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在苏轼传记里提到，苏轼有个初恋情人，是他的堂妹，“毕生对伊人念念不忘”。这位堂妹的名字难考，嫁给了一个名叫柳仲远的青年。林语堂考据，熙宁六年（1073）苏轼曾到靖江堂妹家住了三个月，这期间有两首诗是写给她的，但都赠给了友人，“那两首颇不易解，除非当作给堂妹的情诗看才讲得通”，他在书中有细致的文本分析。这位堂妹后来在苏轼晚年流放在外时去世，确实令他很伤心，写信给儿子说“心如刀割”，他流放归来途经靖江，还抱重疾专门去堂妹夫妇俩墓前致祭。林语堂此言可列为一说。他担心敬爱苏东坡的人“会不同意我的说法”，怪他将这点写出来，可能是多虑了，确如其所言，“这是否在苏东坡的品格上算个瑕疵，看法或因人而异”。相信真心喜欢苏轼的人，都会对人性的真实，抱持松弛豁然的态度。
居丧期满后，苏轼确实娶了一位堂妹——前妻王弗的堂妹。她在出嫁前没有名字，家中称“二十七娘”，闰之这个名字是苏轼取的，因她出生在庆历八年（1048）闰正月。王闰之比苏轼小11岁，20岁嫁给他后，伴随他走过最起伏辗转的25年，经历在朝为官、八年外任、遭贬黄州、重返中枢等各时期，“身行万里半天下”。她就是一位朴实的山乡姑娘，不如堂姐能干，也不曾读过许多书，但秉性柔和体贴，支撑苏轼度过人生的惊涛骇浪。
闰之夫人很少过问苏轼在外的事务，整日忙于有条不紊操持家务。她与苏轼相处多年，早已摸透了丈夫的脾性。苏轼在山东密州做知州时，赶上蝗灾四起、旱灾肆虐，深为百姓饥馑之苦忧虑。一天他又在为此闷闷不乐，幼子苏过咿呀跑进书房，非拉爸爸陪他玩耍。苏轼此刻哪有这心思，儿子却不撒手，惹得他一时发怒断喝，又吓得小儿大哭。夫人连忙进来抱走孩子，柔声劝道，“小孩子不懂事，你怎么比他还任性？整天愁眉苦脸又有什么用？”接着给丈夫洗净杯盏，斟满小酒，一时让苏轼平静下来，自觉惭愧。这段插曲被他生动记录下来，写成一首题为 《小儿》的诗：“小儿不识愁，起坐牵我衣。我欲嗔小儿，老妻劝儿痴。儿痴君更甚，不乐愁何为。还坐愧此言，洗盏当我前。大胜刘伶妇，区区为酒钱。”晋代名士刘伶是个酒鬼，有点钱就拿去买酒，其妻把酒藏起来，甚至 “捐酒毁器”，弄得刘伶只好整天说谎骗酒喝。苏轼这里是对比称赞夫人的贤惠德行。
乌台诗案时，苏轼在狱中一度以为自己活不成了，告别的绝命诗第一首写给弟弟苏辙，第二首就写给其妻，其中有云：“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他在描写了身为囚徒的难堪惨状后，继而为自己死后妻儿的困境担忧，“牛衣”即是贫民百姓的衣着， “愧老妻”三字明白讲出无限的牵挂。后人对闰之夫人曾烧掉苏轼诗文手稿多有微词。苏轼在给文彦博信中追述过此事，“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朝廷又要搜罗文字罪证，全家老小吓得半死，夫人怒道，就喜欢写这些著作，又带来什么好处呢！于是一把火烧了。等此案过去，苏轼“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这确是她不够精明聪慧，也不那么理解手稿中凝聚的心血，令人惋惜，但在当时危急险恶的情况下，丈夫生死未卜，为求避祸也无可厚非。
