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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益佰
不久前，徐佳莹在直播的时候演唱了一首新歌《行走的鱼》，在正式演唱前，徐佳莹对观看直播的网友说：“这首歌的歌词很温柔，我自己唱的时候都有被疗愈。”
这首歌获得了知名乐评人耳帝的好评，连发三条微博推荐这首歌，顺带引发了众多网友的思考：到底怎样算“好听”的流行歌？
《行走的鱼》所属的汪苏泷首张概念创作集 《联名》代表的便是来自汪苏泷自己的思考。这张全部歌曲由汪苏泷创作和制作的专辑，演唱者是十组不同风格的女歌手、组合，容祖儿、杨乃文、欧阳娜娜、薛凯琪和阿肆等等。它有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同时又被创作者和演唱者同时赋予了自己的性格。
《联名》从诞生之初即被赋予“超级企划”之称，专辑的录制和纪录片的拍摄跨越跨多个地区（涵盖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等），每一首歌都搭配一支与歌曲主题契合的“艺术垃圾手账”美术设计。更重要是汪苏泷个人美学的立体输出，早前他便通过微博表达“这一次，我想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并一举登上热搜top1。
汪苏泷让听众感受到他内心深处沉潜的自己，而超级企划，作为一个音乐行业的Big idea，是一次全面立体的内容挑战，也是对乐迷来说的超级吸引法则。
这样的举措在华语乐坛历史上并不多见，虽然五月天《女也》和林俊杰《她说》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企划，以自己的经典创作加之重新演绎。但《联名》的概念更像是汪苏泷基于个人审美基础上的“全新共创”，他的词曲跟他欣赏的女歌手们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
但在大象音乐的规划里，《联名》只是“超级企划”系列的其中之一，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等着团队去做。
不为“割韭菜”而联名今年年初，汪苏泷和大象音乐的同事开企划会议，一时卡壳，没了方向，却蹦出了一个新想法，做另外一个企划，于是就有了《联名》。
汪苏泷觉得自己这些年应“甲方”需要创作了不少定制化歌曲，这一次不如自己做“甲方”，为他欣赏的女歌手们创作。不过，对于像《联名》这样一个企划，在纪录片中，汪苏泷也表达了自己曾有的“忐忑”，怕外界认为他只是为了联名而联名。
据大象音乐集团创始人李思睿回忆，想法第一次提出时，团队内部以为只是开玩笑，但随后想法越来越明确，并在半年里一一落实。
项目进行得并不是很顺利，十组艺人里，只有欧阳娜娜和陈婧霏在北京录音，其他人分布在天南地北、国内国外。容祖儿的档期排得很满，录音得见缝插针；刘逸云 Amber Liu人在美国，全靠云连线；薛凯琪在长沙录综艺节目，录音过程几经周折；在台北录音的杨乃文，进棚录音前夕被告知录音棚因为涉疫被封了。
纪录片摄制也让团队“很抓狂”，导演无法亲临现场，只能调用不同地方的拍摄人员，还要跟艺人经纪团队解释说希望怎么拍，来回沟通的工程量非常大。
亲自担任制作人的汪苏泷和歌手们之间的沟通也很多，每位歌手都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反复修改是常见的事情。《月亮，月亮》的Demo原本比较偏R&B，应杨乃文的要求改成了现在的版本；阿肆演唱的《不甜情歌》，编曲编了很多版，最后决定化繁为简；薛凯琪录《雨你》的时候，听完混音给汪苏泷一条条地列了意见；而广受好评的《行走的鱼》则是汪苏泷压箱底之作，以这次《联名》为契机，浮出水面。甚至，李思睿说，有时候词曲都商量好了，汪苏泷自己觉得不满意，推倒重来。
汪苏泷在纪录片里提到，跟歌手们的“沟通”让他感到快乐。“我觉得有的时候歌要给一些有自己想法的人去唱，然后她可能会加入她想要的元素，或者你想不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化学反应。”
这种以《联名》为基底的“化学反应”给作品带来了口碑上的认可。《联名》上线后，豆瓣开分8.9，目前8.2，排名华语榜第二。并且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在试听平台名列前茅的同时，获得全网60 个热搜，阅读量近10亿，多首作品登上电台Top1。
“你要了解一个人，你得看他给别人写的传，”一位音乐博主评论：“如果说《联名》是他在以‘她者身份’为别人写传，那么在翻开了B面的汪苏泷之后，我们也许能看到一本更真实完整的汪苏泷。”
超级企划，“执行力”的极致体现在传统唱片业时代，“企划”二字曾经是唱片的起点，通过企划，为无形的音乐赋予有形的体验，是音乐成为“产品”的关键，也是内容品质的“把手”。
自2014年的专辑《传世乐章》开始，汪苏泷每一张专辑都是精心企划制作的结果。以“现场”为概念的《莱芙》采用高难度的“现场同步录音”，复古的《登陆计划》远赴美国顶尖录音室录音制作，赛博概念的《克制凶猛》用电音创造了一个近未来废土世界。
今年8月，汪苏泷在抖音上举办了一场线上歌会，在这场“音乐剧版《楚门的世界》”里，汪苏泷完成了一次多幕剧式的精彩表演。李思睿说，这其实是汪苏泷上张专辑《大娱乐家》企划概念的一部分。
