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传明一.浪漫爱的传入：“由先结婚后恋爱”到先恋爱后结婚的现代性变迁，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完本的清末民初小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完本的清末民初小说
耿传明
一.浪漫爱的传入：“由先结婚后恋爱”到先恋爱后结婚的现代性变迁
1、“以眼泪来赚人”的青春哀情书写：徐枕亚、吴双热、李定夷；
共和初建，咸与维新，多元共存、异声同啸的时代。
梁启超：“闻之，‘有无妄之福者，必有无妄之祸。’成功太易，而获实丰于其所期，浅人喜焉，而深识者方以为吊。个人有然，国家亦有然。不烦一矢，不血一刃，笔墨歌舞于报章，使谍儿戏于尊俎，遂乃梦中革命，摇身共和。过来者狃于蒲骚，未试者见猎心喜。初生一犊，奚猛虎之足慑；狎潮之儿，谓溟渤其可揭。夫艰险之革命，犹足以生二次革命，而况于简易酣乐之革命也哉！夫既已简易酣乐，则无惑乎革命成为一种职业，除士、农、工、商之外，而别辟一新生涯。（水浒传）张横道：‘老爷一向在之浔阳江上，做这安分守己的生理。’强盗之成为一职业久矣。）举国靡然从之，固其所耳。革命复产革命以致无限革命的革命崇拜心态。
2.浪漫爱的兴起：由革命转向哀情的趋势，龚自珍诗云：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
青年人由以革命为天职到以爱情为宗教：今生不做拿破仑便做贾宝玉——何海鸣
寡妇言爱，僧人谈情的近代情感萌动。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现实婚姻：梁漱溟：男女居室，东人言敬，西人言爱，敬则爱斯久矣。西人只求轰轰烈烈，不求天长天久。
二、代表作家：
言情才子：苏南三大家
徐枕亚（1889-1937）现代小说家。名觉，字枕亚，别署徐徐、泣珠生、东海三郎等，江苏常熟人，南社社员。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主要作品有《玉梨魂》、《雪鸿泪史》、《余之妻》、《双鬟记》、《让婿记》、《兰闺恨》、《刻骨相思记》、《秋之魂》等。他工诗词，善书法，尤擅骈体文，其小说以表现青年男女的情爱悲剧为主，在民初文坛上有“哀情巨子”、“言情鼻祖”之称。
《玉梨魂》30 章描写了青年寡妇白梨影与家庭教师何梦霞的爱情悲剧。才子何梦霞在无锡乡下小学任教，借住亲戚崔家，兼任崔翁之孙崔鹏郎家庭教师，不久与鹏郎母寡妇白梨影相爱。何、白两人受传统道德束缚，双双陷入矛盾痛苦之中。白将小姑崔筠倩许配给何，最终又为促成这门婚事而殉情，而崔又因对包办婚姻不满而郁闷成疾病故。何见两人皆因他而死，痛苦地离去，东渡日本留学，后于辛亥革命时期回国参加武昌起义，以身殉国。
《玉梨魂》是徐枕亚的成名之作，该作为他赢得了民初文坛哀情巨子的声名，也使他成为曾极盛一时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鼻祖。该小说带有浓郁的自传色彩，是根据作家自己的惨痛的情感经历写成的。徐枕亚出身于清贫的书香门第，多才多艺而又多愁善感。师范学堂肄业，经朋友介绍到无锡鸿山脚下西仓镇上的鸿西小学堂执教。西仓为同治间无锡有名的书法家蔡荫庭故里，蔡荫庭有曾孙女蔡蕊珠，自幼失去双亲，由其婶娘陈佩芬抚养。陈佩芬年轻守寡，抚育儿子如松，如松读书就在枕亚班上。因为这个关系，陈佩芬就和徐枕亚相识了。枕亚对陈佩芬年轻守寡十分同情，而佩芬既慕枕亚之才，又感激他为自己的儿子精心教育，两人书信往来，暗生情愫，感情日深。但陈佩芬心里很明白自己是个寡妇，一个未亡人是没有权利与别的男子相爱的，徐枕亚也明白他与陈佩芬是不可能结合的。他们只能把相思之情默默地埋在心底。陈佩芬为了报答枕亚，就托族叔蔡子平说合，将侄女蕊珠许配给枕亚。 一年后的冬天，枕亚与蔡蕊珠结婚，但婚后婆媳关系非常紧张，其母性情苛酷、乖戾，对媳妇非常苛刻，徐枕亚夹在母亲和妻子之间，很是烦恼。而且他在婚后也始终无法忘情于佩芬，感到有负于她的一往情深，于是在1912年在上海《民权报》担任编辑期间写成了骈文体的长篇小说《玉梨魂》倾吐自己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不料该作在《民权报》副刊连载后，一时洛阳纸贵、引起轰动。后出单行本，也非常畅销，不到两年，这本十万言的小说再版了十次，发行数十万册，远销及东南亚，1924年又被改编为电影，影响极为广泛。