苏轼幸未杀身，在被贬黄州贫困交加的时期，闰之夫人对甘苦处之怡然。本是农家出身的她，农事经验丰富，和丈夫一同开垦耕种，养蚕纺织，是个得力的好帮手。苏轼在给章惇的信中还为她能医好病牛津津乐道，“昨日一牛病，几死。牛医不识其状，而老妻识之，曰：此牛发豆斑疮也，法当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苏轼说过：“予虽饮酒不多，然而日欲把盏为乐，殆不可一日无此君。”闰之也知夫君好酒，虽酒量不大，浅饮辄醉，但醉后往往就有锦绣好词，所以常备薄酒。苏轼也正是知道妻子的习惯，所以才会在畅游赤壁、只欠斗酒时“归而谋诸妇”，这是两人间的默契，清妙绝伦的 《后赤壁赋》能传之后世，也有闰之夫人的一份功劳。
苏轼在黄州时写给好友王巩的一首诗中，给予妻子很高的评价：“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元亮”是诗人陶渊明的字，曾作 《责子诗》，苏轼这里是点缀之词，意在后句：东汉大鸿胪冯衍字“敬通”，“博览群书”一词就是形容他的才学人品而得，冯衍娶了个特别悍妒的妻子，终生牢骚满腹，甚至给小舅子写信要求将老婆休掉。苏轼也是夸妻子贤惠，比起冯衍我可是幸福多了。当时苏轼一家二十余口人共同生活其乐融融，朝云在黄州扶为侍妾，次年生下一子，他也是说妻子大度包容。
即使时入元祐，苏轼政治地位扶摇直上，闰之夫人也“从我南行, 菽水欣然。汤沐两郡, 喜不见颜”，一如既往不改常度，丝毫不见骄矜自喜的颜色。苏辙对嫂子这种宠辱不惊的品性很是佩服，在她去世后，为其写过两篇祭文《祭亡嫂王氏文》《再祭亡嫂王氏文》，也最能代表苏轼家族对王闰之的评价：“⋯⋯赐环而来，岁未及期。飞集西垣 （轼官中书舍人），遂入北扉 （官翰林学士）。贫富戚忻，观者尽惊。嫂居其间，不改色声。冠服肴蔬，率从其先。性固有之，非学而然。”赞美她的天性有如美玉，质朴无华，与生俱来。
元祐后期党争激烈，苏轼饱受无端攻击，回归故园的念头便成了他逃避世事纷争、渴望安宁的一个情意结。元祐七年（1092）他由颍州移知扬州，给学生晁补之诗中再提此事，“且须还家与妇计，我本归路连西南”，意思是这等大事还须与夫人商量，与其同归。可惜次年八月一日，王闰之就在开封染病，先他而去，享年45岁。苏轼写有 《祭亡妻同安君文》，寄寓无限悲痛，“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苏轼肯定闰之的妇德，说她对待苏迈如同己出，“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闰之为家庭奉献一切，而自己对老妻“我实少恩”，生不能同归，“惟有同穴，尚蹈此言”。
闰之夫人可能难同苏轼精神上有很深的交流，但她的温柔坚韧，是苏轼宦海沉浮中的安宁港湾。她离去后，苏轼也常常思念她。绍圣二年(1095)谪居惠州，苏轼与曾断绝关系四十多年的姐夫程之才（字正辅）尽释前嫌，程之才后续的夫人那时刚去世，苏轼写诗安慰，“万里倘同归，两鳏当对耰。强歌非真达，何必师庄周？”并加了一段注语：“轼丧妇已三年矣！正辅近有亡嫂之戚，故云。”意思不必学庄周为摆脱丧妻之痛，鼓盆而歌，故作超脱，不用刻意掩饰，就让它自然宣泄吧。
闰之去世当年，另一位庇护苏轼的女性高太后也驾崩了，苏轼命途随之急转而下。闰之的幸运可能是，看不到夫君一贬再贬、远谪南荒的磨难了。她的灵柩一直停放在京西寺院里，直到8年后苏轼去世，苏辙安排将兄嫂合葬于汝州郏县，实现了“惟有同穴”之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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