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泛指创作于唐朝诗人的诗。唐诗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同时也对世界上许多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后人研究唐代的政治、民情、风俗、文化等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价值。
杜甫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上元二年（761）的春天，杜甫求亲告友，在成都浣花溪边盖起了一座茅屋，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所。不料到了八月，大风破屋，大雨又接踵而至。诗人长夜难眠，感慨万千，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诗篇。诗写的是自己的数间茅屋，表现的却是忧国忧民的情感。
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杜甫在这首诗里描写了他本身的痛苦，但当我们读完最后一节的时候，就知道他不是孤立地、单纯地描写他本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下寒士”的痛苦，来表现社会的苦难、时代的苦难。如果说读到“归来倚杖自叹息”的时候对他“叹息”的内容还理解不深的话，那么读到“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总该看出他并不是仅仅因为自身的不幸遭遇而哀叹、而失眠、而大声疾呼吧！在狂风猛雨无情袭击的秋夜，诗人脑海里翻腾的不仅是“吾庐独破”，而且是“天下寒士”的茅屋俱破……。杜甫这种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千百年来一直激动读者的心灵，并发生过积极的作用。
杜甫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这首绝句，字面上明白如话，但对它的主旨，历来注家颇多异议。有人认为它只是赞美乐曲，并无弦外之音；而杨慎《升庵诗话》却说：“花卿在蜀颇僭用天子礼乐，子美作此讥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诗人之旨。”沈德潜《说诗晬语》也说：“诗贵牵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杜少陵刺花敬定之僭窃，则想新曲于天上。”杨、沈之说是较为可取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礼仪制度极为严格，即使音乐，亦有异常分明的等级界限。据《旧唐书》载，唐朝建立后，高祖李渊即命太常少卿祖孝孙考订大唐雅乐，“皇帝临轩，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太子轩悬出入，奏承和；……”这些条分缕析的乐制都是当朝的成规定法，稍有违背，即是紊乱纲常，大逆不道。
花卿，名敬定，是成都尹崔光远的部将，曾因平叛立过功。但他居功自傲，骄恣不法，放纵士卒大掠东蜀；又目无朝廷，僭用天子音乐。杜甫赠诗予以委婉的讽刺。
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并没有对花卿明言指摘，而是采取了一语双关的巧妙手法。字面上看，这俨然是一首十分出色的乐曲赞美诗。你看：“锦城丝管日纷纷”，锦城，即成都；丝管，指弦乐器和管乐器；纷纷，本意是既多而乱的样子，通常是用来形容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事物的，这里却用来比状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的乐曲，这就从人的听觉和视觉的通感上，化无形为有形，极其准确、形象地描绘出弦管那种轻悠、柔靡，杂错而又和谐的音乐效果。“半入江风半入云”也是采用同样的写法：那悠扬动听的乐曲，从花卿家的宴席上飞出，随风荡漾在锦江上，冉冉飘入蓝天白云间。这两句诗，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乐曲的那种“行云流水”般的美妙。两个“半”字空灵活脱，给全诗增添了不少的情趣。
乐曲如此之美，作者禁不住慨叹说：“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天上的仙乐，人间当然难得一闻，难得闻而竟闻，愈见其妙得出奇了。
全诗四句，前两句对乐曲作具体形象的描绘，是实写；后两句以天上的仙乐相夸，是遐想。因实而虚，虚实相生，将乐曲的美妙赞誉到了极度。
然而这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其弦外之音是意味深长的。这可以从“天上”和“人间”两词看出端倪。“天上”者，天子所居皇宫也：“人间”者，皇宫之外也。这是封建社会极常用的双关语。说乐曲属于“天上”，且加“只应”一词限定，既然是“只应天上有”，那么，“人间”当然就不应“得闻”。不应“得闻”而竟然“得闻”，不仅“几回闻”，而且“日纷纷”，于是乎，作者的讽刺之旨就从这种矛盾的对立中，既含蓄婉转又确切有力地显现出来了。
宋人张天觉曾论诗文的讽刺云：“讽刺则不可怒张，怒张则筋骨露矣。”（《诗人玉屑》卷九引）杜甫这首诗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寓讽于谀，意在言外，忠言而不逆耳，可谓作得恰到好处。正如杨伦所评：“似谀似讽，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也。此等绝句，何减龙标（王昌龄）、供奉（李白）。”（《杜诗镜铨》）
杜甫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这首诗写于客居成都的初期，或许杜甫此时辗转得悉李白已在流放夜郎途中获释，遂有感而作。诗用质朴的语言，表现了对挚友的深情。
