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 毛升
《启蒙是连续的吗？》，王汎森著，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364页，228.00港元
五四研究已是昨日黄花，该说的似乎都说了，还有什么新意可探？因着五四百年的机缘，王汎森院士将其二十年来陆续发表的与五四有关的文章集结成书，以最近完成的论文《启蒙是连续的吗？》为书名，试图让五四研究重入学者的视野。该书的大部分文章曾收入作者出版的各种专著，以五四为题重新集结后，比较系统地呈现了他二十年来对该议题的思考，成为一本五四研究的可圈可点的著作。王汎森是公认的思想文化史学术权威，其贯通古今中西的能力，独到的学术见解，优雅而不炫耀博学的王氏文体，不仅影响了很多年轻学者，亦被尊为教授的教授。阅读《启蒙是连续的吗？》一书，既可看到作者如何继承并推进了周策纵、林毓生、余英时等前辈学者的研究，他对五四关注点的变与不变，他如何将西方文化史的新潮流与五四研究结合，也能启发我们今后的研究。
何为五四，历来就有不同的定义。彭明的《五四运动史》一书中所谓的五四，即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学生示威运动，学界一般称为“五四事件”。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一书则把五四运动视为一个多面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在时间上也不是一日，而是五年，从1917年年初至1921年年底。王汎森对五四的定义接近后者，他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1960）
王汎森声明，其五四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的地方有二：一是探索“历史的事实”而不是“理想的五四”。不是将五四变成一个迷思，根据现实的需要加以打扮，达至“参与塑造当代”之目的。而是从史料出发，重构一个符合史实的五四。二是除了起源，更关注五四运动的过程，考察五四的观念如何创新、变形、扩散，在生活的哪些方面产生了何种影响。长期以来，学者通常将五四作为一场发生在中国的类似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崇高的事件”（a lofty affair），从精英的视角讨论运动的起源、与欧洲的异同，民主与科学如何进入中国，是否破坏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共的崛起，运动的历史意义等议题。王汎森研究五四二十年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即视角从精英开始转向大众，近年来试图将思想放入社会背景中，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影响，要“将思想史与生活史打成一片”。
非直线性
启蒙是连续的吗？王汎森提出这一问题，显然受到了后现代史学关于看似连续的历史，其实在转捩点上往往是断裂的这一论断的影响。作者认为，从总体来说，启蒙的过程从晚清、辛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三个阶段是连续的。这一论断并非王汎森首创。很多学者都强调五四与之前历史的连续性，如陈万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一书中指出，不仅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倡导者是同一代人，其所倡导的主要思想观念也是一脉相承。王德威关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断，更是几成学术口号。但王汎森的创新之处在于指出，尽管启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并非“一个单纯而平整的延续”，其中充满了“顿挫、断裂、犹豫”。这一“非直线性”表现在多个方面。在启蒙的理念上，何为民主？何种科学？参与者聚讼纷纭。在启蒙的传播过程中，既有强有力的“理性”力量，也有“感性”的因素，左翼与右翼的思想同时并存，两者时有交会。五四的参与者中，作为积极分子的“正信者”只是少数，多数人只是“半信者”。他们往往是一些不知何时搭上五四列车的乘客，对自己究竟相信什么并不清楚，也不认为五四所鼓吹的新观念一定能战胜旧思想。因为心存疑虑，多数买好了趋新与守旧的双重保险。当五四思潮成为主流后，这些人倒是比当初的积极分子有更大的影响力。因为相当比例的人对新思潮半信半疑，五四时代成为一个多种思想竞合，充满变数的开放时代，一个“充满困惑的阶段”（confused period）。
