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日,央视三频道首播了一组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专题节目,当晚的节目内容是回顾1981年公映的电影《西安事变》。
影片中当年剧组出席的人员,唯有扮演周恩来的王铁成,另一位出席的演员是曾经在其他影视片中扮演过宋美龄的文馨。
文馨给人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电视剧《换了人间》中出演过此角。
而我们知道,《西安事变》中的宋美龄扮演者是朱可心。
而她已经消失在影坛达三十年。
她去向哪里?在网上找不到任何消息。
而国内的影迷没有忘记她。她是中国银幕上第一个扮演宋美龄的演员,而很多影迷都认为,她是扮演宋美龄演员中最与原型想象的一个。
《西安事变》是受惠于改革开放新理念的非常成功的影片,而同时它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资源,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开天辟地第一功。
可以说,《西安事变》中宋美龄的角色设定,也对这一人物后来的形象塑造,奠定了一个非常精准的模板与标杆。
而朱可心在参拍《西安事变》时,当时宋美龄在国内的定位还是带有某种偏见的。
当时成荫导演对宋美龄的角色设定,就是不要把她表现成“交际花”,实际上,今天我们看来,“交际花”一词,远不是宋美龄这个真实人物的简单的界定,她介入到历史的程度远超过那种浅表化的认知。
而《西安事变》大胆地扭转了这种旧有观念。后来宋美龄形象在中国影视中频繁出现不足为奇,但开创之功的《西安事变》里对宋美龄形象的设定无疑功不可没。
我们注意一下,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在见到蒋介石的时候,突然听说周恩来欲前来相访,蒋介石本能地连连后退,声言拒不见面,而在影片里,朱可心扮演的宋美龄却果断主张,两手一挥,排拒了蒋介石的指令,说道:“怎么能不见?”率先走向门口,与周恩来握手寒暄。之后蒋介石才不得不整衣敛袖,前来面见来客。
在这一段表现中,朱可心霸气地表现了宋美龄的政治家的一面,可以看出,她在整个事件的局部进程中所担负的主导作用。
而朱可心在《西安事变》中除了她与宋美龄高度相近的外表形象之外,更是赋予了角色以一种内在的精神气韵,使得人物形象足以在影片里担负起宋美龄单枪匹马解决多方胶着的重要职能。
在影片里,当宋美龄从飞机上下来,与迎接她的张学良握手的时候,朱可心表现了人物的那种表面上的热情,内心里的戒备,尤其是在这一侧面镜头中,朱可心还能够通过眼神来表达出她的那种的稍纵即逝的目光较量,以及与此相应的退让中还有进逼的心灵波动,刻画了人物在走下舷梯时的那种冷静、泰然的心态,也就是说电影并没有把宋美龄表现成一个常鳞凡介,而突出了她的镇定自若的精神气质。
在宋美龄见到蒋介石的重场戏中,尤其能见到朱可心对人物的独特演绎。
我们看到,宋美龄进门之后,相当的镇定,既没有惊喜,也没有疏远,还是定了定,看向内屋的蒋介石,并摘下帽子,那种唯我独在的气质,预示人物情感在此的转场。
然后,她这才奔向蒋介石,情感如江河之水,急转直下。