深情的怀念最后化为热切的呼唤：“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诗意承上“飘零”而来，杜甫为李白的命运担忧，希望他叶落归根，终老故里，声声呼唤表达了对老友的深长情意。“匡山”，指绵州彰明（在今四川北部）之大匡山，李白少时读书于此，这时杜甫客居成都，因而希望李白回归蜀中正是情理中事。就章法言，开头慨叹“不见”，结尾渴望相见，首尾呼应，全诗浑然一体。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直抒胸臆，不假藻饰。律诗往往借景抒情，或情景结合，胡应麟说：“作诗不过情景二端。如五言律体，前起后结，中四句，二言景，二言情，此通例也。”（《诗薮》）杜甫往往打破这种传统写法，“通篇一字不粘带景物，而雄峭沈著，句律天然”（同上）。这首诗就是用的倾诉心曲的写法，不装点景物，感情深厚，同样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采用这种写法必然要吸收口语、散文的成分入诗，首先是剥落华藻，语言质朴自然，如本诗语言看似平常，却写出了对友人的一往情深；其次是通过散文化使精工整饬的律体变得灵活多姿，便于传情达意，如本诗用虚字转折诗意，使对偶不切等。这种律诗改变了传统的妃青俪白、四平八稳的老调，增强了律诗的表现力。
杜甫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上元元年（760）杜甫卜居成都西郭草堂，在饱经离乱之后，开始有了安身的处所，诗人为此感到欣慰。春暖花开的时节，他独自沿江畔散步，情随景生，一连成诗七首。此为组诗之六。
此诗写的是赏景，这类题材，盛唐绝句中屡见不鲜。但象此诗这样刻画十分细微，色彩异常秾丽的，则不多见。如“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常建《三日寻李九庄》），“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王昌龄《春宫曲》），这些景都显得“清丽”；而杜甫在“花满蹊”后，再加“千朵万朵”，更添蝶舞莺歌，景色就秾丽了。这种写法，可谓前无古人。
其次，盛唐人很讲究诗句声调的和谐。他们的绝句往往能被诸管弦，因而很讲协律。杜甫的绝句不为歌唱而作，纯属诵诗，因而常常出现拗句。如此诗“千朵万朵压枝低”句，按律第二字当平而用仄。但这种“拗”决不是对音律的任意破坏，“千朵万朵”的复叠，便具有一种口语美。而“千朵”的“朵”与上句相同位置的“四”字，虽同属仄声，但彼此有上、去声之别，声调上仍具有变化。诗人也并非不重视诗歌的音乐美。这表现在三、四两句双声词、象声词与叠字的运用。“留连”、“自在”均为双声词，如贯珠相联，音调宛啭。“恰恰”为象声词，形容娇莺的叫声，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听觉形象。“时时”、“恰恰”为叠字，既使上下两句形成对仗，使语意更强，更生动，更能表达诗人迷恋在花、蝶之中，忽又被莺声唤醒的刹那间的快意。这两句除却“舞”、“莺”二字，均为舌齿音，
这一连串舌齿音的运用造成一种喁喁自语的语感，维妙维肖地状出看花人为美景陶醉、惊喜不已的感受。声音的效用极有助于心情的表达。
在句法上，盛唐诗句多天然浑成，杜甫则与之异趣。比如“对结”（后联骈偶）乃初唐绝句格调，盛唐绝句已少见，因为这种结尾很难做到神完气足。杜甫却因难见巧，如此诗后联既对仗工稳，又饶有余韵，使人感到用得恰到好处：在赏心悦目之际，听到莺歌“恰恰”，不是更使人陶然神往么？此外，这两句按习惯文法应作：戏蝶留连时时舞，娇莺自在恰恰啼。把“留连”、“自在”提到句首，既是出于音韵上的需要，同时又在语意上强调了它们，使含义更易为人体味出来，句法也显得新颖多变。
杜甫
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
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
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
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
杜甫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底来到成都，在百花潭北、万里桥边营建一所草堂。经过两三个月时间，到第二年春末，草堂落成了。这诗便是那时所作。
诗以“草堂”为题，写的主要是草堂景物和定居草堂的心情。堂用白茅盖成，背向城郭，邻近锦江，座落在沿江大路的高地上。从草堂可以俯瞰郊野青葱的景色。诗的开头两句，从环境背景勾勒出草堂的方位。中间四句写草堂本身之景，通过自然景色的描写，把自己历尽兵燹之后新居初定时的生活和心情，细致而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诗从草堂营成说起；中间写景，用“语燕新巢”作为过脉；最后由物到人，仍然回到草堂，点出身世感慨。“背郭堂成”的“堂”，和“错比扬雄宅”的“宅”遥相呼应。关合之妙，不见痕迹。
杜甫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
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清人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话》里有段评论杜甫绝句诗的话：
七绝乃唐人乐章，工者最多。……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为最。缘落笔朦胧缥缈，其来无端，其去无际故也。杜老七绝欲与诸家分道扬镳，故尔别开异径。独其情怀，最得诗人雅趣。……
他说杜甫“别开异径”，在盛唐七绝中走出一条新路子，这是熟读杜甫绝句的人都能感觉到的。除了极少数篇章如《赠花卿》、《江南逢李龟年》等外，他的七绝确是与众不同。
首先，从内容方面扩展了绝句的领域。一切题材，感时议政，谈艺论文，纪述身边琐事，凡能表现于其他诗体的，他同样用来写入绝句小诗。
其次，与之相联系的，这类绝句诗在艺术上，它不是朦胧缥缈，以韵致见长之作；也缺乏被诸管弦的唱叹之音。它所独开的胜境，乃在于触机成趣，妙绪纷披，读之情味盎然，有如围炉闲话，剪烛论心；无论感喟歔欷，或者嬉笑怒骂，都能给人以亲切、真率、恳挚之感，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朴质而雅健的独特风格，是耐人咀嚼不尽的。
《戏为六绝句》（以下简称《六绝句》）就是杜甫这类绝句诗标本之一。
