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三峡水电站
中国的文化和文明从外来者不断的惊叹声里消失百年了，像卡赞扎基斯这样的作家如今来到中国，恐怕已经不会再写这样的文字了，取而代之的是近几年以《纽约客》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对中国的报道，文化的大规模损害和遗忘，古人对自然规律的遵循早已变成今人的对抗和征服。
2006年9月10日，三峡大坝开始关闭合拢，月底水位由之前的10-20米达到70-110米。比利时华侨邹宏平在他写给家人的《三峡家书》里开始记录他的所见所感，水位升高“将淹没我仍见得到的两岸土地的30%，在过去的三周里，我和这些土地已有了感情，像我睡眠时的邻人，一起呼吸的人，可想而知在此生活了许多世纪的当地人是何感受”。
相隔五年，2011年9月我踏上三峡，秋雨淅淅沥沥，夏天那场淹没长江上游、下游的暴雨早已过去，对三峡大坝抗洪能力的争论也早在某位官员的“三峡工程最终不是治水问题，是哲学问题”的荒谬解说下烟消云散了。
两岸的青山在雨后变得云雾缭绕，昔日的美也减了大半，重庆的思想家王康回忆昔日的情景：“我当年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在巫山，我们的公社生产队是在巫山的长江的南面，我们的生产队看出去，我们下工的时候，就能看到高台，巫山有三台八景十二峰，高台、云台、钓鱼台，海拔3000米左右，下班的时候，夕阳西下，阳光射进去，那是万丈金光，金碧辉煌，极其壮丽，极其壮观。”
这些曾经雄壮、挺拔的青山如今像断了腿的巨人，坐在轮椅上显得矮小而脾气暴躁，泥石流、滑坡不断，三峡的几乎每个新县城都面临着这巨人的责难。于是，山上或者用尼龙网包裹起来，或者直接涂上厚重的水泥，以保障路面和住房的安全。
与断腿巨人相望的，是三峡大坝旁边近百米高的巨大电网，成排连接，望不到头。每个电网都有70万伏的电量，从这里运输出去，抵达半个中国。而这巨大的电量，与那些习惯黑夜的三峡沿岸居民却显得不是那么必须，邹宏平的家书里记录道：“为什么在夜晚经过的一些城市一片漆黑，或只有少量灯光。原来果然是一些移民——即便他们搬迁到新的现代城市，也仍然没有用电的习惯，也因为那需要钱。贪婪的开发商野心勃勃地建造许多现代化的住宅楼，许多年轻人为城里讲究的生活和体面的工作所吸引，选择自动离开去别的城市，空余这些当地的新住宅，在夜晚一样与对岸同样荒凉的新城岸上……这些琐事看起来都和克鲁尼的老电影同一色调。”
邹宏平和朋友谈起过1930年美国田纳西峡谷被淹没的事，在三峡的，他重看了科恩兄弟的电影《O Brother, Where Art Thou?》，对里面的话有了新认识：“当他们谈论淹没的峡谷和新生活的时候，乔治·克鲁尼扮演的角色告诉观众整个工程将如何为人们提供电力，如何使他们的生活现代化，即使他们以前的生活并不需要用电。”
美国早已为他们修建大坝付出了代价，当全世界都在拆除大坝的时候，看到当日的三峡时，邹宏平发出了和卡赞扎基斯相反的感慨：“中国人相信五行是生命的基本元素，用以维持人类生活秩序的和谐。现在，他们似乎开始改变水元素了。”
邻座的年轻人在向长辈介绍手中的3G手机，不用再像传统一样花钱买手机了，可以分月缴纳话费。长辈问到底什么是3G，为什么不用花钱买了。年轻人解释了半天，长辈仍然露出不解的表情。
也许是涌入奉节的商业太快了，这个近18万人口的县城，主街夔州路两旁布满了小商铺、百货商场、高级酒店，中国移动和中国保险的大楼也赫然其中，这些建筑大都精装修、灯火明亮，密集地盘踞在山腰上，绵延数公里。
城市的贫富分化也如此明显。从奉节港有名的百级台阶爬上来，是成片的小商铺，简陋而破败，摆列成排的鞋子，三四张桌子的小饭馆、烟酒店和杂货铺，街上是衣着简单而朴素的居民。这一切虽简陋，却显示出小城的朴素。