当她走到蒋介石面前,已经热泪盈眶,直视着面前的这个男人,她完全呈现出的是一个担惊受怕的妻子的全部关切,然后她伏在对方的胸前,这一段人物的情感非常真实,也表现得非常大胆。
以后影视中宋美龄的银幕形象,也无非是在这个框架里兜兜转转,修修补补。
这也是时隔多年,朱可心仍然被众多影迷心心系念的原因。
但是,从八十年代末,朱可心便失去了任何踪迹。笔者前一阵子重看《西安事变》的时候,也觉得如此优秀的一个演员悄无声息地匿迹影坛,感到不可思议,便写了一篇文章,主要对朱可心“湮没无闻”作了一点慨叹。
笔者总觉得,我们不应该对历史轻易地遗忘,而本身改革开放开启的时代,离今天也不过四十年左右,那些为时代作过贡献、留下印迹、应者呼应的人,我们值得去寻找他们在时间流线中的应有轨道。
出乎本人意料,一位看过笔者文章的知情人,向笔者透露,朱可心早已息影去国。
笔者如获至宝,向知情人了解朱可心的联系方式。经过漫长的等待与多次的交流,笔者的诚意,获得了朱可心的认可。于是,我们以朋友的方式,在网络上建立了沟通。因为笔者不是一名因时而趋的职业记者,也不是一个包打听为业的八卦娱乐人,而仅仅是一个力求发出自己真诚意向的影迷,这一点,笔者估计是朱可心接受本人了解意愿的原因。
《我们是八路军》剧照
笔者首先向朱可心了解,她在出演《西安事变》中的宋美龄之前,曾经在八一厂的《我们是八路军》中扮演过一个“老大姐”式的八路军女战士形象,看上去非常平凡,隐身于常人中也不容易让人发觉,而到了《西安事变》中,她摇身一变,化身为一个雍容华贵、拿捏精准的女政治家形象,这两者的巨大反差,她是如何进行弥合的。
朱可心介绍说,当时她接拍《西安事变》的时候,的确感到宋美龄这个角色比较棘手,因为那时候,还不像今天,可以看到很多宋美龄的资料,包括视频资料。
当时,《西安事变》剧组正虚位以待宋美龄一角,在这之前,有六位候选人相继被淘汰,而当朱可心出现在导演成荫面前的时候,用朱可心的话来说:“他愣在那里起码五秒钟,好像见到鬼一样”。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成荫被朱可心与原型外貌的惊人相似所震惊。而还有一个可能是,成荫终于等来了电影里一直因为缺少宋美龄扮演者而卡壳在这里的关键人物。
其实笔者感到,朱可心与宋美龄有三处非常相似的地方,一是宽阔的颧骨,二是方正的下巴,三是丹凤眼弧线。
八十年代曾经署名为郝治明的一篇报道“在蹒跚学步的路上——记第一个在影片中饰演宋美龄的朱可心”中记载:当时《西安事变》剧组已经开进电影里的重要事件发生地南京,但宋美龄一角一直没有得到落实,副导演只得再次赴京,在北京的各大文艺团体中寻找合适的演员。这个报道上说,当时唐国强正在北影厂拍片,推荐了朱可心。
这次,笔者也将这篇报道传给了朱可心,朱可心对这次采访作了回忆:“我以前从来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西影厂的人还是其他媒体的人,只记得他直接找到我们拍戏的地方,进行了短暂的采访,当时影片还没有拍完,可能他连样片也没有看过,也许是他听其他看过样片的人说不错才去采访的,当时还拍了几张照片,下面一张就是他拍的,以后再没有见过他。”
朱可心也指出这篇报道与真实情况有一点出入,她回忆道:当时《西安事变》副导演第一站就直接来到八一厂食堂里,这里吃饭的人多,四面八方的电影界人士聚在这里,相当于一个信息集散场,容易有一呼百应效果。副导演拿着宋美龄的照片,问吃饭的人说,你们觉得有谁像照片上的人?
