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古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历史源头已无从考证，但没有人想到，那些流传千万年的奥林匹斯山上众神的传说，不仅造就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神秘主义，更为当代社会中的奥运会增添了一抹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以“恢复古代奥运会”为名义，如今的奥运会重新组局了一场构筑在全世界范围下的高度规范化的体育文化盛事。无论时间过去几多，古希腊于力与美的追求延续至今，对团结、凝聚的向往始终如一，奥运会曾在过往历史中寄托了对强盛与和平的期望，更在今时今日别具振奋人心的力量，在实现性别平等与民族平等的反歧视、反仇恨、反暴力的持续斗争中，现代奥运会也一路高歌，突破极大。文化、艺术、时尚均能在此饱汲鲜活的生命力，历经百年，奥运会最终成为了身体、动态、力量交织而成的美学驻地。
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幕式表演
Chapter 1
代表国家形象的设计
在时尚设计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交织发展史中，两者始终互相影响着。时尚为奥林匹克制造了一套特殊的语言体系，其挑战之一在于如何平衡民族自豪与运动项目的技术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本国或他国的裁缝、设计师和品牌不仅在视觉设计上汲取了本国的文化传统和审美意趣，代表着国家身份和民族形象；还为多样化的体育项目的队服考虑到了符合该项运动的性能的实际需求（包括技术材质、版型设计等）的更新迭代，提升了运动员舒适度和技术精准度的同时，对时尚历史发展也产生着深远持久的影响。
文化学者Geraldine Biddle-Perry在其回溯奥运历史上代表队服装的国家与民族属性来源的论文中，将出现在开幕式游行和代表队项目开展的仪式性制服与军装做出类比。正如军装制服将作为军人的个体隐匿在集体行为和国家标识背后，自从1907年国际奥委会规定奥运会选手必须以国家代表队成员的身份参赛之后，从1908年伦敦奥运会起，参赛队着统一服装就成为了这项赛事中约定俗成的一部分，参与开幕式游行的运动队更要以自己国家的统一服饰亮相，运动员的身体也在通过他们外表呈现出的民族身份符号中被匿名化了。
1908年伦敦奥运会
对此，我们采访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铜牌得主李玄旭，这位前中国女子游泳队成员、现运动与时尚达人回忆起参加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的经历时，仍然对作为国家队成员的自豪感记忆犹新；至于曾经饱受诟病的“西红柿炒蛋”设计，李玄旭表示 “作为运动员，你可能不会很在意国家队队服的设计，因为穿上它本身就代表着一份自豪感、一份荣誉感和一份使命感，所以无论它是什么样子的，穿上那套运动服，你就代表了中国。”
随着奥运会逐渐成为一场全球性事件，越来越多品牌被奥运赛场成就，时尚的触角也早已不知觉地探入奥运会的竞技场上和场下，还有什么是比奥林匹克盛会更加盛大的国际时装秀场呢。经济实力优越如美国队，早在70年代便开始启用本土设计师品牌负责国家队亮相奥运会的队服设计。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Disco时代大放异彩的天才设计师Roy Halston为美国队设计了充满活力的纯白短夹克搭配宽松深蓝长裤的造型，领口处的红色丝巾补足了美国意象中的红白蓝三色组合，同时完美地平衡了精致入时与舒适运动风格。随后，牛仔零售商Levi Strauss & Co接过了这一棒，成为了1980年普莱西德湖城冬奥会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美国队参赛队服的服装品牌。Levi’s为1980年参加冬奥会的美国运动员设计了羊毛内衬的麂皮夹克、蓝色牛仔裤、牛仔帽及靴子，向全世界展示了本土西部牛仔形象。自2008年起，Ralph Lauren接手美国国家队的队服设计，并将经典的精英校园风格“Preppy Style”延续至今。
上图：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的美国队
下图：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的美国队
意大利国宝品牌Armani自2012年伦敦奥运会起也承包了意大利队的队服，成立于2004年的运动品类副牌EA7负责了大部分运动套装。对于本届东京奥运会，品牌为此国家队设计了深蓝底色的运动套装，正面是意大利国旗色绿白红相间的圆形图案，国歌中的歌词 "Fratelli d'Italia" 以日本传统字体形式被印于夹克内领处——以致敬本届奥运会东道主。
本届东京奥运会上的意大利队
