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辈子就贡献给殷墟了。”
说这话的人叫杨锡璋，曾是安阳考古工作队的队长。
1958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杨锡璋，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4年后的春天，他来到河南安阳，加入殷墟的考古工作。成为队长后，那里的年轻人喜欢喊他一声“杨头儿”。
这片旧都遗址的青铜和甲骨陪他走过四十多年，“对发掘殷墟、了解殷墟、研究殷墟，我算贡献了一部分力量。”这个获评殷墟考古“功勋人物”的人，曾有机会被调回老家，却又申请重回安阳；摔了一跤离开殷墟后，没想到再也没能回去，直到晚年仍在心心念念惦记着他未完成的考古报告。
2021年2月24日，杨锡璋在苏州病逝，享年86岁。“Fade away”，学生郭鹏用两个单词形容杨锡璋的离去，“‘老兵’不死，只是悄然隐去。”
杨锡璋在殷墟考古工地工作。受访者供图
离开殷墟，“他没以前快乐了”
2016年，安阳工作队副队长何毓灵去苏州探望81岁的杨锡璋。他发现，杨头儿没那么爱笑了。
他怎么能不爱笑呢？
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杨锡璋总是乐呵呵的。在安阳工作站，每天中午12点，杨锡璋一手捏筷子，一手端个大搪瓷碗，一路敲着去食堂。打了饭，在正对着毛主席画像的朝南专座坐下，边吃边聊天，一顿午饭不到十分钟就能解决。
杨锡璋说起话来“噼里啪啦”，带着江苏口音，讲历史典故，聊考古趣闻，“只要杨先生在，大家都是开心一片。”安阳工作队原副队长岳洪彬回忆，杨锡璋爱斗嘴，脑子和嘴皮子一样快，“他脸上油光发亮，红扑扑的，好像里面全都是智慧，被撑得很饱满。”
“说话快，吃饭快，走路快”——杨锡璋是公认的“三快”先生。学生郭鹏解释说，杨锡璋在幼年时腿受过伤，迈不了大步。为了不掉队，他小腿摆动的频率特别快。每天早上，在安阳站的大院里，人们总能看到这位身高1米7左右的老先生穿着带大口袋的蓝马甲，抽着烟，一圈圈地快走着。
一次意外让杨锡璋离开了大院。
2005年，70岁的杨锡璋不小心摔了一跤，肋骨骨折。之后，他便离开自己待了40余年的安阳，回到苏州的家休养。
何毓灵去探望时敏感地察觉到，杨头儿变了。忙碌又爱说笑的老先生安静了下来，平日就窝在沙发里，戴着老花镜看书看报。
“感觉他没有以前那么快乐了。”
“他在殷墟很自在”
何毓灵知道，杨头儿惦记着一千公里外的安阳殷墟。
远离安阳，赋闲在家，年复一年，电话里的杨锡璋讲话越来越慢，声音越来越小，何毓灵听不清，但总感觉“他有事要交代”。夫人沈洁瑜拿着电话转述，“他在家反复说自己还有报告没写，老念叨。”
研究商周，没有比殷墟更重要的地方。看似平平无奇的灰黄土下，埋着数万片甲骨、陶器、玉石、青铜，藏着一个个旧时王都的故事和秘密。
杨锡璋（左一）和同学在邯郸涧沟实习，进行室内整理。受访者供图
1962年春，杨锡璋来到安阳，在这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厕所有蛇，晚上没有灯，如果起夜，得打着手电，一路拿着棒子敲过去，用声音吓跑蛇。从安阳工作站所在的小屯村去市中心买包饼干都要小半天，来回近40里地，走到城里再走回来。”90年代末，当刘煜来到安阳时，工作站的条件已经有了改善，她只能通过老人的表述想象当时的窘境。
1976年，考古所曾把十余位在异乡工作的考古人调回老家。杨锡璋被调到苏州博物馆，但他不习惯这份清闲的工作。两年后，他成了唯一一个申请再回安阳的人。
