在在澳大利亚，其实销量最大的童书系列是《小屁孩树屋历险记》（Story Treehouse），它的作者是安迪·格利菲斯（Andy Griffiths） 和泰瑞·丹顿(Terry Denton)。这套书最大的特色就是图文并茂，以一种非常喜剧的方式，以非常儿童的画风讲述故事，这样也更加贴近孩子们的喜好。我认为这套书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它强调了无边界想象力所产生的重大作用，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日常生活当中的事物，给我们带来一些崭新的、原创的、有趣的，也富有娱乐性的体验。
《小屁孩树屋历险记第52：蔬菜恶棍！》（The 52-Story Treehouse: Vegetable Villains!），安迪·格利菲斯（Andy Griffiths ）著；泰瑞·丹顿(Terry Denton) 绘，方块鱼出版社（Square Fish，2017年4月版）。
我非常喜欢以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或者以有趣的方式来展现日常生活当中的体验，我希望能够通过幽默的方式，让年轻读者能够拨开现象看本质，可以帮助他们以全新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比如有时候我自己故事的主角就不是人类，我会把它们换成一些动物、昆虫或者是微生物等，让它通过这个全新的视角看世界。
能够改变孩子人生阅读体验的书，可以没有文字
新京报：几年前国内引进了你的作品《往事》系列。你如何评价这部作品？
葛雷兹曼：目前在澳大利亚本土以及在欧洲我所写的作品当中，最著名的应该就是《往事》系列，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当中的关于战争的故事来说明一些很重要的社会问题。战争年代会触及许多社会问题，但是我选择通过一个年轻人的视角，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一个没有任何防备的孩子的视角来看待战争当中发生的所有变化。
他就是一个故事的讲述者，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每一个场景他都会利用自己的想象力，都在思考有没有其他可能的处事方式。即使遇到巨大的危险，或者生命面临非常大的危险的时候，这个孩子仍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也从来没有丧失他的创新精神。我相信这也是所有儿童天生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的能力，就是乐观：他们一直对未来抱有巨大的信心，永远看到事物的最好的方面而不是最坏的方面。
往事系列之《彼时》，莫里斯·葛雷兹曼 著，徐懿如 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4月版。
反过来，我们让成人回顾这个故事，也会让他们得到启示：在生命的细节中更加积极地思考，而不是消极和绝望，可以让他们通过阅读这本书重新寻回脸上的微笑，而这正是我所描绘的故事当中的主角所希望传达的。
新京报：作为现代出版物的绘本，在中国的历史并没有那么长。不少家长在指导孩子阅读绘本的时候，会陷入一个茫然的境地，他们也许并不知道应该如何选择，你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吗？
葛雷兹曼：现在这一代孩子他们的父母或许还包括更老的一辈，其实往往会把绘本和漫画的概念等同起来。他们会觉得，绘本会不会就是那些只会谈到很琐碎的东西，并且没有一点点文学价值的作品？
这样的一个预设会让很多新的年轻一代，特别是儿童，失去阅读一些非常好的文学作品的机会。现在有很多特别好的绘本，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不是像这些家长所想的那样，全都是一些没有价值的漫画，绘本只是恰巧把绘画作为它们的一个传播媒介而已。
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这种绘本，其实在法国已经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了，他们很早就出现了绘本的概念，以及比较偏重文学性的绘本小说，这些作品同时受到儿童和成人的喜爱。我有一些法国朋友，每次去拜访他们的时候，在他们家里都会发现书架上摆放着适合儿童和成人的文学作品。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其中有30%都属于绘本小说。这些绘本小说的作者和相关的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具有非常高的文学价值，属于高价值作品。
有些父母对绘本存在误解，认为它们都没有什么文学价值，我建议他们尽早破除这样一个预设。与此同时，我建议父母们应该把绘本和其他类型的儿童文学作品，特别是那些文字性的儿童文学作品同等对待。父母也可以开放自己的心态，去寻找更多的可能性。我认为，或许这个绘本就会成为给自己孩子打开的第一扇文学之窗，成为能够改变他人生的一种阅读体验。而这样一本能够改变他人生阅读体验的书，或许可以是没有文字的。
