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元朝以前，除了衮衣之外，无论是帝王还是庶民都少有将华丽夸张的图案直接绣到衣服上的情况。也可能是因为在元世祖混一华夷之前，蒙古帝国的那颜们先征服了内亚和东欧，所以便将华丽的服饰设计带到了中原和江南。故而有元一代上流社会的服饰审美始终都是狂热爱好各种华丽图案的时代。
仅纳石失(织金)和金段子的花样就有龙、凤、鹿、兔、花卉、梅鹊、满池娇、一年景等等，不要说高官显宦，算是一般殷实人家甚至可以用织金绣龙的纹样。那些绣满了巨龙、怪兽的华服虽然被大部分国人认为是“自古以来”的权力的象征，但实际上它们最早出现的时间不会早于成吉思汗西征。而且，帝国的稳定是建立在秩序之上的，尤其是在中世纪，服饰制度的等级更是秩序最直接的表现，这一点即使是过于“宽纵”的大元朝也不会例外。
根据大元朝《通条格制》衣服部分的记载，大德元年，也就是元成宗即位的第一年，曾今颁发禁令：
“中书省奏，街市卖的段子，似上位穿的御用大龙，则少一个爪儿，四个爪儿的织着卖有。……胸背龙儿的段子织呵，不碍事，教织者。似咱每穿的段子织缠身大龙(就是画中常遇春所穿的这种花样)的，完泽根底说了，随处遍行文书禁约，休教织者。”
也就是说至迟在元成宗之前，民间便有了将缎子上的龙纹去一爪的做法，只不过此时官方还没有“蟒”这种称谓而已。并且元成宗的禁令中还规定胸背龙纹的衣料民间可以织造买卖，但是“缠身大龙”、“云肩龙纹”民间就不能使用。
至圣府旧藏蟒袍（道袍）
至圣府旧藏女蟒
至圣府旧藏蟒袍（常服）
明神宗赐丰臣秀吉斗牛服（低于蟒袍的赐服，属于蟒袍的分支）
至大德十一年，元廷又明令禁止民间织造五爪双角缠身龙、五爪双角云袖襕等衣料。而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民间也开始有了将四指龙称为“蟒龙”习惯。 据元明之际对外汉语教材《朴通事》记载当时元大都的两位美少年的打扮，其中一位：
又有一个舍人打扮的，白麂皮靴子，鸦绿罗纳绣狮子的抹口。青绒毡袜上，拴着一对明绿绣四季花护膝。柳绿蟒龙织金罗帖里，嵌八宝骨朵云织金罗比甲，柳黄饰金绣四花罗搭护。八瓣儿铺翠真言字妆金大帽上，指头来大紫鸦忽顶儿，傍边插孔雀翎儿。”
这种华丽的打扮不是年轻人的特例，”欧吉桑”和老大爷们也可以衣着华丽，光彩照人。
山东邹城李俨墓中出土的衣冠便可以做证据。李俨为元代邹城儒学教谕，按照今天的话讲，就是邹城的党校校长，官职虽然不大，但却是一方士子的师范表率。考古人员发现，在李俨安葬时，最外层穿着的是一件短袖菱纹绸夹褡护，前胸与后背处各织一方形 "喜鹊登梅 "，这是典型的满池娇风格，也就是后世的补子直接来源。而在褡护之下便穿了五爪龙纹贴里。可见此时对于龙纹的在实际操作上还是比较宽松的。。仍旧是那部《朴通事》，还记载了高丽商人在大都的集市上购买了昂贵的缎子：
“这的大红绣五爪蟒龙，经纬合线结织，上用段子，不是诸王段子，也不是常行的，不着十二两银子，买不得他的”。
不仅说明了“五爪蟒龙”是“上用段子”，与“诸王段子”不同，而且还标明了价钱“十二两”银子一匹，比其它的“织金胸背段子”贵一倍。这也说明，元成宗时期发布的禁令最终在市场的冲击之下名存实亡。