“他在殷墟很自在。”现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研究员的刘煜说。
1990年10月，杨锡璋和刘一曼一起发掘郭家庄160号墓。当时，杨锡璋已经55岁，但仍下墓坑参与到所有工作中。刘一曼记得，那时盗墓现象严重，杨锡璋带领大家加班加点，夜里打着手电工作，和盗墓贼抢时间。
郭家庄160号墓是一座保存完整的贵族墓葬，位列当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对于一个考古工作者来说，终其一生能主持发掘一座大墓，是一件幸运的事。但杨锡璋觉得每一座小墓也包含着古代文明的密码，串联起来或许就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因此他对每一次考古发掘都倾尽心血，主持发掘后都有高质量的考古报告公开发表，分享给学界。
杨锡璋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这个距今3000多年的王朝古都遗迹，他对殷墟的情况了如指掌，大脑就是“活数据库”。维护殷墟像维护自己的孩子，对保护遗址态度坚决，毫不让步，曾有单位建筑楼房，破坏了文物，杨锡璋跑到对方办公室，红着脸大吵，被人一拍桌子轰了出来。还有一次，有人在会上说，“安阳考古队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没想到杨锡璋就在旁边坐着，他硬气地一扬嗓门儿，“我就是考古队的！”
“脑子聪明”、“能抓住关键”是大家对杨锡璋的一致评价。刘煜向他请教问题时，他三言两语、借助一幅图，就能把事情厘清。
1995年，《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启动编纂工作，由杨锡璋和高炜主编。2002年，高炜写绪论时觉得茫无头绪，“没有范本可参考，写什么呢？”他特意赶到安阳，和杨锡璋长谈两个半小时后，“心中豁然开朗。”后来，这本书荣获中国考古学界最具学术权威的“夏鼐奖”一等奖。
“他是我们安阳站殷墟考古的一座高山，很少有人能超越。”岳洪彬曾说，“哪怕你在某一个学术问题上比杨先生理解得更透彻，但是先生的这份睿智、对学问的全面把控能力，就意味着他一直是前面的那一座山。”
未曾和殷墟正式地告别
2018年10月13日，殷墟科学发掘90周年纪念大会上，6位为殷墟考古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重回故地，获得了“功勋人物”证书，杨锡璋的名字赫然在列。
1983年，杨锡璋（中）与郑振香（右）、徐广德（左）合影。三人后来都被评为殷墟考古发掘“功勋人物”。受访者供图
但他已经回不去了。83岁的杨锡璋患上了轻度帕金森综合征，下楼都变成了一件艰难的事。只能由后辈代领下这份沉甸甸的荣誉。
杨锡璋对后辈的扶持尽心尽力，他希望“后人在我们基础上能很快地进一步发展”。
唐际根接任安阳考古队队长时才27岁，算是考古队中最年轻的负责人。杨锡璋一一向大家介绍，指导他与基建方开展工作，手把手地提供帮助。
岳洪彬在安阳站实习时，也常向杨锡璋请教问题。一次，俩人聊青铜器聊到晚上十点多，杨锡璋既意外又惊喜。第二天，他送给岳洪彬两本极其贵重的青铜器研究方面的著作，年轻人不敢收，杨锡璋坚持，“这书给你比放在我这更有用。”
他对后辈宽容，就算生气，也不会指责、说教，“顶多就是不搭理你”。有一回，杨锡璋看见学生郭鹏在读白话文版的《史记》，一直重视原始文献的他，不高兴学生不读原版，但也只是嘟囔了一句“哼，你小子看啥呢？”，就闷声离开了。