陈万雄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1997）
即使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傅斯年，也是在多种主义之间不断跳跃。虽从未完全抛弃五四的观念，在国族主义的驱动下，传统的观念与反传统的新思想并存，互相撕扯，备受折磨。在学术上他崇尚“忠于事实”，但为驳斥日本人关于东北不是中国本土的一部分的宣传，仓促编写了“肤浅而主观”的《东北史纲》一书。他以支持国民政府著称，却又激烈地批评蒋介石与国民党。他自称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国，但却又无情地批判中国传统。他以一个自由主义者名世，却也曾鼓吹在中国实行俄国式的革命。作者指出，傅斯年的一生都被“两个五四”纠缠，生活在“一团矛盾”之中。
五四影响的扩散过程也充满意外。新文化运动曾经备受诟病，时人多将其看成是“一批没有学问的人乍起乍落的游戏”。五四运动兴起时，“只有很少数的支持者”，多数人认为这只是一场学生爱国运动，并不认为它是一个重大的思想运动，甚至认为其与思想无关。但五四运动居然蔚为风潮，势头仿佛“天上大风”，虽不能吹到所有的角落，但经此动荡，其核心价值逐渐形成，其风力也不断增大，变得无远弗届。五四运动的实际影响，与领导者的意图也并不一致，常有出乎意料的效果。王汎森以火箭的爆破来形容五四新文化运动扩散的过程，思潮如“火箭一节一节地爆破”，观念以加速度更新，与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碰撞，产生不同的效果。人们讨论的议题不断更新，启蒙的历史意义也不断变化。在新旧转变的过程中，边缘的地方人物因为符合轴心思潮，得以上升至全国舞台，旧的中心被颠覆，五四运动成为改变时代游戏规则的“转辙器”，吴虞、刘半农的个人遭遇就是很好的例子。作者强调，从晚清到五四，启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不同阶段各有侧重，五四时期也因此变得复杂而多元。
1919年5月4日的北京
五四与生活史
五四启蒙之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无远弗届，来回吹荡。五四“把每一块石头都翻动了一下，即使要放回原来的地方，往往也是经过一番思考后再放出去。而且从此之后，古今乃至未来事件的评价、建构方式，每每都要跟着改变”。既然五四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作者认为宜采用蒙文通的说法，从“前后左右”来考察。
五四的观念进入日常生活，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自我认同、人生观、时间观、乃至习癖、偏好，或对于事物优劣好坏的判断等各方面的影响。社会思潮的变动，使得“人”的定义开始发生变化。从晚清到1920年代，出现了两波与自我的塑造有关的运动。第一波是梁启超的“新民说”，试图让中国人从臣民变成脱离了奴隶状态的现代“国民”。第二波则是“新人”说，认为人要有自主的意识、要进取竞争，能开放创新，具科学的精神。在心理特质上，“新人”应该是“有意识的”“人为的”和“向上的”。 在二十年代的大革命时期，理想的“新人”又转变为以“组织”“团体纪律”为依归，其中许多人转向“主义、党、军队”三位一体的所谓“新型力量”，希望靠组织、纪律的力量来达到建立“新社会”的理想。新“人”走向一种更强的集体性，认为能拥抱“主义”，能过严格纪律的团体生活者，才是完全的“人”。
五四思想的传播，也改变了中国人的“未来观”。启蒙运动崇尚理性，对人的力量有一种无限乐观的情绪。当时的人们认为，未来是确定的。因为理性的力量无穷，人只要敢想，未来就有无限的可能。既然未来是确定的，那么人们要做的就是奔向未来，不要迟疑。路已经指好了，只需往前冲。该“未来观”带来了巨大的行为驱动力，政治家、史学家在内的所有人的社会角色都变得非常清楚，那就是成为这个已知的未来的“推动者”和“加速器”。
二十年代何以会成为一个“主义的时代”？王汎森从主义如何影响人生观的角度加以解释。五四前后，无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皆面临危机。中国的传统文化失去了权威，西方文化也在一次大战后遭遇质疑，出现了“西方文明破产论”。这是一个将一切都“问题化”的时代，树立何种人生观也成为问题。在传统中国，在儒家文化的宰制作用下，人生观清楚而确定。新文化运动带来解放，但也带来危机感。生命意义需要自己重新塑造，因此有人感到茫然而无所适从。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就是青年人出现了思想困境的一个表现。科学派与玄学派打得不可开交，但任何一派都未能赢得人心。