唱片层面的《大娱乐家》，企划概念就是多幕剧，团队原本计划先发5首歌，然后在线下举办巡演作为“中场秀”，汪苏泷通过跟现场观众的互动完成另外五首歌。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巡演不得不取消，但是，在李思睿看来，“没有一场落地的演出，它是不完美的，就是企划没完”，于是就有了今年的线上歌会。“虽迟但到，也算是到了。”
这一系列“企划”，让大象音乐在专辑的企划、制作和宣传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最终支撑汪苏泷和大象音乐一起完成了《联名》这样一个“超级企划”。
对此，《北京青年报》的一篇评论说道：“通过各种方式的碰撞、冲击，最终以拉扯、互动、互补的方式成就了一首作品，也是这次《联名》专辑这个企划概念真正的意义所在。”而碰撞和冲击，也正是大象音乐团队赖以成长的法宝。
在唱片工业里，“企划”不只是出个“点子”，而是全流程的协作，为了确保企划按既定计划完成，需要团队上下的通力配合。“超级企划”则可以说是企划思维的极致体现，它需要团队在极限操作中实现计划的完美落地。
大象音乐集团创始人李思睿主持《联名》点映会
所谓“概念”，可以理解为一张唱片的美学属性和本质特点的集合，《联名》的特点决定了，它既要能够体现汪苏泷的个人美学，同时也要为创作者和演唱者的“共创”提供足够的空间，还要能够借助媒介把音乐美学尽可能广泛的传播开去。
除了录音制作和纪录片，在宣发上汪苏泷和大象音乐也想了很多办法。作为专辑发行的预告，汪苏泷亲自弹了十首歌，并录制成10支不同电影感觉的视频。每一首歌在正式发布时，都配有一个独特的手帐封面，手帐的制作过程被拍摄下来作为歌曲预告。
这样一个“超级企划”，涉及多维度、多媒介、多团队的协作，用李思睿的话说，“工作量非常可怕”。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专业化的团队支撑，考验的是团队的执行力。大象音乐的自信在于，创办以来完成了多个高难度企划，让团队在企划的执行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而积累下的工作手册和方法论。
在这样一个“流量为王”的时代，为什么要做这些需要大投入和重运营的“企划”？李思睿认为其价值之一是有助于音乐人和团队的成长。“企划”是团队和音乐人共同完成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意义是“人”：“首先不管是团队还是说歌手或者是艺人，他在中间会得到进步。其次是企划的产物能增加被听众和观众接受和消化的机会，从而能制造出更多‘人与人的联结点’，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
“超级企划”作为大象音乐集团的知名“IP”，《联名》的另一个价值或许在于为各方合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本”。李思睿说，希望这件事能够给大家一起启发，“将来大家要怎么合作可能会有一些更好的想法。”
进击的“大象”，寻找市场的缝隙大象音乐集团的前身是创办于2014年的大象无形音乐有限公司，大象无形创办之初，李思睿曾向新音乐产业观察表示过：“我们希望在尚能自负盈亏的情况下，先力所能及地把好内容做扎实。”
时至今日，“做好内容”仍然为大象音乐所坚持，但公司架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过去八年来，大象音乐先后成立影视音乐制作公司、参与投资建设录音棚、合资建立国风厂牌，并最终在2021年改组成了围绕大象无形、大象有风和大象无双三大厂牌建构的大象音乐集团，旗下艺人有20多位，业务涵盖艺人经纪、企划宣传、音乐制作、版权运营、影视音乐、演出制作。
公司架构以公示为准
在大象音乐集团的规划中，大象无形专注于传统的流行歌市场，大象有风尝试开拓国风市场，大象无双则用于孵化有个性的年轻原创音乐人。《联名》的顺利完成遍得益于集团架构的调整，大象音乐集团通过录音、视觉和映像等所需资源的调配，让“超级企划”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
但无论如何调整，无论面向怎样的市场，输出优质内容始终是大象音乐的重要目标，而大象无形所积累的企划经验则是带动集团生产优质内容的驱动力。
今年是大象音乐的“超级企划年”，除了已经推出的《联名》，汪苏泷和李润祺蓄势待发的个人新专辑，都有各自不同的企划概念，而一个跟国风有关的线下“超级企划”正在筹备中。
在做好内容的同时，大象音乐针对当下的市场发展趋势也有新尝试，比如早前官宣的国风音乐学院。
大象音乐布局国风市场始于2018年，如今的大象有风厂牌，汇聚了李常超、银临、黄诗扶、董真等知名国风艺人。去年，大象音乐集团旗下的创作团队还为李玉刚量身定做了国风作品《万疆》。
推出国风音乐学院是常年观察国风市场发展做出的决定。在观察了两年的国风市场后，李思睿觉得国风市场似乎进入了一个瓶颈期，整合后的大象音乐集团一方面可以帮已成名国风艺人找到新路，另一方面则是想通过国风音乐学院挖掘和培养新人，“帮他们去打磨作品。”
需要找到新路的不只是国风，随着版权和热歌市场趋于冷静，整个音乐市场都在寻求突破。“超级企划年”大概可以视为大象音乐的一次集体突围，在完成今年的任务之后，这两年有意避开风头的大象音乐，明年将会在新人市场发力。另外，大象音乐也在研究新媒介和新趋势，“寻找市场的缝隙。”
但无论怎么玩，李思睿认为音乐始终有自己的规律，它不以技术和媒介的发展而转移，在尊重音乐本身的同时，他更希望“去找到能够沉下来，然后慢下来，然后能够在音乐里坚守的一班朋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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