Stella McCartney则为英国队设计了2012年和2016年两届奥运会的队服。McCartney为运动员们打造了实实在在的比赛服装。2012年，她以重构的英国国旗元素为灵感制作比赛运动服，尽管此次与Adidas的合作在商业上大获成功，McCartney仍然不得不面临社交网络上对于她的设计”过于时尚和花哨“的批评。McCartney自己也坦承为国家队做的设计需要艰难地平衡多方意见。“通常我只需要考虑我品牌消费者的喜好，但为奥运会设计，显然要考虑更多。奥运会队服的设计需要在情感和视觉上引起更广泛的大众的共鸣，同时功能性又是最重要的。”
无论为自己的祖国还是其他国家队设计队服，如何打造令大众满意的国家形象永远是设计师们需要反复斟酌的难题。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美国队的Ralph Lauren制服就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不满，人们纷纷指责这种白人精英的preppy风格既不够庄重也不具代表性。这当然也不是Ralph Lauren第一次失手，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美国队身着来自Ralph Lauren的针织开衫，铺满的星星、条纹、国旗和奥林匹克五环图案让它看上去无比嘈杂。曾任Lacoste创意总监，并为法国队设计奥运服装的Felipe Oliveira Baptista曾表示，“奥运会是世上最长的时尚季”，设计师们需要在满足大众审美和国际奥委会要求的前提下，将国家的气质和民族精神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融入到一件服装之中。
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的美国队
Chapter 2
集体形象中的不安分因素
从时尚研究的视角来说，制服的统一性与个体着装的个性化永远是不可分割的两面，而现代奥运史上，女性运动员参与度和话语权的一步步增加从一开始就与个性化的时尚选择息息相关。古代奥运之各项运动项目皆为男性而设，而在现代奥运会开办后的前24年中，田径赛场上是没有女性运动员身影的，仅网球、高尔夫、游泳以及射箭等六小项允许女性参加——女性在运动过程中必须保持好仪态和好品位，连出汗也被禁止。奥运会，女运动员的装束被苛刻地规定，她们多穿着及踝的长裙，长袖、高领和有跟的鞋，甚至还要佩戴帽子，大大限制了女性发挥运动能力——毕竟对于女性而言，运动仅供消遣，竞技是禁忌。
传奇网球运动员Suzanne Lenglen在1919年温布尔登公开赛上首先打破了女子网球选手需着繁复长袖及踝连衣裙的着装规定；随后又在1920年的安特卫普奥运会上又以清爽的短袖搭配及膝百褶裙造型的被载入史册。与此同时，她那摩登女郎式的波波头、缀满闪亮珠饰的发带、搭在肩头的华丽皮草，都在不断增添国际体育赛事的时尚属性，同时增加“女性选手”在奥运赛场上的存在感。
1919年温布尔登公开赛上的Suzanne Lenglen
然而在百年奥运的历史上，并不是每一次突破边界的着装亮点都能推动性别议题的常态化。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上，来自东德的花样滑冰运动员Katarina Witt身着蓝色羽毛镶边的连体衣，带来主题为“广告女郎”的复古风格节目；尽管羽毛和水晶装饰的肩颈部位已经足以补偿这件无裙连体衣在保守程度方面的不足，这身装扮还是令国际滑联慌了手脚，随后被称为“Katarina rule”的着装规定横空出世，规定女子花滑选手的比赛服装需包含能覆盖住臀部的短裙部分。在同届赛事中，美国选手Debi Thomas同样放弃了短裙，以一身黑色串珠紧身连体衣亮相，然而这身凸显运动中健美身型的长袖长裤造型仍然难逃被整改的命运，“Katarina rule”的出现令紧身裤不得不暂时退出赛场。
花滑比赛的服装，既要遵守国际滑联关于“得体”和“不能过度戏剧化”的规范，又要契合所选音乐与表演的氛围，更为基本的是，需要严格按照滑冰者的身型剪裁，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花滑服装设计中我们鲜少看到知名设计师的名字。本人曾为花滑运动员的Vera Wang或许是个例外，她为奥运冠军Michelle Kwan和银牌获得者Nancy Kerrigan设计的简洁优雅的冰上舞裙，华丽且轻盈便捷。来自美国的Johnny Weir在运动员时期就以花哨艳丽的服装细节闻名，退役后更是跻身潮流明星的行列，他为羽生结弦在索契冬奥会的决赛表演设计服装，一身缀满蕾丝与彩色宝石的轻薄羽衣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性别，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题下同时表现了凄美与决绝。
Vera Wang为Michelle Kwan（左）和Nancy Kerrigan（右）设计的舞裙
在个性化造型还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年代，来自美国的田径运动员“Flo-Jo”——Florence Griffith Joyner，就以一头大波浪卷发、撞色连体运动衣、长达6.5英寸的鹰嘴美甲和怎么叠戴也不嫌多的金色首饰，将80年代音乐录影带中的巨星形象带到了田径赛道上。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Flo-Jo先后以带帽子的泳装式连体衣、布满蕾丝花朵的紧身裤在田径场上赚足眼球。当然Flo-Jo最经典的造型要数单裤腿的不对称连体运动衣，这件据她本人所述，在改造运动服时无意中剪出的意外之喜成就了她的经典风格。Flo-Jo堪称流行巨星的个人形象当然离不开成绩与奖牌的背书，这一年她获得了女子100米、女子200米、女子4x100米接力三枚金牌，她的100米10.49秒的世界纪录，至今无人能破。