大明朝开国制度多存大元旧制，许六品以上官员在衣服上用四爪龙（蟒）纹样，而七品以下文官不许用龙凤纹。至洪武二十四年，朝廷才正式规定文武官常服补子纹样，诸侯如公、侯、驸马、伯用麒麟、白泽 ；文官用华虫(珍稀的禽鸟)；武官用猛兽；未入流杂职用练鹊；风宪官用獬豸。但是，蟒袍只能是诸王专用，或者作为重臣元老的特殊荣誉。按照晚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的解释就是:
“蟒衣，为象龙之服，与至尊御袍相肖，但减一爪耳”。
获得这类赐服是极大的荣宠，“赐蟒”也成为“为人臣者”的最高荣耀 ，仅次于“加九锡”。
但是，到了正德一朝，赐蟒制度就被滥用。比如太医吴杰因为艺术精湛而颇受圣眷，史称“上每病未尝不属公，公治之未尝不立愈”。到后来，明武宗对吴杰的依赖已经到了“自是上所游幸，公必从”的程度。而作为一名医者，吴杰对于自己的皇帝和患者也尽到了责任——尤其是在后者执意南巡时，他曾经泣谏道“圣体未安，不宜远行”，其态度不可谓不忠忱。但是明武宗却不遵医嘱，执意南巡，情急之下还说了相当过分的话：
“汝医官也敢乎？”
于是“叱左右掖出”。因为这次不愉快，此后的南巡吴杰也就不再参与同行。但是对于吴杰的医道人品，明武宗始终都很清楚。比如有次医好后了御马监后，便赐了吴杰一柄绣春刀，之后又赐虎彪衣。在君臣两人关系最好时，还吴杰还得到了到赐蟒衣的待遇——但是被他婉拒了。
如果说吴杰获得赐蟒的待遇还算是明武宗“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话，那对于马昂全家赐蟒的事件，就是彻头彻尾的政治丑闻了。据说明武宗幸至延绥总兵马昂家中时，看上了后者那个已经嫁人的妹妹，从而将马昂提拔为右都督并阖家赐蟒。《武宗外纪》以寥寥数语勾勒除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都督佥事马昂之妹美，己适人有身矣。江彬以闻，上召之，昂妹善骑射，解胡乐、达语。上嬖焉，以昂为右都督。赐第太平仓东。马氏一门无大小，皆赐蟒衣”。
明武宗驾崩之后，堂弟继位，是为大明世宗嘉靖天子。在这个时期赐蟒制度又被严格控制起来。而且还闹出了大司马张瓒因为穿了一件类似蟒袍的飞鱼服被明世宗追究事件。很多人不解：怀疑难道明世宗认不出飞鱼服和蟒衣的区别吗？而根据其他的史料笔记我们可以得知，虽然张瓒被赐予穿飞鱼服的资格，然而他却穿了一件别人送的更加华丽、更加像蟒衣的“飞鱼服”——以至于人们已经看不出彼此之间的区别。
至圣府旧藏飞鱼服贴里
到了隆庆朝以后，衣冠制度的种种限制逐渐放开。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华服的制作技术也日新月异。以至于只要肯花钱，你就能过过一把王子的瘾！轻薄少年们身穿云缎五彩交领蟒衣——缠身大蟒头角峥嵘，张牙舞爪，扬须鼓鬣，缠绕在襟袖之上——只要能穿上这袭华美的袍，哪怕有再多的虱子也会有人趋之若鹜。
而此时，蟒衣也成为了一种“通货”。比如当时的笑话集《智囊》中就有典当蟒衣的段子——当然，此时的百姓们依旧称蟒衣为“龙袍”。现存晚清的典当行守则中还记录着典当“龙袍”的种种规矩，认为有两种龙袍是不能收的：一种是顶寿朝衣，就是龙头上有一寿字；一种是肩担日月蟒袍，肩膀处有日月章。因为这两种皆是皇家专用，属于赐服。受赐者万一有罪，朝廷是要无条件追回的。《水浒传》这类说部中也不断地向读者提醒：有肩有日月的龙袍是人君专属。比如淮西叛军首领王庆的打扮就是：
“头戴一顶冲天转角明金幞头,身穿一领日月云肩九龙绣袍,腰系一条金镶宝嵌玲珑玉带,足穿一对双金显缝云根朝靴。”