从码头盘山而上，不远就是夔州路。这是八月十五传统中秋节的前一天，夔州路两旁的树上间或挂满了刺眼的紫色和蓝色荧光灯，街上人声鼎沸，人民广场上百人在跳集体舞，那是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寻常可见的舞蹈，动感的音乐，轻摇轻摆的舞姿。置身于这条人来人往的街上，有一瞬间会让人错觉，这样的喧嚣和吵闹，密集的人群，通亮的百货商场，让人仿佛置身在上海滩。奉节千年的诗城古韵就地抹平了，能得知这里曾经和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人有关的历史，大概只有县政府的官方网站对外宣传的文章里。
与新城相貌相对的，是我在县城外的一个私人博物馆里看到的一幅百年前奉节老城的照片。那是1909年，美国地质学家张伯伦带着他的儿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进行东方探险旅行，路过奉节时拍下的照片。照片上，县城建在平坦开阔的夔峡外，江水平静，青山巍峨，镇上的青瓦老房子是浙江风貌。这是县城此后几经摧毁又重建的千年古城留下的最早影像。当时出生于奉节县的包超，原来是曾国藩手下的大将，历任浙江提督，告老还乡，在县城建房子，很多人都照着他的房屋建，不久整个县城的风貌就变成青瓦白房。
那片青瓦白房的旧奉节城，如今大部分在水下，水上未被淹没的部分，如今变成了奉节的造船厂。江上散乱着长斗货船，因烧柴油而喷出浓重的尾气，与雄伟的夔峡格格不入。从其上的盘山路经过，进入鱼复牌楼，到宝塔坪——离白帝城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就到了诗城博物馆。
虽然当地的政府官员和百姓对他并无感情，但这座私人博物馆在奉节之外却赫赫有名。每个背包旅行者来到奉节，如果厌倦了那喧闹的城镇，想看到老奉节的千年诗意和新奉节的古建筑，这里便成了唯一的去处。
诗城博物馆的馆长叫赵贵林，今年67岁了，他精神矍铄，瘦高个子，黝红的面庞，戴着半框金属镜。从2002年1月20日，老奉节城开始爆破的第一响，他就开始穿梭在废墟里。那时赵贵林刚从奉节文化旅游局的党组书记职位上退休，他世代居住的老奉节有一条街叫“大东门”，是很重要的一个建筑，也是镇上唯一的老建筑了，代表着二三十年代的奉节古镇（我在博物馆里看到老赵自己动手花费了三个月，1：300的比例还原的老奉节县城模型里看到了那个大东门，它临水而建，面朝夔门，相当古朴）。但是政府把文物保护的三亿多元，大都拨给了张飞庙和鱼纹石刻，眼前的大东门眼看着只能被拆毁。赵贵林想办法把它搬走。“当时我就说，我来找一些企业家筹钱来搬。”还是有一个企业家愿意出钱，但是后来听赵贵林说搬去建个博物馆，就退出了。固执而执着的赵贵林开始四处借钱，拆房子，盖房子。老房子的几千块古砖搬到新址，木质的大门和窗也搬来了，又自己买了六亩地，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和几个泥瓦匠一起，在临江的宝塔坪上，建起了诗城博物馆。
在博物馆建成的当晚，赵贵林用古文写了一段建馆记：“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几十年舞文弄墨，乡音乡情魂绕笔端。建三峡工程，‘夔州活化石’大东门民居将拆毁。余组织搬迁，国家三建委列入科研课题，感激涕零，倾家产而建馆。烟尘中盘跚于老街深巷，拾砖捡瓦，铢积寸累，展沧桑老城之风情，扬千古三峡之文化。乡亲支持，各方关爱，茹苦含辛，三载方成。然末学肤受，手长袖短，贻笑大方。呜呼，一介书生，绵薄之力，寄情春秋变迁，溶心世纪工程，尽心尽情，聊以自慰。”