当时唐国强正在八一厂拍片,正好在食堂里吃饭,看了照片,他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源,说曾经在《我们是八路军》片场,见过一个女演员,长的挺像照片上的人的,记得好像是总政歌舞团的。
副导演闻讯,立刻赶往总政歌舞团,找到了朱可心,二话不说,就拍板把她订下了,买了机票第二天就让她上飞机去南京等候的摄制组。
朱可心说,笔者是第二个对她进行追访的。
如此说来,笔者与第一个她的采访者,已经相隔了至少四十年,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一解心中的疑团,应该感到非常荣幸了。
来到南京之后,因为缺乏宋美龄资料,不得不就地寻找素材,来到南京图书馆,查找宋美龄的资料,只找到寥寥几张旧报纸,以及上面模糊不清的宋美龄照片。
照片上的人,仅仅是静态的形象,如何复现人物的气质与气韵呢?这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根据照片中提供的外在形象,剧组为宋美龄准备了人物平常爱穿的黑色旗袍以及到西安之后所穿的水獭领大衣,让演员在外形上可以做到与宋美龄高度接近了,而下一步的演绎就必须依靠演员的功力了。
对笔者所询问的,朱可心是如何展示出宋美龄的个人气质的问题,她作了详细说明:“关于表演宋美龄,当时在没有资料和表演经验的情况下我是这样想的,宋美龄是历史人物,但是她并不像毛主席、周总理大家可以看得到,一举一动有模仿的形象,那时候宋美龄我们谁也没有见过她,只有旧报纸和照片,怎样让这个人物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还原在银幕上,我绞尽脑汁想到:当时要求特型演员要做到第一是形似,第二是神似。我想既然导演百里挑一选中我,说明我已经有了形似,我着重应该考虑的是神似,虽然她是历史人物,但是她也是一个正常的人,我应该把她当做一个普通正常的人,丈夫如果处于这样的情况是应该什么样的反应和表现,于是我当时演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我演的是宋美龄,而是想到是我自己,我自己的丈夫被抓了,自己去想方设法营救,当然在设计的时候也不能离开这个人物的特定身份和环境。”
朱可心的这一段回答非常好。这里顺便岔一句,在与朱可心交流的时候,我们完全是通过文字输入聊天,总是我把问题发在微信上,过一会儿,朱可心便将她的回答发来。
笔者本想通过语言聊天,减少她输字的工作量,但是,因为笔者职业并不是一个记者,之前也没有采访经验,不懂得如何对音频进行录音,所以,一直没有敢提请语音聊天,因为笔者感到很难保证能够将朱可心的话全部记录下来。还好,朱可心的打字速度非常快,笔者一直以自己对她的持续骚扰颇有愧疚之感。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朱可心是将生活中的感受,移入了电影中。
1981年拍摄《西安事变》的时候,她刚刚结婚不久。步入婚姻之后,她的那一份对丈夫的心系神念的情感,是如此的浓烈,所以我们在电影里,看到宋美龄走近丈夫的时候,两眼噙着泪花,才显得如此的真实而富有感染力。
朱可心是1980年登记结婚的,这年8月左右办了简朴的婚礼。
她的丈夫就是后来曾经创作了《血染的风采》《黄土高坡》等知名歌曲的作曲家苏越。
可以看出,《西安事变》里朱可心对角色的演绎也动用了她的情感体验,尤其是她对苏越的身为新婚妻子的一往情深。
这份爱,推进了她的电影创作,让她成功地塑造出宋美龄的形象,至今仍然使这个人物保持着鲜活的气息,让人久久地膜拜在这个角色的光彩之下。
可以说,朱可心是一个愿意全身心付出的女子,在这样的一部历史影片中,她付出的是她的私秘的内心情感,所以,电影里的“那一个”形象才不是大众化的千人一面,而是烙印着浓烈情怀的动人形象。
然而,这份付出,也让她受到深深的伤害,而她后来戛然中止在国内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隐居国外,也与这份无私的付出,有着唯一对应的关系。
笔者写到这里,也深感“冰泉冷涩弦凝绝”。因为笔者在问询到朱可心为什么离开国内的时候,必然要触碰到这一份情感的伤痛。而笔者每一个追问,都可能让旧日伤疤重新揭开。
笔者一直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但朱可心反过来给予了笔者泰然的心情。
笔者感到,时间在慢慢地治愈着心灵的创伤,也使我们能够来重新触摸过去曾经存在过的事实。
笔者在这里引用一位书友的话,可以作为笔者写到这一段内容时的百感交集的心情的概括:“越是接近繁华的背后,人心越是孤独,归属是她们无人不求的恩赐,男人选错了是毒品,选对了是灵药,虽然这个过程会指染她们,但还是忍不住去尝试。谁说冲破身体的那道防线后就不是好女孩了,她们依然积极向下地生活在这光怪陆离的世界里。”
这段话如果感兴趣,可以在网上搜一下,笔者就不标明出处了,以免有营销之嫌。
其实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对男人的要求,自然不会希望是一个毒品,但灵药也不一定是最初的梦想,女人只需要男人是一个平常的饭菜,相伴着日常,营建一个属于两个人的平凡的世界。这不就是女人的最高理想吗?
