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作为李唐的开国之主，昏庸无能，坐享其成的形象离不开李二篡改的史书的功劳。
好像李渊完全是靠李二的才当上唐朝皇帝，所以李二只需要一场简单的玄武门政变就夺嫡成功，拿到那本该就属于自己的储君之位。
一代雄主，非昏聩无能之辈
在以多疑嗜杀的杨广时期，流传着“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言，李渊受到的猜忌不是一般的大，但李渊忍辱负重，处处小心，借沉迷酒色掩盖自己的政治野心，成功打消杨广的猜忌。
李二篡改史书把太原起兵都归功于自己，稍有政治常识的人不会相信。当时李二不到20岁，一个晋阳留守的二儿子如果没有父亲在身后推动和全盘谋划，他能有多大能量和人脉起兵？
举兵前搞定杨广安插在身边监视的人，同时要与突厥人达成协议。不然你这边前脚刚出门，晋阳老家就被突厥给端了。这些都不是初出茅庐的李二能摆平的。
李二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是一步步成长起来的，而不是像爽文男主一样，开篇就技能全满。在进军长安路上，李渊用一招封官许愿，使得基本没遇到像样的抵抗就进入了关中。
入主长安后，并非就万事大吉了。当时除了李唐之外还有李密的瓦岗军、洛阳的王世充、河北的窦建德，陇西的薛举，北边虎视眈眈的突厥，滞留江都的杨广。这时候李二的军事才能开始一步步得以展现出来。
可以说李渊给李二最大化发挥自己军事才能搭建了一个舞台，如果说隋末乱世是一部大片，李渊是幕后的导演，李二则是这部大片的第一男主。你不能因为男主演技是奥斯卡影帝级别就把幕后导演说道一文不值。
完美安排。建成坐镇中枢，世民掌兵。
李渊在人事上的安排没有问题。
把军权交给外姓大将或者宗室会让李渊更有安全感？当然是让李二这个这个大唐最具有军事才能，百战百胜的秦王最让李渊放心。
李渊不是没给其他人机会。刘武周把李唐的龙兴之地太原给端了，河东之地尽失，兵锋直指长安。作为并州总管的李元吉根本没有抵抗连滚带爬的逃回了长安。
然后李渊启用了他的头号心腹--裴寂前去平叛也一样被刘武周打的大败。最后还是大唐战神李二出来收拾烂摊子，一举收复河东和晋阳，顺便收服了尉迟敬德。
李二平定薛举父子；打败刘武周；击败窦建德、逼降王世充。放眼天下还有谁的武功比他更盛？放眼整个李唐还有谁的功勋比他更高？
这样的盖世功劳非但盖过了太子李建成，甚至盖过了至尊无上的大唐天子李渊！
李二功高震主，李渊心生忧虑
那句老话叫什么来着——功高震主？对了，李二就是典型的功高震主！
随着李二军功日显，特别是一战平定王世充和窦建德之后，李渊开始产生了忧虑。
武德四年七月初九，长安。宽阔的朱雀大街两侧一大早就已万头攒动。当李二出现在明德门时，围观百姓发出响彻云霄的欢呼，秋日朝阳就像一只巨大的金色冠冕佩戴在他的头顶。
紧随李二之后的是齐王李元吉、李世勣、尉迟敬德、屈突通、程知节、秦琼等二十五位威武豪迈的大将军，在他们身后是一万名李二帐下最为精锐的玄甲骑兵。
李渊站在太极宫的朱雀门楼上注视着这一切。
作为一个父亲，他为自己拥有这样一个天纵神勇的儿子而感到自豪；作为一个皇帝，他为大唐拥有这样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而感到喜悦。
李渊笑容背后隐藏着一层不易发觉的东西，一种无形却强烈的隐忧。李二所展现的与其说是一场凯旋仪式，不如说是一场赤裸的武功秀。
李二对储君之位虎视眈眈，他手下那些功勋卓著的文臣武将也迫切希望李二能继承大统，让自身的利益得到最大化的保障和提升。
一张由欲望、阴谋和杀戮共同编织成的灾难之网朝着李唐皇族的头顶罩了下来，最终酿成了武德九年禁门喋血、骨肉相残的惨剧。
太子招募死士，意在秦王
自从武德六年平定刘黑闼之后，李建成就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他发现自己终于在李二的面前重拾了失落已久的自尊和自信，而日渐动摇的储君地位也由此得到了巩固。
此外这次东征还让他得到了两个额外收获：其一是和四弟李元吉结成了政治同盟，一起把矛头指向了李二；其二是与燕王李艺（罗艺）深相交结，将其纳入了自己的阵营。
同时李建成私自招募长安及四方的骁勇之士两千余人，同时暗中派遣从李艺旧部中抽调了三百名身经百战的突击骑兵充实东宫卫队。他知道迟早有一天要和李二刀兵相见。
齐王欲刺李世民
齐王李元吉，这个一贯凶暴蛮横的老四，他频频怂恿太子先下手为强，干掉李二。他曾对李建成说：“当为兄手刃之！”
有一次李二陪同李渊莅临齐王府，李元吉遂命侍卫埋伏在内室，准备刺杀。李建成察觉之后，及时制止了他。——在你自己的府上、在老爸的眼皮底下行凶杀人，你就算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到时候不光你小命不保，我恐怕也难逃干系！
在李建成的极力阻止下，李元吉的暗杀计划被迫取消。他愤愤不平地对李建成说：“为兄计耳，于我何有？”（我这是为了哥哥你打算啊，我他妈的图啥呢。）
李二出手，污蔑太子造反
武德七年，位于长安以北的于仁智宫竣工，李渊决定去避暑散心。
銮驾刚出长安，有两个东宫的军官随后就押着几车物资悄悄离开京城。他们是太子手下尔朱焕和校尉桥公山，二人奉太子之命将盔甲运往庆州交给都督杨文幹。
尔朱焕和桥公山到达豳州后突然向豳州地方官举报，声称有重大案情要上告。地方官即刻将他们送到了天子所在的仁智宫。
尔朱焕和桥公山随即向李渊面奏，指控太子李建成准备与庆州都督杨文幹里应外合，趁天子不在京城之机发动兵变。
李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他极度震惊并且满腹狐疑的时候，又有一个叫杜凤举的人也从宁州赶赴仁智宫告发太子。他的指控和尔朱焕、桥公山如出一辙。
杨文幹兵变的幕后黑手，秦王李世民