以诗论诗，最常见的形式是论诗绝句。它，每首可谈一个问题；把许多首连缀成组诗，又可见出完整的艺术见解。在我国诗歌理论遗产中，有不少著名的论诗绝句，而最早出现、最有影响的则是杜甫的《六绝句》。
《六绝句》作于上元二年（761），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六绝句》第一首论庾信。杜甫在《春日忆李白》里曾说，“清新庾开府”。此诗中指出庾信后期文章（兼指诗、赋），风格更加成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健笔凌云，纵横开阖，不仅以“清新”见长。唐代的“今人”，指手划脚，嗤笑指点庾信，适足以说明他们的无知。因而“前贤畏后生”，也只是讽刺的反话罢了。
第二、三首论初唐四杰。初唐诗文，尚未完全摆脱六朝藻绘余习。第二首中，“轻薄为文”，是时人讥哂“四杰”之辞。史炳《杜诗琐证》解此诗云：“言四子文体，自是当时风尚，乃嗤其轻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尔曹身名俱灭，而四子之文不废，如江河万古长流。”
第三首，“纵使”是杜甫的口气，“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则是时人哂笑四杰的话（诗中卢王，即概指四杰）。杜甫引用了他们的话而加以驳斥，所以后两句才有这样的转折。意谓即便如此，但四杰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这三首诗的用意很明显：第一首说，观人必观其全，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第二首说，评价作家，不能脱离其时代的条件。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虽有大小高下之分，但各有特色，互不相掩。我们应该恰如其分地给以评价，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向前人学习。
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三首诗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魏、晋六朝是我国文学由质朴趋向华彩的转变阶段。丽辞与声律，在这一时期得到急剧的发展，诗人们对诗歌形式及其语言技巧的探求，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而这，则为唐代诗歌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条件。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六朝文学又有重形式、轻内容的不良倾向，特别到了齐、梁宫体出现之后，诗风就更淫靡萎弱了。
因此，唐代诗论家对六朝文学的接受与批判，是个极为艰巨而复杂的课题。
当齐、梁余风还统治着初唐诗坛的时候，陈子昂首先提出复古的主张，李白继起，完成了廓清摧陷之功。“务华去实”的风气扭转了，而一些胸无定见、以耳代目的“后生”、“尔曹”之辈却又走向“好古遗近”的另一极端，他们寻声逐影，竟要全盘否定六朝文学，并把攻击的目标指向庾信和初唐四杰。
庾信总结了六朝文学的成就，特别是他那句式整齐、音律谐和的诗歌以及用诗的语言写的抒情小赋，对唐代的律诗、乐府歌行和骈体文，都起有直接的先导作用。在唐人的心目中，他是最有代表性的近代作家，因而是非毁誉也就容易集中到他的身上。至于初唐四杰，虽不满于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但他们主要的贡献，则是在于对六朝艺术技巧的继承和发展，今体诗体制的建立和巩固。而这，也就成了“好古遗近”者所谓“劣于汉魏近风骚”的攻击的口实。
如何评价庾信和四杰，是当时诗坛上论争的焦点所在。杜甫抓住了这一焦点，在《六绝句》的后三首里正面说了自己的看法。
“不薄今人爱古人”中的“今人”，指的是庾信、四杰等近代作家。杜甫之所以爱古而不薄今，是从“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发的。“为邻”，即引为同调之意。在杜甫看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清词丽句”不可废而不讲。更何况庾信、四杰除了“清词丽句”而外，尚有“凌云健笔”、“龙文虎脊”的一面，因此他主张兼收并蓄：力崇古调，兼取新声，古、今体诗并行不废。“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但是，仅仅学习六朝，一味追求“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一类的“清词丽句”，虽也能赏心悦目，但风格毕竟柔媚而浅薄；要想超越前人，必须恢宏气度，纵其才力之所至，才能掣鲸鱼于碧海；于严整体格之中，见气韵飞动之妙；不为篇幅所窘，不被声律所限，从容于法度之中，而神明于规矩之外。要想达到这种艺术境界，杜甫认为只有“窃攀屈宋”。因为《楚辞》的精采绝艳，是千古诗人的不祧之祖。由六朝而上追屈、宋，才能如刘勰所说：“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文心雕龙。辨骚》），不至于沿流失源，堕入齐、梁轻浮侧艳的后尘了。
杜甫对六朝文学既要继承、也要批判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上。
《六绝句》的最后一首，前人说法不一。这里的“前贤”，系泛指前代有成就的作家（包括庾信、四杰）。“递相祖述”，意谓因袭成风。“递相祖述”是“未及前贤”的根本原因。“伪体”之伪，症结在于以模拟代替创造。真伪相混，则伪可乱真，所以要加以“别裁”。创造和因袭，是杜甫区别真、伪的分界线。只有充分发挥创造力，才能直抒襟抱，自写性情，写出真的文学作品。庾信之“健笔凌云”，四杰之“江河万古”，乃在于此。反之，拾人牙慧，傍人门户，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堆砌词藻，步齐、梁之后尘，固然是伪体；而高谈汉、魏的优孟衣冠，又何尝不是伪体？在杜甫的心目中，只有真、伪的区别，并无古、今的成见。
