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阳春白雪代表“雅”的事物，下里巴人代表“俗”的事物。关于书法雅俗的问题，历代书法家都争论不休，而主流的书法大家倾向于将书法雅化，追求“雅书法”，从而贬低“俗书法”。但是纵观中国书法史，中国书法之所以会产生“雅文化”，正因为它是在“俗文化”的基础上才孕育生长出来的。可以说，没有俗文化，其实也就难谈到雅文化。
书法就好像一个鲜艳的花朵，而俗文化正是孕育这朵美丽花朵的土壤，离开了它，就没有“雅文化”“雅书法”了。
雅文化是俗文化的发展，俗文化是雅文化的基础，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而不可分离的。因此单纯的论断一幅书法作品是俗书法还是雅书法，并没有实际意义。在具体说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对“雅”与“俗”做一个界定，以便更好的谈论剩下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在日常惯用语中，“雅”往往代表着好的一面，而“俗”则代表差的一面。但是，这两个字最本初的含义并不是这样。比如，我们都知道诗经中有《大雅》诗歌，也有《小雅》诗歌。而关于诗经中的“雅”，指的是“正”的意思。
西汉时，鲁国毛亨和赵国毛苌所辑和注的古文《诗》，被后世的人称之为《毛诗》。他们俩为这篇《诗经》做了一个序言，人们称之为《毛诗序》，这个序在文学理论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被看作是最早的文论。在这篇序言中，他们俩这样说：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在这里，他们解释了“雅”的含义。其实所谓的“雅”在一开始，就是“正”的意思，也就是上级统治者之间的言语交流。因为各种事情关乎的重要程度不同，所以，雅也分为大雅和小雅。
我们知道，古代人有“赋诗言志”的传统，而且掌握知识的一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他们互相之间说话常常引用《诗经》里面那些优美的语言，孔子曾经说“不学《诗》，无以言”，他在这里特指《诗经》，其实就是针对古代士大夫之间赋诗言志的传统而言的。
所以后来，雅也就有了现在雅致、幽雅、淡雅和典雅等意思存在，指的是那些高级的，被人们所崇尚的东西，美好大方的事物。
在《诗经》中，与“雅”相对的，是风。“风”在《诗经》中是也是一种文体，《毛诗序》这样解释“风”：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
可以想见，风其实就是广大民众的情感、遭遇。我们知道周朝时期，有采风的制度。而我们现在一些艺术家到基层去进行艺术考察，也被称之为采风。其实采风就是观民情、知民俗。而风常常与“俗”联系在一起，所以就有了“风俗”的说法。
因此，雅一般来说被指为是上层统治者的对话语言，而“风”则被指为下层人物的对话语言。从源头上来说，雅俗本来就没有确切的褒贬含义。
因此，后世的人在谈到“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尚态、明清尚势”的时候，其实就在讲我们应该书法雅俗的比例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从魏晋一直到明清，实际上整个书法史，就是一个不断进行艺术普及化、平民化、世俗化的过程，联系中国书法发展的历史背景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魏晋时期，是中国书法的自觉期。而魏晋书法之所以被后世的人们不断的推崇，实际上就是因为魏晋时期的书法家们存粹的追求“雅”艺术，追求“雅文化”，将这种追求深刻的融入到了他们内在的生命体验中，所以就有了“韵”，而我们所说的“韵”，不仅是完全主观性的东西，而且是完全贵族的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在魏晋时期，能够学书法的人，不是贵族，就是皇帝。普通士大夫，寻常百姓，能够过上安稳日子就已经很不错了，那就更不要奢谈学习书法了。
所以魏晋时期的书法，完全由贵族统治阶级自己主导，反映的是贵族统治着的主观意愿。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王羲之。他们家世代都是皇家贵族，很是气派。他自然衣食无忧，每天都醉心于艺术之间，追求存粹的享乐和艺术的永恒，所以他的字才那么的潇洒、难得、空灵淡雅。
到了唐朝，“唐尚法”。所谓“法”，其实就是规则性、规矩性的东西，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我们知道唐朝是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帝国。唐朝统治者完全不能想魏晋时期那样，让世家大族、公卿大夫掌握政权，实行门阀政治，他们必须建立一套适合于普天之下的法则规范，让整个帝国高效运转。
事实证明，唐朝人找到了，那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让帝国的每一个平民百姓看到了希望，知道自己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因此，唐朝人特别重视规矩和法度。而他们在书法中就完全不会像魏晋时期的人那样，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他们当然认为魏晋时期的书法艺术非常好，但是他们不会这样去做，而是小心翼翼的总结他们的艺术成就，将其归纳为一套法度规范，这也是人们说“唐尚法”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从唐朝开始，书法逐渐走向“雅”的对立面。
而宋元时期，中国书法有发展到了一个新境界。“宋尚意、元尚态”。所谓的“意”后世常常理解为“意境”，可以说，这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问题的地方在于，人们常常认为意境就是文人化的，就是高雅化的，普通人、平民就没有什么境界。实际上并非如此。
宋元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高度世俗化的一个初始阶段，其高潮在后来的明清时期。明清两代真正实现了文化世俗化，出现了四大小说，而且还出现了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繁荣的局面。小说《金瓶梅》其实就是明代俚俗文化的产物。
而宋元时期，戏曲艺术从文人书阁走向民间，大批文人不仅写一些阳春白雪的东西，而且也接触“下里巴人”。比如苏轼、柳永，他们的书法、诗词等都渗透着俗文化的气息，世俗感浓厚。
元朝统治者本身文化水平就不是很高，而且当时文人已经无科举做官之路，他们在民间，靠创作俗文学作品为生，写一些俚俗幽默的戏曲度日，比如关汉卿等人创作的元曲。这一切表明俗文化在整个士大夫群体中占有很重要的比重，甚至也影响到了他们的书法。
明清时期，统治者采取高压政策，对文化压制，文人在官场上郁郁不得志，反而去向民间汲取智慧。而此时市井文化正在崛起，市民阶层普遍壮大，一些经商的富人有了附庸风雅的爱好，对于艺术品也有了收藏的兴趣，明清时期甚至有成熟的书画艺术交易市场产生，这一切对艺术家的创作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可以说，此时艺术家创作的动力来源，首先就是“俗”文化的，是民间底层的推动。我们看到民间各种文学读物、小说画报、各种极具特色的书画作品，都是这一时期俗文化的产物。
因此，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其实是由两种不同的内在因素在互相推动着而不断发展的。一个是“俗”的力量，一个是“雅”的力量。
所以，一幅书法作品，它不可能完全是“雅”的，也不可能完全是“俗”的。它应该是“雅俗共赏”的。一个艺术家，不可能一开始就说“我要写俗书法”，“或者我要写雅书法”，雅俗问题不是艺术家应该考虑的问题，也不是欣赏者应该考虑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你能否在这件艺术作品中体会到快乐，引起情感共鸣。所以艺术家应该考虑这个因素，而不是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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