一起案件发生后，要锁定犯罪嫌疑人，一个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手段就是，看看有哪些人会因为某人的被害而获取利益或消除风险，那么凶手最有可能在这些人中间。
杨文幹起兵的第三天，李渊召见了李二。询问他对的看法。李二不假思索地说：“儿臣以为，杨文幹很快就会被自己的部将所杀，即便不会，派遣一个普通将领也足以将他讨平。”
李渊摇了摇头，说：“不然。文幹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你应该亲自出征，回来后就立你为太子。”至此，整个太子谋反事件最大的获益者就站在我们面前了，他就是秦王李世民。
李渊食言，太子躲过一劫
武德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当高祖对李二郑重作出废立太子的承诺后，李二一定以为自己已经在这场漫长的政治PK中胜出。
然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却完出乎李二的预料。 就在他距离太子之位仅有半步之遥的时候，忽然间梦想破灭，功亏一篑，一切都打回原形——太子依然是太子，秦王照旧是秦王。
李渊反悔了。
整个太子谋反漏洞百出，李渊不可能对此毫无察觉。尤其是当太子已经被软禁，李渊必定会冷静下来，仔细思考来龙去脉，这时候他自然会看出此案的众多疑点；再加上身边各色人等的解释、劝说和提醒，李渊就会意识到自己废立太子的决定做得过于草率了。
整个事件中唯一能够认定的太子过失，就是“私运盔甲”这一条，可要说杨文幹的起兵是太子的指使，那明显是证据不足的。李渊最后肯定也会意识到，这起事件很可能是有人抓住太子的把柄，然后精心制造了一个太子谋反的假象，目的就是颠覆太子的储君之位。
这是一起阴谋。至于说这起阴谋的制造者是谁，那就不言自明了。当今天下，还有谁比秦王更具有相应的动机和强大的策划能力呢？
当然，李渊没有证据，他只能猜测。但就算是猜测也足以让他打消废黜太子的念头了。
他随后就把李建成放了，命仍回京师留守，责备太子和秦王“兄弟不睦”。从东宫和秦王府找了几个替罪羊，各打五十大板。
李建成和李二，对这个结果都不会感到满意。面对储君之位，不把对方整垮甚至彻底消灭，太子和李二谁也不会善罢干休。
为了改善一下父子及兄弟间日趋紧张的关系，李渊特意举行了一次狩猎活动。
这场旨在增进感情的打猎又出了问题，使得原本就极为紧张的父子和兄弟关系再度雪上加霜。问题源于一匹胡马，比赛开始时，李建成笑容满面地把缰绳交给了李二，很诚恳地说：“这是匹罕见的骏马，能跨越数丈宽的沟涧，二弟善于骑术，可以驾驭看看。”
那一刻，李渊一定甚感欣慰。不容易啊，这对天天死磕的兄弟终于握手言和了。
但是李建成交给李二的是一匹尚未驯服的烈马。野性未驯的烈马有一个特征——喜欢玩它的骑手。在奔跑的过程中，烈马会玩一些惊险动作，而骑手就算不被摔死，也得落个残废。
李二正恣意狂奔，拼命追逐前面的一头麋鹿，李建成和李元吉紧随其后，不觉相视一笑。
很快，他们期待中的一幕发生了：秦王胯下飞奔的胡马突然间身子一蹶，两条前腿跪屈在地，李世民立刻从马背上飞了出去…
然而，当他们再把头转过去的时候，眼前的情景却让他们目瞪口呆——秦王正稳稳当当地站在胡马旁边，神情自若，毫发无损。
李二笑着对身边的宇文士及说：“有人想用这匹马杀我！奈何死生有命，他岂能杀得了我！”
有人立刻把这句话向太子通报，然后又落进了李渊的耳中，但是这句话最后却变成：“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
信谗言，太祖震怒；李二危，突厥帮忙
李渊怒不可遏，随即把李二召进宫，当着太子和齐王的面怒斥：“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天子自有天命，不是靠谋划就能得到的，我他妈的还没死呢，你小子急什么急？）
很显然，李渊对李二的这句斥责分量很重，因为它赤裸裸地揭露了李二夺嫡篡位的野心。与其说这是李渊听信谗言后的无端指责，还不如说这是他在发泄对李二由来已久的不满。
当李二一举消灭王世充和窦建德后，并且刻意搞出那场锋芒毕露的武功秀后，李渊必定已经感受到了李二功高震主的威胁了。
在这些年南征北战的过程中，李二顺理成章地招揽了四方豪杰和天下名士，在他的眼皮底下建立了一个实力雄厚的政治军事集团。
对这一切，李渊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呢？
如果把李二换作任何一个异姓功臣，李渊早就把他杀了,开国元勋刘文静之死就是明证。
但是，面对高李渊的斥责，李二却不卑不亢地“免冠顿首”，要求皇帝“下法司案验”，也就是主动要求由司法部门立案审查。
“免冠顿首”是人臣在面对君父斥责时的正常礼节，李二提出“下法司案验”，这就是在跟他抬杠。因为李渊对李二做出怎样的指责，其性质是君父教训儿臣，这属于皇族内部矛盾。
而一旦“下法司案验”，就是把矛盾公开化了，相当于把李唐皇室的父子相猜和兄弟不睦扩大并升级为朝野皆知的一起政治案件。李二很清楚，老爸不会这么做。明知道老爸不会接受，还提出来，这不是抬杠是什么？
面对李渊的敲打和警告，李二这种态度不仅是毫不屈服，而且充满了对抗和要挟的意味。
李渊真的是忍无可忍了。看来自己不久前对心腹裴寂发的那句牢骚一点都没错——
“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这小兔崽子在外领兵太久，被身边房玄龄那帮书生教坏了，不再是我以前那乖巧的儿子啦！）
这一次，李二绝对是吃不了兜着走了。就在这节骨眼上，一道来自边境的加急战报飞进了太极宫。李渊的愤怒转眼就被震惊所取代。
该死的突厥人来了。
突厥入寇，太祖重启秦王
这一次突厥可汗颉利倾国精锐之师，兵锋直指原州，显然有入侵关中、进逼长安的企图。
大敌当前，李渊还能处罚李二吗？