如今，博物馆已经开馆了八年，平日的游客寥寥，赵贵林的老伴看门卖票，他写稿子，写剧本赚点儿稿费，以维护日常生活和博物馆的维护与发展。八年里，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来看过，后来重庆市的宣传部长也专程来看过，相同的感想都是感谢老赵，让他们看到了“一座被收藏的水下千年古城”，觉得不易。后来县里拨给了他五万块钱，重庆宣传部长回去后也安排调了五万块钱，加上其他的费用，赵贵林拿到了十五万，但也管不了多久。“我们现在就只有坚持、坚持、坚持下来。这八年，国家给了扶持，其他的就是靠门票来维持。”
在有限的收藏条件下，赵贵林的收藏原则也无奈地和传统的博物馆不一样，那些贵重的、居民不会轻易舍弃掉的东西他不收藏，也收藏不起。他收藏的，都是在八年前大迁徙的混乱中，人们觉得无用而舍弃的东西。而赵贵林凭借自己多年的学养和历史知识，判断哪些有价值，他就出很小的一笔钱或者免费拿来，擦干净，收拾整理好，放进自己的博物馆里。
如今，这座3000平米的博物馆，已经划出15个展厅，满满的摆放着关于老奉节生活和文化的文物：汉代的古砖，赫赫有名的八阵图之谜的石头；刘备托孤的永安宫旧址的一棵千年古树干；布满香气的香樟木建成的老房子也让他买下来，整体搬进了博物馆。老房子里有旧人供奉的泥菩萨、清时的桌椅等，旧时代人居住的虽简陋但体面的样子今天依然能看到。
我还在那个香气扑鼻的老房子里看到了在三峡当地流传甚广的一首名为《天地君亲师位》的歌谣：天不张胯，地不分家，君不开口，亲不闭目，师不离位，位不离仁。
在民间的故事里，这句歌谣出自曹操之口。曹操赤壁之战后逃亡，到鹿溪时想作短暂栖身，搭建可做住房又可当营房的棚舍，又恐人生疑，于是在新房落成时在堂屋正中设神龛，神龛上写着“天地国亲师位”。村民不解其意，曹操解释道“天”不顶头，“地”不分家，“国”不开口，“亲”不闭目，“师”不带刀，“位”不离人。归纳其意，忠、孝、仁、义也。这句在三峡流传千年的歌谣如今在网上已经鲜能查到，忠、孝、仁、义也渐渐在我们的文化里淡薄。诗城博物馆竟成了我们唯一能看到的地方。
赵贵林18岁高中毕业开始参加工作，先在奉节县城里教书，同时接受函授教育，后来考入西南大学进修中文，这使他成为当地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文革之后，他继续教了几年书，县文工团成立的时候，他被调去做编剧。几年里他发表了很多剧本，在县里成了名人，就被调去县广播局当新闻记者。做了一年，成了新闻部的新闻干事，后来又到文化局当副局长、宣传部任副部长，直到旅游局党组书记的职位上退休。在政界混迹了一生，赵贵林却毫无官腔，我们在夕阳西下的博物馆门口坐着聊天，他亲切又和蔼，指着木楼西侧那近十米高的老砖墙告诉我，它们是如何一点点砌上去的。个中的心酸和汗水，也许只有这镇上唯一的老墙知道。而千年古城奉节的历史，也只残存在这老墙上，和靠他撑起的这座诗城博物馆里。
云阳的摩的司机张师傅身材壮硕，嘴角留着一圈浓密的胡子，肤色黝黑，笑起来憨厚而可爱，颇像张飞。他载我从长途车站出发，绕过大半个镇子，去江对面的张飞庙。一路上，他跟我介绍了云阳的三个“世界之最”：云阳的万级台阶，世界最长，从镇下一直到连接到镇顶的石堡塔；用树木在城对面山上“刻”出来的“云阳”二字，号称世界最大；还有镇子西面世界最大的森林公园，这都是小镇建设不到十年的成果。
我努力再三还是没有看到那两个世界最大的“云阳”二字，不知道是尚未建好还是政府以此谎言告诉他的居民以此作为家乡的骄傲。总之，这种“伟大的工程”在当代中国几乎随处可见，它们大都宏大、雄伟，却同样以其荒谬和丑陋示人。人们朝不保夕，在云阳已建成能容纳25万人的县城和尚在建设的另一半能容纳同样多人口的县城之间，是我在写这篇稿子时，在网上看到的一则9月15日云阳大暴雨的视频新闻——那是我离开的第二天，一场历时四小时，降雨量186毫米的暴雨，云阳各县的房屋、农田、供电等基础设施遭受严重损失，摧垮了470多间房屋，60多处道路遭受损垮，一家卖小家电的店铺老板在摄影机前描述他的遭遇，而背后的家电，几乎全部被水淹没。那些被冲垮的400多间房子，破落而摇摆地浸泡在水中，几千年又要经历着无家可归。而城市基础设施的脆弱和那世界最大的“云阳”二字，竟然无意间形成了巨大的讽刺。
