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骑着名为“茨皮基”的白色阿拉伯骏马，伴随着多达1400人乐队演奏的《光荣》，缓步从克里姆林宫左侧的斯帕斯基大门进入广场。
若干个代表苏联各武装力量兵种的一个个方阵正整装齐列，等待着他。
广场中央，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正策马等待着朱可夫的到来。他们会合之后，由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发出立正口令，随后两人一同走向等待接受他们检阅的部队，向
他们致礼。
天空下起了雨，雨势越来越急。
检阅过部队之后，他回到观礼台，站到了斯大林身边。
朱可夫回忆说：“那天下着大雨。我想把领子整一下，抹一把帽檐上的水。但当我瞟了一眼边上的斯大林后，我没有这样做。”
雨中的斯大林正站在观礼台前一动不动，瓢泼的雨水不断地顺着帽檐流进斯大林的衣服里。然而他一直目视前方，犹如一尊完美雕塑。
原本开始准备胜利日阅兵时，朱可夫认为斯大林会自己进行阅兵，他回忆时说起“从一开始就看得出来”。
可出人意料的是，到了阅兵前几天，斯大林却忽然派人召来朱可夫，问他是否会骑马。
朱可夫回答：“骑得不好。”
斯大林却下了命令：“您将在阅兵式上检阅部队。卢卡索夫斯基将指挥阅兵。”
朱可夫不由吃了一惊：“您是最高统帅，理应由您进行阅兵。”
斯大林却沉默了。过了一会他说：“我已经太老了。”
朱可夫便同意了。
斯大林已经老了。
从1941年那场鼓舞军心的演讲，至卫国战争胜利，已经过去了四年时间，而他也已经66岁了。
可真的是因为他老了吗？此时距离他1953年逝世，还有整整8年的时间。
1941年初，朱可夫升任总参谋长。
这是朱可夫和斯大林之间关系的开始。然而实际上使两人关系真正成型的，是真正共同并肩经历了战火的考验之后。
这场战争向斯大林表明朱可夫作为一名卓越将领的可靠性：他的忠诚是绝对可以被信赖的；他的抗压能力极为出色，可以说是泰山压境而面不改色；而危难关头，他有绝对的责任感，这足以让他面临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
“以前我和他的联系从来没有这么紧密过，所以起初他要是在场，我就有点局促不安……在我们交往的最初那段时间，斯大林很少对我说什么。
我感到他在非常留心地观察我，对我还没形成确定的看法……可是，随着经验的积累，我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变得更加自信和大胆。我还注意到，斯大林开始更加重视这些想法了。”
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计划”，总共有190个师550万人、4900架飞机、3700辆坦克、47000门大炮，分成三个方向向苏联进发。
这是一场措手不及的战争。苏联方面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在德军的进攻下几乎丢盔弃甲，仅第一天战斗就损失了1200架战机。
这是一场被希特勒愉快称为“史上最大围歼战”的基辅战役。两周之内，苏军北线溃退450公里，波罗的海沿岸全线失守，24个师被全歼。
中线，苏联红军溃退350公里，30个师被全歼，70个师损失一半以上人员；南线尽管已经部署了苏联最强的西南方面军，然而70个师战力在基辅苦战10天后全部被歼灭，60多万人被俘。
10月19日清晨，斯大林在与西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进行通话并反复确认后，决定取消撤离的指令，回到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回到首都的消息，令所有苦守的士兵和人民都开始恢复信心，城市的秩序也在缓慢地进行恢复。
然而前线的战况依然不容乐观，德国军队已经兵临城下，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斯大林格勒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了。
而另一边的希特勒，已经愉快地盘算好要在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在红场进行阅兵，好好地羞辱苏联一番。
然而，斯大林此时却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将如常在红场举行阅兵式。
这是一个很符合他个性的决定。
1941年苏德之战中，苏军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百万士兵战死，60万人被俘，主要的责任应由斯大林本人承担，他本人对此也心知肚明，尽管他不一定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
经历过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之后，苏军的战力急剧下降。于是原本军备和战力名列世界前茅的苏军，在德军的进攻下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加之作战思维的陈旧，打不过只会死守，不懂如何迂回变通。甚至斯大林还命令中线进行弃守猛攻，最后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代价不可谓不惨烈。
