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在面临内外部危机、挑战情况下，尝试过各种改革方案，并在试错时的改革遭受重挫后，走向了相当程度的继续封闭。但这种新旧之争，并不意味着全然意义上，正确与错误的对峙、纠扯。
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所出现的“新秩序”，覆盖了军事、财政、社会等方面的改革计划，瞄准了此前根深蒂固的特权、既得利益和制度惯例。而利益受到威胁的旧精英，也自然而然地表达了反对。
但改革本身是在帝国面临重大危机时提出的——18世纪，奥斯曼帝国在1767-1774年的对俄战争中，遭遇惨败，并因此失去了克里米亚。奥斯曼帝国还需向俄国支付高额赔款，这加大了财政压力。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这时的奥斯曼帝国面临着近百年后清帝国的类似挑战，具体而言，也就是精英阶层都希望改变现状，但多数精英不愿意偿付改变的成本。而且，帝国本身因为地域辽阔，仍然有着富庶的商业——由庞大的陆运、海运、河运组成的贸易体系。
奥斯曼帝国的政制框架，具有显著的多元性。奥斯曼苏丹在不同领地、不同维度上的身份角色略有差异，既是世俗皇帝，也是宗教领袖，甚至还会理解为负有宗教使命的天使。苏丹在帝国内部本身不存在权力竞争者。这一切也像极了清帝国的皇帝。
但有别于清帝国皇帝不断致力于强化皇权专制的做法，奥斯曼帝国的行政和军事事务主要由大维齐尔统领，这就像是中国汉代后期和三国时期的丞相、大司马，甚至更胜一筹，还能直接分享帝国的部分财政收入。这种政制并非毫无意义和优势可言，因为借此可以很好地避免帝国内部出现重大危机时，让苏丹直面最重大的矛盾。
奥斯曼帝国的另一项特征，则接近于很早以前的帝国：罗马、波斯。帝国依托派往各行省的总督实施统治，这就不可避免会促成地方军政强人的涌现，一些甚至是世袭性的。这形成了帝国的外省政治势力。这股势力自然会对帝国巨大外部危机所导致的贸易不畅等问题感到不悦。
再来看奥斯曼帝国占据政治和经济重要权柄的势力：近卫军。近卫军原先是苏丹组建的奴隶军队的核心部分，但后来慢慢失去了军事上的独有色彩，而是成为将血脉网络渗透到奥斯曼帝国腹心和肌体所有部分的经济-军事-政治集团。他们在帝国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部分，他们是帝国各重镇政治和经济部门的掌舵者，他们还是城市行会组织甚至工人工会的同盟者，这意味着近卫军可以很容易地发动工人、农民、异教徒。
很多历史学家不假思索地将反对改革的近卫军视为守旧者。这其实多少显得有些呆板。土耳其历史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阿里·亚伊哲奥卢所著的《帝国的伙伴：革命年代奥斯曼帝国的秩序危机》一书指出，近卫军涉及到的城市和农村阶层相当广泛，对社会、经济生活介入的程度也相当之深。18世纪末，在伊斯坦布尔，近卫军势力拥有的咖啡馆很多，而这恰恰是反对派的聚集地，前者事实上保护了光临自己咖啡馆的客人，哪怕其政治主张跟自己的并不一致。
《帝国的伙伴：革命年代奥斯曼帝国的秩序危机》书中指出，18世纪末的奥斯曼帝国，也接收到了来自西欧国家的思想、文化信息成果，也转而掀起了一场程度有限的启蒙运动。这扩展了帝国内部诸多重要城市之中知识阶层的彼此联系，促进了各类知识的传播，尤其是18世纪的逻辑学、宇宙学、制图学、地理学、数学、工程学，除此之外，肯定也包括政治科学。
如前述，对俄战争的失败，使得帝国政府不得不设法开源节流来应对财政危机。具体举措包括向帝国各行省的包税者提出征收新的战争税，还发布敕令限制官员奢侈消费，减少从国库领薪的近卫军的数量。帝国政府甚至通过向欧洲国家融资来应对各方面的支出负担。
实际上，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所面临的困难，并不是苏丹-维齐尔二元权力寡头政制是否合乎时代要求，而是这样一个前现代国家、适应了古代战争和行省统治的权力综合体，在民族主义勃发、国家军事和财政体制必须走向近代的背景下，显得无所适从。如果只分析当下困难的直接来源，就很容易错误地归结为军事上的技术和装备落后，然后以增加征税以及对外负债的方式来破解——正确的“解题”思路其实是建立起近代的军事和财政体制，使得国家财政担负得起对外的军事支出。
如《帝国的伙伴：革命年代奥斯曼帝国的秩序危机》书中所说，奥斯曼帝国的一些杰出知识分子在当时其实已经意识到，需要引入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经济学理论，来当下推行保护主义政策，鼓励出口，借此加速推进本国的初期工业化，从根本上解决帝国税收匮乏的危机。
更严峻的挑战是，外省政治势力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于包税官，或者说帝国一直以来推行的包税体制，所以在不反对军事变革的同时，坚决抵制对税制作出大幅度的调整。当苏丹终于决心推动这方面的改革后，抵制和骚乱就不可避免地拉开了。正如前面提到的，奥斯曼帝国的外省豪强其实实行着事实上的世袭制，但这一安排是惯例，帝国从来没有承认过。苏丹本人可以解雇任何官员，撤销任何合同。所以，外省豪强谈不上对于苏丹的绝对忠诚。
书中还谈到，19世纪初被提出的“新秩序”，还过于轻率地加入了损害近卫军政治、经济特权的内容。这其实就使得力推改革的苏丹及其改革支持者，其实处于了相当凶险的的境地。这场改革本来是希望为帝国制订一份宪法文本，但因为帝国的政制属于近代以前，这本身与近代宪法是不接驳的，所以改革在经历推行-废黜、激烈冲突-反扑的过程后，留下了相对有限的遗产，也就是使得奥斯曼帝国中央和外省建立起协商结盟、解决终端等框架、经验、制度。
奥斯曼帝国事实性地承认了自己无法像过去那样控制外省豪强，也只能放任诸如穆罕穆德·阿里那样的豪强在埃及崛起，制度化的保障了特权身份。埃及逐渐具备了更强的独立性，独自迈向未来。
前述框架、经验、制度宛如一粒粒种子，在奥斯曼帝国肌体的各个部分开花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帝国就已经失去了巴尔干；并在世界大战以后，走向了彻底崩塌。
所评图书：
书名：《帝国的伙伴：革命年代奥斯曼帝国的秩序危机》
作者：（土耳其）阿里·亚伊哲奥卢
译者：宋宁刚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