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的男主人公是我们商丘著名文人侯方域，因此我对这部作品特别留意。
康熙三十八年（1699），孔尚任的《桃花扇》经十余年苦心经营、三易其稿而终于问世。
《桃花扇》堪称清前期最优秀的传奇戏曲，在当时剧坛可谓独领一时之风骚。它的问世和演出为孔尚任带来了生前身后名，赋予他的人生以传奇色彩。
一、《桃花扇》与孔尚任荣辱交加的人生对于孔尚任来说，《桃花扇》既为他带来巨大的名声，也导致了他最终罢官的结局。康熙三十八年此剧写成，三十九年刚升任户部广东司员外郎（从五品）的孔尚任就被罢了官。
关于孔尚任被免官的原因，有人认为是孔尚任遭人诬告卷入了贪污案而导致的。
其实，这不过是清廷寻找的一个借口而已，孔尚任免官的根本原因还是文字贾祸。孔尚任曾为自己喊冤道：“命薄忽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且不说孔尚任是否像三缄其口的铜人；他的被罢官显然与《桃花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此剧表现的就是明末清初南明弘光小朝廷的覆亡史，从而触犯了清廷的大忌。
从康熙初期至乾隆晚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惩罚之惨空前绝后的时期。
对于具有异端思想尤其是具有反清意识的文人，清廷采取了严酷的高压手段。康熙时庄廷鑨《明史稿》案、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时吕留良诗文案等，均牵连数百人，死者戮尸，生者凌迟、绞杀，族人亲友沦为奴隶。手段残忍，震骇天下。乾隆朝的文字狱差不多每年都有发生，直到乾隆后期才有所减少。
孔尚任只是被免去官职，其实还算是幸运的。他之所以没掉脑袋，是他的特殊身份救了他。
孔尚任是孔子的第64代孙，乃圣人后裔；而且孔尚任之所以能以国子监生的资格一跃而为国子监博士，是康熙特旨加恩的结果。
清初，统治者为了稳定统治、消解反清意识，努力打造文化上的认同感。一方面宣称自己是大舜苗裔，一方面尊儒尊孔。以起到拉拢与利用汉族文人士子的目的。在这个大背景下，清廷只是把他罢官了事。
二、《桃花扇》对南明历史的阐释
《桃花扇》以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再现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由建立到覆灭的动荡而短暂的历史，从而也就写出了明王朝最后的溃败。
孔尚任说此剧的宗旨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同时又要通过说明"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为后人提供历史的借鉴，以达到"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的救世目的。
可见，总结历史教训和抒发兴亡之感，是此剧两个相互联系又各有偏重的方面，但是，作者在这两方面达到的深度是不同的。
南明覆亡的原因，其实就如夏完淳所言，是由于"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虏寇之事，置之蔑闻"，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统治集团中的各个派系不能一致对外，反而使有限的力量消耗在内斗之中。
这里不仅有弘光帝、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私君，私臣，私恩，私仇"的问题，另一方面，复社文人的以"清流"自居、意气用事，史可法的才能短绌、缺乏果断，左良玉在清兵压境之际居然为了内部矛盾而起兵东下"清君侧"，导致马士英抽调江北三镇与之对抗，都是导致南明覆灭的重要原因——左良玉用兵甚至是关键因素。
孔尚任写《桃花扇》，曾对南明的历史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反映历史事件的具体过程乃至细节方面相当严谨（侯、李爱情故事则多出于虚构），使得此剧具有较严格的历史剧性质。它也确实揭示了南明小朝廷的混乱局面和激烈的内部矛盾。但同时也要注意到，作者把罪责几乎完全归于马、阮一方，不仅热烈赞颂了史可法，对复社文人及左良玉也多有溢美之词。所以，此剧所反映的史实不可能是全面而客观的，它只不过是一种对历史的概念化的阐释。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孔尚任仍旧采用了"正""邪"、“忠”“奸”、“善”“恶”这种二元对立的陈套来描述政治斗争；而对于孰"正"孰"邪"的判断，则完全使用了官方的标准。
史可法在扬州城破后自杀身亡，仅一月后，清军统帅、豫王多铎即下令为他建造祠堂，此后清廷一再对他加以褒扬，以达到笼络人心和表彰忠节的双重目的。而马士英、阮大铖则是从《明史稿》起就被列为"贰臣"的。所以说，孔尚任对于南明历史的认识，并不具有个人的独特见解，因此，《桃花扇》在理解朝代更迭的政治方面，并不能给人们提供多少深刻和新鲜的意见。
