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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近年宁波喊出的口号之一。有些遗憾的是，去年国家钦点了五座国际消费中心的培育城市，宁波不在此列。
说“有些遗憾”，是因为入选的仅为四大直辖市 一个广州市，杭州、南京、苏州、成都、深圳这样的顶流网红城市都榜上无名，可见大概率是第一轮，希望空间还是存在的。
但其难度之大，也是显而易见的。
去年我做了一个表格，反映宁波和长三角几大网红城市，在消费上的差距。
我解释一下：人均消费由每个城市每年的统计公报发布，又叫人均支出，反映的是本地居民的消费能力。
人均社销没有官方统计，仅指城市全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金额÷该城市的常住人口。但它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这座城市的实际消费能力。
简单地说，前者反映的是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后者反映的是城市的消费能力。
两组数据对比之下，问题就出来了。宁波人的消费实力不低，仅略低于苏州，但较之南京，领先了不少。但在城市消费能力方面，宁波惨遭垫底，远远落后于人均消费能力偏低的南京。
另一个数据也能反映出宁波消费市场存在的问题，即消费率。又叫某地区的消费占当年GDP的比率。
根据深圳中投顾问展示的一份报告，宁波的消费基础条件尚可。尤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排名第五。
但消费率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中综合排名，低到不可思议，仅为192，约57%的国内城市，消费率高于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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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下来，我们就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杭州、苏州、南京，拥有比宁波更强的消费辐射力。大量周围人口带来的市外消费加成，抬起了更高的社销总额。
第二：宁波消费之弱，不在本地人消费能力的不足，而在于城市消费辐射力的不足，不能导入更多外部消费。而且还在被辐射力更强的城市，虹吸了自身的消费潜力。
以去年国庆为例。根据百度迁徙地图的信息显示，10月1日，宁波迁出规模为100.06，其中迁出目的地以杭州最多，超11%。同期迁入规模仅为61.73。
在这一背景下，要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宁波首先要强化的，就是城市的消费辐射力。
它关系到城市交通的辐射力，以及城市自身的消费魅力。
交通辐射力很好理解，城市的消费魅力则依赖重量级的商业广场、消费市场的多样化、优越而齐全的基础设施、靓丽的城市界面等等。
此外，还有一个通常被忽略，但其实至关重要的因素
——步行的亲切性。大批热门消费点，都能在同一片步行可达的区域内。
因为你怎么能指望外来游客乘着公共交通，在不同消费点频繁的往来？或者让他们自己开着车在陌生的城市来来去去？
而步行，一定是触发消费的关键因素，最终消费额一定和步行的时间成正比。
所以，那些国际最著名的消费中心城市，其消费中心基本都在老城区。
比如哈佛大学经济研究所当年的一份报告指出：
纽约的“消费中心大概是第57街和第五大道”。在芝加哥的“消费中心很可能是水塔广场”。
其实不需要依据专家结论我们也能知道：
香港的消费中心在九龙和中环
东京的消费中心在银座和新宿
伦敦的消费中心在摄政街和牛津街
台北的消费中心在忠孝路、南京路
上海的消费中心在黄浦老城区
南京消费中心在新街口
杭州消费中心在西湖东岸
而苏州的三大消费中心，老城区占了两个（石路、观前）。
这些城市都有浩大的商业街区纵深，你都可以漫无目的地闲逛，不用担心眼前景观的单调，不用担心一条突如其来的主干道，打乱了你闲散的节奏。
究其原因，老城区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依据步行习惯而建设的。
这是一种无意识，也是人们对城市需求的自然流露。尽管中间都经历过大规模的城市更新，但越是古老的大型城市，越是会保留大量旧城区，它们因为拆迁成本过高而被保留下原初的风貌。
在那里，新建筑和老建筑混在一起，外来移民和本地居民也混居在一起，由此而保持了丰富的城市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塑造了跨文化跨地域的消费习惯，从而也塑造出消费服务的多样性，因此可以吸引不同人群的消费。
比如一些老建筑，可以吸引那些较为悠久的品牌落地。一些老街区，因为租金相对便宜，那些承受不起高租金的业态和品牌也能生存其中。而在新城区，为了抵消高额的建设成本，租金也往往居高不下，从而限制了消费的品类。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以及那些随手可得的基础设施，一些重量级的商业项目也纷纷落地于老城区，或者以老城区为中心，建在附近的次新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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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推到宁波也是如此。