李渊收起满面怒容，再次施展他一贯擅长的变脸绝技，让李二起身系好冠带，和他商讨应对突厥的策略。那一刻，李建成和李元吉肯定在心里把突厥人的十八代祖宗都问候了一遍。
李二的运气就是这么好。每当李渊试图将其打压或冷藏时，某种不可预知的外部力量就会降临，把李唐王朝这张军事王牌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并且再次给予他建功立业的机会。不管是武德二年刘武周进犯河东，还是武德四年刘黑闼悍然起兵，或者是眼下突厥人大举入寇。
李渊召开御前会议。会上有人提出了迁都，理由是长安离边境线太近，所以突厥才会屡屡入侵，不如一把火烧了长安，把都城迁移到内地，突厥人自然就不会来了。很显然，这是一个十分消极，甚至近乎荒谬的提议。在正常情况下，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帝王都不可能采纳。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渊同意了。太子、齐王和裴寂等人也表示赞同。如此荒谬的提议，为何有这么多人赞同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都不希望李二再立军功了。
当然，即便是迁都也不能彻底杜绝突厥对唐朝的入侵，但能有效避免突厥对帝国政治心脏的威胁。边境的防御交给一些普通将领就够了，根本不需要秦王挂帅出征，这样就能达到将这张王牌长期冷藏的目的。
对于这个匪夷所思的迁都之议，有些大臣不以为然，因为迁都是动摇国本的一件大事，绝不可草率行之。但既然皇帝发话了，他们也只能保持缄默。最后只有一个人发出了孤独的抗议之声。这个人当然就是李二。
“戎狄为患，自古有之。陛下神圣英武，犹如巨龙兴起民间，鼎定中原！麾下有精兵百万，所向无敌，岂能因为胡人骚扰边境就迁都躲避？岂非贻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
霍去病不过汉廷一将，犹立志消灭匈奴，何况臣身为帝国藩垣，请给臣数年时间，定当拴住颉利的脖子牵到宫门。如若不成，迁都未晚！”
李二的这番豪言壮语有没有打动李渊呢？《旧唐书·太宗本纪》“高祖怒，仍遣太宗将三十余骑行刬。还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
也就是说，在廷议上李渊没有被李二的豪言壮语打动，反而命他去勘察新都地点，直到李二回朝，仍旧坚决反对，并提出了一些实地考察中发现的现实问题，李渊才取消了迁都计划。
也就是说李渊最终之所以放弃迁都，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像是对李二“挟突厥以自重”的警告：为了遏制你的锋芒，我连烧毁长安这种事都敢做，我还有什么不敢豁出去的？
现在李渊反正已经做足了姿态，不管是威胁还是警告都已表露无遗，所以趁势就坡下驴也就很好理解了。
更何况突厥大军已经打到家门口了，即便他内心仍有迁都之念，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当务之急是要先打退突厥大军。
李渊不得不再次起用大唐这张王牌，命李二挂帅出征。同时，李渊还特意安排李元吉当副帅，用意很明显，就是防止秦王一人独大。
李二单骑一招离间计成功化解了来势汹汹的突厥大军，具体经过就不说了。
太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
该来的始终会来。
武德九年六月一天清晨，太白金星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大唐的天空上划了过去。
汉书有云：“太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
金星白昼划过长空，天下将发生变革，人民将拥有一个新的君王。
此刻的李二并不知道，两个月后，他将成为这个新生帝国的君王。
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
李世民一直怀有天命在我的自信，尽管对自己在政治上、军事上所拥有的才华不曾有疑。但是到目前为止，他只是不断遭父皇猜忌，太子排挤，生存空间日益狭小的一个藩王。
巨大的潜能促使李世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着生命的自我实现。他始终坚信，上天既然赋予他这种潜能，必是要让他完成某种使命。不可否认，这是一种强烈的自我期许。
这样的自我暗示恰恰是一个伟人最宝贵的品质之一，恰恰是伟人区别于凡人的重要标志。
决战前的剑拔弩张
经略东都，齐王告发张亮谋反
如果说在武德前期整个世界确实都在为李二让路的话，那么到了武德中后期，这个世界却在他面前筑起了一道无形的高墙。
李二发现自己巨大能量被悄然纳入了一个无形的容器中。这个容器是父皇李渊为他量身定制的——不但划定了尺度，而且打造了边框。李二试图冲破它，可无论他往哪个方向奔突，所有努力均告失败。
到了此时无论是李二还是李建成，肯定都意识到——用常规的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已经变得不可能了，剩下的办法只有一个：武力。
最后的决战之前，李二必须先稳定自己的大后方--洛阳，那是他经营已久的根据地。李二将自己的嫡系温大雅派驻洛阳，同时又命麾下骁将张亮率左右侍卫一千余人前往洛阳，让他结交山东英雄豪杰，做好应变准备。
万一在长安的斗争中失利，自己也可以退守洛阳，与朝廷分庭抗礼；如果实在迫不得已，就与李建成裂土而战。
然而，此次行动却没有逃过李元吉的眼睛，他一直在暗中监视秦王府。一千多名武装人员大举调动，当然会引起他的高度怀疑和警觉。李元吉立刻入宫，指控张亮阴谋反叛。