朱可心可以说从一开始她的恋爱,就是奔着一个女子的最普通的理想而去的,但生活的残酷性在于,这么一点简单的奢望,也会吝啬得一无所有。
1973年,朱可心从云南兵团的一名知青考入总政歌舞团担任歌唱演员,她学的是美声唱法,从她发给笔者的录音链接中,她在演唱《你爱你中国》这一首歌曲时,其优美的音调与高亢的花腔,足可以与原唱相比达到以假乱真。
说她是剧团的台柱子可能有一点夸张,但她在剧团里受到重用是毋庸置疑的事实。1974年,她从歌剧团到话剧团参加《万水千山》的演出,后来1977年拍成电影时,她成了电影里同一角色的扮演者。
1978年,她在根据张思德原型编写的话剧拍成的电影《我们是八路军》里扮演女主角。可以说,她的演艺事业正是步步向上,进入到一段风生水起的宽广领域。
而1978年,苏越才刚刚进入歌舞团。当时苏越在歌舞团里地位很低,我们可以从王蒙现任妻子单三娅的报道中看到,苏越高中毕业,当过农民,做到临时工,不堪其苦,19岁才正式学提琴,以期改变生活现状。他初到歌舞团里,待遇不高,业务不精,属剧团时刻裁撤的对象。
可以说,开始的时候,朱可心甚至对苏越有一种怜悯之感。
苏越自幼父母离婚,从小一个人寄养在亲戚家,饱尝缺失亲情之苦,这也让朱可心顿生恻隐之心,在心头萌生了想要帮助他一生一世给他温暖的想法。实际上,朱可心即使了解到苏越身体不好,自小就患有心脏房间隔缺损和双耳膜大穿孔,也没有动摇她与他走到一起的意志。
可以看出,那时的她,是一个简单的女孩,一旦爱意萌生,便一往无前。
当她向剧团递交结婚书的时候,单位领导都表示不可理解。因为苏越在单位里是众所周知要被撤减的对象,你与他结婚,不是自讨苦吃吗?
但正因为结婚,苏越被剧团留了下来,成为丈夫之后,她一直与苏越思考着,如何寻找自己的发展领域。
苏越业务不精,朱可心劝她曲径通幽,走通俗歌曲作曲之路,毕竟这可以回避苏越专业素质薄弱的盲点。
朱可心曾两次随歌舞团到老山前线慰问演出,回来之后,她把前方将士热血奉献的感人故事讲述给苏越听,而实际上,苏越并没有上过前线,后来苏越据此写出了唱响全国的《血染的风采》。当时他写了两个版本,唱给朱可心听,征求意见,朱可心选择了现在的版本,从而一炮而红。
朱可心是歌唱演员出身,结识同行较多,她利用她的人脉关系,联系录音事宜,推介苏越的作品,渐渐地苏越的作品开始流传开来。
对丈夫的无私信赖,使她根本没有意识到苏越地位升高之后悄然嬗变的微秒变化。
当她知道苏越移情别恋的真相后,已经是1987年下半年了。
………这后边的事情,我们暂且省略。这一段相关的情节,关心的朋友可以从网上随处可见的报道中见到。
1987年10月10日,她和苏越一起拿到离婚证,苏越飞往日本留学。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爱的能力是有限的。当一个人真诚、无私而执着地倾注一回,会耗尽所有的这种能力。
这时候的朱可心正像是这样一个耗尽心力的人,筋疲力尽,但又要每时每刻被无处遮挡的伤心的风雨侵袭。
朱可心这样解剖自己:“我们那个时代的传统教育和家庭的教育都很严格,形成了本性难移的真诚态度。”
这一份真诚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她那一时刻的感受。
《西安事变》中的美龄宫
她曾亲眼看着苏越激情创作的《黄土高坡》以无处规避的声浪,却以陌生的腔调传达到耳鼓的时候,那高亢的旋律却像在撕裂她的心。
苏越后来在被各种报道中连篇累牍记载着与渲染着的热恋往事,其实从时间上追究起来,却楔入到的是她的婚姻时间。
