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唐朝“安史之乱”发生后，中国其实就进入了地方割据时代，或大或小的战争连绵不绝，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经济萧条，民生凋敝。而五代十国的出现其实就是唐朝时期地方藩镇的延续。公元九六零年，后周的殿前督点检兼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推翻了后周政权，正式建立的宋王朝，从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经济发达、文化教育高度繁荣的朝代。
宋朝建立后，赵匡胤有感于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军权旁落带来朝代更迭、社会动荡的教训，因此，首先下手将中央禁军的指挥权剥夺。同时，削弱地方节度使的军权、政权、和财权。同时加强文人的权力，抑制武人。这种重文抑武的做法，赵匡胤曾经对大臣赵普说过其中的原因，他说：我现在用儒臣分治各藩，纵使一百个儒臣都去贪污腐败，也比不过一个武将作乱的后果严重。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宋朝在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过程中，逐渐用文人代替武人，就是在军队内部也是多用文人而知兵者。这种重大的治国路线变化，不仅使得习文变成社会风气，而且也引起了科举制度的变化。
宋代的刻书机构，按照其投资和经营的性质，一般有“官刻”、“家刻”以及“坊刻”三种。
“官刻”是指政府各机关刻印的书。其中又有中央和地方刻印的区别。中央所刻的书，以国子监刻本最为著名。中央政府机关刻书除了国子监外，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都曾刻书。地方机关刻书的机构有茶盐司本、转运司本、安抚司本、提刑司本等等。地方官刻书籍中，凡是用地方政府公库钱刻印的书，都称之为“公使库本”。宋代地方官刻本除了以上几种，各州、军学、郡学、县学以及书院也都有刻本。总之，宋代的大小官府机构刻书的很多。根据文献记载的有“德寿殿本”、“提刑司本”、“仓台本”、“计台本”、“漕台本”、“学宫本”、“学舍本”等等，有的只剩名称，原书已经难以见到了。
“家刻”又叫“私刻”。以私家和个人之力投资所刻的书籍。宋代私家刻本较为著名的有游子遹，所刻父亲陆游的《渭南文集》五十卷，刻印极为精致。
而“坊刻本”鉴介于“官刻”和“私刻”之间。一般指书商刻印的书籍。书坊刻书主要目的是作为商品流传，以营利为目的。他们一般自己拥有写工、刻工和印工。宋代书坊最著名的要数建安余仁仲的万卷堂。
宋朝初年，国家刚刚建立，社会并不稳定，所以朝廷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首先刊刻的便是律例。《宋会要》记载：“太祖建隆四年，（公元九六三年）二月五日，工部尚书判大理寺窦仪言‘《周刑统》科条繁浩，或有未明，请别加详定’。乃命仪与权大理寺少卿苏晓、正奚屿、承张逊及刑部大理寺法直官陈光义、冯叔向等同撰集，.......至八月二日上之，诏并谟印颁行。”这是中国第一部刻印的刑事法典，也是宋朝官方刻书的开始。
宋太祖赵匡胤早期虽然对于宗教并不重视，但是自从取得政权，建立宋朝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稳定刚刚建立的政权，便开始改变策略，顺从民意，一改过去漠视佛教等宗教，开始加强宗教领域的保护建设。开宝四年，朝廷派遣高品、张从信到成都监刻佛教大藏经十三万版，一共五千零四十八卷，四百八使函。
这就是中国雕版印刷史上有名的《开宝藏》，也称之为《蜀藏》。这部大藏经是中国历史是上第一部印行的佛教总集。
这次大规模的雕版印刷佛经，不仅积蓄了丰富的印刷经验，还培养了大批雕版印刷的工人，使得从唐末以来就有刻书基础的四川，到了宋朝后，则更加发展成全国三大刻书的中心之一。对于当时以及后世雕版印刷业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宋代除了对于佛教经典进行雕印，还对道教书籍进行刊刻。从宋太宗开始，任命徐铉、王禹偁等搜求校正道书，得三千七百三十卷，编撰成书，贮藏在大内后苑太清宫。到宋真宗开始对于道教更加重视，将玉皇尊称为玉皇大天帝，赵氏始祖为圣祖天尊大帝，布告天下。并用金、银各五千两，分别铸造玉皇像、圣祖像和真宗像。任命学士戚纶、漕运使陈尧佐、道士朱益、冯德等，开始编修道教经典，王钦若总管此事，一共收录书籍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分为三洞、四辅、十二类，赐名《宝文统录》。
宋朝基于“武功克敌，文德致治”的理念，对于儒家经典书籍的刊刻颇为重视。太宗时期，不但任命学官校订儒家经典，还在国子监设立专门的刻书机构，先叫印书钱物所，后因为名字太俗，改称书库官，专门掌管雕印经史等书。到了宋真宗时期，其雕板数量出宋朝建国初期的不到四千块，发展到十余万块，翻了二十多倍，可见宋朝国子监刻书的规模。
宋代国子监的刻书并不是都出自本监的书库官，有很多书，“若七经正义、若史、汉三史、若资治通鉴、若诸臣书，皆下杭州镂板”。说明宋代的国子监已经带有国家出版社的性质，自己编辑好的书，可以自己刻印，也可以到地方刻印。有点像现在的出版社，本社编审的书，既可以在本社印刷厂排印，也可以在其他印刷厂排印。
宋代不仅中央部门刻书，同时几乎各州县均有刻书。譬如，北宋仁宗嘉佑三年到四年，建宁府雕印《建康实录》二十卷。南宋高宗绍兴二年，余姚县也雕印《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卷。类似这样的地方刻书非常多。
不仅以上的这些部门刻书，甚至连接待往来官吏的“招待所”——公使库，也在刻书，并且成了宋代重要的刻书机构。可想而知当时的刻书之盛。
受官方刻书的影响，同时宋代经济的发展，私营书坊，书肆也普遍发展起来，并且大量刻书。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说道：“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这些坊肆遍布全国，特别是浙、蜀、闽等地尤盛，它们所刻的书也与官刻书有所不同，成为官刻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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