但斯大林却不想服软。他本人个性极强，在敌军压境之时，更不愿意退缩。退一万步来讲，斯大林格勒是苏联最后的信仰，若是真的守不住，这个国家恐怕再难有翻身之地。作为最高统帅，他需要在关键时刻将人民的信仰镇守住。
而朱可夫对此予以了行动上的莫大支持。他给治下的西面军军事委员会下达的第一个指令是：即使战至最后一人，也要守住斯大林格勒。
1941年11月7日，这是苏联注定载入史册的一天。
这一天，鹅毛大雪纷飞，斯大林出现在红场，发表了震惊世界的著名演说，百万军队列成整齐的方阵，接受检阅。
斯大林说：“红军和红海军的战士、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能够消灭德国侵略者的主要力量。处在法西斯奴役下的欧洲各国人民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他们的解放者。伟大的使命已经落在你们的肩上。你们不要辜负这个使命！你们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解放战争。”
斯大林演讲的话音刚落，欢呼声与鼓掌声如雷般爆发。“苏联乌拉！”“斯大林乌拉！”声音此起彼伏。
然而受阅的士兵神色却显得悲壮，步伐也显得不那么整齐划一，有些士兵甚至灰头土脸，衣衫邋遢：他们在下了战场之后，甚至没有经过修整又被拉上了红场，根本没有时间来得及整理形容，但他们的步伐仍然铿锵有力。
在检阅过后，他们将奔赴战场，去往前线作战，他们很清楚自己极有可能是回不来了。
但看到冒着大雪前来送行的市民同胞们，他们心里依然充满了感动。所有人都相互拥抱，互相献上祝福，尽管红场充斥着一片欢声笑语，可所有人心里都十分清楚：“身后就是莫斯科，我们已无路可退”。
在“狼穴”中的希特勒从广播中听到了斯大林的讲话，他暴跳如雷，咆哮怒骂：“那帮苏联人都已经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阅兵了，你们还睡得像头蠢猪！”他立即致电前线，命令已经疲惫不堪的德国空军第12联队进行空袭，丝毫不顾德军在闪击战后需要进行休整的客观需求。
这时，朱可夫的部署就发挥了作用：苏军战斗机立刻反应过来，对德军战机进行拦截。子弹打光之后，苏军飞行员操纵战机直接撞向德军战机殊死一搏。正是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使得红场阅兵得以顺利进行。
希特勒暴怒，决定发动“巴巴罗萨计划”第二阶段。他下令中央集团军进攻莫斯科。
这场阅兵式的顺利进行使得苏军士气大震，仅过去一个月，苏军就开始进入了反攻阶段。
1942年11月，正好一年过去，朱可夫策划发动了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那是一场包围战，他的作战策略十分成功，30万名德国士兵被困在城市中，绝望地等待失败的到来。
1943年7月，承载了纳粹德国莫大希望的库尔斯克坦克大战，也以德军的全面失败告终。苏军消灭了德军最后的装甲后备力量，此后的纳粹德国再无力发动坦克闪击战。
1944年6月，苏军发动解放白俄罗斯的“巴格拉季昂行动”。这场行动由朱可夫负责进行协调。很快朱可夫的军队横扫波兰，进入了东普鲁士，将柏林置于打击范围内。
1945年4月，朱可夫向柏林发起总攻。4月底，以苏军8万士兵的生命为代价，柏林最终被苏军攻陷，希特勒自杀，留下了一群手足无措的德军高级将领。
5月9日，朱可夫代表苏联接受了德国的无条件投降。
6月，时隔4年再一次举行红场阅兵，斯大林让朱可夫代替自己对苏军进行检阅。
其中由两百名士兵组成的一个特殊方阵倒持纳粹德国的军旗，在接受检阅过后纷纷将之扔向列宁同志的墓前。这一幕令人扬眉吐气，振奋不已。
45年胜利日阅兵后，朱可夫的声望和荣誉达到了顶峰。
此时他也极难想到，仅仅时隔一年，他的人生际遇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斯大林与朱可夫是一对极为典型的领袖与将领：他们个性都极为鲜明，出身也都是农民，在该果决时都甚至显得有些残忍。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语言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对待斯大林，朱可夫的忠诚是不言自明的。
在后苏联时代各种版本的朱可夫回忆录之中，朱可夫对斯大林的维护相当明显，而且态度一以贯之。
而斯大林作为一名领袖，他对将领的偏爱最好是令人无法揣度的，因而我们很难从他那里得知他对朱可夫的真正态度，只知道他对专业人士的态度是敬佩的，他愿意虚心向他们学习。
从目前公开的资料来看，斯大林对待朱可夫不似一般高级将领，或许是因为他的态度直率而不像其他人那般谄媚逢迎。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朱可夫的次数多达一百二十多次。朱可夫奋战在前线，因而这个次数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十分频繁了。
