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拥立之臣的定性，需要慎之又慎。稍不留意便会损害皇权的合法性。
董卓是汉末巨奸，被陈寿直斥为“千古第一魔头”。虽然后世不乏昏暴之徒，但在历史进程尚短的魏晋时代，董卓确实是人们眼中的灾星。
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魏书六 董卓传》
但是按照传统观念，汉献帝是绝不会否定董卓的。
因为献帝是被董卓拥立。而且恰恰因为董卓杀掉了少帝与何太后，才巩固了刘协的皇权。否定董卓、无疑否定自己的法统，等于承认自己是“被奸臣拥立的僭主”。
在曹魏的叙事语境下，董卓自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刘协的诸多“诏书”，也绝不可能出自本人之手。即便如此，曹魏官方对董卓的描述，依然颇为谨慎，唯恐“批判董卓”而导致“刘协跟着跌份”。
理由相当简单：淡化董卓的负面形象，可以维护献帝的法统，这样也有助于维护“汉魏禅代”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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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之于献帝董卓是个恶棍、魔头、天下权奸，自然无可辩驳。本文也无意替董卓翻案，只是着重探究他对献帝的“特殊之处”。
皇权的神圣性与正当性，来源于“继承的合法性”。
历史上通过不正当手段夺位的僭主，登基后无一例外会竭力撇清其篡弑黑幕，以稳固统治。诸如李世民、朱棣、皇太极等人，皆属此类。
唐太宗玄武门夺位，篡改实录
上述诸人属于枭雄人物，主要是通过“个人能力”上台。
还有另一类人物，是通过“权臣拥立”上台。这类人物，对拥立自己的权臣，定性便尤其小心。
被权臣拥立者，为数不少。典型者如汉文帝、汉宣帝；东汉与东晋因为皇纲不振，权臣横行，案例亦多。
文帝对“汉初军功集团”，宣帝对霍光家族，虽然背地里颇多不屑乃至死后清算，但表面上都是极尽尊崇。原因无他，就是通过“维护拥立者的形象”来维护“自身的法统”。
如果将“拥立者”贬为奸臣，无疑会损害皇权的正当性，显得自己好似“奸臣谋立的僭主”，这无疑是自打自脸。
“维护自身的权势利益”是生物的本能，这个道理连野猫野狗都懂，遑论人类。
因此，无论董卓有多么可恶、多么奸佞、多么暴戾，献帝都不得不矫情忍性，维护董卓的形象。
因为如果没有董卓，刘协是绝不可能接班的；如果考虑到蹇硕、董重等人与何氏的宫廷争斗之残酷，那董卓不仅是刘协的贵人，还是他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董卓的变乱，那刘协必被何氏所杀，一如董太后（刘协祖母）一般。
何进遂举兵围骠骑府，收（董）重，重免官自杀。（董）后忧怖，疾病暴崩，在位二十二年。民间归咎何氏。--《后汉书 皇后纪》
刘协面临的情况就是如此尴尬：一方面董卓喧哗宫廷、盗掘帝陵乃至奸乱妃嫔；另一方面刘协又不得不矫情忍性，尊董卓为“相父”。
虽然董卓的“相国”与“太师”是僭越自封，但不难想象，“年幼聪慧”的刘协，也一定给予了董卓极高的政治待遇。
董卓死后，从其部将李傕的言语描述，也不难看出董卓的特殊地位。
初平三年（192），并州党人王允、吕布、李肃等人突然发难，刺杀董卓。屯驻陕县的凉州将校惊慌失措，欲降不允，遂进犯长安。
长安城破在即，李傕对献帝大呼“董太师忠于朝廷”。
傕等曰：“董卓忠于陛下，而无故为吕布所杀。”--张璠《汉纪》
历来观点，皆将此话看作凉州将校的“自饰之辞”。实际李傕虽然粗鄙无知，但此话并非纯粹的胡说。因为董卓虽然荒淫无道，但确实“忠于陛下”。
董卓忠于陛下，无故为吕布所杀
个中逻辑一目了然：刘协是董卓所立，无董氏之功，刘协便不可能做皇帝。因此董卓虽是汉室之奸臣，却是刘协之忠臣。
李傕亦曾自诩“辅政四年，三辅清静，天下称道”。
傕不肯，曰：“我有诛吕布之功，辅政四年，三辅清静，天下所知也。”--《献帝起居注》
实际上李傕、郭汜在关中横行无道，搞得饥荒四起，人相残食，所谓的“三辅清净”纯粹是胡扯。但其中的内在逻辑，与“董太师忠于朝廷”是相似的，即“挟拥立之功而为所欲为”。
董卓之于曹魏建安元年（196）刘协在许县改元，正式宣布了“曹操时代”的开启。这也预示了董卓形象的崩坏。
曹操在赤壁战后（208）一直以“篡汉自立”为要务。在曹魏的叙事语境下，董卓为代表的末世群雄，皆是曹魏兴家的“垫脚石”。
从《魏书》中的“列传结构”便可清晰看到，董卓占据了《驱除列传》（卷六至卷八）三卷人物中的首位，是最典型的“驱除对象”。
因此，曹魏官方对董卓、是绝不可能有任何好话的。
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曹魏以“篡汉”为目标，而手段选择了比较温和的“禅让”，因此也不得不维护东汉的法统。
有鉴于此，拥立献帝的董卓，便不能被贬低得太过分。免得落人话柄，显得曹魏的国祚，来自“奸臣拥立的伪帝”。