在儿子杨虞弢印象中，父亲是个痴迷读书、生活节俭的人。几元钱的毛巾有了破洞还不舍得换，却总是往书店跑，什么书都买，“有时候烧饭也看书，菜煮糊了也不知道，妈妈常讲他是书痴。”
调回苏州那两年，杨虞弢记得，他依旧保持安阳的作息，只是家里没有“水开了”的“起床铃”。
每天早上五点多，杨锡璋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到开水房上水、给小电锅炉通电。等水开后，他第一个打完水，拎着暖壶站在院子里大喊：“水开了！水开了！”
“那一嗓子就跟闹钟似的，非常准时。”各个房间的门“吱嘎”开了，睡眼惺忪的人们拎着水壶走出房间，在水龙头边洗漱。“他是唤醒安阳工作站的人。”长年待在考古工地，杨锡璋练出了好嗓门，何毓灵说，“他经常站在院子中间，喊大家接电话。”
2004年5月25日，杨锡璋（右三）与安阳队的同事合影。受访者供图
记不清从哪天开始，院子里没了他的吆喝。杨锡璋没和殷墟正式地告别，他的日用品、衣服都没有带走。唐际根把院子西边杨锡璋的房间保留了两年。房间里，三个不到两米高、一米二宽的木书柜，满满当当塞着书。翻开破旧的封面，有些扉页还有“杨锡璋”的印章。
人们都相信，杨头儿还会像以前一样，再回来。
殷墟再也没等到他
杨锡璋也觉得自己会再回殷墟。
2008年5月初，摔伤后三年，杨锡璋买好了回安阳的火车票。临走前一晚，他得了严重的疝气，做了手术。家人建议他再休养一段时间。他对何毓灵说，“我一定会再回殷墟，等身体好了，就回去。”
此后十余年，他却再也没能回去，惦记只能放在心里，甚至生病出现幻觉时，口里念的也是同事的名字，对儿子说，“你耽误我开会了！”跟妻子念叨他没写完的报告。
夫妻二人常年两地分居，乍一朝夕相处，妻子沈洁瑜敏感地发现，杨锡璋的状态好像有点别扭，“他长期不在家，好像个闯入者一样。”
时间和距离没有消磨夫妻间的感情。在安阳的时候，队员都记得杨头儿晚饭后的必备环节——“放下碗，就要给家里打个电话。有话则多说，无话则短，哪怕就问个好，也要联系一下。”杨锡璋对着话筒讲起无锡话，大家听得一头雾水。
沈洁瑜偶尔也来安阳看杨锡璋。刘煜的印象里，见到妻子的老先生话多了一倍，“老是开玩笑，逗得夫人合不拢嘴。”
但她难掩心里的苦。郭鹏第一次见到师母的时候，说了句，“您好好休息，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沈洁瑜的泪一下子滑下来。
多年来，沈洁瑜对杨锡璋有着难得的支持。1978年，与家人短暂团聚两年的杨锡璋申请调回殷墟，杨虞弢回忆说，“对父亲返回考古所的决定，妈妈从一开始就理解，完全支持，我妈还说，爱一个人就要爱他所爱，喜他所喜，要相互尊重，相知相守。”
2021年2月24日，杨锡璋走了。家里又没了他的踪影，就像之前无数次他探家后返回安阳小屯村一样。
杨锡璋照片。受访者供图
收到杨头儿去世的消息后，从不轻易流泪的郭鹏哭了，同事们一时间没人敢讲话。郭鹏觉得，干考古的人，每天和墓葬打交道，早已见识过无数种死亡了，只是当死亡降临到亲近之人身上时，再看淡生死也会情难自抑。
岳洪彬脑海里一遍遍浮现杨锡璋走路的样子，“离开的时候，他笑着，身子扭过去了，头还没转过去；头还没转过去的时候，脚步已经迈开了；等头转过去的时候，他已经迈了好几步了。”
杨锡璋终是一步步走远了。只是这次，殷墟再也没等到他。
新京报记者 彭冲 实习生 谢婧雯 陈玖阳
编辑 刘倩
校对 李世辉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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