当苏越越来越以她所不认识的方式,到处秀出他与新人的恩爱照片的时候,她的心里也守着一个他们当年真诚相爱时刻的幸福快乐,而这只是她内心的珍藏,从来没有外露给别人。
这次笔者从最初的知情人那里找到了当初他们在一起的照片,我们可以从他们当年的那种纯粹的笑容中,感受到那一份不事雕饰的芳华年代的纯真与美好。
就这样,朱可心选择了背国去乡,来到了去北京处于同一纬度的加拿大多伦多。
异国他乡的陌生情景,消蚀了时刻触动她的喧嚣的声浪。
她让自己平静下来。
《西安事变》剧照
当时出国潮正风起云涌,但朱可心的出国,可能是其中唯一的一种,那就是她需要一个舔伤口的地方,想隐居,想逃离,那时候的她,对一切都失去了希望与兴趣。
她也带去了永远不会变动的与苏越相守的记忆,唯有在没有他的现在的地方,她才能相信当年他们在一起共同奋斗、为每一个成功的起步而同欢共喜的时光是真实的,才能保真那个时候苏越永远不会在她心里失色的纯真与正派。
她的心里有一个永远不会变化的苏越,现在的那个他,不是她认识的那个他。
也是在这里,她能够在安大略湖畔的水光潋滟中、在枫叶遍野的灿烂时节中,觅回过去他们在国内相似情境中一起厮守相恋的辰光,而不受到任何外界的干扰。
她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一旦投入了爱的能力便无处保留的女子。
朱可心近影
转眼从1990年来到加拿大,已经三十年了。才到国外的时候,她几乎有三年没有和家里人联系,大家都不知道她在哪里。
当笔者今天的打扰,再次触及那累累层积的往事,我感到她已经能够走出那过去的昨天。
我在她的回应中找到了平和。
我问及她现在的近况,她给了我这样的回答:”自1990年我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到现在为止已经整整30年,感觉弹指一挥间,感觉发生的一切仿佛就在昨天。和所有出国的人一样,30年经历了各种酸甜苦辣,人情冷暖,已经是过眼云烟,时过境迁,不想再多说以前,只想珍惜当下的每一天。现在每天早上阳光灿烂,到网球场享受快乐的网球时光,没想到我50岁才发现网球是自己一生的最爱,其余时间就是上网、微信……,一天也是忙得不亦乐乎。”
笔者还希望她给关心她的尤其是念念不忘《西安事变》中她的精彩表演的影迷留下一段话,她爽快地写下了这样一段的祝福:
“亲爱的所有曾经看过西安事变的观众和所有关心我的人,感谢你们对我的厚爱和鼓励,我在这里衷心的祝愿你们天天健康快乐,珍惜现在的每一天,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同时,她也留下了她的天真与率直,她说这照片怎么拍的这么黑?
我看了一看,说:你反面有字。
也许她太急促,随便摸起了一张纸,写下了她积累了三十多年的肺腑之言。
她说,要不要再写一张?
我没有麻烦她再写一张。
她表达了她的真实情怀就够了。
我在她演唱的一首《我爱你中国》的歌声中,读到她的更为深沉的对祖国的爱。我设想一下,如果没有那一件个人的伤痛,她在国内的发展,肯定会有一个更为奇崛的现在。
因为她的那一份永恒的大爱,从来没有因为个人那份情感的爱而有丝毫减色与变弱。
我们也希望朱可心在合适的时间,重新回到影坛,塑造出新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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