李渊随即下令逮捕了张亮，命有关部门调查审理。情况十分危险，万一张亮的嘴被撬开，李二的麻烦就大了。所幸张亮算得上是一条好汉，不管审讯官员采用什么手段进行逼供，始终无法从他口中得到只语片言，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只好将他释放。
历史谜案，迷雾重重的诡异毒酒事件
张亮事件”有惊无险，但是下面这个事件却差点要了李世民的命 。一场诡异的夜宴。在这次夜宴上，发生了一起扑朔迷离、备受后人争议的“毒酒事件”。
《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建成）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李世民）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
之所以认为这场毒酒夜宴诡异是因为，许多学者认为夜宴一事疑点太多，很可能是出于贞观史臣的虚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当时太子与秦王已成水火不容之势，怎么可能聚宴饮酒？
二、即便太子为了谋害秦王而故意设下鸿门宴，可秦王明知太子有不轨意图，为何还敢去赴宴，并傻乎乎地喝下毒酒？
三、就算秦王去了，酒也喝了，可为何“吐血数升”而不死？莫非太子精心准备的毒药竟然是假冒伪劣产品？
四、按《通鉴》记载，毒酒事件是在“太白经天”的六月初一之后的，也就是说，此事发生的时间不会早于六月初一。但是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就爆发了，那么，李世民怎么可能在中毒吐血的短短三天后就能生龙活虎地发动政变，并力挽强弓射杀太子呢？
疑点这么多，那么毒酒事件是虚构的吗？
未必。上述质疑也并非无懈可击。除了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没有更多的史料可资辨别此事的真伪，所以只能从常识和逻辑的角度来进行相关的考察和推论。
第一，中国人讲究面子，即便是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表面上的东西也是要维持的；背地里越是斗得不可开交，面子上越是要装得若无其事。李建成和李二在当时的情况下聚宴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既然已经赴宴，李二就没有不喝酒的道理。即便他怀疑李建成会在酒中下毒，那也只是怀疑而已，连兄长的酒都不敢喝，岂不是要让人耻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正是李二的一贯性格。
第三，即使是想毒死李二，也不敢让他死在自己的酒宴上，这无异于明目张胆地谋杀。当初他阻止李元吉在行刺李二也是相同道理。
比较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李建成确实下了毒，但是一种药性缓慢发作的毒药，也就是能够对李二造成重大内伤但不会令其当场毙命的毒药。最好的结果就是让李二在中毒的几天或者一段更长的时期后身亡，这样一来不但能达到目的，而且能最大程度地洗清嫌疑。而李二之所以安然无恙，或许是这种缓发型的毒药剂量上比较难以控制，未足以令他毙命。
第四，事件发生时间真的是武德九年六月初一吗？这一点历来就遭到普遍怀疑。《资治通鉴》把此事放在了“太白经天”之后，习惯上认为此事是发生在六月初一晚上，但除了《通鉴》之外，两《唐书》都没有记载具体日期。
我们认为此事有可能是发生在玄武门之变的半年之前，也就是武德八年的年底。理由有三：
按照两《唐书》，此事都是直接记载在“杨文幹事件”后面的，并且《旧唐书》正是在毒酒事件叙述完后，才出现“九年，突厥犯边”等语，而《新唐书》的记载顺序也与此相同。这里关键就是“九年”这个时间标志。有理由相信：此事极有可能发生在武德九年之前。
其次，按《资治通鉴》记载，从六月初一的“太白经天”到六月四日的玄武门之变，其间连续发生了张亮事件、毒酒事件以及太子和齐王收买、陷害、斥逐、争夺秦王府文臣武将的一系列事件；而后又是乌城战报、齐王兼并秦王府将士、昆明池政变未遂等事件，继而才有秦王府将吏劝秦王政变，最后才是玄武门的流血政变…三四天之内发生了这么多重大事件，这不太符合常理。
最后，李建成举办宴会，总要有一点由头，更何况与秦王早已走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要邀他赴宴更需要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这样的理由有可能是什么呢？武德八年的十一月十三日，朝廷曾“加授秦王世民中书令、齐王元吉侍中”《资治通鉴》。两个弟弟在同一天荣升要职，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聚宴理由吗？这难道不值得替弟弟们庆贺一番吗？
根据上述理由，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这场几乎要了李二性命的夜宴，可能是发生在武德九年之前；或许就是武德八年的十一月十三日夜。这就可以解释休养了大半年的李二完全康复之后才发动政变，就是合情合理的了。
水火不容，太祖欲裂土平息秦王、太子之争
毒酒事件被李渊知道后，立即下了一道手诏：“秦王一向不能饮酒，从今不准再举办夜宴。”言下之意是警告太子不要再玩什么小动作，随后李渊便亲自前往秦王府探视李二。
意识到太子和秦王已经水火不容了，李渊向李二提出了一个消解纷争的办法：
“当初建立大计，后来又平定海内，都是你的功劳，当时就想立你为太子，可你却坚决推辞，我也只好成全你的美意。再说建成年长，当太子的时日已久，我也不忍心剥夺他的继承权。你们兄弟好像不能相容，都住在京城里，必定要产生冲突，我想让你重新掌管陕东道大行台，居住洛阳，自陕州以东的国土都由你做主，准许你建立天子旌旗，一切仿照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做法。”