一开始仗打得并不顺利，最初苏联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胜利。在作战最激烈的时候，斯大林甚至打电话给朱可夫：“您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告诉我，这场仗能取得胜利吗？”朱可夫十分坚定地回答：“能”。
这足以充分说明了斯大林对朱可夫的信任。而朱可夫也用接下来的行动，对他的回答执行得十分彻底。
朱可夫迷醉于斯大林的个人魅力，与许多人一样，认为斯大林不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的朴素方式，赢得了人心。
他清晰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以及天生擅于分析的思维，眼界的开阔以及非凡的记忆力，令他的话语趋于无拘无束，使得有名望的人以及老手在他面前都要全神贯注地倾听。
因而朱可夫不仅是苏联的将军，更是斯大林的将军。他对斯大林的忠诚毋庸置疑。
但斯大林对待朱可夫是否也有着相同的敬重呢？
很明显，作为怀揣着至高共产主义理想的两位党员，心中怀有的爱国之情和“苏维埃”精神方面是绝对一致的，这支撑着他们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
朱可夫在军事上的专业度，对战术的精准把握和对作战时机的敏锐度是毋庸置疑的。但朱可夫的个性缺陷也极为明显。他粗鄙、自傲，喜欢自我吹嘘，言语也过分直率。
在战争年代，这种性格或许是制敌利器，但在和平年代则显得尤为不合群。
1945年胜利日阅兵后，朱可夫的声望达到巅峰，这使得斯大林和朱可夫这对战友产生了一些嫌隙：原本斯大林就对这种过于有主见的人不太放心，哪怕他们处处显示出对他的忠诚。
而战后苏军军队高层权限过大，也使得朱可夫的处境不太乐观。这部分的猜忌指向了朱可夫所代表的军方。
1946年3月，朱可夫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兼陆军总司令。正当朱可夫一心认为他将会出任国防部长时，一纸调任书将他外放到敖德萨军区，担任军区司令。
斯大林的举动不仅是诠释了自古以来一个不变的道理：对于自诩君王者而言，狡兔死，走狗即当烹，还有一层杀鸡儆猴的意味：即便是朱可夫这样的功勋卓著的忠诚将领，只要不够老实本分，照样有可能被调往偏远的军区。
外放敖德萨军区这件事令朱可夫十分痛苦。
朱可夫的女儿叶拉提到，朱可夫在家里从来不流露在外的情绪，只有被贬职这件事令他每每回忆，都要沉默不已。
后来他下定决心，从被外放贬职的痛苦中走出时，他这样对苏联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说：
“我一定要保持自我。我知道他们在等着我认输，以为我在军区司令的位置上一天也待不下去。我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当然，名声就是这么回事。它同时也是把双刃剑，有时会伤到你自己。经过这次打击，我竭力保持曾经的我。从中我看到了自己内心的救赎。”
然而从1947年开始，朱可夫的陷入了更大的麻烦之中：他被开除出了苏共中央。
之后，他就开始提心吊胆被逮捕，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在朱可夫家里还藏有一系列他在战争时期攫取的战利品，包括70件黄金珠宝、740件银器、50幅小地毯、60幅画、3700米丝绸，以及320件皮草。这使他陷入了更大的麻烦之中，尽管他辩解这是其他人送的礼物，或是自己用钱买的。
这不能令他被开除党籍，但他必须把这些非法所得都进行上交。
1948年，朱可夫再次遭到降职，被调往总部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乌拉尔军区担任司令。他的功勋和战绩在当年被抹去。卫国战争史里将他除了名，胜利日纪念绘画中也失去了他的身影。
然而1949年，朱可夫就已经有了复出的迹象。他的名字又出现在了《真理报》上。次年，朱可夫再次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1952年10月，朱可夫作为代表出席了苏共十九大，并恢复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资格。
朱可夫原本以为斯大林会让他担任国防部长的重任，毕竟在将他外放之前，他就被授予了国防副部长的职位，但显然没有。斯大林仅仅只是恢复了他在苏共中央的候补席位。
直到斯大林去世之后，朱可夫才在苏联政坛上重回巅峰，甚至更甚以往。
朱可夫后期的命运，与苏联的政权联系十分紧密。他的浮沉反应了苏联政局的波云诡谲，也反应了强如“战神”朱可夫，其命运在时代的洪流之中依然是不可控的。
或许加诸于他个人身上的命运，就如阅兵式那天沿着帽檐流下的雨水，想拂却不敢拂去。唯有雨中的那位领袖，才能任风吹雨欺，仍如雕塑般屹立不倒吧。
《回忆与思考·朱可夫元帅回忆录》，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
纪录片《红场阅兵之1941》（上、下）
《朱可夫不惧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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