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此前谈到，史诗深远地影响到西方文明的发展，中国古代则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产生和流传下来类似的史诗。这一次，我们来说一下两河流域和埃及在上古时代的文化倾向，再考虑一下早期华夏文明与它们有何异同。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说得有点儿绝对，但也不无道理，这道理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文明的历史。
上古时代两河流域和埃及
两河：英雄历险，终归茫然
两河流域，也叫美索不达米亚，就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那块儿土地，它产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史诗《吉尔伽美什》。据信，距今四千多年前，两河流域南端的苏美尔有那么一个国王，名叫吉尔伽美什。不过，《吉尔伽美什》这首史诗中的主人公与神仙们相熟过招，肯定不是真正的历史人物。史诗中，吉尔伽美什野心勃勃，对于他的臣民多有不公。为了制约吉尔伽美什的行为，神祗们制造了一个同样勇猛的野人，唤作恩奇都，派他来与吉尔伽美什争斗。吉尔伽美什与恩奇都不打不相识，惺惺惜惺惺，很快成了好朋友。他们共同历险，甚至杀死了天上派来的神牛。神祗们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处死了恩奇都。
吉尔伽美什痛失好友，想到人类无论怎样强悍，终有一死，他于是踏上征途，要寻求永生的秘密。他历尽周折，找到一位老神仙，那老神仙告诉他：你要是从此不瞌睡，就可以永生不死。吉尔伽美什试了试，保持了七天不睡觉，然后就撑不住了。他于是认识到，从设计上来讲，人不能永生。不过，那老神仙看着吉尔伽美什颇有诚意，就给了他一种返老还童草，人老了，吃上它，又可以青春焕发。吉尔伽美什很高兴，拿了那宝贝，打道回府。在路上，他到湖里游泳，把返老还童草放在岸边，来了一条蛇，把那宝贝偷走了。吉尔伽美什发现后，心痛欲裂，但也没有什么法子，只好接受人生有限这样一个现实，他回到老家，在其余年当他的国王。
显然，史诗《吉尔伽美什》里有一种悲观的情绪，那就是无论人类多么强大，终究难免一死，这就是命运。
《吉尔伽美什》中的哲学理念，反映出苏美尔以及更大范围里两河流域人类生活的基本状态。这里土地肥沃，催生了早期文明，但疆域没有什么良好的自然屏障，是个四战之地，所以历史上各部落各种族你来我往，频繁征服，其中大的变动包括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等等势力的兴替。生活在这样一种动荡不安的环境里，两河人感觉到世界之大、世界之乱以及人生的短暂与无奈，也不奇怪。
驯服狮子的英雄（亚述浮雕）（卢浮宫藏）
埃及：家常的日子，美好的来世
在两河流域的西南方向，西奈半岛沙漠和红海的另一边，那里有有埃及，是另一个古老文明的发源地。古代埃及文明灿烂，但没有创造出《吉尔伽美什》这样的史诗，它的早期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有自己的特性。埃及人早期文字里主要有教益读物，世俗故事，还有作为葬礼一部分的死亡之书。
比如，三千多年前中王国时期有篇作品叫作《杜阿-凯提之教导》。这文章的作者，一位书吏，以父亲的身份对其儿子进行职业指导。他爹说，大多数活路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避之唯恐不及。你说那剃头匠，他走街串巷，闹得腰酸胳膊疼。木匠呢，他自己常年在外给人造房盖屋，家里的老婆孩子可怜见的没人管。洗衣工，还有打鱼的，他们在河边水中劳作，很可能就被鳄鱼吃掉了。如此种种，不一而足。那么选个什么样的职业好呢？答案就是书吏。“如果你能写字，你的前景将好过上面我所描述的种种行当…… 抄书匠永远都不用犯愁生计。”“此点你应该牢记在心，我已经为你和你的子孙规划好了生活的道路。”
同样出自中王国时期的《能说会道的农夫》，它好像是古埃及版的《秋菊打官司》。一个农民被一位领主的管家无理罚款，他于是来到领主庄园的门口，在那里倾诉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这个农民很能讲话，他发言滔滔不绝，连续在地主门前絮叨了九天。国王听说了此事，专门派人悄悄地记下这位农民的演说。法老佩服这农民的口才，下令纠正对他的不当惩处。