与其他历史剧相比，孔尚任还是有其独到之处的。作为《桃花扇》核心主题的所谓"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并没有纠结在"正""邪"对立的斗争中，而是更多地关注着人和变化着的历史环境的关系。
从时间点来看，《桃花扇》问世时距明亡已经五十多年，一方面，清朝的统治已完全稳定且渐呈强盛之势，从正面描写明亡的历史已不至于对统治者形成太大的刺激；另一方面，虽然强烈的反清情绪已逐渐消失，但人们怀念前朝的心理依然很浓厚。尤其是对于许多汉族文士来说，他们的生命意义本来是与明朝的存在相联系的。明清易代的事实使他们产生一种人生失去依托的感觉。
《桃花扇》适时地顺应了社会心理的需要，通过舞台上的搬演，再现了危难动荡的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图景，抒发了沧桑巨变在人们心中引起的深沉感慨。正是这种对人的命运、人的生存处境的关怀，构成了《桃花扇》感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三、爱情成为无所附丽的无意义的东西
明中叶至清前期的传奇戏曲，把爱情故事与重大历史事件相结合来描绘的有很多，而《桃花扇》在两者的结合上，要比过去任何作品都更为紧密。
就拿同时期的《长生殿》来比较，爱情是《长生殿》的核心内容，它被抽象为一种超越生死的巨大精神力量加以反复渲染。而在《桃花扇》中，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始终卷入在南明政治的漩涡和南明政权从初建到覆亡的过程中，作者甚至刻意避免对"情"作单独的描写。
这种处理正是为了突出"兴亡之感"，也就是突出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剧本一开始写李香君与侯方域由相互爱慕而结合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经过一系列的离合波折，侯、李二人劫后余生，于明亡后偶然重逢在南京郊外的白云庵，读者似乎可以预期出现一个团圆的结局时，却被张道士撕破以香君的鲜血点染成的、代表着爱情之坚贞的桃花扇，喝断了这一段儿女之情：
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
因为侯、李的爱情，在剧中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爱情的圆满性，已经和南明的存续成为一体，所以"国破"必然"家亡"，两人只能以放弃个人爱情，各自出家为结局。
四、历史不过是一场幻梦
个人的生命意义与生存价值一旦与某种历史价值相联系，便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个体生存价值的意义。
在孔尚任的时代，清取代明已是事实，而对个人曾经从属的王朝的"忠义"精神也是不容否认的。绝大多数的文士还要在新朝的统治下生存下去，那么，这些习惯于把自身的生存价值与社会政治相联系的士大夫，就出现了一种忠于故国还是服务新朝的人生困境。
摆脱这种困境的最便捷的方法，就是把历史的巨变解释为一场空幻——就像侯、李的遁入"空门"所表示的那样。
这种解释固然是苍白无力的，但它毕竟表达了对个人生存处境的思考，表现了个人在历史巨变大潮中的无奈和渺小。
《桃花扇》之所以成为中国戏剧史上少见的不以大团圆为结局的悲剧作品，正是因为作者认识到在那样的大时代中人生悲剧的不可避免。
《桃花扇》全剧都弥漫着悲凉与幻灭之感。如《沉江》一出，众人合唱对自杀殉国的史可法致以礼赞：
走江边，满腔愤恨向谁言？老泪风吹面，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尽残兵血战，跳出重围，故国苦恋，谁知歌罢剩空筵。 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精魂显，《大招》声逐海天远。（《古轮台》）
这里使人感动的，不仅是英雄凛然赴死的壮烈激昂，更是他的生不能力支残局、死不能于事有补的悲哀，终了只不过是"万事付空烟"的彻底虚无。
再如《余韵》一出中苏昆生的唱词：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
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
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离亭宴带歇拍煞》）
这里写出的正是明遗老们的心情：虽说是旧事如梦，却又触景生情。足见虚无空幻虽可成为一种解释，却远不能真正实现精神痛苦的解脱。
可能作者未必是有着明确意识的，但他确实触及了一个相当深刻的问题：在强调个体对群体的依附性的历史状态下，某种群体价值的丧失便直接导致个人价值的丧失，这就造成了人生的不自由感受和巨大的精神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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