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春秋辑补》，[北魏]崔鸿撰，清汤球辑补，聂溦萌、罗新、华喆点校，中华书局，2020年3月出版，1153页，158.00元
石勒本来是没有姓氏的，也没有华夏式人名，更不会有字。《晋书·石勒载记》一开头就说：“石勒字世龙，初名㔨，上党武乡羯人也。”又在叙石勒参加汲桑起兵时说：“桑始命勒以石为姓，勒为名焉。”《太平御览》偏霸部引崔鸿《十六国春秋》，没有“初名㔨”，同样缺失的还有石虎的父祖姓名等，大概都是因节引省略，并非崔鸿原文未记。汤球辑补《十六国春秋》时全录《晋书》，也是合适的。
不过，崔鸿原文，或确切地说，崔鸿所见的汉赵史料的原文，是不是也说石勒“初名㔨”？用㔨这个汉字音译非华夏语言的人名，现在可见的用例只是西晋末年的羯人，如石虎的祖父名㔨邪，有个羯人首领姓张名㔨督。这个字的本义已不可知，但从勹从背，大约是指身体佝偻，用以译音，符合那时以劣义字词对译非汉语人名族名的翻译传统。不过，㔨邪、㔨督都是多音节，不似㔨为单音节。《魏书·羯胡石勒传》：“羯胡石勒，字世龙，小字匐勒。”可见石勒的本名不是单音节的㔨，而是多音节的“㔨勒”或“匐勒”。正是因此，后来汲桑为他确定华夏式姓名时，为符合华夏的单名传统，取其名中的一个音节为名，㔨、匐为字不雅，故取勒。《晋书》“初名㔨”显然是脱落了一个“勒”。
《晋书》
㔨勒或匐勒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高车阿伏至罗的称号“侯娄匐勒”中的“匐勒”。匐勒这个名号的语源，很可能是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中的buyruq（梅录），当然也可能是暾欲谷碑中的boyla，难有确定答案。无论北朝的高车还是唐代的突厥，都属于中古漠北的突厥语（Turkic）人群，他们固然在语言、文化和历史传统上各有区别，但很大程度上又共享一个有一定连续性的草原政治文化传统，甚至可以说，这个传统与中古鲜卑语（Mongolic）各人群也有密切关联。
不过，研究者一般并不认为羯人属于突厥语或鲜卑语人群。羯人号称“匈奴别部”，体质特征鲜明（高鼻深目多髯），文化传统特异（有“胡天”这种被研究者疑为祆教祭祀场所的建筑空间），似乎与中亚（特别是粟特人）有关。《史记·大宛列传》：“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目多须䫇。”《北史·西域传》也说康国“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唐长孺先生认为，魏晋羯胡中颇多人源于西域，但并非直接从西域东来，而是先作为匈奴属部（奴部）被迁到北方草原上，再（随着降汉匈奴）从草原南徙塞内。唐先生说羯人南徙较晚，其实也许徙至上党武乡晚一些，徙入塞内则很可能与南匈奴同时或稍后。羯人在匈奴所统各人群中属于低贱的奴部，这一地位在迁入塞内后亦无改变，使他们与自居匈奴正胤的南匈奴各部地位悬隔，汉朝优待降人的政策也落不到他们身上。
曹魏正始年间陈泰为并州刺史、护匈奴中郎将，赴任时“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奴婢”。看起来使用并州奴婢是洛阳上层社会的一个时尚。当然，这个故事得以记录在《三国志》里，是因为陈泰拒绝照做（“皆挂之于壁，不发其封”），但如果他（和他的前任后任一样）乐于为京邑贵人帮忙，那么他可以从哪里、在什么市场上购买呢？这些奴婢当然不会是华夏编户，也不会是五部匈奴。陈泰要么是从边市奴隶贩子处购买草原奴隶，要么是从五部匈奴的贵族手里购买其别部羯人。特殊的体貌特征，低贱的社会地位，羯人不是被曹魏时五部贵族出卖（换取宝货），就是被西晋末年的并州政府出卖（换取粮食）。
源自西域的羯人肯定有自己的语言（Iranic），但他们久在草原，身处突厥语世界，几代人下来，深度语言接触的结果，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突厥语影响。这种情况和建立匈奴帝国的那个核心集团一样。正如亦邻真先生所指出的，以单于家族为核心的匈奴统治集团在进入漠北之前，无论是说某种伊朗语还是说某种突厥语，亦或是说某种蒙古语，到他们进入漠北建立帝国之后，势必要经历突厥化过程，几百年下来，就变成某种突厥语人群了。匈奴政治体之下的羯人也不会例外得太远，就算还能保存自己的部分文化（如宗教）和语言，很大程度上也会突厥化。因此，可以把他们视为中古内亚突厥、鲜卑两大语言群人群的一部分，对其名号进行比较分析。例如，北魏与萧齐对峙时期，齐军有个将领王敕勤，是魏军的叛将（北魏团城子都将），其身份就是并州胡人。并州胡既可能是指离石胡等吕梁山胡人，也可能指上党羯人。这个王敕勤的名字敕勤，就是拓跋鲜卑的直勤，以及后来突厥回鹘的特勤，语源即内亚汗室子弟的专有称号tegin。