“别裁伪体”和“转益多师”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别裁伪体”，强调创造：“转益多师”，重在继承。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转益多师是汝师”即无所不师而无定师。这话有好几层意思：无所不师，故能兼取众长；无定师，不囿于一家，虽有所继承、借鉴，但并不妨碍自己的创造性。此其一。只有在“别裁伪体”区别真伪的前提下，才能确定“师”谁，“师”什么，才能真正做到“转益多师”。此其二。要做到无所不师而无定师，就必须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别人的成就，在吸取的同时，也就有所扬弃。此其三。在既批判又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熔古今于一炉而自铸伟辞，这就是杜甫“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精神所在。
《六绝句》虽主要谈艺术方面的问题，但和杜甫总的创作精神是分不开的。诗中“窃攀屈宋”、“亲风雅”则是其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论诗的宗旨。
这六首小诗，实质上是杜甫诗歌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诗论的总纲；它所涉及的是关系到唐诗发展中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这类小诗里发这样的大议论，是前所未有的。诗人即事见义，如地涌泉，寓严正笔意于轻松幽默之中，娓娓而谈，庄谐杂出。李重华说杜甫七绝“别开异径”，正在于此。明乎此，这诗之所以标为《戏为六绝句》，也就不烦辞费了。
杜甫
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
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
列郡讴歌惜，三朝出入荣。
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
奉济驿，在成都东北的绵阳县。严公，即严武，曾两度为剑南节度使。宝应元年（762）四月，肃宗死，代宗即位，六月，召严武入朝，杜甫送别赠诗，因前已写过《送严侍郎到绵州同登杜使君江楼宴》，故称“重送”。律诗双句押韵，八句诗四个韵脚，故称“四韵”。
严武有文才武略，品性与杜甫相投。镇蜀期间，亲到草堂探视杜甫，并在经济上给予接济；彼此赠诗，相互敬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诗人想到，象严武这样知遇至深的官员恐怕将来也难得遇到，于是离愁之中又添一层凄楚。关于严武，诗人没有正面颂其政绩，而说“列郡讴歌惜，三朝出入荣”，说他于玄、肃、代三朝出守外郡或入处朝廷，都荣居高位。离任时东西两川属邑的人们讴歌他，表达依依不舍之情。言简意赅，雍雅得体。
最后两句抒写诗人自己送别后的心境。“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江村”指成都西郊的浣花溪边。“独”字见离别之后的孤单无依：“残”字含风烛余年的悲凉凄切：“寂寞”则道出知遇远去的冷落和惆怅。两句充分体现了诗人对严武的真诚感激和深挚友谊，依恋惜别之情溢于言表。
这首诗语言质朴含情，章法谨严有度，平直中有奇致，浅易中见沉郁，情真意挚，凄楚感人。
杜甫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首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春天，作者五十二岁。宝应元年（762）冬季，唐军在洛阳附近的横水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和郑（今河南郑州）、汴（今河南开封）等州，叛军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第二年，即广德元年正月，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其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相继投降。正流寓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过着飘泊生活的杜甫听到这个消息，以饱含激情的笔墨，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名作。
杜甫于此诗下自注：“余田园在东京”，诗的主题是抒写忽闻叛乱已平的捷报，急于奔回老家的喜悦。“剑外忽传收蓟北”，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捷报的突然。“剑外”乃诗人所在之地，“蓟北”乃安史叛军的老巢，在今河北东北部一带。诗人多年飘泊“剑外”，艰苦备尝，想回故乡而不可能，就由于“蓟北”未收，安史之乱未平。如今“忽传收蓟北”，
真如春雷乍响，山洪突发，惊喜的洪流，一下子冲开了郁积已久的情感闸门，喷薄而出，涛翻浪涌。“初闻涕泪满衣裳”，就是这惊喜的情感洪流涌起的第一个浪头。
这首诗，除第一句叙事点题外，其余各句，都是抒发忽闻胜利消息之后的惊喜之情。万斛泉源，出自胸臆，奔涌直泻。仇兆鳌在《杜少陵集详注》中引王嗣奭的话说：“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后代诗论家都极为推崇此诗，赞其为老杜“生平第一首快诗也”（浦起龙《读杜心解》）。
杜甫
童稚情亲四十年，中间消息两茫然。
更为后会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
不分桃花红似锦，生憎柳絮白于棉。
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
