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让中苏边境的贸易开始恢复起来。
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俄罗斯因为轻工业基础薄弱，便向我国购买了大量的轻工业商品，中俄两国来往的列车越来越多。
1993年5月26日，一辆中俄的跨国火车从首都北京出发，踏上了开往莫斯科的路程。
这趟“国际长途”从中国驶出，要穿过地域广袤且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地区，才能到达位于东欧平原的莫斯科。
因为过长的路程，这趟列车需要行驶七天的时间，而漫长的时间却给这趟国际列车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这趟列车行驶在去往乌兰巴托的路途中，一些“特殊”的旅客登上了列车。
这些“特殊”的旅客上车后表现得十分的热情，他们与车上很多的旅客问好、聊天，还聊到了双方的职业、经历等，列车的氛围一时之间热闹了起来。
夜幕降临，车上的旅客本来打算歇息，突然从包厢里冲出一群手持武器的歹徒，威胁着众人交出他们的护照、财物。
因为他们手中的武器，车上的乘客只能乖乖的就范，这些歹徒便开始了长达10个多小时的洗劫。
抢走了大量的现金和贵重财物，他们还对列车上一名浙江的女乘客先后实行了两次强奸，给这名浙江女乘客的心中留下了极大的阴影。
原来，这些劫匪就是上文中提到的“特殊”的旅客。
他们上车后，在头目苗炳林的带领下，通过观察，盯上了一些可以实行抢劫的乘客。
他们用搭讪聊天的方式摸清这些乘客身上大致有多少钱，带了些什么货物，然后再趁天黑对这些人实施抢劫计划。
列车抵达乌兰巴托站后，这些抢的盆满钵满的劫匪们，心满意足的走下了列车。
就当列车上刚被洗劫的乘客们还在惊魂未定的时候，另一伙更加凶恶残忍的劫匪们在后面的伊斯兰卡雅站，等待着这趟不详的列车。
5月27日的中午，列车行驶到伊斯兰卡雅站后，以“朱三”和“二姐”为首的两伙劫匪，带着手枪、砍刀、警棍等武器，直勾勾地冲上了列车。
来到一个包厢内，威逼两名女乘客交出身上的财物。
这两名女乘客对他们表示，自己身上的现金和财物已经被上一拨劫匪给抢光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交出来的东西了。
经验老道的“朱三”并没有相信她俩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于是便命令手下，粗暴地扒光了她俩的衣服，进行了细致的搜身，结果在她们的内衣中，搜到了200美元。
这是她们身上仅剩的钱了，就这样被劫匪们给无情地抢走了。
“二姐”带着她的手下闯入了另一个包厢，她先是制服包厢内的三男一女，强行让他们抱头跪下，并且逼迫他们交出身上的钱或者是其它值钱的东西。
被威逼的这四人同样表示自己身上的东西也被洗劫一空了，实在是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二姐”也对他们进行搜身，然而，却什么也没有搜出来，这四个人当真是被抢的叮当响。
一无所获的“二姐”愤怒了起来，居然丧心病狂地指使“朱三”粗暴地强奸了这三男一女中的女乘客，另外三名男乘客也遭到了一顿毒打。
车上的许多人也被这两拨劫匪打伤，他们对这趟列车进行了将近4天的洗劫。
然而这次的洗劫并没有结束。
到了5月31日，以牛顿为首的第四伙劫匪在俄罗斯境内，又冲上了这趟列车，这时的“朱三”和“二姐”两个劫匪团伙还在列车上，但是这三伙人却没有发生冲突，反而倒是形成了一种“职业默契”。
一伙劫匪从车头抢劫，另一伙劫匪便选择从车尾抢劫，双方的抢劫路线向着车中央靠拢，默契地进行各自的抢劫计划，丝毫没有为了抢到更多的赃物而产生火拼的态势。
在这趟列车上的乘客经历了长时间的折磨后，这趟漫长的列车终于快要抵达终点站莫斯科了。
这时，“朱三”等一行人也洗劫到了车尾。
当他和手下正要准备撞开其中一个包厢的门时，包厢内四名福建的乘客再也忍受不了被第三次洗劫。
于是，他们就打开车窗，直接跳窗逃跑，想要摆脱被洗劫的命运。
冲进来的劫匪看到包厢内空空如也，车窗是开着的，知道了包厢里的人已经跳窗逃走了。
于是他们急忙来到列车过道，把列车的紧急制动闸给拉了下来，列车停下来后,凶恶的“二姐”带着人冲下了列车，追上这四名福建籍旅客，把他们按倒在地上，狠狠地暴打了一顿。
列车抵达终点站莫斯科后，下车的一些受害旅客才敢跑到中国驻俄使馆报案。
那么，会有人疑惑，为什么这样的国际长途列车被劫匪疯抢到莫斯科却没有人管？
难道是列车上的乘警不敢与这些劫匪斗争吗？
这些劫匪为什么又会盯上这趟列车呢？这就要从中俄两国当时的社会背景来分析。
中俄列车上本来是有中国乘警来保护乘客的，但是中国的乘警不能跨境执法，每当列车行驶出中国边境后，中国乘警只能按照规定下车；