李渊这个安排正是李二求之不得的。
唐朝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士兵平时务农，农闲习武操练，战时出征，所以，除非面临战争，由天子下诏，兵部颁令，将领才有权统率军队，即使是像李二这样的十二卫大将军，平时手中也没有兵权。
在长安，东宫和齐王府的势力加起来要比秦王府强大很多。东宫私募长林兵两千余人，齐王也一直在“募壮士，多匿罪人”，两人兵力相加，总数应该不下于三千人。而秦王虽然也“素所蓄养勇士八百余人”，但明显处于劣势，双方一旦在京师开战李二很可能会吃亏。
出镇洛阳对于李二来说，实在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上上之策。之前李二命温大雅和张亮经营洛阳，其用意也正在于此。
听到李二即将被派驻洛阳的消息，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大感不妙。李二一旦到了洛阳，手上就掌握了土地、城池和军队，这无异于猛虎归山。
太子命人向李渊递上密奏，声称：“秦王左右都是山东（崤山以东）人，一听说要前往洛阳，没有不欢呼雀跃的，观察他们的心志，恐怕是一去不返了。”同时授意心腹大臣不断向高祖分析其中弊害，劝他收回成命。
这些人向李渊说了什么史书无载，但按密奏内容，不外乎如此：一旦秦王据有洛阳这个形胜之地，国家会再度面临分裂的危险；陛下健在的时候，秦王和太子或许还能暂时隐忍，可一旦您千秋之后，双方势必爆发战争，到时候家国分崩、生灵涂炭，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在近臣的如此游说之下，李渊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中止了秦王赴洛阳的计划。
一些题外话：
除了吐血的细节不真实外，另一个细节增饰的例子就是李渊对李二所说的“建天子旌旗”的话。在太子和秦王水火不容的情况下，李渊让李二暂且避居洛阳，以免事态进一步恶化，这是可信的，也符合李渊维持平衡的原则，但是让李二“建天子旌旗”显然属于夸张了。
李渊即便不是圣主明君，也断不是昏庸之辈。作为一个开国之君和成熟的政治家，李渊不会不明白“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道理，也不会不明白这么做就意味着分裂和战争。
总体来说毒酒事件应该是真实的，但“吐血数升”和“建天子旌旗”这种细节极可能是出自贞观史臣虚构。无非是表明李二受迫害的严重程度，从而证明自卫反击的正当性，并且为他日后发动政变、夺取皇位提供更多的合法性。
无论这场诡异的夜宴确切发生在何时，也无论毒酒事件的真实程度有多高，总之，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之前，一个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太子和秦王的斗争已经走到了你死我亡的地步。那些置身于政治漩涡中的文臣武将们，包括大唐天子李渊，肯定都会为此感到极大的恐慌。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太子和齐王疯狂进攻，秦王退无可退心腹重臣劝太祖诛杀秦王
李建成动用朝中和后宫所有政治力量，不断对李渊施加影响，加剧了李渊对李二猜忌和反感。在所有的离间之词中，有一个当朝重臣的话说到了李渊的心坎里。这个人就是封德彝。
在太子与秦王的博弈中，封德彝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每一方都把他当成自己人。
李二一直认为他是忠心耿耿的秦王党，李建成也认为他是不折不扣的太子党，而高祖也始终将其视为心腹重臣。
直到贞观初年，封德彝死后数年，其生前的真实面目才被唐太宗知悉——原来他一直“潜持两端，阴附建成”。
封德彝一方劝秦王对太子下手，一方又劝太子除掉秦王，同时又跟高祖说：“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若不立之，愿早为之所！”《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
“秦王居功自傲，不愿屈居太子之下，这一点陛下您也知道，既然不可能废黜太子而立秦王，那就要早做打算。”封德彝没有明说应该做何打算，但潜台词——铲除秦王，以绝后患。
李渊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震动。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封德彝的劝告是有道理的。照目前形势发展下去，一切都将变得无法收拾。
可问题是——老皇帝下不了这个手。
权力固然重要，江山社稷固然重要，可要让一个年逾六旬的老人亲手除掉自己的儿子实在是太残忍了。所以尽管李渊手中的这碗水颤动得越来越厉害了，他只能无奈地把它端下去。
李渊身边也不完全是反对秦王的声音。
另一个心腹重臣陈叔达就对李渊说：“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
陈叔达的话让李渊多少缓解了一些内心的痛苦，也让他多了一个继续把水端下去的理由。
所以不久后的一天，当齐王李元吉明目张胆地劝老皇帝杀掉李二时，李渊就毫不客气地把他顶了回去：“他有定天下之功，而今又没有什么明显的罪状，你有什么理由杀他？”
齐王咬牙切齿地说：“当初攻克东都洛阳时，他盘桓逗留，不肯马上班师，还散发大量金帛树立私恩，又违抗敕令，不是反叛是什么？但应速杀，何患无辞！”