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的Flo-Jo
曾任女子体育基金会CEO的Donna Lopiano曾说“没有男子运动员像她一样在拥有顶尖成绩的同时，为他的运动带来如此丰富的魅力和个性；她就像Dennis Rodman和 Michael Jordan的结合体。”这位年仅38岁、留下无敌记录又昙花一现的运动明星在当下日渐年轻化的网络中已不像那些她同时期的体育与潮流明星一样备受关注了，但作为敢于打破记录、不怕出格的黑人女性，Flo-Jo或许并非出于本意地成为了某种精神领袖。Beyoncé在2018年万圣节装扮成她1988年奥运预选赛时着一身紫色不对称单腿连体裤的样子；2021年初Serena Williams也在澳网赛场用长短裤脚的造型像这位女飞人致敬。
Beyoncé和Serena Williams分别在2018年和2021年致敬了Flo-Jo
Chapter 3
奥运会——一个将时尚纳入流行文化的契机
随着全球化潮流的翻涌、奥运电视转播的兴盛，这项四年一度的体育赛事逐渐成为一场反映着时代特征的流行文化盛典，再没有比奥运会更受众更广的全球性媒体事件了，在全世界观众的瞩目下，与奥运相关的音乐、舞美、民族文化元素都成为了值得为之津津乐道的热点话题。在电视直播、社交网络和多媒体创意的加持下，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被打造成了一场振奋人心的英伦摇演唱会，这届以“激励一代人” （Inspire a Generation）为口号的奥运会，试图用音乐这项重要的文化符号，挽回人们在经济危机中备受打击的信心。
除了音乐、电影、莎剧、憨豆先生和007，在当年的闭幕式上，英国人将他们的时尚成就纳入到了公共媒体话题的范畴。此前在1990年世界杯开幕式和1998年世界杯闭幕式上，意大利人和法国人都分别把他们引以为傲的时尚标签带到足球场上；而在2012年，英国人终于也不甘示弱，并且更进一步地在奥运会这个更大、更严肃和更加隆重的平台上，展示他们的时尚底蕴和好品味。伴随David Bowie的歌曲《Fashion》，超模Naomi Campbell领衔的模特组合惊艳全场，她们穿着来自Alexander McQueen、Burberry、Erdem、Christopher Kane等本土品牌的设计。奥运会上的伦敦，不仅是一个经济、文化与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大都市，更是流行文化的中心、时尚产业和先锋文化的关键所在。
上图：2012年伦敦奥运会闭幕式展示了英国时尚力量
下图：2016年里约奥运会开幕式走秀的Gisele Bündchen
四年后的里约奥运会上，当时已经宣布退出T台的巴西国宝级超模Gisele Bündchen亮相开幕式，身着本土设计师Alexandre Herchcovitch制作的修身长礼服，将运动场变成她一个人的秀场。
时尚与奥运、个性释放与集体成就、“无关紧要的点缀”与“举国体制”，关于二者的含义总有诸多看似截然相反的标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观众焦点的不断放大，时尚在奥运赛场上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李玄旭告诉我们，“或许时尚和体育都有着’十年磨一剑’的匠人精神吧。时尚是我们对美的追求，竞技体育则是人类对身体机能挑战极限的追求，两者都是在不断探索中追求极致。它们需要有专注、耐力、热爱、勇敢这些因子在，并且都富有多元性和包容性。一个代表着 ‘美’，一个代表着 ‘力’，力与美从来都是不分开的。”
在奥运会的话题下，时尚发挥着它最根本的作为个体身份象征的意义，这当中不仅包含作为国家队象征的集体主义形象，也体现着个体通过时尚的自主选择意图建立的个人形象。随着时尚产业的全球化和时尚议题的广泛性不断深入，大众已经逐渐视其为轻浮、虚荣和转瞬即逝的代名词；而奥运会上的时尚，则更意味着这一概念正逐渐被纳入到流行文化、公共新闻乃至外交场合中。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身着Tomo Koizumi定制彩色礼裙的歌手MISIA
因疫情被迫推迟一年，又面临诸多临时状况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终于在全世界的期待下开幕了。在史无前例的无现场观众的赛事安排下，观众将热情投放到线上，与本届奥运会相关的一切都成为了社交网络上热议的话题，开幕式上日本新生代设计师Tomo Koizumi为歌手MISIA定制的彩色礼裙、巴西代表队热情洋溢的花衬衫与Havaianas人字拖、出自近两年大热设计师Telfar Clemens之手的利比里亚代表队队服，在这场史无前例、肃穆沉重的奥运开幕式上，只消零星的多彩亮色，便足够令人欣慰了。
这正是时尚存在的意义，不是吗？
撰文 木兰&何冰轮
编辑 Mark Li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