逐渐地，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宣称能将科学与价值相结合的社会科学。据说，它可以探索社会现象的必然规律，为人生指出方向。社会科学逐渐取得了权威地位，成为时髦，年轻人也纷纷转向研读社会科学，以防“落后”。主义的魅力在于，它能提供一套蓝图，将个人的遭遇与国家命运联结起来，将已经打乱了的、无所适从的人生中的苦闷与烦恼，转化成为有意义的集体行动，重新帮年轻人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五四启蒙思想对生活方面的影响不断形塑青年人。王汎森认为，从晚清以来“青年”的发展经历过几个阶段：清末是革命青年，五四时期是新青年，后来则是左倾的进步青年。新青年的关心与进步青年有所不同，前者关心独立自主、个人主义等启蒙价值，后者则在倡导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
五四是一幅复杂多元的图景，不能简单化，这是王汎森在每一篇文章中都在不断强调的，并尽力描画出其复杂多歧处。观史如观澜，他试图在各个方面梳理思潮变迁的大致线索，指出其转捩点所在，总趋势为何，同时他也在强调，五四时代的声音是多声部的合唱，并非独唱。即使当某种思想逐渐蔚为潮流时，也仍有各种不同的杂音和低音。比如，当确定的“未来观”逐渐变成主流时，作者让我们注意，学衡派就持有不同的意见，也还有一些人认为以进化论为底色的“未来观”是不道德的。当他作出192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了“主义的时代”的论断时，仍然不忘强调当时也还有一些公开或隐然持反对态度的人存在。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只是其中最有名的公案而已。只是他们对各种主义进行积极或消极的回应，最后“都呈现零碎不成体系的现象”。即使如此，我们仍不可“倒放电影”，以结果论英雄，将过程简单化。
书斋还是田野？
王汎森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法，明显受到英文学界对于欧洲启蒙运动研究的影响。英文学界对启蒙运动的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的“书斋学派”，他们都是我们高山仰止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穷尽一生，在书斋或图书馆里，饱读诗书，反复思索揣摩，写出一部部高质量的专著。他们研究启蒙运动，试图发掘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脉络及时代精神。他们的研究方法非常直接，就是通过大量阅读思想家的文集与手稿，将文本的分析与思想家生活的社会背景以及他的读者群结合，找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观点与时代潮流。他们一般不会利用图书馆未曾收藏的档案和手稿，但他们的著作博学而优雅，勾勒出一幅复杂而又深刻的启蒙运动图景。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彼得·盖伊（Peter Gay），他的《启蒙：一种解释》（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就是这样一本名著。
彼得·盖伊的《启蒙：一种解释》
相反的一派可谓“田野学派”。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就是启蒙的理念如何被公众接受？无论在史料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都在寻求改变。在材料上，他们走向田野，进入各种档案馆或者地方图书馆，同时努力寻找各种私人收藏的、迄今无人用过的文献，他们的研究通常都是利用这些田野调查获得的大批档案文献。在研究方法上，他们试图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将思想更深地放入社会背景当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史学类型，即“观念的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ideas）。这一学派的领军人物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就曾撰文批评彼得·盖伊的研究，认为研究启蒙运动的历史学家，不应该只是阅读启蒙思想家们的文集，研究他们的思想而已。而应走下哲学的神坛，去探究启蒙理念得以传播的那个文化世界究竟什么样，其结构如何？