在那大“云阳”的下面，就是搬迁后的张飞庙。来之前我知道的关于张飞庙的新闻就是庙里原来的一百多棵千年大树已经在移植过来之后死亡了，“现在的庙没有以前好看了，差远了”，司机张师傅说，“以前的古庙全被那些千年大树包裹着。”
张飞庙的整体搬迁，耗资近4000万，历时近250天，加上监理单位，共有7个单位分别负责建设、设计和施工。08年开始有媒体报道张飞庙的诸多搬迁内幕，诸多的问题使其变成了一个彻底的豆腐渣工程，山体滑坡严重，工程层层转包。那座“江上风清”的雄伟庙宇，如今被当地居民感慨“张飞的魂还没有回来”。
三峡的建设改变的不仅是几千年来人们固守的家园，巨量资金的涌入，县政府腰包的迅速膨胀，小城模拟大城市的建设，这一切在近几年和未来已经和将要引起更多的改变。
坐船出行的方式已经从大多数本地人的脑海里擦去了，从宜昌到奉节，从奉节到云阳，从云阳到涪陵，从涪陵到重庆，每个地方的水港售票大厅都显得空当而没落，已经鲜有居民会选择坐船出行。小船消失，取代的是每年都有新建成的豪华游轮投入长江，他们一辆辆从江上游过，五星的标准，不菲的价格，使其成为专属于有钱人和外国的游客。
继而消失的是江边的文化和生活，奉节，云阳，万州，涪陵，这些县城都从以往的水边平坦的土地移居到了半山，新县城的商业中心大都在半山而建，离长江最近的地方一般是破败而简陋的地方。2003年三峡被淹之前，《南方周末》记者在涪陵码头记录的一幕可以让我们看到江边生活的片段，“和涪陵人聊涪陵，它们十有八九会说：‘我们涪陵是水码头嘛！’……涪陵生活重彩浓墨的部分应该在长江边，在水码头。……在此之前，江边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地方，叫锦绣洲，洲上有一个市场，叫做萝卜市。每当枯水的季节，长江长长的自然沙坝就露出来，人们就赶来在沙坝上用竹竿竹笆苇草搭起棚屋，开始买卖，而长江夏季涨水的时候，所有的竹棚一下都拆去，市场也一哄而散。
王康也回忆了他少时记忆的重庆朝天门码头：朝天门码头全是摆小摊的，卖橘子的，卖花生米的，衣衫破烂的人物，我当时就能感觉，他们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太自然了，夏天涨水的时候，那个梯上会研磨掉好几十级，冬天枯水的时候全部露出来，我们在朝天门码头，我住在沙田保区，那像朝圣一样，后来我当知青，从重庆到巫山，从巫山回去第一站就是朝天门码头，坐船要坐一个礼拜到朝天门码头回到重庆，回到故乡了，那种心情没法形容，那是我们重庆人的一道风景线，也是中国抗战历史的一道风景线。
这样的风景线被取而代之的是从上海直达重庆，一条全长1768公里，编号为G50的沪渝高速公路。他在地图上以耀眼的黄色显示，横贯大半个中国，像另一条长江巨龙，洞穿山脉，直抵山城。三峡大坝蓄水的第二年末，2009年12月19日正式全线贯通。
我乘坐的从奉节到云阳的长途客车驶过奉节县城最西侧的一段颠簸的土路就上了高速，沿途先是沿江而行，慢慢进了山路，绵延的青山望不到尽头，狭窄的高速路只能容纳单向行驶的汽车，往相反方向的路，则是在十米高的地方单修的另一条公路，过山的隧道频繁的密布其间。山被凿空，低地被抬高，这沿途唯一的路只有这一条高速。
相应的是高速路的高昂的费用：5座以下的小型车，每公里的通行费是1.05元；6座及以上、12座以下的车辆，每公里的通行费是1.35元。路上车辆寥寥，虽然才开通不到两年，但它还是以高效的速度迅速取代了长江（从重庆到宜昌8小时，20小时到上海）成了千年靠水路的长江人更好的选择。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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