而《金瓶梅》里，西门庆为庆贺蔡京生辰，寿礼中少两匹玄色芭蕉布和大红纱蟒衣，一地拿银子寻不出来，还是李瓶儿从自己的私房衣料中拣出四件来，两件大红纱，两匹玄色蕉布，俱是金织边五彩蟒衣。比西门庆杭州织来的，“花样身分更强十倍”。《万历野获编》中也感慨，即使那些穿不上蟒衣的内官、勋府舍人们也会穿着“似龙似蟒之服”扬扬长安道上！
清代喇嘛僧穿的蟒袍
清代女蟒
到了大清朝，服蟒制度就比较特殊，因为清代一品官至不入流官皆可服蟒袍，所以就从细节上拉开差距：三品以上九蟒，七品以下五蟒，皆五爪。皇帝及太后生日前后全体官员穿蟒袍三天，叫“花衣期”。此外清朝制度规定，唯天子衮衣为明黄色，亲王朝服、蟒袍用蓝及石青诸色，但是“若赐金黄色，亦得用之”。
但是，由于蟒衣制度从一开始就有“胡服”的嫌疑，所以始终对周边民族影响就不大。除中原之外，其他的“衣冠之国，礼仪之邦”如朝鲜王朝、江户日本、尚氏琉球都拒绝了蟒衣制度。唯有安南却对此情有独钟，不仅接纳了蟒衣制度，而且还做了发扬光大。
安南的蟒衣制度大概始于明清易代的乱世。当时不少明遗民义不帝秦，所以便投奔外国。最典型的就是港口国的莫氏小朝廷。这一诸侯世家的祖先是大明孤忠，因不肯薙发只得南逃，却没想到在海外开辟出一番新天地。时人记载：
“港口国……宫室与中国无异，自王居以下皆用砖瓦。服物制度仿佛前代，王蓄发，戴网巾纱帽，身衣蟒袍，腰围角带，以革华为履，民衣长领广袖，有丧衣皆白，平居以杂色为之。”
后来广南阮氏也不断地向中原购买蟒缎，裁成蟒袍。而西山伪朝头目的阮惠在向乾隆帝“朝贡”时，还曾经特意要求清廷赐蟒。因为阮惠是第一个来到清廷朝觐的外国君王，所以乾隆帝也甚是垂青，准备将其封为亲王，以示“视与宗室外藩亲王一体，班在宗室外藩、郡王之上”。
至于请求赐服之事更是令乾隆帝误以为阮惠欲穿戴满洲衣冠，所以十分兴奋，立刻谕告福康安，“伊若真有此意，必格外加恩，锡以章服”，不但“按亲王品级，给予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褂”，而且还要“照皇子服色，赏给金黄蟒袍，以示优异”。但福康安寄上阮惠所呈请的蟒袍式样乃系汉制圆领，于是乾隆帝的玻璃心碎了一地。但出于外交考量，乾隆帝还是忍了下来，命江南省织造缂丝、细绣蟒袍、金龙王帽、真金腰带，预备颁赐。虽然好东西送了一大堆，只可惜来北京受赏的却是个替身······
不久之后，广南阮氏的中兴之主阮高帝奋起北伐，灭了西山伪朝，建立了阮氏南朝，并于嘉隆五年（1806AD）四月定文武品服，诏曰：
“大朝品服、自一品之上至正七品，文阶冠并用圆幞头样、武阶并用方幞头样。之上、文武并用蟒袍紫色。自正一品至从三品、文武并蟒袍、青绿蓝黑诸色随用。正四品、从四品文武并花袍、青绿蓝黑诸色随用。”
至嘉隆十二年，阮高帝又征服南疆，并于十二月初八日，钦颁真腊国王匿螉禛朝服——“金幞头、红蟒袍、玉带”。嘉隆十五年秋七月初六日，复钦颁高蛮国藩僚文武朝服。从此“高蛮官民衣服器用皆用华风”。而肇于大元、成于大明、盛于大清的蟒衣制度与科举制度一样，即使在发源地首先消失之后，依旧在阮氏南朝维系了很多年，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阮氏南朝忠臣潘清简
阮氏南朝大臣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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