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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与坏都不要叫出声来。”这是沈从文的风格，因为他知道这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听得懂他，包括他痴情相恋的妻子、儿子、朋友、师长、亲友……
学者张新颖的新作《沈从文的后半生》把那一代人的命运又一次带进了大众视界。
沈从文，一个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的湘西才子（他的名字被选入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一个温润如玉的文人，怎会生得如此苦涩死得那么憋屈？怎会在晚年像林黛玉般止不住地时时泪水长流？
一个感性的文人，就连哭也是这么的纯粹：
他在收拾东西，突然拿着一封的信久久地不愿放下，又伤心又快乐。他说：这是三三（即妻子张兆和）给我的第一封信啊，然后就开始无声地哭；文革中期，孙女沈红在学校因学习成绩好守纪律遭到厌学顽童欺负，沈从文闻之不停落泪；诗人穆旦死了，得此消息，沈从文“老泪纵横”；回乡听傩堂戏他泪落不止，生病住家中想起人生苦短又苦长不禁泪下湿枕。
对于文革，沈大才子虽不乏调侃，但真要到聊伤心处，也是恣意纵情地放声大哭。
1985年，某杂志社几个人来采访他，问起文革中的事，沈从文说，“在文革中，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有个年轻女记者走过去拥住老人肩膀说了句：“沈老，您可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沈从文抱着这个女记者的胳膊，像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什么话都不说，只是不停地哭，张兆和像哄小孩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让他安静下来。
他说话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流泪成了他特殊的表达方式：为自己感伤，对他人同情，被美所感动，更多是落寞孤凄的眼泪。
据后来的信件与资料来看，沈张夫妇并非外人想象中那种郎才女貌的神仙眷侣。婚前，沈从文“顽固地”爱上了张兆和，而张兆和却“顽固地”不爱他。两人都见识了对方的顽固。包括胡适在内的师长友人都觉得她该爱他，因为他是天才。但少人有能进入一个天才敏感孤独的心。
婚后，张兆和由张家千金变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事事上心的家庭主妇。
1937年8月，沈从文在战火中南行，张兆和留在了北平，他们开始了两地分居两地书的生活。夫妻的通信中，张兆和絮絮叨叨的是家中米可以吃到几时，节衣缩食的钱能撑过多久，而沈从文对此完全无感，他的回信心心念念是：三三啊，上次我跟你说到山中的花事，这次要和你说说行船的美妙……夫妻各说各话，感情也维系下来了。
生活中，沈从文的缺席不会给张兆和的生活带来不便，他的出现，也不会让生活熠熤生辉，更多时候，是她擦亮了他的生活，并为他收拾残局。在他去世后，张兆和整理沈从文书稿时说：“我其实一点都不理解他。”虽然她一眼就看清了他的文艺青年式爱情的真相。但总觉得自己，好像不应该不爱他。
上世纪五十年代，妻子儿子和朋友都劝他为新社会歌咏书写，他实在也想照此办理，但内心始终是个孩子的他，始终不了解一个作者把“作品”与为“多数”连缀起来，努力使作品庸俗，雷同，无个性，无特性，却又希望它长久存在，以为它因此就能够长久存在，这一个观念如何能够成立。溪面群飞的蜻蜓够多了，倘若有那么一匹小生物，倦于骚扰，独自休息有一个岩石上或一片芦叶上，这休息，且是准备看一种更有意义的振翅，这休息不十分坏。于是他选择沉默。他想，沉默两年不是一段长久的时间，若果事情能照他愿意作的作去，他还必需把这分沉默延长一点。
沈从文到晚年终究像件出土文物似地被发掘而出，各种好事也纷至沓来，搬新居，出新著，选文集。有一天，小儿子沈虎雏从废纸堆中清理一篇旧作出来给他过目，可惜他已经不记得是自己所写，只说了一句“这才写的好的呐！”这篇文章重见天日是在1988年，收在《长河不尽流》这本书中，这本书是故乡人在沈从文逝世时编辑的纪念文集。
沈从文逝世后，国内媒体奇异地一时哑声，反而由境外的报纸首先重点报道和纪念。他在临终前已彻底沉寂，但是他对张兆和说：“三姐，我对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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