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彩霞1943年初冬,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沿着祁连山,通过河西走廊,一路向西北颠簸着,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常沙娜离家出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常沙娜离家出走(因母亲与人私奔)

常沙娜离家出走

文/潘彩霞

1943年初冬,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沿着祁连山,通过河西走廊,一路向西北颠簸着。

车内,12岁的常沙娜裹紧身上的老羊皮大衣,背诵起了凄凉的民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看鬼门关……”

12岁的常沙娜

01

1931年,常沙娜生于法国里昂。“沙娜”之名,就取自里昂一条河流的名字。

幼年时,她是在万千宠爱中成长的。

父亲常书鸿留法多年,是法国艺术界崭露头角的画家。

母亲陈芝秀美丽典雅,是父亲的模特儿和灵感缪斯,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雕塑家。

这个可爱的艺术家庭是朋友们聚会的中心,常沙娜是所有人的宠儿。

父母的感情如胶似漆,事业蒸蒸日上,如果不出意外,巴黎将是他们永远的安身立命之所。可是人生没法精准计算,改变发生在1935年一个温暖的冬日。

那天,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大街上散步,旧书摊上的一本书吸引了他的视线。

随手一翻,立刻爱不释手,远在万里之外,他从书中看到了祖国的敦煌千佛洞,那些精美的壁画和雕塑图片让他忍不住惊呼:“奇迹,奇迹!”

从此,敦煌壁画夜夜入梦,无数个香音神,自天上蹁跹而来,他激动地对妻子说:“我找到我的艺术之根了,我的根就在中国,在敦煌!”

这个信念,越来越强烈。1936年,不顾战火已经在祖国大陆蔓延,常书鸿告别妻女,义无反顾踏上回国的路。

1935年,全家在巴黎

1937年夏天,在父亲不断催促下,母亲带着常沙娜登上回国的轮船。那年,她6岁,一句汉语也不会说。

漫长的旅途中,一个消息震惊了全船人——“七七事变”爆发了!船上,悲凉的歌声响起:“九一八,九一八,就在那悲惨的时候……”

船到上海时,父亲已等在码头。面对大大小小的行李箱,他叹着气对母亲说:“你带回来这么多东西,我们现在要逃难了!”

从安闲舒适到颠沛流离,常沙娜和父母一起,被卷进了逃难的洪流。

到贵阳后,一次住在旅馆时,警报突然拉响,紧接着,炸弹、燃烧弹呼啸着落在头顶。

母亲飞快地拽着常沙娜钻到餐桌底下,一片黑暗中,她只能听到母亲惊恐地叫喊:“沙娜,沙娜!”

随处都是生离死别,许多的悲剧惊心动魄。到昆明后,父亲一边给常沙娜讲童话故事,一边让她抱着布娃娃为她画像。在熟悉而美好的感觉中,让她逐渐走出恐怖的阴影。

短暂的安宁中,弟弟嘉陵出生,常沙娜插班到当地小学,学了一口地道的四川话。

1941年全家福

02

生活刚刚稳定,父亲的敦煌梦重又抬头。

机会终于来了,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他被推荐担任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一向安宁的家里有了争吵,母亲忍不住对常沙娜控诉:“你爸爸疯了,要去甘肃!你知道在甘肃住的是什么吗?都是住窑洞!”

冷战和恼怒都无济于事,1943年初春,父亲带着第一批研究所工作人员动身去了敦煌,在家信中,他说:“哪怕以后死在这里,也值!”

半年后,借公务之机,父亲回到重庆,在他执着劝说下,母亲无奈同意。那年,常沙娜12岁,弟弟嘉陵不到两岁。

敦煌之旅开始了,一家人乘坐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一路向西北颠簸着,放眼望去,只有荒冢般的沙土堆,只有干枯的灌木丛。

此去敦煌意味着什么,常沙娜懵懵懂懂,只有母亲的愁苦,彻骨的寒冷,以及无边的戈壁滩,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

由卡车换乘牛车,历经一个多月,到达莫高窟时,一车人早已冻得浑身僵硬。

黑乎乎的土屋子里,晚饭已经摆好,一碗大粒盐,一碗醋,每个人一碗水煮切面,筷子是两根红柳枝。

“这儿没有蔬菜,我们以后再做好吃的!”父亲讪讪的语气,让常沙娜心里酸酸的。

常沙娜与父母

好在,敦煌艺术征服了母亲,初进千佛洞,高大的彩塑就让她目眩神迷,她暂时忘掉了不快,踌躇满志要做飞天雕塑。

天是那样蓝,四周是那样安静,从未见过的壁画,是那样绚烂夺目。常沙娜兴致勃勃地跟着父亲在洞窟里走进走出,就像游走在变幻莫测的梦境里。

因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无学可上,1944年春天,常沙娜到四百公里外的酒泉读书。

每到学校放假,她就回到千佛洞,蹬着“蜈蚣梯”,和大人们一起爬进洞窟临摹壁画。

看她兴致盎然,父亲有空就过来亲自指导,从构图、人物比例,到人物特征,都细细讲解,因此练就了扎实的童子功。

身边是慈眉善目的菩萨,头顶上节奏鲜明的敦煌图案,在安详的氛围中,常沙娜画得意犹未尽。大家齐齐夸赞:“画得不比大人差!”