如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edie, 1775-1800）一书，研究了启蒙运动的重要成果《百科全书》的传播，就是一些人把它当作一宗大买卖来经营，而启蒙的观念也因此逐渐为社会接受。达恩顿不只研读《百科全书》，而是充分利用了法国、瑞士各种档案馆中有关《百科全书》的出版合同、图书订单、出版社与书商的通信、几百位作者的背景资料等，考察该书写作、编辑出版、发行、购买、阅读的全过程。《旧制度下的地下文学》（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一书，则是将启蒙运动从一件精英的崇高事业拉下神坛，从一群为了养家糊口、扬名立万，打倒权威，发泄怀才不遇之愤而拼命制造诽谤文学的写手的角度来看启蒙运动及其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近年来出版的《诗歌与警察》（Poetry and the Police）一书，则是利用巴士底狱的司法档案，考察在十八世纪的法国社会，信息是如何传播的？那些颠覆旧制度的信息如何持续地通过口头传播得以扩散，并不断更新内容，传播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他的研究特别重视启蒙运动如何落地，与社会环境如何互动，谁是信源，以何种渠道传播，受众是谁，他们如何接受信息，最后以实证研究试图回答，启蒙运动对于社会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要給这些问题找到答案，研究者不能只是待在图书馆阅读思想家们的著作，更要结合社会史，了解这些著作背后的那个复杂的社会网络。
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
达恩顿的《诗歌与警察》
王汎森明显有了眼光向下的意识，他也不讳言罗伯特·达恩顿对他的影响，并引用了他的“街头层次”这一术语，认为我们也应该去研究“街头层次的五四运动”。五四研究不应该只是局限在关注举国闻名的人物，也要加强对于地方或草根层次的研究，认为“思想史与生活史的联系”是五四研究的新方法。然而，《启蒙是连续的吗？》一书中的文章大体上仍是“书斋学派”式的研究。作者主要通过阅读胡适、傅斯年、陈独秀、李大钊、罗家伦等五四领导者的文献，勾勒晚清至1920年代五四启蒙思想变化的大致脉络。与周策纵那一代学者的主要区别，是论题更小，做得更深入，并开始关注五四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在视角上，他已经有了眼光向下的自觉，但在研究方法上，一仍其旧。因此，即使书中提及罗伯特·达恩顿的影响，王汎森的研究进路还是更像彼得·盖伊。自然，就像盖伊的研究备受学界推崇一样，《启蒙是连续的吗？》一书也是新见迭出，极具启发性。
然而，没有足够的来自田野的资料作为证据，即使王汎森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比喻成“大风”，我们仍然不清楚五四对社会的渗透力究竟有多大。五四观念的传播改变了生活世界，但究竟多少人的生活被改变？受改变的是哪些人？改变有多大？那些书中反复提到的“青年”，他们究竟是谁？五四启蒙的理念如此多样，究竟哪些理念得以扩散？以何种方式？人们如何接触到这些理念？他们又如何根据自己生存的环境做出独特的解读？即使未来观、自我观、人生观自晚清以来的变化轨迹的确如作者所描摹的那样，这种改变究竟是五四理念的传播使然，还是人们对自己所经历的某些政治事件作出的回应？文化史经常遭遇的批评，就是认为文化史家过于强调文化的霸权、影响力，夸大文化影响的一致性，却忽略了文化之间的冲突，低估了政治经济因素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社会如此之大，如此复杂，不同社会阶层、地域、性别，教育程度、不同代际的人，他们对于五四的接受程度都会很不同。因为几代学者的努力，我们对五四运动的精英们的作用已经熟悉。但是，我们对于理念的传播渠道、接受方以及他们的接受行为（reception）还是缺乏必要的了解。无疑，要了解五四理念对社会的影响深入到什么程度，需要利用新材料，采用新方法。尽管“田野学派”的研究在回答读者如何阅读文本，启蒙与革命的因果关系等问题上还是让人无法满意，但只是阅读思想文献显然无法得出更令人信服的答案。走向田野，探索启蒙理念得以传播的那个社会网络、启蒙接受者的行为，才能对启蒙运动作出实在的而非抽象的，具体的而非概括的、更接地气（down-to-earth）的研究。这正是王汎森建议研究街头层次的五四时所提供的思路，也是今后接着做五四研究可以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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