李渊闭上眼睛，李元吉只听到一个长久的沉默。李渊虽然老了，有时候难免轻信而多疑，可还没老到李元吉希望的那个程度。
太子阵营的步步紧逼让秦王府的人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感到一根无形的绞索已经套上他们的脖颈，而周遭的空气也已变得日渐稀薄。
重金收买，贬斥外放，剪除秦王羽翼
在太子和齐王发动的这一波攻击中，除了进一步离间李渊和李世民的关系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是——不择手段地翦除李世民的羽翼。
李建成首先把目标锁定在李世民麾下一位大名鼎鼎的骁将身上。他就是尉迟敬德。
李建成派人给他送去了一封亲笔信和一车金银器皿。他在信中说：“献上这点菲薄的礼物，希望得到长者眷顾，并增进我们的私人友谊。”
尉迟敬德当即提笔回信：“敬德乃一介草民，遭隋末之离乱，长久沦为草寇，罪不容赦！秦王赐我以再生之恩，而今又列位秦府，唯当以一死相报！我无功于殿下，不敢贸然接受重赏。倘若私交殿下，乃是二心；为了利益抛弃忠诚，殿下要这种人又有何用？”
同时，太子也给另一个秦王府将领段志玄送去了重贿，同样遭到段志玄严辞拒绝。
贿赂收买无效，太子和齐王只好调整策略，转而采用斥逐手段，怂恿高祖把秦王府的左一马军总管程咬金外调为康州（今甘肃成县）刺史。程咬金置朝廷调令于不顾，冒死去见李二，说：“大王的羽翼全被翦除，身躯还能活多久？知节宁死不去康州，希望大王早定大计。”
同时，太子又把漫天撒网的进攻方式改为精确打击，他对齐王说：“秦王府的智囊，足以让人畏惧的事实上只有房玄龄和杜如晦二人。”结果，房玄龄和杜如晦也很快被逐出了秦王府。
至此，李二身边的心腹尽数被逐，只剩下一个长孙无忌。形势万分险恶。
秦王拉拢李靖，李世勣未遂
长孙无忌把高士廉、右侯卫车骑将军侯君集，还有尉迟敬德全都召到秦王府，日夜苦劝秦王先下手为强，诛杀太子和齐王。
可让众人大失所望的是，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平素英勇果决的李二却变得优柔寡断。无论众人如何劝说，就是不置可否。
李二比任何人都清楚事态的严重性。可他首先顾虑的是——自己在京师的实力在太子和齐王之下，一旦真的要拼个鱼死网破，就必须在行动之前尽量争取更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同盟。
李二锁定了两个人。他们就是李靖和李世勣。二人都手握重兵，屯驻在北方边境防御突厥。李二希望他们能够提供军事支援，起码希望他们在政治立场上与其保持一致。
面对李二的试探和拉拢，李靖和李世勣究竟作何选择？对此各种史料记载不一。
按《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李靖和李世勣没等李二开口，就主动大表忠心，频频劝他说：“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
而《资治通鉴》的记载则之大相径庭：“（世民）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世勣辞。”也就是说，两位骁将不约而同地拒绝了李二，选择了中立。
那么，上述记载到底哪一种更为可信？我们的答案是：后者。
理由显而易见，假如李靖和李世勣真的加入了秦王集团，愿意效“犬马之力”，何以在整个玄武门事变中看不见这两位名将的丝毫踪影？
在这场政变中，秦王集团所有人都拼尽了全力——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侯君集、张公谨等将领全都冲上第一线就不用说了，就连长孙无忌这样的文臣都要跟着秦王披挂上阵，甚至连李二的妻子长孙氏也要亲临现场，鼓舞士气。“及难作，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
而长孙兄妹的舅父高士廉则在情况危急时不得不释放狱囚，授以兵器，率之驰援秦王。
这一切都足以说明——秦王集团是全体上场，根本没有多余的力量充当预备队。假如李靖和李世勣参与了这场政变，不管直接还是间接，秦王府的兵力都不会如此捉襟见肘，而史料中也不会不留下他们的蛛丝马迹。
面对李靖和李世勣的拒绝，李二作何反应呢？《通鉴》称“由是重二人”，也就是尊重他们的选择，并越发敬重他们的为人。
根据李二在事后对待他们的态度来看，这种说法应该可信。贞观年间太宗对二李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信任，并且一再予以重用。
虽然李二并未因此怀恨，但是被人拒绝的滋味总是不好受的。何况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缺少这两位骁将的支持，肯定会让李二感到一种极大的无奈和失望。
来自秦王内心的道德拷问
不管内心多么失望，李建成都已经率先出手了，你死我活的局面已经形成，无论如何这场迫在眉睫的恶仗都不能不打。
问题只在于，这一仗该怎么打？
最大的问题倒不仅仅在于实力的差距，也不在于时机的把握和战术的选择，而是在于这场战争的性质。也就是说，李世民此刻面对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特殊战争。
这一次的对手不是别人——是自己的兄长和弟弟，还有父亲。向自己的骨肉至亲挥起屠刀，这需要的绝不仅仅是智慧、勇气和力量。
李二痛苦地发现以自己二十八年的人生阅历，仍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也不足以让他逃避一场前所未有的道德困境。
手足亲情并不像李二一直以为的那样容易割舍、那样无足轻重。原来这个世界上最难以征服的不是外在那些强大的敌人和坚固的城池，而是自己灵魂深处最不堪碰触的那个地方。