以此为基础，我们看石虎的祖父（石勒的伯父或叔父）名㔨邪，似乎可以与中古阿尔泰常见名号中的bey或bayan相联系。而羯人酋长（部大）张㔨督的㔨督，似乎可以对应古突厥文碑铭里的表“伟大、强大”的 bedük一词。当然，这些都只是猜测，不可视为有价值的研究。在这个思路上，把石勒的本名“㔨勒”与buyruq或boyla联系起来，表面上看也有一定道理。不过，我在这里想对石勒本名的语源提供另一个猜测。
罗新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
石勒字世龙，各种史料都不提世龙这个字得自何时。可能性最大的是，字的获得与姓、名的获得是同时的，也就是说，是汲桑一次性确定的。汲桑是晋朝的马牧率，大小也是个官，总是有点文化的。他为石勒定姓名、取表字，当然会遵循名、字相应的规则。在这里，世龙应与㔨勒或匐勒相应。汲桑从石勒的本名㔨勒中取末一个音节为名，另取一个表字来表达原名㔨勒的本义。那么，㔨勒/匐勒的本义是什么？我猜想，就是表示“鱼”的突厥语词汇balïk，唐人译为“磨勒”。《太平寰宇记》卷三八振武军金河县有“磨勒城水”条：“突厥名鱼为磨勒，此水出鱼倍美，故以指名。”今突厥语族的大多数方言，都还称鱼为balïk，“磨勒”即balïk的汉字转写形式。石勒以鱼（㔨勒/匐勒balïk）为名，汲桑给他取字世龙，就是用来对应水族的本义，不过升级为龙了。
石虎字季龙，名和字应该都是他在葛陂见到石勒以后获得的。他的本名肯定不是汉语，但可能与后来定的汉语名“虎”是有关系的。石勒被掠卖到山东为奴之后，他母亲王氏拉扯着石虎留在并州，落到刘琨手里。刘琨为了拉拢石勒，于嘉平元年（311）十月，把王氏和石虎送到石勒在葛陂的大营。这一年石虎十七岁，研究者据此推算石虎生于晋惠帝元康五年（乙卯，295）。年数推算自来不易得实，多一年少一年也是常态。我认为石虎生年实际上应提前一年，即元康四年（甲寅，294），因为这一年才是虎年，石虎即由此得名。古突厥文碑铭中的虎是bars，不知道石虎的本名是用这个突厥语词汇呢，还是用了羯语词。石虎与石勒重逢以后，地位与以往不同了，要有华夏式名、字，所以直接取汉字虎为名，算是意译，而以季龙（小龙）为字，算是与石勒的字相应和。
更值得讨论的是“石”这个姓氏。同样是西晋末年的羯人，有的人有姓氏（如部大张㔨督），有的人没有（如石勒），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在于各自不同的社会与政治地位。非华夏人群本无姓氏，内附使他们进入汉魏晋的管理体制，其首领阶层及其家庭可能因登记著籍的需要而获得姓氏，但普通部众在文书中仅以数字存在而无须著籍，故不必确定华夏式姓氏。问题在于，我们对那时的管理所知甚少，比如，武乡羯人的管理权是在武乡县，还是在上党郡？亦或是在护匈奴中郎将系统？希望今后有新资料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更多。
概括而言，普通羯人因无著籍需求而不必拥有华夏式姓氏。石勒没有姓氏，说明他的家庭连“部落小率”都不是，即便在羯人社会内地位也是不高的，所以他随时可能被管理者缚卖为奴。事实上，他先是差一点被“北泽都尉刘监”（疑是匈奴五部的上层人物，北泽或当作北部）卖掉，后是被并州刺史司马腾抓住送到山东“卖充军食”。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羯人都如此悲惨，有部大身份的张㔨督一直拥兵驻扎上党，说明上层羯人得免于为奴，被缚卖的主要是石勒这样低贱的羯人，而他们是没有姓氏的。
汲桑何以为石勒取“石”为姓？姚薇元《北朝胡姓考》据《魏书》记石勒“居于上党武乡羯室”，认为“羯室”和《魏书》的“者舌”，以及唐代的“柘支”“赭时”等一样，是对Chach（昭武九姓之石国）的一种音译，并由此得出结论说，石勒得姓非由音译，而是一种意译。町田隆吉也说，羯人源于西域的石国，羯即Chach之音译。按照这个理解，一部分石国粟特人先被匈奴掠至草原，东汉时又裹挟到塞内，最后落脚在武乡。匈奴人一直以他们的故国之名Chach称呼他们，魏晋官方则用“羯”这个含有羞辱色彩的汉字（本义为骟过的公羊）予以音译。羯人一直记得Chach的意思是石头城，汲桑即据此为石勒确定了姓氏。