曹魏对董卓的定性，可以从两处例证窥见。
其一是建安十八年（213）献帝敕封曹操为魏公的诏书；其二是延康元年（220）的禅让诏书。
（1）敕封魏公诏书
刘协在敕封曹操为魏公的诏书中，开篇说“朕因为不修德行，幼年遭到忧患，波流到西境土地，四海流浪”。
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迁於唐、卫。--《魏书一 武帝纪》
“不修德行”是帝王谦词，与罪己诏相似，纯属浮言，可以忽略。“越在西土”则指初平元年至兴平二年（190-195）的“汉廷长安时代”。
问题在于，献帝绝口不提董卓之名，似乎有意避讳。
朕以不德，少遭愍凶
诏书第二段开篇，说“昔日董卓刚刚开启了国难，中原诸侯便图谋篡汉，幸赖曹操扫平群雄，匡扶汉室”。
昔者董卓初兴国难，群后释位以谋王室，君则摄进，首启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魏书一 武帝纪》
这一段也很有深意。因为刘协在长安时期（190-195），中原群雄在关东日夜争斗，从未染指函谷关或武关，根本影响不到献帝。真正凌辱折磨献帝的人，是董卓、李傕、郭汜等人。
但刘协对董卓之恶，仅仅是蜻蜓点水般地略加提及，且称“初兴国难”，却对中原诸侯大加挞伐。
立场无疑是明显的，即尽量淡化董卓的影响，避免牵涉到自己“被乱臣拥立”的黑历史。
（2）禅国诏书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死。曹丕继位，改元延康。延康是东汉的年号，却因曹操之死而改易，“鼎移曹氏”显而易见。
同年刘协下禅让诏书，“让国”于曹丕。
禅让不过是个形式，背后是曹氏的武力威慑。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刘协的诏书，更为特殊，干脆“略过董卓而不提”。
关于刘协的诏书版本，传世颇多。有陈寿《三国志》版，袁宏《汉纪》版，还有《献帝传》版。诸版本无一例外强调“皇室板荡、天下倾覆”，却决口不提“兴作大难”的祸首董卓。
这正是曹丕的聪明之处。
曹丕深知，如果在禅国诏书中提到董卓，无疑会使天下臣民联想起刘协是董卓拥立的藩王，本无继承权。
如果董卓是奸臣、那刘协便是伪帝，继承刘协法统的曹丕，也便会跟着跌份。因此索性对董卓“略而不表”。
小结在封建皇权社会中，“定策”之事的发生，说明至少存在两个情况。
其一是没有明确的储君，因此继位者往往缺乏威望。其二是存在强势的臣僚，能够影响嗣君的废立。
因此，定策之后，也便往往同时出现“弱主”与“权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典型者如汉文帝刘恒，在军功集团与齐王集团的冲突斗争中，意外捡漏；另有汉宣帝刘询，在海昏侯与霍光的斗争中，被拉出来摘桃。
事实上，文帝与宣帝虽是雄主，即位之初、却相当妥协且懦弱；朝事完全托付给定策功臣，自己不过垂拱而已。
最可为例证者、便是宣帝对霍光的态度。
霍光是宣帝的大恩人，是把宣帝从“罪臣余孽”抬回“九五之尊”的元勋。如果没有霍光，那刘询就是一辈子混迹市井的闲散宗室。
因此，即使霍光擅权、令宣帝“芒刺在背”，乃至包庇妻子毒杀许皇后（刘询原配、元帝生母），宣帝都不得不咬牙隐忍。
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汉书 霍光传》
显（霍光妻）恐急，即以状具语（霍）光，因曰“既失计为之，无令吏急衍”。光惊鄂，默然不应。其后奏上，署衍勿论。--《汉书 外戚传》
霍光死后，宣帝大肆清算，乃至夷灭霍氏三族，却仍然将霍光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首，时时祭祀。
宣帝族灭霍氏，独崇霍光
即使宣帝再痛恨霍光，都不敢彻底否认霍光。理由显见，宣帝是霍光所立，否定霍光，等同于否定自己。
类似情况者又有东晋的桓温。
桓温是拥立简文帝的功臣。虽然桓氏本意是通过废立，来实现篡位大业。
按说桓温谋逆，罪不容诛，但桓氏家族居然未受牵连，桓玄（桓温子）威势如故。甚至桓温废立之举，还被东晋朝廷遮掩为“废昏立明”，称其有“忠贞之节”。
太学博士范弘之论殷浩宜加赠谥，因叙桓温不臣之迹。是时桓氏犹盛，王珣（乃）温之故吏也，以为（桓）温废昏立明，有忠贞之节。--《资治通鉴》
桓氏未遭清算，与霍光同理。即对皇帝有拥立之功。否定桓温，无异于否定简文帝的法统。
拟之刘协，亦同其理。
董卓虽荒淫无道、图谋篡汉，但毕竟是拥立刘协的元勋首功。否定董卓，便是否定汉献；更会因此损害到曹魏的颜面。
因此，敕封魏公（213）与禅让国祚（220）的两次重要典礼中，董卓要么被一略而过，要么干脆隐而不表。
刘协与曹丕，显然对“政治规则”谙熟于胸，故心照不宣，默契配合。
很多时候，看似简单的逻辑，却出现复杂乃至相反的结果。究其原因，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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