又因为是中国列车的缘故，俄罗斯方面不太想花费精力来对中国的列车进行管理，于是没有给列车配备相应的警力。
中俄列车在管理上的漏洞，就让劫匪们钻了空子，使得中俄列车成为抢劫分子的行恶之地。
除了没有乘警保护外，劫匪们之所以会盯上这趟列车，是因为列车上乘坐的很多都是“倒爷”。
“倒爷”就是把货物倒卖到俄罗斯，然后从中间赚取差价的中国商人。
当时的俄罗斯轻工业制造能力落后，人们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非常紧张，大部分只能依赖从中国进口，一些中国小商人们看到了这其中的商机，便会携带服装食品等货物去俄罗斯贩卖。
比如像打火机这种小商品，在国内的售价是几毛钱左右，但是倒卖到俄罗斯，便可以卖到一块多美元。
这其中的差价产生了巨大的利润，很多“倒爷”因此赚到了不少钱，莫斯科一时之间成为了中国人的淘金地，开往莫斯科的中俄列车也越来越频繁。
这些“倒爷”在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也被劫匪们视为抢劫的目标。
在1993年以前，中俄的许多列车已经发生了多起抢劫案件，但是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倒爷”们仍然想要铤而走险，坐上中俄列车，踏上去往莫斯科的路程，以实现自己的淘金梦。
根据一些列车上的旅客回忆，这些劫匪本来在列车上只会做一些小偷小摸的事。
到了后来，因为列车上无人约束，他们也越来越猖狂，开始结伙抢劫，甚至是到了六亲不认的程度。
在列车上碰到熟人，劫匪们也会毫不手软地抢夺他们的财物。
这次的抢劫案件非常的恶劣，中国驻俄使馆紧急把这次案件详细地报告给了中央。
中央当即表示：“这简直是在丢中国人的脸！”并且要求尽快破案，把罪犯予以严惩。中央随即下达了跨国追捕的命令。
中国警方联合俄罗斯警方进行了严密地排查，很快摸清了这些劫匪们的来路。
劫匪“朱三”和“二姐”的真名分别叫朱兴金和赵金华，二人是恋人关系。劫匪们大多都是北京人。
于是，中国警方根据已掌握的线索，制定实施了可行的追捕计划。
公安部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任命有着丰富抓匪经验的程亚力局长带队前往莫斯科办案。
在程亚力去往莫斯科的前几天，警方抓获了一个叫做吴宝顺的人，他就是五二六大劫案的参与者之一。
经过审讯，警方从他口中了解到了其他劫匪的很多情况，就在这个时候，俄罗斯警方传来了一条重大的好消息，朱兴金，赵金华与他们同伙之一的马继强已经在莫斯科被抓捕归案。
案件有了重大的突破，程亚力立即带领行动小组秘密地抵达了莫斯科。
因为俄罗斯的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时间只有4个小时，在此期间如果证据不足或者没有受害人指认的情况下，时间到了警局只能放人。
很多被抢劫的中国旅客，特别是那些被侵犯的女乘客们，因为心中的阴影害怕当面指认这些犯罪嫌疑人。
不能立即控诉抓捕这些犯罪嫌疑人的话，反而会起到打草惊蛇的不良作用，所以程亚力等人只好隐藏身份，秘密开展抓捕行动。
程亚力等一行人打扮成“倒爷”，抵达了莫斯科。他们隐藏自己的警察身份，甚至面对俄罗斯警方，也不能透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到了莫斯科后，他们首先确定了第一个抓捕的目标——牛顿。
牛顿曾在莫斯科被俄罗斯的警方抓捕询问过，不过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释放。
牛顿经过这次抓捕已经成了惊弓之鸟，消失的无影无踪，社会上再也打探不到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这让程亚力等人陷入到了抓捕僵局。
程亚力和战友们经过多方打探，得知了在莫斯科当地有一个中国籍的黑社会老大，他和牛顿有仇，也在打听牛顿的下落。
或许，他的手上会有和牛顿有关的线索。
程亚力对这个黑社会老大发出了真挚的邀请，并且在莫斯科订好了一家豪华的酒店，想要他能够过来吃饭，顺便聊聊有关牛顿的事情。
但是，这个黑社会老大收到程亚力的邀请后，却回绝了程亚力。
他表示：“如果我和你们警察一起吃饭喝酒的话，会被道上的人误认为我是警方的卧底、眼线。那么，我以后还怎么在莫斯科混下去了？”
得知了对方的顾虑后，程亚力把会见的地点改在了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饭店中，以保证双方会面的隐秘性。
面对程亚力这样得体的安排，这个黑社会老大接受了程亚力的邀请，来到了莫斯科的郊外。