该小说之所以成为近代文坛上的一大畅销书，原因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1.它极为充分、集中地表达出了新旧社会转型期年青人的彷徨无路的失落感和焦虑感。徐枕亚这一代基本上算是清末科举制废除后开始实行学堂教育的第一代读书人，在其时代，他们自幼记诵、研习的旧学日渐贬值，新学也就是西学迅速升值，而西学又恰恰是其所短，要学西学最佳方式就是出洋留学，这是一般出身贫寒的读书人所无力负担的，小说中的何梦霞即是这样的下层读书人，师范学堂毕业后无力深造、上进，在乡下教小学谋生，这种现实境遇对自视甚高且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者来说，自然会产生极大的失落感、幻灭感。
2.爱情成为婚姻的基础和前提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传统婚姻是以传宗接代为目的的，所以它注重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家世清白、门当户对成为主要标准，夫妻之间讲究的是举案齐眉、相敬以宾。这种婚姻伦理显然与现代西方有极大不同，所以梁漱溟曾说过：“男女居室，西人言爱，中国主敬，敬则爱斯久矣。”但这种“主敬之爱”是以非个人的家族的延续为依归的，它与发端于自我自发情感的浪漫性的现代爱情显然是有所冲突的，而该小说表现的正是这种冲突性，主人公在“绝对正确”的礼教和“绝对正确”的爱情之间依违两难、希求两全，结果是将无辜的第三者小姑筠倩拉进了两人无望的情爱传奇之中，造成更大的悲剧。主人公无法走出这种情理之间的两难处境，最后以献身革命的方式获得解脱，由此也就开了现代革命加恋爱的言情小说的先河，革命和恋爱是传统宗教信仰衰微之后，人们追求超越的精神冲动的替代品，正如既是革命党又是言情名家的何海鸣所言：“人生不能做拿破仑，便当做贾宝玉。”（《求幸福斋随笔》）人生值得做的除了造福后世、铜像巍巍的革命家之外便是为爱而生的情圣，再无其他。
3.《玉梨魂》在艺术上的特点，在于他兼顾新旧读者的审美心理习惯，以骈四俪六的对偶文体，写作小说，将这种传统的文体形式推到极致，在文学史上做了回光返照式的告别演出；他将小说的抒情性发挥到极致，淡化情节，借鉴西方小说《茶花女》的手法，将大量诗词、日记、书信引入小说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较好地营造出了一种绮丽哀婉、迷离怅惘的情调和氛围。
第一章：葬花、第二章夜哭
曙烟如梦，朝旭腾辉。光线直射于玻璃窗上，作胭脂色。窗外梨花一株，傍墙玉立，艳笼残月，香逐晓风。望之亭亭若缟袂仙，春睡未醒，而十八姨之催命符至矣。香雪缤纷，泪痕狼藉，玉容无主，万白狂飞，地上铺成一片雪衣。······梨花满地不开门，花之魂死矣。唤之者谁耶？扶之者谁耶？怜惜之者又谁耶？时则有残莺三四，飞集枝头，促咽啼声，若为花吊，此外则空庭寂寂。惟有微风动枝，碎片飞舞空中，作一场白战而已。
乃俄焉而窗辟矣，有人探首外望矣。其人丰致潇洒，而神情惨淡，含愁思，露倦容，固知为替花担忧而一夜未睡者。时彼倚窗而立，其目光直注射于半残之梨花，讶曰：“一夜东风已堕落如斯矣，吾可爱之梨花乎，胡薄命竟乃尔耶！”语时微闻叹息。窗左之辛夷与窗内之人，固甚接近。晓日浓烘，迎面欲笑，霞光丽彩，掩映于衣袂间，而彼则视若无睹，似不甚注意者。咄咄，彼何人斯？对于已残之梨花，何若是之多情耶？对于方开之辛夷，又何若是之无情耶？人之所弃，彼独爱之；人之所爱，彼独弃之，彼非别有怀抱而为情场中之奇人耶？彼何人斯，则苏台梦霞生是。