这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春。前一年，杜甫因徐知道在成都叛变，避乱流寓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这年正月，唐军收复幽燕，史朝义自缢身死。延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虽然告一段落，但是已经激化了的各类社会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动乱不宁的时局并未因此而真正平息。曾经因胜利而一度在杜甫心底燃起的欢快的火花，“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畅想，很快就破灭了。当时，杜甫有一些朋友由梓州回长安，他作诗送行，说道：“飘零为客久，衰老羡君还。”（《涪江泛舟送韦班归京》）“帝乡愁绪外，春色泪痕边。”（《泛舟送魏十八仓曹还京因寄岑中允参、范郎中季明》）自伤留滞，情见乎词。这诗也是借聚散离合之情，写迟暮飘零的身世之感的。
关于路六侍御的生平，详不可考，从诗的开头一句看，知是杜甫儿时旧友。作此诗时，杜甫五十一岁，四十年前，他们都在十岁左右，正是竹马童年。诗人用“童稚情亲四十年”完满地表现出童年伙伴那种特有的亲切的感情。“四十年”，在这里不仅点明分别的时间，更主要的是表明童年时代的友情，并不随着四十年漫长岁月的迁流而归于淡忘。正因为如此，下句说，“中间消息两茫然”。在兵戈满地，流离转徙的动乱年代里，朋友间失去联系，想知道他的消息而又无从问讯，故有“茫然”之感。而这种心情，彼此间是相同的，故曰“两茫然”。一别四十年，时间是这样的久，哪还能想到现在的重新会合？所以说“忽漫相逢”。他乡遇故知，本来是值得高兴的事；然而同样没有想到，久别重逢，乍逢又别；当故交叙旧之日，即离筵饯别之时。“忽漫相逢是别筵”。在“相逢”和“别筵”之间着一“是”“字，使会合的欢娱，立即转化为别离的愁思。笔力千钧，直透纸背。
从过去到现在，聚散离合是这样的迷离莫测；从现在悬想将来，又将如何呢？诗人把感慨集中地写在“更为后会知何地”这句话里。这是全诗的主脑。它包涵有下列两重意思：路六侍御这次离开梓州，回到长安去做官，显然会勾起了杜甫满腹心事。他设想倘若今后和路再度会见，这地点又将在哪里？自己能不能够也被召还朝？回答是不可知的。从自身蹭蹬坎坷的生活历程，从这次和路的聚散离合，他懂得了乱世人生，有如飘蓬泛梗，一切都无从说起。这是就空间而言的。从时间方面来说，过去的分别，一别就是四十年；别时彼此都在童年，如今俱入老境。人生几何？“更为后会”，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诗人没有直说后会无期，而是造作诘问语，以咏叹出之，以见向往之切、感慨之深。
杜甫
使君高义驱今古，寥落三年坐剑州。
但见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广未封侯？
路经滟滪双蓬鬓，天入沧浪一钓舟。
戎马相逢更何日？春风回首仲宣楼。
此诗作于公元七六三年。从诗看，知李剑州当时任剑州刺史，是位有才能而未被朝廷重用的地方官。前一年，杜甫到过那里，和他有交往。这年，杜甫曾经准备离蜀东行，写了这诗寄给他。
律诗受到声律和对仗的束缚，容易流于板滞平衍，萎弱拖沓，正如刘熙载所说：“声谐语俪，往往易工而难化。”（《艺概。诗概》）而这首七律写得纵横排奡，转掉自如，句句提得起，处处打得通，而在拿掷飞腾之中，又能见出精细的脉络。
诗的前半篇写李，热情地歌颂了他“能化俗”的政绩，为他的“未封侯”而鸣不平。诗从“高义”和“寥落”生发出这两层意思，使人对他那沉沦州郡的坎坷遭遇，更深为惋惜。“文翁”和“李广”，用的是两个典故。文翁政绩流传蜀中，用以比拟李之官剑州刺史；未封侯的李广，则和李同姓。典故用得非常贴切，然而也仅仅贴切而已。可是在“文翁能化俗”的上面加上个“但见”，在“李广未封侯”的上面加上个“焉知”，“但见”和“焉知”，一呼一应，一开一阖，运之以动荡之笔，精神顿出，有如画龙点晴，立即破壁飞去。不仅如此，在历史上，李度对自己屡立战功而未得封侯，是时刻耿耿于怀，终身为恨事的。这里却推开来，说“焉知李广未封侯”，这就改造了旧典，注入了新义，提高了诗的思想性。从这里，可以看出杜甫是怎样把七言歌行中纵横挥斥的笔意，创造性地运用、融化于律体之中。在杜甫歌行里象“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醉时歌》）之类的句子，和这不正是波澜莫二吗？
下半篇叙身世之感，离别之情，境界更大，感慨更深。诗人完全从空际着笔，写的是意想中的自己“将赴荆南”的情景。
“路经滟滪”，见瞿塘风涛之险恶：“天入沧浪”，见江汉烟波之浩渺。这是他赴荆南途中所经之地。在这里，诗人并未诉说其迟暮飘零之感，而是以“一钓舟”和“沧浪”，“双蓬鬓”和“滟滪”相对照，构成鲜明的形象，展示出一幅扁舟出峡图。倘若说，这是诗中之画，那么借用杜甫自己的另外两句诗，“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来说明画意，是颇为确切的了。
到了荆南以后又将怎样呢？尾联用“仲宣楼”轻轻点出。诗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命运，即使到了那里，也还是和当年避难荆州的王粲一样，仍然作客依人，托身无所。而在此时，回望蜀中，怀念故人，想到兵戈阻隔，相见无期，那就会更加四顾苍茫，百端交集了。
全诗由李写到自己，再由自己的离别之情，一笔兜回到李，脉络贯通，而起结转折，关合无痕。杜甫这类的诗，往往劈空而来，一起既挺拔而又沉重，有笼罩全篇的气势。写到第四句，似乎要说的话都已说完，可是到了五、六两句，忽然又转换一个新的意思，开出一个新的境界，喷薄出更为汹涌、更为壮阔的波澜。然而它又不是一泻无余；收束处，总是荡漾萦回，和篇首遥相照映，显得气固神完，而情韵不匮，耐人寻味。
作为杜甫七律风格的其本特征，是他能在尽幅之中，运之以磅礴飞动的气势；而这磅礴飞动的气势，又是和精密平整的诗律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工而能化”，“中律而不为律缚”。从这诗，便可窥见其一斑。
杜甫
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
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
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
唯见林花落，莺啼送客闻。
房太尉即房琯，玄宗幸蜀时拜相，为人比较正直。至德二载（757），为肃宗所贬。杜甫曾毅然上疏力谏，结果得罪肃宗，几遭刑戮。房琯罢相后，于宝应二年（763）拜特进、刑部尚书。在路遇疾，卒于阆州。死后赠太尉。（见《旧唐书。房琯传》）二年后杜甫经过阆州，特来看看老友的坟。