虽然吃饭的地方是个小饭店，但是程亚力为了表现出自己的诚意，餐桌上准备的酒菜，档次可是一点都不低呀！不仅有红酒，沙拉，黑面包，还有黑鱼子酱和红鱼子酱。
所以看得出来，程亚力准备的这一桌子酒菜，可是花了不少的钱。
在程亚力后来的工作报告中得知，这一桌子酒菜花掉了12万卢布，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大概是3000元人民币。
1993年，一顿3000块钱的饭，可以说是天价饭局了。
花了这么多的钱，程亚力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线索，他找到了牛顿的藏匿地点，并且把消息放给了莫斯科警方。
莫斯科警局得到线索后，立即组织警力围住了牛顿的藏匿地点，非常顺利地抓捕了牛顿，使这个案子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在程亚力等人欢喜之余，又传来了一个重大的线索，让程亚力离侦破案件的日子更近了一步。这次案件最大的劫匪头目——苗炳林在莫斯科出现了。
莫斯科一个名叫老江的中国线人，他来到了程亚力的住所，告诉程亚力，前天晚上苗炳林来到自己的家中暂住，并且已经办好了前往突尼斯的签证，准备过几天就逃跑到突尼斯躲避追捕。
这条消息让程亚力既欢喜又紧张，他虽然得到了苗炳林的线索，但是目前仍然不知道苗炳林具体的逃跑日期，抓捕苗炳林的任务依然十分困难。
如果苗炳林真的逃到突尼斯的话，再想要对他进行抓捕会是难上加难。
面对如此紧急的情况，程亚力和他的战友们决定，提前部署抓捕苗炳林的行动。
并且和老江订下了暗号，在苗炳林房间的窗台上，放一个盆栽。
在抓捕当天如果窗台有盆栽的话，表示苗炳林一行人在家；如果没有盆栽的话，则表示苗炳林不在家中，需要另行制定抓捕计划。
老江的住所在闹市小区，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程亚力等一行人没有携带任何武器，如果遇到反抗的话，只能徒手与苗炳林一伙人进行肉搏。
而根据老江的线索，苗炳林的手中有一把鲨鱼枪，是可以伤人性命的，它就被苗炳林放在枕头下。
所以这次行动，是一次非常危险的抓捕行动。
不过，这次的抓捕行动却是异常的顺利。
在程亚力与老江的里应外合之下，苗炳林等一伙人没有做出多大反抗便被绳之以法。
这次大劫案最大的四个头目——苗炳林，朱兴金，赵金华和牛顿等都被抓捕归案，程亚力与他的战友们出色得在莫斯科完成了任务。
这些劫匪被逮捕后，程亚力又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把他们引渡回中国。
当时的中国和俄罗斯还没有签订引渡条约，形成相应的引渡机制。
所以想要把这些人带回中国，只能秘密地进行。
但是公安部和外交部怕会引起外交纠纷，不太同意程亚力的做法。
程亚力好不容易才抓到人，他是不可能就这样把人给放走的，于是他多次向局里的领导申请，请求领导帮助他带回这些罪犯。
领导问道：“你有多大把握能把这些人全部带回来？”
程亚力自信的回答道：“我有200%的把握，保证完成任务！”
领导听到程亚力如此自信的回答，便说道：“既然你这么有把握，那你就把这些人全部给带回来，至于公安部和外交部的工作，由我来做！”
程亚力有了局里领导的支持，心里便有底了，他开始制定引渡计划。
因为抓捕行动的秘密性，苗炳林这些人不能戴手铐，也不能阻止他们说话，但是如果他们大喊大叫，一定会引来莫斯科警方的注意，引渡行动也会受到干涉。
于是，程亚力托他的北京朋友给他买6箱啤酒寄到莫斯科。他联系了他的莫斯科警察朋友们，说是要送啤酒给他们喝，但是要求他们自己来取。
爱喝酒的俄罗斯人当然不会拒绝这样的礼物，他们找到程亚力拿啤酒，程亚力还邀请这些莫斯科警察跟自己拍合照，并且让苗炳林等一行人在旁边看着。
这是程亚力故意而为之，就是让他们觉得，把他们引渡回中国是莫斯科警方允准的行动，劝他们不要抱有任何侥心理。
苗炳林等一行人只能乖乖配合程亚力等人的引渡行动。
在引渡过程中，苗炳林还想在厕所里，用自杀的方式来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是被程亚力阻止，没有让他自杀成功。
最终，在程亚力等一行人的努力下，这些穷凶极恶的劫匪们被带回了北京，他们还是没能逃脱掉法律的审判，并且受到了自己应有的惩罚。
中国警方又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最终把这四个劫匪团伙的成员全部一网打尽，但依然有些“漏网之鱼”继续逍遥法外。
不过，中国警方对他们的追捕从来没有停止过。
2011年8月，这些劫匪团伙的最后一个在逃人员——邵迅，在广西南宁被警察逮捕。至此，五二六火车大劫案的所有罪犯全部落入法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