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古装剧中，少爷们犯了错，老爷总是要“请家法”。这个“家法”通常是棍棒或者鞭子，“请家法”也就是要打少爷，那么在中国古代，“家法”到底都指的是什么？中国的古人家族中，又为何如此重视家法的地位？
《红楼梦》中贾宝玉就挨过“家法”的打
家法，即家族法规，是调整家族或者家庭内部成员人身以及财产关系的一种强制性规范。它是中国宗法社会的特殊现象，是古代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强调群体利益的中国社会里，齐家这一环节的重要性可想而知，齐家之后才能治国平天下。各家族对族人子弟的教育相当重视，劝诫子弟要敦学、修身、立志，而督促族内子弟上进的措施便是通过家法族规来实现。每个家族几乎都有家法与族规，存在于各地各姓的家谱与宗谱中，构成了家族文化的重要内容。
家法作为一种家族自治的规范，其产生与法律应该是同源的，二者都是源于原始社会习惯规范，后来作为“大家”的国家出现后，二者才开始逐渐分离，各自发展。然而，中国的第一部家法究竟发端于何时，现在已经无法确切考证。宋人王谠《唐语林·德行》中提到唐朝的家法：“开元天宝(713～756)间传家法者，崔沔之家学，崔均之家法。”最早的成文家法是唐昭宗大顺元年(890)，九江郡清阳县(今江西德安)义门陈氏家长陈崇创立的《义门家法》33条。从其问世经过一千多年，家法族规走过了由盛而衰的历程。
其实，原始氏族社会时期，就已经有了“族规”，只不过那时的族规还不是一个家族的规矩，而是一个氏族公社的规矩，图腾禁忌就是一种族规，是一种氏族内部的约束力量。
历代都有“家诫”、“家训”问世，先秦时期数量极少，汉朝时略有发展，两汉时期，东方朔、郑玄、诸葛亮、嵇康等许多名人，或撰有“诫子”，或撰有“家诫”、 “女诫”、“清诫”、“诫盈”、“起居诫”等等，皆有家诫家训传世。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形成一个高潮，此时世族、士族的势力很大，世家大族由贵族家庭成员与依附他们的亲族或家奴组成，世家大族内部关系不平等，因此依靠一般社会礼法制度约束子弟与部曲，并不需要另立对家族成员具有同等约束力的族规。
南北朝时期，处于乱世中的士大夫热衷于撰写家训，家法逐渐演化为礼法，教条化为家规。北齐颜之推是儒者，又崇佛法，他撰写的《颜氏家训》最为典型， “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其文重在道德教导，兼含规范约束，目的在于“整齐门内，提斯子孙”，内容则涉及家族生活的各个层面。
《颜氏家训》书影
南北朝时期开始的撰写家训的热潮，在此后的年代里并未降温。在大量撰写家训时，有些家长扩充了其内容，除了告诫子孙，为他们指明为人之道，同时还对于不按家训行事的不孝子孙规定了惩罚的具体办法。
因此，“正面教育”式的家训开始分流，一类沿着传统的体例，继续作为纯粹的家训，如宋代袁采、陆游等人所著的“家训”、“世范”等；另一类则转化为具有强制执行性质的家规，如司马光的《居家杂仪》，增入了惩罚规定。
《苏氏家语》载：北宋范纯仁娶妇，传说新妇以绫罗为帷帐，其父范仲淹说：“吾家素清俭，安得乱吾家法？敢持至吾家，当火(烧毁)于庭。”范仲淹说的家法是否是成文的家法，就无从考证了。
北宋开封府尹包拯的家训十分简约，但其中明确规定，“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这既是家训，又是家法。
作于唐昭宗时的江州陈氏《义门家法》是较早的关于家法的书。陈氏是陈后主的弟弟，唐朝前期迁居江州德安县太平乡常乐里永清村，在这里建书堂，撰家规，世代聚族而居，至宋仁宗嘉祜七年，即1062年。奉旨分家时，已同居十余代，历时230年，全家有3700多人。
唐代时其六代传人江州长史陈崇，认为：
治家不可不立纲纪，夫纲纪不举，则条目不纲纪一振，则条理秩然矣。
在这种思想下，陈崇订立了《义门家法》。它订立于唐代昭宗大顺年间(公元890-891年)。家法内容35个条文，其中有12个条文是关于家族机构设置的内容。
