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古代的文人书生,总会给人以一种固定而刻板的印象,无论他们是金榜题名的幸运儿还是名落孙山的失意者,都是以“文弱”“手无缚鸡之力”的形象深入人心,当然更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类的嘲讽。

但实际上,这些印象往往以偏概全,在历史上,更不缺乏既能舞文弄墨,又能驰骋江湖沙场的文人豪杰,尤其是在大唐盛世。

唐朝的文人都文武双全(文人都是文弱的吗)(1)

上图_ 唐朝的文人学仕

唐朝作为封建时代的盛世,其书生们也彰显了不一样的气质风范。对于他们来说,持剑和提笔一样都是必备的家常便饭,而宅在家里摇头晃脑“两耳不闻传闻事”的书呆子习气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或纵横大江南北,游侠仗义;或投笔从戎,驰骋边塞。

李白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字里行间则充满了杀气腾腾;而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则充满了置生死于度外的不凡气度。

就连以“山水田园诗”著称的王维,也能写下“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充满西域苍茫色彩的诗句。

而唐朝更是出现了高适、王昌龄、岑参等等从军入伍,讴歌描绘边塞军旅风光的“边塞诗派”,这在历朝诗词流派中更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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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王昌龄 (698年—757年),字少伯,唐朝时期大臣,著名边塞诗人

更有甚者,出于对军旅军功的极力推崇,以致于对自身的文人身份都大胆提出了“否定”。“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就直言不讳的写道“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诗鬼”李贺更是用“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用这样气势非凡的诗句,充分表现了对军功的向往和对文人的不屑,也许在其作诗之时,都忘记了自己本身也是个著名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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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李贺(790年—816年),字长吉

有唐一朝书生文人的尚武阳刚之气,确实是史上空前绝后的,那么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这一看似“反差”的现象出现呢?

唐朝时期,周边一系列政权虎视眈眈,在东面,有曾硬抗隋炀帝杨广百万大军讨伐的高句丽、百济以及其背后的“保护伞”岛国日本;在北面,有“控弦且百万”的突厥帝国;在西面,有实力强盛的吐谷浑、吐蕃以及西面的阿拉伯帝国等等。

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基础,依托强盛的军队,唐朝军队对外征战频繁,并在一系列征战中大大扩展了疆域和国土,并一度在高宗时期达到了1200万平方公里以上,今天的朝鲜半岛大部、西伯利亚南部、蒙古高原、中亚广大区域等等在当时都是唐朝的领土。如此显赫的武功军事,也为大唐书生们投身军旅、向往军功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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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唐朝疆域图

作为唐朝统治支柱的“关陇世家”,其渊源可以追溯至南北朝西魏时期一些手握军权的重臣勋贵如“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等,其本质上都是世代执掌军权的军事贵族世家,而其后的隋唐皇室皆出于此。

关陇世家一直把持着朝中军政大权,使得唐朝统治阶层的军事色彩尤为浓重,而文官集团无论权势还是地位都与之相去甚远。正所谓“上行下效”,因为统治阶层的推崇,使得唐朝朝野上下都有着浓厚的尚武风气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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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唐刀

唐朝时期,得益于当时统治阶层较为开放的政策和氛围,书生文人们实现理想抱负的途径相对多种多样,绝非后世朝代仅仅只有一条科举之路可走。

在唐朝,除了科举以外,书生文人们还可以进入军政大员的幕府工作(如杜甫、李商隐等都有此经历)、凭借名声被直接引荐至朝廷(如李白就是典型),甚至通过隐居终南山提高自己的名声来做官(故又有“终南捷径”一说),而投身军旅,建立军功,则更是其中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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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岑参(718年?-769年?)

由于唐朝战事频繁,在军队中立功机会较多,且由于崇军尚武的风气感染,使得很多文人投身军旅,并获得了不错的仕途。比如“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高适,就以军功被朝廷册封渤海县侯,并官至刑部侍郎,成为朝廷重臣;而另一位与高适并称的岑参,也曾两次出军塞外,后任嘉州刺史,也算是地方大员。

当然,也有适得其反的,比如李白在“安史之乱”时就投身于永王李璘的幕府,并积极参加平叛战事,却不料,李璘在与太子李亨(后来的唐肃宗)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使得李白反受牵连而被流放。以上可以看出,当时文人书生们希望靠军功出人头地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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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李白(701年-762年)

科举制源起自隋朝,到唐朝时期仍然处于发展阶段,很多方面并不成熟完善并存在不少弊端。唐代科举的“考场外”因素有时比考试本身的作用要大得多,很多达官显贵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势干预科考,甚至于出现了所谓的“公荐”。

勋贵重臣们可以推荐得到其认可的“饱学之士”参加科考,而这些人往往也都在科场取得不错的成绩而被录用。可以说考试只是走了个形式,这些政坛“大佬”亲自推荐的人,主考官又怎么敢不录用?虽然“公荐”也选拔出了像韩愈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但更多的确都是有背景的关系户,根本谈不上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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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温庭筠(约812年—约866年)

同时,唐朝科考的监考制度也是形同虚设,舞弊甚至代考现象频繁发生,比如唐朝著名诗人温庭筠就是一名“职业枪手”,不止一次在考场上给人传递答案,甚至是代替他人应试,而当时的人们不仅不谴责反而认为其行为“救数人”,当时的风气也可略见一斑。

在这种充满“槽点”的科考制度下,既没有过硬背景又不会偷奸耍滑的普通书生文人们,想要在科场“一举成名”更是难上加难。也正因为如此,很多文人就另辟蹊径投身军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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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黄巢(820年-884年),曹州冤句人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多种主客观的因素的促进推动,才使得大唐的书生文人们成为了既能持笔,又能仗剑的一群豪杰。然而唐朝的帝王将相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的风气氛围最终却敲响了他们的丧钟。

唐朝末年,一位同样“善击剑骑射”的书生,在科举数次落榜之后,愤而挥毫写下了一首《不第后赋菊》,转而发动起义,并率军一路杀进了唐都长安,可谓兑现了诗中“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誓言,而大唐王朝也终于走向灭亡的末路。这位名叫黄巢的书生,也用手中的利刃,为崇军尚武的唐朝文人们划上了一个也许并不圆满的句号。

作者:杨上柳下 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旧唐书》五代后晋 赵莹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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