姚薇元著《北朝胡姓考》
这一理解中最有力的部分是石国的地理位置，即中亚绿洲城邦中最接近草原地带，草原游牧人崛起时受影响最深最直接。匈奴势力覆盖西域时，如果从中亚绿洲诸国掳掠一部分人到草原，那么石国是最方便的目标。但是，Chach的本义是不是石头，还存在很大的疑问。虽然有隋唐史料的支持，加上托勒密《地理学指南》所记“石塔”的旁证（十一世纪的阿尔比鲁尼Al-Biruni说托勒密的石塔就是塔什干，但有研究显示这一比对很可疑），研究者仍有所保留。
语言学家试图把Chach与石头联系起来，如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试图论证康居/羌渠的本义是石头，等等。阿拉伯征服后，Chach逐渐为阿拉伯语的转写形式Shash所替代，十一世纪后连Shash也为突厥语波斯语的混合形式Tashkent（塔什干，意思是石头城）所替代。流行的说法是，Tashkent的出现是对应Chach/Shash本义的。不过早就有研究者建议，Tashkent可能是从Tazkent （大食人之城）转化而来。这里不做繁琐引证，简而言之，Chach的本义是石头城这个说法还是应该存疑的。
蒲立本著《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
隋唐史料把Chach译为石国，到底是意译呢，还是音译？如果是意译，就与传统史书对西域各国的译名规则不一致。我认为，以石国译Chach是音译而不是意译，称石国王室姓石氏，反映的是汉文史书的叙述传统，并非石国的真实情况。有意思的是，隋唐史官提到石国时，并没有联想到西晋末年的羯人与石勒，把二者联系在一起的是二十世纪的史学家。这种联系基于三个理由：羯与赭时音近；西域胡人的形貌特征及祆教信仰；石勒获得的姓氏。当然，建立某种间接的联系并不违反逻辑，但必须看到这些联系是间接的和纤弱的，有时甚至是不必要的。
回到石勒得姓上。我相信，汲桑为石勒制姓时，并没有进行历史和地理考证，而石勒这样的寒微之人，对羯人部族数百年来的源流也不可能有什么知识。汲桑唯一的依据就是石勒来自羯人，故拟羯音为其姓，命他姓石。石即羯，二字音近，且为常见的华夏姓氏。取非华夏人群之名称（现在所谓“族称”）为华夏式姓氏，常见于中古，如蛮人可姓文、万、梅、问，氐人姓齐，扶余人姓余，高句骊人姓高，狄人姓翟，累姐羌人姓雷，等等，都是所谓“以国为氏”的例子。汲桑因石勒为羯人，遂以羯为姓，只是羯这个字显然是魏晋官方特意采用的恶称，不宜用作姓氏，所以另选了音近可通且为华夏旧姓的石字。
至于羯人的故乡是不是药杀水上的Chach，Chach的本义是不是石头，这些问题当然还有讨论的空间，而我并不具备参与讨论的能力。我只是想强调，汲桑为石勒制姓时，脑子里并没有这些知识背景。
补记：
胡鸿：《石勒：翻转华夷秩序的“小胡”》，《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0年5月29日发表。
这篇小文是受胡鸿《石勒：翻转华夷秩序的“小胡”》一文启发而作，多为猜想，谈不上考证研究。小文草成后请于子轩同学审读，他对羯人本名的语源另有考虑，我认为很有道理，值得重视。现把他的话附在这里：“我赞成您对‘石’的理解，也接受《晋书》‘初名㔨’后脱‘勒’字的判断。将‘匐勒/㔨勒’释作balïq进而与‘龙’联系起来，很大胆，也说得通。不过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既然汉字转写‘㔨’与羯人呈绝对的相关关系（且有三例）而不见于其他突厥语或其他非汉语名号，它背后极有可能是一个伊朗语词，我认为是中古时期整个伊朗语世界都很常见的baγ/βγ （god, lord），在Lurje的粟特语人名集里收录了十七种以βγ为第一部分的人名，这些人名的第二部分可以是好多词（连在一起意思比如神奴、神的荣耀、新神等等），这与汉文史料中带‘㔨’人名的情况非常符合。在音韵上，㔨、匐的收声-k/-j和βγ的收声γ也对得上。我觉得也许以伊朗语理解羯人的名字比突厥语更合适，因为史料里清晰展现了他们与匈奴帝国的其他人口相比独特的一面。这个时代的对音问题难有确定的答案，仅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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