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原桂北游击总队三大队政治服务员、桂林地区轻工业局局长、享受厅级离休待遇老干部汪庆霖,现年95岁。

整理人:原柳州(南宁)铁路局政法委、综治委,广西铁路护路联防办公室巡视员、高级政工师、退休干部赵荣朝(汪庆霖係其姑丈)。

真正的广西剿匪有多艰难(桂北游击队的故事岁月留痕之16:我亲历的全州剿匪工作)(1)

汪庆霖

16剿 匪 镇 反

1949年11月17日全州县城虽然解放,但境内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武装尚未完全肃清,他们还在广大农村有恃无恐、兴风作浪、危害人民、疯狂反共,企图破坏颠覆新生人民政权。1950年3月起,全州县成立了剿匪指挥部,县、区武装力量1700多人配合解放军部队2000多人,全面开展了剿匪镇反斗争。那时因工作需要,我又改任秦家塘区政府公安助理员(后称公安特派员)。我深知:不肃清土匪反革命,组织征粮支前工作必然受到影响,社会治安秩序难以安稳,老百姓正常生活难以保障,新生人民政权更难以巩固。因为当时的秦家塘区是全州县反共土匪集中、匪徒袭扰闹事的重灾区之一,新生人民政权和刚获解放的人民群众也深受其乱,深受其害。

秦家塘区的山川寨圩、禁山里一带山高路远,地形险要,远离县城。1949年11月上旬,在解放军攻占全州县城前几天,国民党全州县伪县长蒋文度深知国民党败局已定,就带领他的伪政府官员和保警大队武装数百人,撤退到了山川等地设防,以见机行事、观望待变。迫于共产党游击队和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及军事压力,当年11月21日,他虽率所部从山川到河口里村向人民政府投诚缴械,但还是有意无意地在山区遣散遗留下了不少持枪的残兵败将,他们拉帮结股,不断搞一些反共祸民破坏活动。如伪县长蒋文度明知与他共事的广西绥署监军参议赵壁(兴安人)是个反共老顽固,但在决定投诚前一天晚上还打发他离开山川,这一举动给后来人民政府剿匪埋下了极大隐患。赵璧并沒有走远,不久即在桐油山又纠集一帮国民党残渣余孽和武装土匪东山再起,拼凑成“桂北人民反共纵队司令部”,下辖5个支队,队伍一度达500人枪,其重要头目和骨干力量是唐有济、蒋伟股匪,他们在秦家塘区山川、五福等地,甚至分散到石塘、绍水、咸水、兴安一带进行疯狂捣乱破坏活动,直到1950年年中才被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合力剿灭。

更不可疏忽小觑的是,民国全州风云人物蒋余荪是秦家塘新山乡锡福村禁山里人,当过国民党军营长,修仁、兴安、全州伪县长和桂林地区民团副指挥官及广西第八区保安副司令、国民党国大代表,是县内呼风唤雨的官僚地主恶霸,曾率民团捕杀过掉队红军战士,到石塘清乡围剿捕杀过游击队员。全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官白崇禧还与他在县城私宅会面秘谈过,他还到处召开会议散布污蔑共产党、丑化解放军的反动言论。当解放军占领全州县城后,他率领300多人的武装力量逃回了故乡老家禁山里苟延残喘,企图据险顽抗,幻想他的白长官部队能打回来变天。担任新成立的全州县委书记王斌吾、县长邓崇济给他写信劝降,被他置若罔闻。不久,中共桂林地委、解放军41军123师又联名致函敦促他放下武器投诚,他仍迟迟没有回应。后来县政府又指派我们秦家塘区区长俞定远(后任桂林地区行署经委主任),凭借与蒋余荪女儿蒋秀贞的同学关系,带人找到当时躲在山川南洞村的蒋余荪做工作,经过再次通报政策,摆明现实,晓以利害,指明出路,迫使他在走投无路的境况下接受了人民政府要求的投诚缴械方案。

1949年11月28日,蒋余荪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让其四弟蒋仕诵带着300多人枪,来到桥渡预定地点,向县区人民政府和解放军交出了一大批武器弹药装备。

在县政府接受蒋余荪武装力量投诚缴械交接的过程中,我们区县武中队、大队派出的侦查员探访到他们中的很多人还不明真相,存在不满抵制情绪,又观察到他们武器精良、人多势众、表现狂妄,质疑他们可能会耍两面派、假投诚伎俩,为警惕防范万一、避免上当受骗,我们立即将这个情况紧急向上级作了报告。上级临时改变实施计划,调派了解放军驻扎在县城马隍庙的一个加强连兵力,由营长李会川(山东人)率领赶往桥渡,协助县人民政府和地方武装力量安全稳妥地接受了蒋余荪部的投诚缴械,并将他们押送至县城安置处理。但在此之前,蒋余荪还是任由其部下自选出路去向,有不少曾为非作歹过的地痞流氓和不甘失败的反共骨干、顽固分子携带武器占山为匪,过上了打家劫舍、祸害百姓的日子。有的还妄想复辟变天、卷土重来,打着反共救国军的旗号,公开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敌作对,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听命服从蒋余荪的指令摆布。听说,在蒋余荪投诚后开始有县领导主张要公开逮捕他,后来考虑到他的个人影响和对大局稳定等因因素,就将他“软禁”在县银行楼上学习反省,没想到他拒不认罪服法、痛改前非,竟利令智昏传信给流窜在山上的反动武装土匪顽抗作乱。当时几股土匪头子还扬言要集结队伍攻打县城,解救蒋余荪夺取政权,一度在社会群众中引发不安恐慌情形。