鲁迅：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才子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一双鸳鸯，一对蝴蝶。
吴双热《孽冤镜》名恤，别署双热、一寒、汉魂、光熊等。出身于书香之家，祖传有三声书屋，藏书甚富，故早年曾博览群书。又与同邑徐天啸、徐枕亚昆仲结为金兰之契，并撰证盟文，略谓：“海虞市上，同时发现三奇人：其一善笑，其一善哭，其一则善噤其口如哑。笑者之心热，哭者之心悲，哑者之心冷。……世事日非，国事日恶，人事日不轨，肠断矣，心伤矣，乌得不哭?哭不得，乌得不笑?哭既无益，笑亦无益，又乌得不哑?……三人者非他，哑者徐子天啸，哭者徐子枕亚，而笑者即双热。”(郑逸梅《吴双热传》)虽为游戏三昧，却也足见其忧心国事，且又形容得当。吴双热后来确以滑稽著称于世。初应常熟《吴声》之约，开始以短篇小说问世。1912年应上海《民权报》之招，与徐天啸、徐枕亚同为该报编辑，以长篇小说《兰娘哀史》和《孽冤镜》刊于该报副刊，一鸣惊人，骤享大名。其《孽冤镜》更被上海民鸣社改编为新剧，搬上舞台，盛极一时。《民权报》被袁世凯迫令停刊后，又与徐枕亚、李定夷等合办小说丛报社，创刊《小说丛报》杂志。后应广州《大同日报》之招，前往担任编辑。晚年执教于南京正谊中学，以暴疾卒，终年五十余岁。吴双热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与徐枕亚、李定夷齐名。他的作品风格多样，既有骈四俪六的文言体，也有通俗易懂的白话体，长篇小说除上述者外，尚有《孽冤镜别录》、《断肠花》、《无边风月传》、《鹃娘香史》、《花开花落》、《女儿红》、《一零八》、《快活夫妻》、《蘸着些儿麻上来》等；短篇集《小说集锦》、《双热小说精华》、《双热嚼墨》、《双热新嚼墨》。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之一《孽冤镜》，是一部哀情小说。小说二十四回，最早在《民权报》与徐枕亚的《玉梨魂》隔日连载，1914年2月出版单行本。小说选用第一人称的角度来叙述，描写他的一个好朋友王可青的恋爱悲剧。姑苏世家公子王可青先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一个盐商的既丑且恶的女儿成婚，备受磨难，幸亏不久即死了。王可青解脱羁绊，与“我”同游常熟，泛舟尚湖，在湖滨巧遇了美丽的女子薛环娘，两人一见钟情，不久就私自订了婚。王可青回家后，顿生变故，原来他父亲又擅自代他订了一位大官的女儿做妻子。其父知他在外自由恋爱，不禁恼羞成怒，执意要破坏他与薛怀娘的婚事，把他锁禁在家。王可青费尽心机，在老仆王荣的帮助之下，和“我”潜通声气，托“我”带信给薛环娘。再说薛环娘，等着心上人迎娶，但久盼不至，后来得到“我”带去的信。不是由于她的过错，也不是由于王可青的过错，却必须为封建的家长专制承受与爱永久分离的人间悲剧，薛环娘悲痛呕血而死。王可青和大官的女儿结了婚，孰料又是一个悍妇。王可青不堪其虐，发疯而死。全书就此结束。这不只是一个单纯意味上的哀情故事，里面蕴涵着对父权的声讨——父亲的干涉使失去了爱情的儿子精神崩溃。故事是悲哀凄婉的，但由于堆积了过量的典故，装饰了过量的辞藻，而仅仅只能停留在对华丽的语句的欣赏上。以现代的眼光看，他犯了一个缺乏性灵的作家惯犯的错误，由于作者屈服于对骈文文体的嗜好，致使典故和对偶毫无节制地堆砌，彻底搅坏了读者的胃口。李定夷《霣玉怨》中,摧残男女主人公婚姻幸福的“恶母”已死,老父也已改过,“劫后”的绮斋和霞卿完全可以“重生”的,可是,远渡求学的绮斋弟弟绚斋的死改变了全部活着的人的命运。绮斋去料理弟弟后事,不料所乘轮渡倾覆,霞卿听信了全船罹难的消息,绝望中自我折磨而死。幸运生还的绮斋,得知霞卿的死而殉情,本打算嫁给绚斋的霞卿妹妹碧霄遁入空门,只留下风烛残年的老父在忏悔中了此残生。
