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王高长恭是北齐奠基人高欢之孙，文襄帝高澄第四子，为地地道道的皇族成员。长恭一生威名赫赫，战邙山、讨柏谷、攻定阳，均是无往而不胜，引得三军将士纷纷颂唱《兰陵王入阵曲》以赞其神勇。
邙山大捷后，齐后主高纬“亲切”地慰问堂兄高长恭：你入阵这么深，万一失利遇到危险，我们后悔都来不及。（“入阵太深，失利悔无所及。”）对此，长恭万分感激地回答道：想想这是我们自家切身的事，就不顾危险地冲上去了。（“家事亲切，不觉遂然。”）让高长恭万万始料不及的是，正是这句话铸成了自己今后的悲剧命运。天性刻毒、心胸狭隘的高纬对堂兄这一番披肝沥胆的表白却是这样理解的：你只是个臣子，你说“家事”，难道有夺取皇位的野心？猜忌一旦产生，迫害接踵而至，一代名将被鸩惨死。
仔细审视高长恭的悲剧命运，可以发现其中所隐含着的“三个悖论”。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以儒家伦理道德为立国精神支柱的传统中国，对父子血亲、兄弟手足尤为看重，“父子”、“兄弟”在五伦中犹在“夫妇”之前。对高纬而言，高长恭是与自己同一祖父的堂兄，血缘不可谓不近，对其信之、倚之才合常理。然而，皇家不同于别家，“常理”到此就会产生悖论：与帝王血缘关系越近，越是防范打击的重点。
曹子建在《七步诗》中有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而纵观历史上一幕幕血淋淋的夺位之争、皇族内斗，我们得出的结论却是：正因同根生，相煎才太急。龙椅只有一把，皇权不容分割。正因同根所生，俱是皇子皇孙，才会对皇权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威胁。皇权的绝对排他性，以及由此所形成的道德淘汰机制，使得寻常人家的父子血亲之情、兄弟手足之情在皇家成为一种“奢侈”，父子相争，手足相残才是皇家的“常态”。
当然，问鼎宝座毕竟是件难度系数极大的事情，不仅要有相当的胆识，更要具备相应的实力。所以，即使身在皇家，但如果能力平平，庸人一个，也还能逃过一劫，留得性命。可叹的是，高长恭恰恰是北齐皇族中的佼佼者：武功威名冠绝一时，连敌国北周都对其钦赞有加。能力超群，军权在握再加之功高震主，高长恭的悲剧命运是铁定避免不了的了。这就产生了第二个悖论：臣子能力越突出，功劳越大，越会成为帝王防范打击的重点，也往往没有好结局。
能力太突出，以至于把帝王都比下去，是谓才大欺主；功劳太大，以至于帝王无法酬谢，是谓功高震主；权力过大，以至于帝王无法驾驭，是谓权大压主。才大欺主、功高震主、权大压主是为人臣的“三大忌”， 高长恭三者全占，其后果不言而明。
再退一步而言，即使一个臣子能力超群，功劳赫赫，但如果为人卑污，声名狼藉，有很多“把柄”捏在帝王手里，也不至于会身首异处。为人卑污，声名狼藉，就不会具有巨大的人格魅力，也就不会产生强大的号召力，真想改朝换代，也难获民众支持；至于有贪赃枉法、作奸犯科等罪行被掌握，则更为安全了，因为帝王们可以随时动用“达摩克利斯之剑”进行心理威慑。
再一次让我们长叹的是，高长恭不仅能力卓越，人品亦是可赞：他关爱士卒，“每得甘美，虽一瓜数果，必与将士共之”；他不贪钱财，千金债券一烧了之；他不贪女色，皇帝为他买妾二十人，他仅象征性地接纳一个。纯正性情，皎皎心胸，却在高纬那里得到了这样的解读：钱财系不住你，美色栓不住你，尘世间能让你心动的恐怕只有朕的皇位了，你不死，朕心难安！这就是第三个悖论：臣子人品越高尚，人格魅力越大，感召力越强，帝王越恐惧，越不放心，必除之方能后快。
英勇豪放的一代名将没有倒在与敌搏杀的疆场，却死于自己的君主兼自己的手足兄弟手中，高长恭的悲剧命运及其背后所昭示的“三个悖论”，深刻揭示了封建专制政体对人性的戕害、对人情的践踏，以及对人才的摧残。
永远记住一代名将的悲剧，让历史的启迪化作哺育崭新的现代人性观、人情观、人才观的乳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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