这一切，是李二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感同身受的。面对他们焦急的脸庞和殷切的目光，李二只能报以沉默。起码在这场令人不安的道德拷问终结之前，李二给不出任何答复。
祸到临头，秦王亮剑
就在此时，边境烽烟再起，东突厥将军阿史那郁设率数万铁骑围攻乌城，战报迅速传至长安。太子和齐王笑了。一个彻底整垮秦王的计划在他们的脑中成形。
李建成奏请高祖，让李元吉取代秦王出征。高祖欣然同意，命李元吉率领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人驰援乌城。
李元吉进而征调秦王府的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一干骁将，同时抽调秦王帐下的精锐部队，将他们编入了北征军。太子和齐王要借此机会彻底瓦解李二的军事力量，把他变成砧板上的鱼肉，并一举置于死地。
李建成决定对秦王发出最后一击。他对齐王说：“眼下你已兼并了秦王的精兵猛将，手握数万部众。我准备和秦王在昆明池设宴为你饯行，然后在饯行宴上命壮士将他击杀，告诉父皇说是暴病而亡，父皇不相信也得相信。我自当命人游说，让他把朝政大权移交给我。
即位之后，我自当立你为皇太弟。尉迟敬德等人既然已落入你的手中，最好在出征途中随便找一个借口将他们全部砍杀，看谁敢不服！”
如果这个计划成功，那么历史上就没有什么“玄武门之变”了，而是——“昆明池之变”。
有时候你不得不相信这世上真的有所谓的“天命”。李二就是这样一个拥有“天命”的人，每次在他深陷危险之中，都会有人将他拉出险境。
这一次又是一个小人物改变了历史。
此人是李二安插在东宫的一个卧底。
这个小人物叫王晊，时任东宫的率更丞。太子和齐王的计谋刚刚议定，王晊就赶到了秦王府，将这个绝密情报告知了李二。
听到消息的这一刻，李二无比惊奇地发现——自己最强烈的感觉竟然不是愤怒和震惊，而是一种解脱、一种如释重负。
这是一种良心的解脱。这是一种道义上的如释重负。既然太子和齐王，可以毫不犹豫地对自己举起屠刀，那自己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要举起寒光闪闪的屠刀，除了智慧、勇气和力量之外，还需要一种东西。
那就是残忍。
如果礼教伦常会让一个人变得谨小慎微，那就抛弃道德的束缚，挣脱礼教的捆绑。
如果仁爱与亲情会让一个人变得优柔寡断、那就斩断仁爱的牵缠，割舍亲情的锁链。
这场令人不安的灵魂拷问终于尘埃落定。
李二他对心腹和幕僚们说的：“骨肉相残，古今大恶！我诚然知道祸在旦夕，但是仍然希望由他们率先动手，然后我们再以正义之名讨伐，这样不是更好吗？”
也许，这就是李二这场灵魂拷问的真相。
对于自己内心的困惑，李二并不是没有答案，而是一直在期待太子和齐王能给他一个答案。
当李二意味深长地说出那句“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的话后，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最晚到获悉太子“昆明池政变”的阴谋时，他已经在道义上完成了对自己的拷问和说服。
如果我们以为李二接下来会斩钉截铁地喊一声——“杀！”然后就开启了玄武门之变，那我们就太低估他了。
李二已经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他必须确认身边的这些人是否也下定了同样的决心？
为了确认这一点，李二就有意识地拉长这个思考和抉择的过程，好让所有的股肱心腹都来立一份无怨无悔的投名状。
在大伙提着脑袋赌明天之前，一定要让他们发自肺腑地认为——
这场恶仗绝不仅仅是为了我李世民而打，更多地是为你们自己的身家性命、荣华富贵而打。
也许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所以尽管李二已经下定了决心，可表面上仍旧装出一副优柔寡断、痛苦彷徨的样子。
于是，接下来《资治通鉴》所记载的“众府僚力谏秦王”的这一幕，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很强的作秀成分—
手下个个心急如焚、拼命苦劝，恨不得把心掏给李二看；可李二却犹犹豫豫、推三阻四，完全没有平日的勇武果敢之风。
尉迟敬德跳起来说：“人之常情，谁不畏死！如今大家愿意为大王效死，此乃上天所授。大祸随时可能降临，大王怎么能安然不以为忧？您纵然轻视自己的生命，又怎能不顾社稷宗庙之安危？大王若不用敬德之言，我将逃离王府，流浪江湖，不能留在大王身边束手待毙！”
长孙无忌也忍不住道：“不接受敬德的建议，大事必败，敬德等人必定远走高飞，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再侍奉大王了！”
该摆的事实都摆了，该讲的道理也都讲了，李二环顾了众人一眼，命人取出一副龟壳，准备用天意为这场灵魂的挣扎秀画上圆满的句号。
此时张公谨从外面走进来，一看见那副龟壳，把它抓起来砸到地上：“占卜的目的是决疑，如今大事已毋庸置疑，还卜什么！倘若占卜的结果不吉，难道就此罢手不成？”
张公谨的话显然比虚无缥缈的天意更为有力，也更足以让李二感到欣喜和快慰。
于是，大计就此议定。
帝国隐痛，玄武门之殇
秦王告太子、齐王淫乱后宫
武德九年六月初三清晨，太白金星再度于光天化日之下从长安的上空掠过。
太史令傅奕进入太极宫向李渊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
恢弘但却透露一丝肃杀的武德殿内，李渊脸色阴沉地坐在御榻上。
李二毕恭毕敬地跪伏在地。
李渊把傅奕的奏疏猛然扔到秦王面前，瓮声瓮气地说：“自己看吧。”
李二悄悄瞥了一眼。他不用看也知道那上面写了什么。
“儿臣也有一道密奏！”李二突然朗声道。
李渊满腹狐疑地盯着李二看了很长时间，然后缓缓打开密奏。
才看了一眼，他的脸刷地一下全绿了。
淫乱后宫？