言情派代表人物：李涵秋、苏曼殊、包天笑、何海鸣、李涵秋《广陵潮》偏于保守的世情写实小说，“不知父母为何物也？！”对新派人物的嘲讽。
言情僧人苏曼殊
《断鸿零雁记》（1912年），被誉为“民国初年第一部成功之作”。作者苏曼殊以第一人称写自己飘零的身世和悲剧性的爱情。为鸳鸯蝴蝶派的小说。
主人公三郎幼年倍受欺凌，孤苦伶仃，长大以后又经历了种种坎坷。他东渡日本寻找生母，母子重逢之后，三郎的日本表姐静子爱上了他。静子对三郎一片痴情。母亲和姨母也赞成这门亲事，但三郎犹豫不决。虽然他对静子也有感情，但他不敢再次面对爱情，对静子避而远之。原来，三郎在中国有未婚妻雪梅，雪梅对爱情坚贞不渝，因为三郎之父破产，雪梅之父嫌贫爱富而悔婚。三郎深深地爱着雪梅，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一气之下出家了。虽然身在佛门，他仍然无法斩断世俗的烦恼：不明身世的困惑、儿女之情的纠缠，于是他下山寻找答案。雪梅因痴恋三郎，资助他东渡寻母，最后，父母逼她改嫁时，绝食身亡以殉情。故事的最后，三郎无法寻找到雪梅的墓地，只有在她故宅凭吊。全书在一片悲痛的气氛中结束，笼罩着一种末世的凄凉、窒息，以及对人的心灵的压抑。
《碎簪记》发表于1916年《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四号，写“余”的朋友庄湜与两名“丽鬟绝人”的女子的爱情故事。灵芳是庄湜的友人灵运的妹妹，灵运欣赏庄湜的才华，决定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虽然此前灵芳并没有与庄湜见面，但他感激于灵运的情意，决定“寸心已定，虽万劫不能移。”故事中灵芳与庄湜只见过一面，灵芳赠给庄湜玉簪作为信物，庄湜的叔叔想让他娶莲佩为妻，莲佩十分喜欢庄湜，当她知道庄湜与灵芳的感情后，决定退出，甘愿牺牲自己的爱情，但她仍然承受不了失去爱人的巨大痛苦，自杀身亡。灵芳也知道了莲佩对庄湜的深情，认为他们如果结合在一起，会很幸福，于是悄然离去，最后也走上自杀的道路。叔叔为了让庄湜彻底断绝对灵芳的爱怜，谎称灵芳已经和别人订婚，并且打碎了玉簪。一次一次的打击使庄湜病倒身亡"，“余”感叹“天下最难解决之事，唯情耳”。三个有情人为“情”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苏曼殊素有“情僧”之称，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其出家目的在于“以情求道”，他把爱情视为“灵魂之空气也”，认为“情海”并非就是“孽海”，“稍涉即溺”，既然人生在世谁也灭不了情，也撇不开缘，因此可取之路并非以理灭情，而是情理和谐。而且他的“以情求道”，并非“以情为道”，他没有放弃道之于情的规范、引导、提升作用，而走向享乐主义的自我放纵，所以他在道德态度上又表现出一种清坚决绝的保守性，如认为“女子必贤而后自繇(由)”、“自由之女，爱国之士，曾游女、市侩之不若，诚不知彼辈性灵果安在也！”他推崇传统的“静女之德”，为这种“ 任礼耻任妆，嫁德不嫁容”的传统美德在现代的失落而忧心忡忡。从宗教戒律而言，他出入青楼、放荡不拘，从世俗角度讲，他又过于超拔、卫道色彩鲜明；他的创作集中体现出生活于新旧过渡时代的人在面对灵与肉、情与礼、圣与俗冲突时的两难、矛盾心态，他对于日渐抬头的时代物质主义、拜金文化的批判，使其创作带有一种反现代的宗教审美主义色彩。《断鸿零雁记》
《碎簪记》表现出苏曼殊在小说创作艺术上的自觉性、实验性，他借鉴了西方小说的叙事方式，即跳出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而采用第一人称的限制性视角，从而达到一种同构于生活的自然、真实感，由“我”来讲述“我自己”的故事，这恰恰是古代小说所缺乏而为现代小说所推重的一种叙述方式，它代表的是一种对于自我的发现，一种个人化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在文学中的确立。只不过作家的尝试并不彻底，他写的是一个朋友三角恋爱故事，而选取的是一个旁观者的视角，