当时,秦家塘区匪情状况复杂、剿匪任务艰难,而现实更为严峻。1949年12月初,刚投诚归顺新政权不到半月时间的原新山乡伪乡长唐有济、熊传睦等人又突然背叛反水,策划组织了土匪结股暴动,他们烧杀抢掠、欺男霸女、无惡不作,影响极坏,还企图颠覆扼杀新生的秦家塘区人民政权。更为可恨的是这股匪徒还在水洗庙公路上公然伏击我们区干队,打死打伤我战士各一名、抢去步枪两支,还狂妄扬言要我们尝尝反共救国军的厉害,气焰非常嚣张。我也亲身经历了那次被土匪伏击险况,想不明白的是当时我们区中队的两挺轻机枪竟然都出现了发射子弹卡壳故障,极大影响了战斗力。我区山川驿马村民兵蒋仲生和永佳洞民兵蒋平甫因给区政府报信、为剿匪解放军部队带路,被残忍暴戾股匪头子唐有济恨之入骨,竟然在深夜带人到家将他俩抓去,于1949年12月16日分别在寨圩和永佳垌杀害。

​1949年12月底,一股土匪在禁山里村公开破坏抢劫了我们区政府的仓库公粮,抢走公粮3000余斤。在我与区武装中队和解放军进山下乡征粮路途中,也多次遭遇到流窜土匪的打黑枪袭扰威胁。从上级通报中我知道1950年3月份,是全州县土匪趁新政权立足未稳搞破坏颠复活动的高峰期,股匪蒋伟、王书田所部在朝南枫木山伏击解放军通讯班就造成3人牺牲,全县土匪共抢劫公粮16万余斤、民粮2.7万余斤、耕牛29头,造成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巨大损失。继而4月,7名解放军战士押送钱款去灌阳县银行,途经石塘枫木山村时,又遭到股匪蒋伟所部袭击,解放军战士5死2伤,钱款被抢劫一空。严峻复杂的匪情动态和土匪暴行,使我们新政权不得安宁,时刻警惕,严阵以待。

我们秦家塘区政府按照上级的部署,以剿匪为压倒一切任务,及时采取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方法,吹响了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号角,形成以解放军部队为主要力量、区政府武装中队、各农会武装民兵协同配合,广大农民群众全员参与的剿匪格局。1950年3、4、5月间,我们区政府组织集中全区武装力量,协同配合解放军439团9连指战员,在群众的带路引导下,仅一个多月时间就攻克了股匪唐有济部盘踞在山川的几个据点,在麻石、五福、南垌等地剿灭俘获匪徒近200人。虽然唐有济、毛笃玲等股匪头子侥幸逃脱深藏了起来,但还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更躲不过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毛笃玲是被群众检举、武装民兵从深山的炭窑里抓出来的。狡诈兇残的匪首唐有济纵然是狡兔三窟、三擒三逃,但他在一次化装潜逃中还是被禁山里村农协小组长兼民兵班长聂华裕在守卡放哨中发现识破,机智抓获。聂华裕因此受到桂林军分区嘉奖并授予“剿匪肃特民兵二等英雄”荣誉称号。

当年5月,区中队及武装民兵和解放军共200多人,通过设卡封山、逐片搜索、引蛇出洞,围剿全歼了赵壁“桂北人民反共纵队”第四支队蒋伟股匪大部百余人,其中毙匪头目骨干3人、俘7人,其余80多人连夜逃窜至石塘大潮源山里躲藏。随即解放军和县区大队及武装民兵集中力量循迹猛追、再次合围,将这股作恶多端的土匪彻底消灭,仅有2名土匪漏网。匪首蒋伟被马鞍村民兵柳友发活捉,为此柳友发被评为广西“特等民兵模范”,去北京出席了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又被中央军委授予“民兵英雄”称号,还获赠了一支驳壳枪。

在实行军事剿匪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我们秦家塘区还抓住有利时机,组织开展了对散匪逃匪的强烈政治攻势,公安特派员和区武装中队战士深入乡村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通过广泛发动群众与动员土匪家属相结合的方法,最大限度的争取土匪投诚自首。据不完全统计,从岭底、唐家湾等地向区政府投案自首坦白的被蒙蔽或胁迫上山当土匪的有100多人,他们不但交出了枪支弹药,还写出了悔过保证书。我们秦家塘区剿匪斗争取得的成绩,为全县的剿匪斗争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据全州县截止1951年6月统计,全县共剿歼大小土匪19股1300余人,击毙27人、俘虏233人、自首587人,取得了剿匪斗争的阶段性胜利。

1950年10月后,秦家塘区政府又按照上级的部署要求,组织开展了打击镇压反革命斗争。把那些通匪、济匪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抓一批、斗一批、管一批、杀一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坚决打击处理,前期有蒋余荪、唐有济、熊传睦、毛笃玲等10多名罪大惡极、民愤强烈的反革命分子先后被公审镇压处决。蒋余荪是1950年12月在县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公审,以反革命大恶霸罪行将其镇压枪毙的,蒋山是在他曾指挥枪杀过游击队员的地点田心铺江边公开镇压枪毙的。其他人则是集中在黑石、山川、白屋等地召开群众公判大会后执行枪决的。很多农民群众自发前往观刑,热烈拥护,拍手称快。开始,在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上,我区曾有“过于宽大、简单镇压”偏向,在后期的清匪反霸阶段,全区各乡村农会又陆续召开群众大会,镇压枪毙了40多名反革命地主惡霸惯匪,还斗争管制了近百人,但又出现一些过激扩大化现象,个别不该杀、不该斗的人也被斗被杀了。总之,这次镇反斗争还是很有现实针对意义,使当地老百姓除了怕、解了恨,聚了心,起到了震慑敌人,唤起人民的作用,不但打垮了地主恶霸的威风,而且摧毁了其赖以生存的反动社会基础,也为即将实行的土改运动扫清了“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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