尽管去年阪急和万象城的出现，分流了大量传统商业区的消费。但打开地图就能发现，这两个广场还是围绕着老城区而形成的，它们彼此相距遥远，但相对于老城区，都有相似且不大的半径。包括万达也是如此。
宁波的老城区还拥有一个新城区无法企及的优势——交通枢纽功能。
交通的通达性是导入外部消费的关键条件，宁波的高铁站和客运中心都在老城区，机场和高铁站在同一条地铁线上。公共交通对客流的导入能力，远非私家车可比。老城区的交通枢纽功能，以及对周围城区的交通辐射力，让老城区天然拥有了成为消费中心的优势。
各种新老建筑的混合，让宁波老城区住宅的租金层次更丰富，由此高消费人群和普通打工者混居一处，人群的多样性也衍生出消费的多样性。
威斯汀6000 的租金，和都市仁和住宅1500的单间租金，彼此只隔了一条药行街。孝闻街畔那些独门独户的老建筑，容量下新城区不多见的精致小店。华严街的咖啡屋经久不衰，宁穿路的灯红酒绿依然彻夜未央。
所以，如果宁波真要发展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最理想的路径还是在复兴老城区。且根据国际经验，老城区的复兴从不在大拆大建，推倒重来。无论从成本考虑，还是为步行城市考虑，国际的主流模式都是采用老城区的微更新。
其中，尤其是BID模式（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商业促进区），正风行于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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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时代广场就是一个典型的BID项目，它被誉为「世界的十字路口」，日均步行人流量超过36万。宁波自媒体经常用的「宇宙中心」，原初也是指时代广场。
上面这张图展现了时代广场的交通动线前后的变化。右侧的百老汇大道经过改造，变为步行街区。并添设临时座椅和自行车专用道。
与此同时，时代广场对消费氛围进行了更深化的营造，比如制定了广告牌的最小高宽、最小亮度标准，让其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
还有如增加空间魅力，策划一系列新鲜的时尚活动，不断吸引消费者注意。
改造一年后，时代广场的客流提升了11%，“宇宙中心”继续卫冕其传统的荣誉。
BID专注的不仅是街区界面的整体改造，还能将区域内凌乱的商业个体，整合成利益共同体，打造品类更丰富，功能互补，文旅融合且特色鲜明的商业街区。
而它更核心的原则则在于：长期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城市空间的精耕细作，在充分读懂城市的基础上，挖掘和塑造更持久，更具有成长性的城市价值。
此外，为进一步完善BID操作模式，激活社会力量广泛参与BID的建设，国际城市逐渐梳理和衍生出一种全新的运营模式。
通过政府和街区，及投资商的共同合作，投资、监管、运营的一体化推进，以最小的投入，实现对老街区的更新。
这套机制切换到中国，根据中国独特的土地所有权，可以演变为：政府（物业方）、社会资本、专业运营团队三者共建，各司其职，通力合作。
以某个街区为改造目标，由政府提供优质物业，专业团队负责对街区的商业价值评估，并设计规划合适的产品，社会资本参与具体投资，再由专业团队运营。
三者各自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又能密切合作。然后通过老街区的微更新，交通动线的重新组织梳理，合理的空间规划和改造，挖掘和释放老街区的价值。
BID模式和它的运作机制，对宁波都可以有一定的启示，也具有充分的实施基础。
比如可观的消费潜力，活跃的民间资本及其炙热的投资欲望，成熟且规模较大的老城区，老城区的文旅底蕴，丰富的工业遗存，长三角的超级消费底盘，以及正在进行的枢纽中心建设。
事实上，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下，各种形式的城市微更新，已经在宁波的老城区润物细无声的进行着。比如江北的星街坊、老外滩；鄞州的带梦胡同、东隅里；老江东的和丰夜市、东柳菜场；老海曙的郎官驿。
雯辰携手万策，对北岸·星街坊做的城市微更新
这些更新既保留了老城区原有的城市肌理，又融入了时尚、艺术和新消费的创新元素。通过政府支持，民间资本的介入，专业团队的操盘，为更大规模的BID改造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因此，宁波既拥有BID的改造空间，也拥有BID的改造实力，再结合出色的营商环境，持续递增的对高学历移民的吸引力。我相信，消费城市这块招牌，终将对宁波热情地招手。
而肩负这一时代使命的，就是宁波的老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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