通过外人之眼来写发生于当事人之间的情爱纠结，这使小说具有了一种侦探小说似的悬念感，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不成功之处则在于其立意在“戒情”，因而选择一个旁观者来讲述故事，拒绝进入情爱当事人的情感漩涡和内心世界，这使其在表现人性的深度和作品的感染力上受到一定削弱。
言情革命党何海鸣
《一个被枪毙的人》。“世间上最苦恼事、最无趣味事莫甚于夫妇之制也。” 所以他看重的是不受婚姻制度约束的精神性的恋情。他还作过这样的调侃：“有狂生焉，发三大宏愿，一不娶妻而多娶妾，二勿生子，三不及三十岁即死，自是快语，惜太过耳。予亦有宏愿，愿当今小说家将我名字嵌入一言情小说内，得与一纸上之佳人成为眷属，虽其间备受挫折亦无悔，予且借大文豪笔下超生之力得饱受艳福。阿弥陀佛！予愿折十年阳寿焉。” 这已颇有点“唐璜”主义的味道，很容易招致道德的批评，所以小说愈要表现的情趣高洁，于是走向了一种唯情主义的情爱乌托邦，如他的《倡门红泪》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鸳蝴派的小说大多言情而不至于色，一方面是由其唯美、浪漫的精神气质规定的，另一方面，时代环境也不容许，当时即使在上海租界里，涉及色情的小说也是会受到严禁的，像朱天目的《情海归槎记》因为“艳冶过甚”，结果租界当局将刊发此小说的报社老板抓到警局里关了一夜，后来审判、罚款才放了出来。所以鸳蝴派小说基本上是作为逃避虚无、厌倦、无聊的精神逸乐而存在的，并非沉溺于肉欲不可自拔。
言情市民包天笑：（1876－1973），初名清柱，又名公毅，字朗孙，笔名天笑等。著名报人，小说家。抗战胜利后定居香港。发表《且楼随笔》，《钏影楼回忆录》等。1973年在香港逝世。一生著译很多，有100多种。著有《上海春秋》、《海上蜃楼》、《包天笑小说集》等，译有《空谷兰》、《馨儿就学记》等。名公毅，乳名德宝，天笑是笔名。据《钏影楼回忆录》中包的自述，彼时人们视小说为游戏之作，多不用真实姓名，如陈蝶先署“天虚我生”，曾孟朴署“东亚病夫”等均是。天笑之笔名是随意而取，并无特殊含义和出处，最早用于《迦因小传》译文发表时，署为“吴门天笑生”。后来简化为“天笑生”，再后来简为“天笑”，及至包天笑到了《时报》馆，常常与陈冷血两人轮流写短评，陈署一“冷”字，包署一“笑”字，“吴门天笑生”只余一 “笑”字了。子书上有“雷为天笑”之句，是对自然现象的一 种拟人化比喻。杜甫诗有“每蒙天一 笑，复似物皆春”，龚定庵有“屋瓦自惊天自笑”，谭嗣同有“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句子，然包说他的笔名与此无干。包用的笔名甚多，有仿“文文山”的“包包山”。“秋墨阁”、“钏影楼”两个也是常用的。“钏影楼”是纪念其母以金丝手镯周济好友慷慨好义的仁德，故而用得最多。综观包所用笔名，大多与苏州有密切的关系，反映了他的家乡观念和对故土的依恋。代表作《一缕麻》、《补过》等。通俗小说教父：包天笑曾说，他们创作文学的宗旨是：“拥护新政制，保守旧道德”。与陈独秀的新文化相反：“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教、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艺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道德与德赛两先生并存，德赛只具有工具价值，持中立性立场，担当不起新道德裁判官的角色；价值无涉是指科学研究等工作不使用价值判断，只采用逻辑判断，即客观地说明“事实是什么”，“事物是如何变化的”。