常沙娜临摹作品

人员缺乏,经费不足,种种压力让父亲焦头烂额,他忽略了感情,忽略了家庭。

直到有一天,母亲以看病为由离开了他们,这一去,再无消息。

父亲说:“我恨她!”

常沙娜也恨母亲,很长一段时间,她跟着父亲叫母亲“贱东西”。

弟弟嘉陵只有5岁,常沙娜退了学照顾家庭,她学着做鞋、做衣服,织毛衣,为弟弟做饼干。

相依为命的日子,她读名著,学历史、美术史,严格执行父亲为她量身定制的课程。

抗战胜利后,父亲带着他们姐弟去重庆述职。途经兰州时,父亲拿出随身携带的一批画作举办了画展,其中,有几十幅是常沙娜的临摹作品。

“常书鸿父女画展”引起轰动,兰州上空,赞扬声不断,谁也无法相信,那些美丽精致的摹本,出自一个14岁的少女之手。

画展还吸引了“山丹培黎学校”的外籍教师叶丽华,常沙娜亭亭玉立清秀可人,她越看越喜欢。

出于对才华的怜惜,她提出,愿意资助常沙娜到美国留学。

常沙娜与叶丽华

03

1948年春天,常沙娜跟随叶丽华到美国,进入一所美术学校学习绘画。

在叶丽华安排下,她站在波士顿街头,梳着麻花辫,身穿锦缎旗袍,凭记忆默画敦煌壁画。神秘的东方艺术,令观者惊叹不已。

抗美援朝爆发后,局势紧张,美国社会对中国留学生充满敌视。不顾还未完成的学业,常沙娜只身漂洋过海。那是1950年底,她19岁。

回国后,适逢父亲在北京举办大型的“敦煌文物展览”,展出那天,她第一次见到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

得知常沙娜从小临摹壁画,又有留学经历,梁思成夫妇推荐她到清华大学营建系做助教。

那时,林徽因被肺病折磨,长期卧床,但她思维活跃,想法不断。两年时间里,她指导常沙娜走上艺术设计道路。

小到为外宾设计的礼品,大到人民大会堂建筑装饰,常沙娜让千年的敦煌壁画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在实践中,她迅速成长起来,成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一名优秀教师。

常沙娜设计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

1963年,趁着带学生到杭州实习的机会,她去看望大伯,正谈得高兴时,大伯突然问:“你想看看你妈妈吗?”

“想。”她没有犹豫。随着年龄增长,她渐渐理解了母亲。

在大伯安排下,常沙娜见到了母亲。面前的老妇,佝偻着背,手背上,青筋突起。

常沙娜无法把她和当年那个美丽的沙龙女主人、时髦洋气的艺术家联系在一起。

当年离开敦煌后,母亲嫁给一位国民党军官,后来,军官病死在监狱。

为了生活,她又嫁给一个穷工人,还生了一个儿子,贫困之下,靠洗衣为生。

意外的是,失散多年后重聚,常沙娜没有流泪,母亲也没有掉泪,只歉疚地说:

“沙娜,我对不起你们,可是你不能只怨我一个人,你爸爸也有责任。现在我也很苦,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一失足成千古恨!”

那一瞬间,恨没了,对母亲,常沙娜只有同情。

常沙娜与母亲

从此,她每个月都会瞒着父亲给母亲寄钱,每次,母亲都会给她写回信:“沙娜,钱收到了,谢谢你。”

1979年,母亲因心脏病突发,永远离开了人世。

一个月后,常沙娜找机会告诉父亲:“妈妈去世了!”

父亲愣了一下,问:“什么时候走的?什么病走的?”

过了一阵,他又问:“什么时候走的?”反复问了好几次。

恩怨已成过去,晚年时,常书鸿在回忆录中这样反省:“回想妻子这几年跟我一起遭受的痛苦,在怨恨之后,又感到自己心头袭来的一阵自我谴责……”

莫高窟早已绿树成荫,百花争艳,他让敦煌焕发出了勃勃生机,然而,是以家庭破碎作为代价的。

1983年,常沙娜被任命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在这一职位上,她一干就是15年。

卸任院长时,父亲已经去世,作为“敦煌的女儿”,她接过了传承敦煌艺术的接力棒,写书、开画展,被誉为“敦煌图案解密人”。

讲述敦煌,是她永远的主题。

她说:“我叫沙娜,敦煌又叫沙州,我时常感觉‘沙娜’二字隐喻着某种缘分。正是这缘分,促使我跟爸爸走进了茫茫沙漠,走进了神奇的敦煌石窟。

与敦煌的缘分,从出生就已注定;对敦煌的爱,让她永远热泪盈眶。

常沙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