你看，较之于两河人，埃及人对于远征冒险不大感兴趣，他们关注自己的生活，日子过得比较实际。他们的很多文字是记录自己身边的点点滴滴，没有那么多的大英雄崇拜。埃及人的这种态度和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来源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埃及的北面和东面是海，国土就是向南延伸的尼罗河流域那么一个长条，两边就是沙漠。这种相对孤立和安全的环境保护了古埃及文明的存在和传承。从公元前2700年左右开始，埃及法老的统治，经过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前后持续了差不多有两千年。古埃及的稳定与繁荣，形成了当地人的一种温和的生活态度，那就是日子过得还不错，大家要珍惜。这种生活态度，与两河人的严厉和悲观情绪，形成了一个对比。
因为日子过得还不错，古埃及人就想着，神仙对人很关照，安逸的生活应该会继续到来世。这也是埃及和两河不同的一点。在上古时代，两河人没有很清晰的灵魂观念，在他们看来，人死灰灭，余留的精神会游荡一段时间，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也就是为什么大英雄吉尔伽美什是那么的惧怕死亡。古埃及人与此不同，他们相信人有永恒的灵魂，只要能够通过神祗的审判，人就可以与神同在，过上幸福的生活。这种观念，催生了被叫作死亡之书的埃及文字。这种文字是祷文，也是咒语，其中有与神祗的交流，有对于如何过世的具体指引。面对神祗，过世的人们做出自己的陈述：
我不曾抢夺孤儿的财产；……
我不曾在领主面前说仆人的坏话；……
我不曾偷减神庙里的供物；……
我不曾对秤斗暗作手脚；……
我不曾在干旱的季节垄断河水；
我不曾垒坝试图截断激流……
这样的陈述表明，埃及人认为当下与来世有道德上的一致性，有良好表现的人们可以顺利地进入幸福的来世。埃及人没有两河人那种叱咤风云之后陷入忧郁的大英雄主义；他们注重日常生活，同时相信一个与神同在的美好未来。
神祗审判逝者（古埃及草纸画）
较之于两河埃及，华夏文明如何？
与上古两河和埃及相比较，早期的华夏文明有什么相仿和不同之处？
从一种意义上来说，古时的中国有点儿类似埃及。中国的中原地区也是相对孤立安全，东边是海，北面有山，西抵荒漠，南界丛林湿地。中华民族在这里世代生息，也没有很强的背井离乡、远征历险的愿望。待到周公制定礼乐，更是一切以安定和谐为要义。在这种气氛里，华夏就没有流传下来西方那种歌颂强悍大英雄的史诗，倒是温文尔雅的《诗经》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旋律。总之，上古中国人与古代埃及人一样，故土难离，就想着安稳地过日子。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早期华夏与古代埃及又有很大的不同，主要就是没有那么强烈的宗教意识，其理性主义倒是有点儿两河文化的倾向。商朝的人信神鬼，有占卜，有殉葬，到了周朝，人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了人类社会本身，基本信念成为，天命之下，事在人为。至于究竟有没有来世，来世又是怎么一个样子，中国人并没有很详细的阐述。中国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反应比较实际，提出了解决的方法，那就是养孩子、祭祖宗。在他们看来，人有灵魂，也还是需要家族奉养。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就大在断绝了对先祖的祭祀。所以，按照古代中国人的理解，所谓的来世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宗族的延续。对于一个宗教问题，中国人给出了一个人文的解决，说起来就是敬天、法祖、养孩子。
因为如此，中国人没有修建金字塔，而是盖起了太庙以及不计其数的遍布各地的宗祠。
解决问题的方法找到了，剩下的就只是操作问题，好奇心就没有很大的必要了。不过，也有像屈原这种人，他生长在接近蛮夷的南国边境，虽然已经到了战国时期，也还有一定的童心和幼稚性，所以写出了《天问》这样的诗歌。屈原问道，鲧一心治水，为什么还被殛于羽山？天帝派来后羿，意在为民除害，为什么他却射瞎了河伯的眼睛，又霸占了他的妻子？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康回冯怒，墬何故以东南倾？他还问道，“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夜光何德，死则又育？”
屈原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史诗的级别，但是，自有周以来，中国人就不再那么关注类似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更要紧的是怎样好好生活，繁衍生息。你看，作为华夏文明主流的《诗经》，典雅端正，钟磬和鸣，热切而又温馨地督促大家稳稳当当地过日子。你没事别问些不着边际的问题。
屈原《九歌》图（佚名）（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寻知客 2022-01-1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