《一缕麻》：某女士者，佚其姓氏，西子湖畔人也。以其父薄宦于苏，生长麋台鹿苑间，风姿殊绝，丽若天人，顾珠规玉矩，不苟言笑，解书擅文，不栉进士也。会吴中兴女学，女士本邃旧学，又益以新知，而学益进，以聪明绝特之姿，加以媚学不倦，试必冠其曹。同学中既慕其才，后惊其艳，以为此欧文小说中所谓天上安琪儿也。戚党见者，则叹羡中辄复杂以悲喟之声曰，“惜哉好女子！惜哉好女子！”孰知及明日而悲惨之云笼罩此一家矣。女士早起，方梳洗间，即觉喉中有物，梗然不便于饮，视之，则白腐绕喉矣！大骇。时吴中盛疫疠，死者踵相接，蔓延之速，往往以全家十馀口，不三数日，尽遭此劫以去者。今新妇初入门，即罹此黑死病，举家咸皇皇，妪婢辈举不敢入新妇房，以卑贱之人，逾贵重其生命也。然而痴郎乃不避，绣闺深窈，凡汤药之所需，均亲自料理。父母强其暂避之，不听，曰：“人人咸怕疫，疫者将听其死乎?昔我病，母之看护我亦如是。我宁即死乎?”女士闻之，心感其诚，于是厌薄之心亦消淡。孰知未及两日，而婿竟亦染此至可恐怖之疾也。嗟夫！此其结果，痴郎竟以不起，女士病亦沈笃，三四日中，昏惘不省人事，盖未知鸳鸯之翼已折矣。赖得名医，喉间腐去而狂热亦退，神志稍清澈，第觉转侧间，发根有一物，以手捋之，则麻丝一缕，已束香鬟，乃大骇，询诸婢，则日：“我家公子已殓矣。”于是女土乃拊床大恸曰：“我负郎矣！我负郎矣！”于是一易向者厌薄之心而为感恩知已之泪，盖郎固不痴，其志诚种子也。又闻家人言，痴郎当瞑目时，尚嘱父母善视新妇，女士闻之，益悲不可止，力疾起，哭拜于灵帏，其哀痛之感人，虽道路闻之亦堕泪。呜呼！读者当知女士今日之哭，非以新孀戚戚，自哭其身世，乃恸其负此多情之藁砧尔。一月后，某生遵女土嘱，致书欲抑其悲怀，谓死者长已矣，顺时应变，妹固达者也。女士不答。越数日，某生后上书，谓论文谈艺，妹所许也，倘以何日归宁者，某当告假归。女士亦不答。又越数日，某生更以书至，女士不复拆视，令来婢携归曰：“归语贵公子，未亡人心如枯井，一切不复置念。嗣后光阴，咸为长斋礼佛之天，皈命空王，蠲除俗虑，又奚论所谓文艺哉。”如此后，女士每归宁，必瞰某生之不在，又匆匆即归，避面不复一见。女士自念我生性缠绵，止水不波，乌能再起一微涡也。呜呼！冥鸿飞去，不作长天之遗音矣．至今人传某女士之贞洁，比之金石冰雪云。（1909年《小说时报》第2期）形式陈旧、问题则新，涉及到新与旧、变与常、容与德、婚姻与爱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梁漱溟：男女居室，东人言敬，西人言爱，敬则爱斯久矣。
左中右三派书写方式：左派解放主义立场：以死抗争。1915年梅兰芳将林小姐写死，以抗议旧观念；“用剪刀刺破喉管，自杀而亡”，亦是为了“刺激观众”，控诉“指腹为婚的恶果”。傅斯年亦言：梅兰芳《一缕麻》的“主旨，是对于现在的婚姻制度，极抱不平了。”右派市民立场：大团圆。1940年代越剧增加了喜剧色彩，2007年越剧版《一缕麻》对小说改动较大。小说的结尾是傻子死了，某女士为其守节；2007年越剧版《一缕麻》的结尾则是：某女士病醒之后，发现傻子死了，于是放声大哭，结果感动了上天，傻子活过来了，而且傻子不再傻了，诗词歌赋，出口成章。《京剧》将小说之隐面(破家庭)推到极端，故某女士死，如此可增强控诉力；越剧将小说之显面(成全家庭)推到极端，因此非但不让某女士死，亦不让某女士守节，反而让某女士将痴郎哭活，于是小说非复悲剧，而成喜剧。适证明道德问题上的复杂性。包天笑亦曾言：这篇短篇小说《一缕麻》，我写过了早已忘怀了，乃于十年以后，梅兰芳忽然把它编成了戏剧，来信来取我的同意，在北京演出。我当然同意，而且也很高兴。据梅兰芳后来告诉我，那时天津地方也有类此指腹为婚的事，看了他的戏而节约退婚的。……又过数十年，上海越剧正盛行一时，袁雪芬、范瑞娟，两位女演员，忽又看中了这篇《一缕麻》短篇而又演出戏剧了。……坦白说起来，《一缕麻》这一短篇，有什么好？封建气息的浓重如此，但文艺这种东西，如人生一般赋有所谓命运的，忽然交其运来，有些不可思议的。包天笑：《补过》对托翁《复活》的戏仿，世俗常识对抗宗教救赎。补了一个过，填了一堆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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