由于陈氏家族自南朝陈朝始，世代同居，人丁繁盛，到宋代仁宗时期，合家人丁达3700余口，所以需要建立这样一套比较适用和完善的家族管理机构：如设立掌握赏罚的库司、掌家内外诸事的主事、掌男女婚姻的开勘司、建立司家刑的刑杖厅和掌教育的书堂、学院等等。其他条文规定了家族内人员的权利、义务和应遵守家法的规则，对违反家法的行为应处的刑罚，包括杖刑、剥落衣装、归役等。
由唐至宋，宗族组织普遍，家规由一家一户的家训，转变成专门约束家庭成员的规章，家法、族规成为封建社会国家法律的重要补充。
这个时期，儒学复兴，理学盛行，不仅国家法律继续以儒家学说为指导，家族法的伦理性也进一步得以加强。理学家们极力主张：
“管摄天下之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
并且还主张建祠堂、修家谱和设族田相结合。因此，家族建祠修谱，订立家法族规、义庄规范十分普遍，特别在江南各地，尤其如此。名臣欧阳修、苏洵重修家谱成为当时社会的榜样，家谱中的“谱例”则成为家族法中新的重要形式，如司马光的《居家杂仪》、朱熹的《家礼》等。
朱熹订立《朱子家礼》时，将《居家杂仪》内容尽收其内，内容多以训诫、规劝的形式要求子孙家人敬老爱幼，家人和睦、为人忠信仁义等等。同时，又用四个条文规定了家内仆人违反行为规则要处以刑罚：男仆人对主人要忠信，能干家事，不能有欺诈、背公、徇私、盗窃的行为，做得好者“重其禄”，违反者“杖之”、“逐之”；女仆人不能“两面二舌”、“饰虚造谗”、“离间骨肉”，犯者逐之等等。
制订于元代中期的《盘古高氏新七公家训》，多处提到“家法”、“家规”，而作者的本意是将其与“家训”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可见在家训向家法族规转化的初期，家训、家法、家规在时人心目中并无根本性的区别。高氏家训中既有正面教育的开导训诫，又有强制性的惩罚。如在“重祭典”条中，对于卖祭田、祭器，伐坟木，毁墓石，废时祭等行为，“皆重惩之，毋得容隐”。在“戒淫盗”条中，则“少有干犯，即当痛责”，“致若犯劫盗之罪案，经族正会议，立予除名，不准入谱”。这几份家训的内容中，显示出了家训向家法族规演化的轨迹。
古代家族实行家法的设施
具有标本意义的浦江郑氏订立的家法族规。郑氏同居之初，由于人丁尚少，家长们以“孝”齐家，尚未订立家规。到同居的第五代，主持家政的郑德璋开始“以法齐其家”。接着，其子郑大和在名儒的帮助下，制定了《家范》58则。随后，其子郑钦等作《后录》，增70则。从子郑铉又作《续录》，增92则。后经损益，定为168则。内容包括家人族众忠于国家、孝敬家长；乐于助人，造福乡里；维护家族秩序、不乱男女之别；禁止奢侈淫佚、欺压乡邻。如有其犯，以责罚、鞭挞、削名、重菙、告官等手段惩处之。
《郑氏家范》是一份比较完备的“家法”，有一万余字，是中华传统家法族规的代表作，对中国家法族规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作用，后世各家族、宗族订立的家法族规，多依此作参考。
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对浦江郑氏大加褒美，给予种种殊恩，并亲自订立了六条规范子民日常行为的“圣训”。
由于《郑氏家范》的示范，很多高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都模仿订立本家庭、本家族的家法族规。当时的名儒曹端以《郑氏家范》为底本，编写了约束本宗族的《家规辑要》。《家规辑要》分若干章，每章先引用《郑氏家范》的相关条款，省略少量作者不加认可的内容。同时，在每章中作者又订立一些新的条款。直到明朝中后期，制订此类规范的达官贵人仍比比皆是。其中，传诸后世的有曾任吏部尚书的霍韬所订立的《霍渭厓家训》，曾任福建巡抚的庞尚鹏所订立的《庞氏家训》，等等。
明清时期是家法族规的普及时期。在宋元家法族规趋于成熟的基础上，社会普遍认识到：
“家之有规，犹国之有典也，国有典则赏罚以饬臣民，家有规寓劝惩以训子弟，其事殊，其理一也。”
因此，家法族规进入寻常百姓家，特别在明代中期嘉靖、万历年间以后。