此诗极不易写，因房琯不常用一般的人，所以句句要得体；‘杜甫与房琯又非一般之交，又句句要有情谊。而此诗写得既雍容典雅，又一往情深，十分切合题旨。
诗人表达的感情十分深沉而含蓄，这是因为房琯的问题，事干政局，已经为此吃了苦头的杜甫，自有难言之苦。但诗中那阴郁的氛围，那深沉的哀痛，还是使人感到：这不单是悼念亡友而已，更多的是诗人内心对国事的殷忧和叹息。对此，只要仔细揣摩，是不难体味到的。
杜甫
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
因徐知道据成都叛乱，杜甫曾一度离开成都草堂，避难于梓州、阆州等地。广德二年（764）正月，杜甫携家由梓州赴阆州，准备出陕谋生。二月，闻严武再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同时，严武也来信相邀，诗人于是决定重返成都。于阆州还成都途中作诗五首，此为其中第四首。诗题中的“严郑公”，即严武，广德元年严武被封为郑国公。
全诗描写了诗人重返草堂的欢乐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真情真语，情致圆足，辞采稳称，兴寄微婉。欢欣和感慨相融，瞻望与回顾同叙，更显出了此诗思想情感的深厚。
杜甫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这首诗写于成都，时在代宗广德二年（764）春，诗人客蜀已是第五个年头。上年正月，官军收复河南河北，安史之乱平定；十月便有吐蕃陷长安、立傀儡、改年号，代宗奔陕州事；随后郭子仪复京师，乘舆反正；年底吐蕃又破松、维、保等州（在今四川北部），继而再陷剑南、西山诸州。诗中“西山寇盗”即指吐蕃：“万方多难”也以吐蕃入侵为最烈，同时，也指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朝廷内外交困、灾患重重的日益衰败景象。
全诗即景抒怀，写山川联系着古往今来社会的变化，谈人事又借助自然界的景物，互相渗透，互相包容；熔自然景象、国家灾难、个人情思为一体，语壮境阔，寄慨遥深，体现着诗人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这首七律，格律严谨。中间两联，对仗工稳，颈联为流水对，读来有一种飞动流走的快感。在语言上，特别工于各句（末句例外）第五字的锤炼。首句的“伤”，为全诗点染一种悲怆气氛，而且突如其来，造成强烈的悬念。次句的“此”，兼有此时、此地、此人、此行等多重含义，也包含着只能如此而已的感慨。三句的“来”，烘托锦江春色逐人、气势浩大，令人有荡胸扑面的感受。四句的“变”，浮云如白云变苍狗，世事如沧海变桑田，一字双关，引人作联翩无穷的想象。五句的“终”，是终于，是始终，也是终久；有庆幸，有祝愿，也有信心，从而使六句的“莫”字充满令寇盗闻而却步的威力。七句的“还”，是不当如此而居然如此的语气，表示对古今误国昏君的极大轻蔑。只有末句，炼字的重点放在第三字上，“聊”是不甘如此却只能如此的意思，抒写诗人无可奈何的伤感，与第二句的“此”字遥相呼应。
更值得注意的，是首句的“近”字和末句的“暮”字，这两个字在诗的构思方面起着突出的作用。全诗写登楼观感，俯仰瞻眺，山川古迹，都是从空间着眼：“日暮”，点明诗人徜徉时间已久。这样就兼顾了空间和时间，增强了意境的立体感。单就空间而论，无论西北的锦江、玉垒，或者城南的后主祠庙，都是远处的景物；开端的“花近高楼”却近在咫尺之间。远景近景互相配合，便使诗的境界阔大雄浑而无豁落空洞的遗憾。
历代诗家对于此诗评价极高。清人浦起龙评谓：“声宏势阔，自然杰作。”（《读杜心解》卷四）沈德潜更为推崇说：“气象雄伟，笼盖宇宙，此杜诗之最上者。”（《唐诗别裁》卷十三）
杜甫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清代的诗论家陶虞开在《说杜》一书中指出，杜集中有不少“以诗为画”的作品。这一首写于成都草堂的五言绝句，就是极富诗情画意的佳作。
这首五言绝句，意境明丽悠远，格调清新。全诗对仗工整，但又自然流畅，毫不雕琢；描摹景物清丽工致，浑然无迹，是杜集中别具风神的篇章。
杜甫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
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此诗为杜甫入蜀后所作，抒发了羁旅异乡的感慨。“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这是一幅镶嵌在镜框里的风景画，濡饱墨于纸面，施浓彩于图中，有令人目迷神夺的魅力。你看，漫江碧波荡漾，显露出白翎的水鸟，掠翅江面，好一派怡人的风光！满山青翠欲滴，遍布的朵朵鲜花红艳无比，简直就象燃烧着一团旺火，多么绮靡，多么灿烂！以江碧衬鸟翎的白，碧白相映生辉；以山青衬花葩的红，青红互为竞丽。一个“逾”字，将水鸟借江水的碧色衬底而愈显其翎毛之白，写得深中画理；而一个“欲”字，则在拟人化中赋花朵以动态，摇曳多姿。两句诗状江、山、花、鸟四景，并分别敷碧绿、青葱、火红、洁白四色，景象清新，令人赏心悦目。可是，诗人的旨意却不在此，紧接下去，笔路陡转，慨而叹之“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句中“看又过”三字直点写诗时节。春末夏初景色不可谓不美，然而可惜岁月荏苒，归期遥遥，非但引不起游玩的兴致，却反而勾起了漂泊的感伤。
此诗的艺术特点是以乐景写哀情，唯其极言春光融洽，才能对照出诗人归心殷切。它并没有让思归的感伤从景象中直接透露出来，而是以客观景物与主观感受的不同来反衬诗人乡思之深厚，别具韵致。
杜甫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公元七六二年，成都尹严武入朝，蜀中发生动乱，杜甫一度避往梓州，翌年安史之乱平定，再过一年，严武还镇成都。杜甫得知这位故人的消息，也跟着回到成都草堂。这时他的心情特别好，面对这生气勃勃的景象，情不自禁，写下了这一组即景小诗。兴到笔随，事先既未拟题，诗成后也不打算拟题，干脆以“绝句”为题。
诗的上联是一组对仗句。草堂周围多柳，新绿的柳枝上有成对黄鹂在欢唱，一派愉悦景象，有声有色，构成了新鲜而优美的意境。“翠”是新绿，“翠柳”是初春物候，柳枝刚抽嫩芽。“两个黄鹂鸣翠柳”，鸟儿成双成对，呈现一片生机，具有喜庆的意味。次句写蓝天上的白鹭在自由飞翔。这种长腿鸟飞起来姿态优美，自然成行。晴空万里，一碧如洗，白鹭在“青天”映衬下，色彩极其鲜明。两句中一连用了“黄”、“翠”、“白”、“青”四种鲜明的颜色，织成一幅绚丽的图景；首句还有声音的描写，传达出无比欢快的感情。