秦王居然控告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
李渊顿感血往上冲，脑袋几欲炸裂。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李二会来这么一手。
这绿油油的帽子到底是太子和齐王给老子戴的，还是你这小兔崽子血口喷人？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李二接着说：“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我对于兄弟没有半点辜负，今天要杀我就像为王世充和窦建德报仇，如今我含冤而死，永远离开父皇，魂魄回到地下，见到王世充等人实在感到羞耻）
李渊痛苦而无奈地意识到，是时候为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做一个了断了。
就在明天吧…明天，自己将召集朝中的宰执重臣，命他们三兄弟入宫当面对质。
李渊心里很清楚，不管怎么对质，秦王这场官司基本上是输定了。
道理很简单——谁主张谁举证。
秦王既然提出了指控，就必须拿出确实、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其指控的罪名。
可问题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宫闱丑闻又怎么可能有确凿的证据呢？
就算太子和齐王真的干了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可除非被你捉奸在床，否则不管你拿出什么证据，都可以被视为捕风捉影、造谣中伤。
这次李二绝对难逃诬告的罪名。就算不治死罪，最低限度政治生命也要彻底终结。
“明早鞫问，汝宜早参。”
李渊扔下一句话，然后头也不回地拂袖而去。等到明天，一切都可以结束了…
高大的玄武门就像一头巨兽静静地俯卧在皎洁的月光下，几个时辰后它将在一场可怕的风暴中骤然醒来。
禁门喋血，玄武之殇
繁华的长安从宁谧的夏夜之梦中幽幽醒转。
晨光熹微中，街肆的酒楼和茶坊也开始陆陆续续卸下紧闭了一夜的门板；京郊的农人推着一车车新鲜的瓜果菜蔬从薄雾中辘辘走来。
这样一个祥和的早晨，一股腥膻的血腥气息已经在太极宫的上空隐隐飘荡。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刀剑与盔甲的撞击的铿锵声由远及近，清晰、坚硬、冰冷、不容置疑。
秦王府内疾驰而出一队飞骑，裹挟着一股浓重的杀气直扑玄武门。
玄武门，太极宫北正门，皇城禁军的屯驻地，帝国政治中枢的命门。
谁控制了玄武门，谁就控制了太极宫。
谁控制了太极宫，谁就控制了长安。
谁控制了长安，谁就控制了天下。
最先进入视野的是神色冷峻的秦王李世民，和他并辔齐驱的是秦王妃长孙氏。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
玄武门当值的禁军将领常何，已在宫门接应。常何是李二很早就布置在玄武门的一颗棋子。
他既追随过李二，也曾随李建成一同出征，但是到了武德七年便已被李二暗中纳入了自己的阵营，被放在了玄武门这个要害部位上。
李建成却对此一无所知。
他没有想到在这场巅峰对决中，李二棋先一着控制了玄武门——控制了这个帝国的中枢。
就在李二伏兵玄武门的同时，后宫的张婕妤十万火急地赶到东宫，把昨夜探知的秦王密奏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李建成。
李建成立刻通知了齐王。齐王警觉地说：“应该立刻集结军队随时待命，同时托疾不朝，静观其变。”如果听从李元吉的建议，李建成和李元吉将就此躲过这场灭顶之灾。
但是李建成太自信了，一种要了他命的自信。
他以为曾经骁勇强悍的秦王如今已是一只被翦除了翅膀和利爪的苍鹰。
李建成对齐王露出了一个不以为然的笑容：“卫戍部队都已集结待命，我们大可以放心入朝，关注事态的进展。”
大错就此铸成。李建成就这么走向死亡的深渊，走向一个无可逃脱的历史宿命。
太子一行缓缓行至临湖殿的时候，李建成的心头却忽然生出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周遭的一切太安静了，静得就像一座空山幽谷，静得让人头皮发麻、脊背生寒。
李建成不由自主地勒住了缰绳。“恐怕有变！”他低低地对齐王说了一声。
齐王看见太子的眼中充满了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惧。他们下意识地一起掉转马头。
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李世民策马立于玄武门巨大的阴影中。
他在这里静静守候生命中最重要一刻的来临。
他不知道自己在这里等待了多久。是一瞬，还是一生？就在他神思恍惚的片刻，太子和齐王突然掉头而去。
刹那间，冥冥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他狠狠甩下马鞭。
身下的骏马像离弦之箭从玄武门的阴影中激射而出，飞驰在武德九年六月的阳光下。
一个英武决绝的李世民就这样从阴暗抑郁的武德一下跃入了华丽灿烂的贞观。
另一个无奈而伤感的李世民永远遗落在玄武门阴影之下，遗落在不堪回首的武德往事之中。
很多年后，当苍老的李世民预感到自己即将结束在人世辉煌演出时，他情不自禁地回望武德九年六月初四那个夏天的早晨：
他看见那个二十八岁的李世民永远定格在那里，定格在胯下战马疾驰而出的那一瞬间。那个年轻的李世民孤独地伫立在玄武门下，伫立在那个没有人愿意碰触的历史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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