此时已经度过了大约一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明初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已发展成数十口直至数百口的宗族。这些宗族又建造宗祠、纂修宗谱等，因而有了订立家族规范的需要。如湖州王氏在明朝中期还没有编纂族谱，也未订立家法族规，随着人丁的逐步兴旺，到万历(1573～1620)年间，族中便有人“修订”族谱。天启(1621～1627)年间，科场落第的王元春在完成族谱编辑的同时，写成了该族的第一份族规。不少宗族与湖州王氏有相似的情况。现存的出自民间的明朝家法族规，大多制订于明朝后期。
明朝以前订立的家法族规，对于违反家法族规的子孙的惩罚，相对较轻。进入明朝后，随着家法族规的严密、完善，并因宗族人口的不断增多，族人之间的血缘关系越来越疏远，对于违反家法族规者的惩罚，已经有了加重的趋势。明初的家法族规，诸如曹端的《家规辑要》等，已经将处死列入家法族规之中。如，犯有淫乱行为的妇女，要逼令自尽。到明朝后期，家法族规中的惩罚办法逐渐增多，惩罚力度逐渐增强。有些家族甚至对于一些很小的事情，也大动干戈，加以重惩。如撰写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的广东五华缪氏《家训》规定，对搬弄是非的“小家婆妇”，须“重治而禁绝之”。
清朝很重视和学习汉文化，特别重视家法族规的齐家束族治世的巨大作用。因此，清初顺治皇帝学习明太祖朱元璋颁“圣谕”六条，为家法族规制订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紧接着康熙皇帝在“圣谕”六条的基础上，又颁影响更大的“圣谕”十六条。由于最高统治阶级的提倡和重视，因此，掀起了清代家法族规制订的又一个高潮。无论旺族大宗或是寒门小姓，都制订自己的家法族规。
这一时期的民间家法不仅更严密，而且系列化，出现了大量单一性的规范，有《族祭项条例》《义田总例》《敦亲项条例》《恤族项条例》《应试项条例》《垂裕岁修项条例》等十多种单项规范。
到清朝中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人口急剧增长、宗族扩大，致使不少宗族的尊长发出“族繁矣”的感慨。人口激增而生产并未相应的发展，无论城乡都出现了众多的无业游民，又使尊长们为族众“良莠不齐”而忧虑。许多家庭和宗族将制定和强化家法族规作为防止家族衰败的良方。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家法族规于此时进入全盛时期。
《教子图》 清·黄慎
与之相对应的是，家法族规中的惩罚方式也大大增加。诸如涉及财产的惩罚方式，常见的有罚钱、罚戏、罚祭、罚香烛、罚锡箔，等等。同时，对于违反家法族规者的惩罚强度也明显加重。在此之前，所能见到的要被家法族规处死的，只有淫乱妇女，且以逼迫她们自尽为主。而在此时，不孝、偷窃、抢劫，在有些宗族中甚至是出家为僧、为尼，都会被宗族处死。处死的办法也增加了较逼令自尽更为残忍的活埋、沉潭等多种。
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在家国一体的中国传统社会，家法族规的作用自然被社会和统治阶级所认识和利用。“立宗法实伸国法”，因为“国与家无二理也，治国与治家无二法也，有国法而后家法之准以立，有家法而后国法之用以通”。（《桐城麻溪北氏族谱》）国家允许家长“尽可以家法处治”子孙，赋予族长“奉有官法，以纠察家族内之子弟”。（陈宏谋：《增远堂偶存稿》卷四十。）
当家法族规的发展进入宋元以后，逐渐成文化，作为社会普遍制订的家法、家规、家训、族规、族约、宗规、宗约，在体例上很多都模仿或接近于国家制定法，包括正文、注疏、行为规范和相应的法律后果等，它的法律效力也越来越大。
晚清特别是民国后，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对于“家法”的秉承越来越松散。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立法上对个人权力进行维护，不可避免地冲击了“家法”的法律地位。“家法”这个词渐渐地，也只有在电视屏幕上才能看到了。
参考资料：《以孝治国：孝与家国伦理》秦永洲，杨治玉；《中国法制史》李交发； 《血缘脉系 家族家谱与家庭文化》肖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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