诗的下联也由对仗句构成。上句写凭窗远眺西山雪岭。岭上积雪终年不化，所以积聚了“千秋雪”。而雪山在天气不好时见不到，只有空气清澄的晴日，它才清晰可见。用一“含”字，此景仿佛是嵌在窗框中的一幅图画，近在目前。观赏到如此难得见到的美景，诗人心情的舒畅不言而喻。下句再写向门外一瞥，可以见到停泊在江岸边的船只。江船本是常见的，但“万里船”三字却意味深长。因为它们来自“东吴”。当人们想到这些船只行将开行，沿岷江、穿三峡，直达长江下游时，就会觉得很不平常。因为多年战乱，水陆交通为兵戈阻绝，船只是不能畅行万里的。而战乱平定，交通恢复，才看到来自东吴的船只，诗人也可“青春作伴好还乡”了，怎不叫人喜上心头呢？“万里船”与“千秋雪”相对，一言空间之广，一言时间之久。诗人身在草堂，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胸次何等开阔！
全诗看起来是一句一景，是四幅独立的图景。而一以贯之，使其构成一个统一意境的，正是诗人的内在情感。一开始表现出草堂的春色，诗人的情绪是陶然的，而随着视线的游移、景物的转换，江船的出现，便触动了他的乡情。四句景语就完整表现了诗人这种复杂细致的内心思想活动。
杜甫
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
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
学书初学卫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
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开元之中常引见，承恩数上南薰殿。
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
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
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
先帝御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
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阊阖生长风。
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淡经营中。
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
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
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
弟子韩幹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
幹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
将军画善盖有神，必逢佳士亦写真。
即今飘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
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
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缠其身。
曹霸是盛唐著名画马大师，安史之乱后，潦倒漂泊。唐代宗广德二年（764），杜甫和他在成都相识，十分同情他的遭遇，写下这首《丹青引》。
诗起笔洗炼，苍凉。先说曹霸是魏武帝曹操之后，如今削籍，沦为寻常百姓。然后宕开一笔，颂扬曹霸祖先，曹操称雄中原的业绩虽成往史；但其诗歌的艺术造诣高超，辞采美妙，流风余韵，至今犹存。开头四句，抑扬起伏，跌宕多姿，大气包举，统摄全篇。清诗人王士禛十分赞赏，称为“工于发端”（《渔洋诗话》卷中）。
接着写曹霸在书画上的师承渊源，进取精神，刻苦态度和高尚情操。曹霸最初学东晋卫夫人的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只恨不能超过王羲之。他一生沉浸在绘画艺术之中而不知老之将至，情操高尚，不慕荣利，把功名富贵看得如天上浮云一般淡薄。诗人笔姿灵活，“学书”二句只是陪笔，故意一放：“丹青”二句点题，才是正意所在，写得主次分明，抑扬顿挫，错落有致。
“开元”以下八句，转入主题，高度赞扬曹霸在人物画上的辉煌成就。开元年间，曹霸应诏去见唐玄宗，有幸屡次登上南薰殿。凌烟阁上的功臣像，因年久褪色，曹霸奉命重绘。他以生花妙笔画得栩栩如生。文臣头戴朝冠，武将腰插大竿长箭。褒国公段志玄、鄂国公尉迟敬德，毛发飞动，神采奕奕，仿佛呼之欲出，要奔赴沙场鏖战一番似的。曹霸的肖像画，形神兼备，气韵生动，表现了高超的技艺。
诗人一层层写来，在这里，画人仍是衬笔，画马才是重点所在。“先帝”以下八句，诗人细腻地描写了画玉花骢的过程。
唐玄宗的御马玉花骢，众多画师都描摹过，各各不同，无一肖似逼真。有一天，玉花骢牵至阊阖宫的赤色台阶前，扬首卓立，神气轩昂。玄宗即命曹霸展开白绢当场写生。作画前曹霸先巧妙运思，然后淋漓尽致地落笔挥洒，须臾之间，一气呵成。那画马神奇雄峻，好象从宫门腾跃而出的飞龙，一切凡马在此马前都不免相形失色。诗人先用“生长风”形容真马的雄骏神气，作为画马的有力陪衬，再用众画工的凡马来烘托画师的“真龙”，着意描摹曹霸画马的神妙，这一段文字倾注了热烈赞美之情，笔墨酣畅，精彩之极。“玉花”以下八句，诗人进而形容画马的艺术魅力。
榻上放着画马玉花骢，乍一看，似和殿前真马两两相对，昂首屹立。诗人把画马与真马合写，实在高妙，不着一“肖”字，却极为生动地写出了画马的逼真传神，令人真假莫辨。玄宗看到画马神态轩昂，十分高兴，含笑催促侍从，赶快赐金奖赏。掌管朝廷车马的官员和养马人都不胜感慨，怅然若失。杜甫以玄宗、太仆和圉人的不同反应渲染出曹霸画技的高妙超群。随后又用他的弟子、也以画马有名的韩幹来作反衬。