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生活在一种视觉性的文化环境之中，很多孩子所得到的信息都来自于各种各样的屏幕。我认为绘本、儿童小说可以成为一座非常有用的桥梁，让孩子们从图片、视觉阅读更早转向文字阅读。孩子们通过翻书，甚至是翻没有文字的绘本，可以让他们沉浸在一种非常美妙的阅读体验之中，这样他们已经离未来阅读文字性作品更进一步，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让他们更加快乐的阅读体验。
对黑暗现实的了解，有助于理解完整的人生
新京报：现在很多人认为，我们的童书不像过去那样光明和美好了，可能加入了很多比如黑暗、恐怖，甚至血腥残酷的内容。包括刚才提到的你自己的作品《往事》当中，也涉及 “二战”时期的惨烈历史，这其中有死亡也有痛苦。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葛雷兹曼：我们讲述故事的目的，是让年轻的读者培养出强大的想象力，让他们在未来也能够对任何事物都抱有强烈的热情和情感。当然，我们也希望他们可以因此培养出非常强的社会技巧，希望这些故事能够让孩子们形成对社会的愿景，让他们可以在未来以积极的方式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
对于那些生来客观条件就非常优渥的孩子来说，在他们过着人们可以想象的最好条件的生活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人类生活中存在着最差的一面。这是孩子应该知道的现实。而且，我认为通过孩子对黑暗现实的了解，有助于他们增强自己的性格，提升自己的道德和品性。
还有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在写作实践中逐渐感受到现在有一些儿童作品，他们非常急切地想要维持童书的“光明”内容，尽量保持童书处在一个完全光明的状态。但我认为，这种做法只是停留在人类体验的表面，年轻人应该更多理解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多个层次，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而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未来的发展，其实也更多地取决于对人生的多层次了解。
如果一个作家的创作目的是想要帮助一个孩子、一个年轻的读者以最好的方式发展自己，那么，我希望能够有这样多层次的光明与黑暗内容兼备的作品存在。而且，其实很多表面上看起来特别光明、美好的内容，取自于非常黑暗的社会背景之中，我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新京报：你近期有什么创作计划吗？接下来打算创作一部什么样的新作品。
葛雷兹曼：接下来我会创作《往事》系列的第七本，也就是最后一本。在这样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创作完成以后，我将会写一些比较轻松的图书，比如出版一个短篇小说集。在这个短篇小说集之后，我将会创作一部长篇小说。
往事系列之《once》，莫里斯·葛雷兹曼(Morris Gleitzman) 著，方块鱼出版社（Square Fish，2013年3月版）。
这个长篇小说的内容我大致讲一下，主人公是一个小孩子，他发现自己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这个能力并不是来自于所谓的超自然能力，而是他此前有一位年纪很大的朋友，这位朋友在死后留给他一个礼物——一座酒窖。这个酒窖之中，存放有当今世界上最为名贵和稀有的美酒。这个小孩子一开始对这些名酒毫不了解，但他却成为了这个名酒窖的秘密所有者。
而在这个世界中，有许多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名人，他们会不择手段想要得到酒窖里的酒。这个孩子可以向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提出要求，比如需要他们为这个世界做什么，或者改变这个世界上的某个方面，以此作为交换。这个孩子需要做出决定，到底他想要改变世界上的哪些事情。这就是我想要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内容。
新京报：这部长篇小说预计什么时候完成？
葛雷兹曼：我会在明年，也就是2020年结束这本书的写作，2021年初在澳大利亚出版，至于在中国的出版时间，还无法确定。
作者：新京报记者 何安安
编辑：沈河西 编辑：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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