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世的眺望：永山央和他的中国母亲》 [日]永山央口述 [日]关口加代译 岑献青执笔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
1940年，年轻的永山央来到中国无锡工作，房东恰是北大历史上第一位女学生王兰。作为租客，永山不仅得到生活上的关照，更在精神上得到王兰的指点。半年后，永山被派往他处工作，开始了与王兰长达数年的通信。本书访录者岑献青女士根据对永山央的十多次采访，并结合王兰写给永山央的50多封信件，写成此书。
北大最早的三位女生合影，右为王兰
上海分行在上海外滩的一个角上，它在南京、杭州都有分支机构。在上海分行，上级决定把我派到下面的分支机构。我想，如果能去一般日本人不愿意去的地方，可能更好一些，于是我到了上海分公司下属的无锡支行。
我们公司里有一个打麻将成瘾的日本职员，一有时间就要找人打麻将。我不喜欢打麻将，也不喜欢住在一个吵吵嚷嚷的地方，就向公司提出另找住处的要求。
有一天，我的一位中国同事来找我，说是为我物色到一家房东，在无锡城里的姚宝巷3号。过了几天，这位同事带我去看房子，那是一座很大的院子，有一个很大的铁门，侧面还有一个小门。
同事敲了敲小门，门上的一个小窗口里露出一双眼睛，一个男佣人问：“谁呀？”
可能我的同事早就跟房东说过我要来租房子，他对里面的人说了一句什么，对方就说：“哦，请等一等，我去告诉太太。”又让我的同事领着我从侧门进到一间大厅里。
过了不一会，房东太太和一个女佣人来了。现在回忆起来，我竟然记不得当时对房东太太的印象了，只记得她问了我一些诸如“你是单身汉吗？”“你来中国多久了？”的问题，但是我的中文非常糟糕，根本没法回答更复杂的问题。
后来才知道，我的同事早就把我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房东，而且还做了我的担保人。
一个星期后，同事又来找我，说房东同意让我租住她的房子了，现在就可以去签约。于是，我和同事一起到房东那里签了合同。房东说，你可以住后面楼上的两间房，里面有家具，有床、桌子、椅子、马桶、衣柜、洗脸台，有一个阿姨可以帮我做家务。房东住在前楼，带着一个4岁左右的男孩，叫“丫头”，一个8岁左右的女孩，叫“双丽”，还有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叫“双陵”，正在上海祖母那里读书。
就这样，我住进了姚宝巷3号。
后来我才知道，房东太太的名字叫王兰，我称她为王师母。王师母说，由于父亲经常调动工作，所以她小时候住过很多地方，并不是一直住在无锡。
住进王师母家不久后，有一天，8岁的双丽突然来敲我的门：“晚上我和妈妈一起到你这里来玩，好吗？”我说：“好的，欢迎你们来。”到了晚上，王师母果然和双丽一起来了。
我真没有想到，就是从那天开始，我与王师母一家结下了生死之交……
那天晚上，双丽坐在我房间的小凳子上，王师母坐在椅子上。我的中文不好，说话很慢，而她们的上海话里有很重的无锡口音，但大部分我还是能听懂。
我们的谈话从一般的家事扩展开来。王师母问我：你在中国都做过什么工作？你喜欢中国人吗？你尊重中国人吗？你有中国女朋友吗？你知道日本天皇的军队对中国人都干了什么吗？
过了一段时间，王师母又问我：你知道在中国的清朝，日本对中国做了什么吗？你知道什么是“二十一条”吗？你知道五四运动吗？
王师母就这样不断地向我提出各种问题。我很尴尬，如果把这些问题当作是房东对我的“面试”，要回答自己个人的情况，当然没问题，但对于历史，尤其是中日近代史，我几乎是一片空白。所以王师母曾经很责怪地说：“你连这些事情都不知道吗？！”我是真的不知道，在我们的课本里，类似的内容往往都放在最后，而且从来不把它当作考试内容。
记得那时王师母好几次都含着眼泪悲愤地痛斥日本的侵华罪行，她很激动地说：中国对日本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吗？日本有什么理由要占领东北三省，还要建立一个什么“满洲国”？日本以为中国是一个弱小的、可以凌辱的民族，简直太荒谬了！日本所行不义，必定会战败！
这样和王师母谈话，我受到很大的震动，也觉得太受刺激，尤其是当我听到王师母慷慨激昂地怒斥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时，心里的困惑更多了。我曾经认为，日本军队不会做这样的事。她所说的情况，和我在日本听到的官方宣传完全不一样。
甚至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想过是不是应该搬走。有很多次，我都故意很晚才回到住处，只是为了避免和王师母谈话。
但后来我终于还是没有走，因为一有机会，王师母就很耐心地给我讲有关五四运动的情况，讲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讲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讲日本军队入侵中国的罪行。现在想起来，当时我真是一个很无知的青年，而王师母就像我的历史文化老师，教小孩似的教我认识中国的历史，认识日中关系的近代史。
也是到了这时，我才知道，王师母是北京大学开放“女禁”后正式招收的第一位女学生，在北大哲学系读过书，她的弟弟王昆仑也是北大的学生，参加过五四运动。不过，那时我并不知道王昆仑先生参加五四运动意味着什么，现在重新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像王昆仑先生这样的人，真是为国家做了贡献的啊。
慢慢地，我被王师母感动了，她并不歧视像我这样一个对日中关系历史一无所知的年轻人，在她的言谈中，我感受到了她对自己国家的热爱，这是最值得尊敬的。
在那个年代，王师母对我这样一个敌国的人，也抱着一种宽容和亲切的态度，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也许在别人看来，是够得上死罪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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