诗人用前后对比的手法，以浓墨彩笔铺叙曹霸过去在宫廷作画的盛况；最后八句，又以苍凉的笔调描写曹霸如今流入民间的落泊境况。“将军善画盖有神”句，总收上文，点明曹霸画艺的精湛绝伦。他不轻易为人画像。可是，在战乱的动荡岁月里，一代画马宗师，流落飘泊，竟不得不靠卖画为生，甚至屡屡为寻常过路行人画像了。曹霸走投无路，遭到流俗的轻视，生活如此穷苦，世上没有比他更贫困的了。画家的辛酸境遇和杜甫的坎坷蹭蹬又何其相似！诗人内心不禁引起共鸣，感慨万分：自古负有盛名、成就杰出的艺术家，往往时运不济，困顿缠身，郁郁不得志！诗的结句，推开一层讲，以此宽解曹霸，同时也聊以自慰，饱含对封建社会世态炎凉的愤慨。
这首诗在章法上错综绝妙，诗中宾主分明，对比强烈。如学书与学画，画人与画马，真马与画马，凡马与“真龙”，画工与曹霸，韩幹与曹霸，昔日之盛与今日之衰等等。前者为宾，是绿叶，后者为主，是红花。绿叶扶红花，烘托映衬，红花见得更为突出而鲜明。在诗情发展上，抑扬起伏，波澜层出。前四句写曹霸的身世，包含两层抑扬，摇曳多姿。“至尊含笑催赐金”句，将全诗推向高潮，一起后紧跟着一跌，与末段“途穷反遭俗眼白”，又形成尖锐的对比。诗的结构，一抑一扬地波浪式展开，最后以抑的沉郁调子结束，显得错综变化而又多样统一。在结构上，前后呼应，首尾相连。诗的开头“于今为庶为清门”与结尾“世上未有如公贫”，一脉贯通，构成一种悲慨的主调与苍凉的气氛。中间三段，写曹霸画人画马的盛况，与首段“文采风流今尚存”句相照应。
杜甫以《丹青引》为题，热情地为画家立传，以诗摹写画意，评画论画，诗画结合，富有浓郁的诗情画意，把深邃的现实主义画论和诗传体的特写融为一炉，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在中国唐代美术史和绘画批评史上也有一定的认识价值。这在唐诗的发展上未尝不是一种新贡献。
杜甫
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
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
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
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
代宗广德二年（764）六月，新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严武保荐杜甫为节度使幕府的参谋。做这么个参谋，每天天刚亮就得上班，直到夜晚才能下班。杜甫家住成都城外的浣花溪，下班后来不及回家，只好长期住在府内。这首诗，就写于这一年的秋天。所谓“宿府”，就是留宿幕府的意思。因为别人都回家了，所以他常常是“独宿”。
杜甫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无数事实证明这理想难得实现，所以早在乾元二年（759），他就弃官不作，摆脱了“苦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的牢笼生活。这次作参谋，虽然并非出于自愿，但为了“酬知己”，还是写了《东西两川说》，为严武出谋划策。但到幕府不久，就受到幕僚们的嫉妒、诽谤和排挤，感到日子很不好过。因此，在《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里诉说了自己的苦况之后，就请求严武把他从“龟触网”、“鸟窥笼”的困境中解放出来。读到那首的结句“时放倚梧桐”，再回头来读这首的“清秋幕府井梧寒”，就会有更多的体会。诗人宁愿回到草堂去“倚梧桐”，而不愿“栖”那“幕府井梧”的“一枝”；因为“倚”草堂的“梧桐”，比较“安”，也不那么“寒”。
杜甫
竹凉侵卧内，野月满庭隅。
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
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
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
吴齐贤《论杜》曰：“唐人作诗，于题目不轻下一字，而杜诗尤严。”此诗题目，就颇令人感觉跷蹊。按说，疲倦只有在紧张的劳作之后才会产生，夜间人们休息安眠，怎么会“倦”？这是一个怎样的夜？诗人为什么会倦？让我们顺着这条线索，看一看诗中的描写吧。
前人赞美杜诗“情融乎内而深且长，景耀乎外而远且大”（明谢榛《四溟诗话》）。这首诗中由于诗人以“情眼”观景、摄景，融情于景，故诗的字面虽不露声色，只写“夜”，不言“倦”，只写“耀乎外”的景，不写“融乎内”的情，但诗人的羁孤老倦之态，忧国忧时之情，已从这特定的“情中之景”里鲜明地流露出来。在这里，情与景，物与我，妙合无垠，情寓于景，景外合情，读之令人一咏三叹，味之无尽。
这首诗的构思布局精巧玲珑。全诗起承转合，井然有序。前六句写景，由近及远，由粗转细，用空间的变换暗示时间的推移，画面变幻多姿，情采步步诱人。诗的首联“竹凉侵卧内，明月满庭隅”，峭拔而起，统领下两联所写之景。设若此两句写作“夜凉侵卧内，明月满庭隅”，不仅出语平庸，画面简单，而且下面所写之景也无根无绊。因为无“竹”，“重露”就无处“成涓滴”；无“野”，飞萤之火、水鸟之声的出现，就不知从何而来。由“竹”、“野”二字，可见诗人炼字之精，构思布局之细。此诗结尾由写景转入抒情，骤看殊觉突然，细看似断实联，外断内联，总结了全篇所写之景，点明了题意，使全诗在结处翼然振起，情景皆活，焕发出异样的光彩。
杜甫
洛下舟车入，天中贡赋均。
日闻红粟腐，寒待翠华春。
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
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
《有感五首》，作于代宗广德元年（763）秋。这是其中第三首，内容和当时朝廷中迁都洛阳之议有关。安史乱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残破，每年要从江淮转运大量粮食到长安；加上吐蕃进扰，长安处在直接威胁之下，因此朝中有迁都之议。这首诗即为此有感而发。
这首诗富于政论色彩，又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是带有杜甫独特个性的。如果说将议论引入五律这种通常用来抒情写景的形式，是杜甫的一种有意义的尝试，那么议论而挟情韵以行，便是杜甫成功的艺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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