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四、人间卧龙“(诸葛亮)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曾侯乙编钟荆州?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曾侯乙编钟荆州(荆襄豪杰汉末荆州牧刘表传)

曾侯乙编钟荆州

九十四、人间卧龙

“(诸葛亮)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对于青年时代的诸葛亮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第四个圈子:师生圈。

诸葛亮与荆襄名士结成了师生。

诸葛亮可能很早就拜在了庞德公门下。

清人阮函曾说“隆中之所以为隆中,鹿门有以成之也”(《答鹿门与隆中孰优说》,赵兆麟《襄阳府志》顺治九年刻本),鹿门代指庞德公,隆中则代指诸葛亮,就是他认为诸葛亮的成才,是庞德公精心培育的结果。现代学者谭良啸则认为,庞德公实际上就是诸葛亮的老师。

两家结亲以后,诸葛亮常去拜访庞德公,大概是常去庞家看自己的二姐。“每至其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黄惠贤《校补襄阳耆旧记》)。每次上门,诸葛亮总是在床边行跪拜大礼,庞德公则坦然受之,毫不客气。这就不仅是亲戚之礼了,更重要的则是师生之情。

大概在庞德公的引荐下,诸葛亮才结识了对他影响极为深远的司马徽(庞统也当是庞德公推荐到司马徽门下)。

诸葛亮初到荆州时,年龄尚小,不可能不到荆州官学就学。司马徽是荆州官学的老师,还在襄阳收徒讲学,诸葛亮又拜在他门下,就成了司马徽的双料得意门生(官学的学生和私学的弟子)。

司马徽后来对诸葛亮说,“以君之才,当访名师,益加学问”(《诸葛亮集·遗事篇·仙鉴》)。孔明啊,你如此聪慧,而我学识有限,已经教不了你了,你还是要再拜名师,才能继续提升啊。然后,司马徽就特别为他推荐了一位兵学大师:汝南的酆玖。

黄承彦是诸葛亮的岳父,也是对诸葛亮影响较大的一位老师。黄承彦疼女爱婿,自己“为襄阳名流学者,对这位乘龙快婿的殷切期望、精心培植是不言而喻的”(余明侠《诸葛亮评传》第62页)。

这就是诸葛亮的老师圈,都是那个时代荆襄地区最顶尖的名士。

有了名师大咖的指点教诲,诸葛亮学业进益,可谓一日千里。

他学儒家经典。

襄阳的荆州官学里,有三百多名“洪生巨儒,朝夕讲诲”,有上千名学生学习典籍;司马徽、颍容的私学里,弟子云集、同门多多。来荆州避难、游学的儒士们还携带了大量的藏书,比如“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王粲”(张华《博物志》),王粲避乱荆州,自然就把这些书以及自己所藏典籍全部带到了襄阳。刘表“又求遗书,写还新者,留其故本,于是古典坟集,充满州闾”(《刘镇南碑》),形成一方藏书之盛。所以,襄阳有足够的书,供诸葛亮来阅读。

只不过,诸葛亮读书不是“务于精熟”,而是“独观其大略”,深入领会精神实质。或许正如《三国演义》所言,在他看来,“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乃是“小人之儒”;只有“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方才是“君子之儒”(第四十三回)。

他学法家著作。

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曾经专门给刘禅留了一道遗诏:“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诸葛亮能够为刘禅亲手抄写《申子》《韩非子》《管子》等法家著作,可见他法家造诣之深。

后来,诸葛亮依法治蜀,史称“刑罚峻急,上下震恐”。为了“训厉臣子”,教育勉励臣子和子弟,诸葛亮还“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以明令能知能行的行为准则。他这是依法治国。

诸葛亮治蜀,虽然“刑罚峻急”,但对待政敌的手段却并不残暴,于其家属也甚是温和,并且在蜀汉形成了政治传统,这与魏、吴两国动辄夷三族颇为不同。蜀汉的许多政治事件,如刘备在世之时,刘封“赐死”、彭漾“诛死”,均未见处理其家属;诸葛亮当国,把廖立“废为民,徙汶山郡”,死后获允“妻子还蜀”;李严“废为民,徙梓潼郡”,诸葛亮仍然任命他的儿子李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典严后事”。这些事件如果发生在魏国或吴国,绝对是大肆株连,甚至要掀起政治海啸的。

由此亦可见诸葛亮“仁恕”之心,已深得儒道之精髓。

他学黄老道学。

道家的黄老之学曾在西汉前期盛极一时,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黄老之学只在民间私相讲授,到了东汉末年又公开流传了。刘表的别驾刘先“博学强记,尤好黄老言,明习汉家典故”(《三国志·刘表传》注引《零陵先贤传》),荆州官学的校长宋衷为扬雄的黄老著作《太玄》作注,又引发了一股研究热潮,影响远及江东(陆绩、张昭等)。这至少说明黄老之学在荆襄地区已经不再受到限制,诸葛亮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明显受到道家学派思想的影响。

他学兵法机械。

他经司马徽推荐,拜在深明韬略的兵学大师汝南酆玖门下,学习了《兵法阵图》《三才秘箓》《孤虚相旺》诸书,悉心揣摩研究,“所学皆能致其奥妙”。学成归来后,言论识见迥然卓异,远胜昔日,司马徽大加赞赏,称之为“真第一流也”(《诸葛亮集·遗事篇·仙鉴》)。

你看他“推演兵法,作八陈图,咸得其要”,你看他“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你看他“工械技巧,物究其极”,你看他“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齐瓷,又何秘要”(《三国志·诸葛亮传》及注引《蜀记》),这得有多深厚的功底方得如此!

他学纵横之道。

他隆中对策、折服刘备;舌战群儒、智激孙权;义正词严、回绝敌国;出师上表、感动刘禅;力排众议、庆贺盟邦。他言辞犀利、击准中的,议论风发、剖析深微,纵横捭阖、雄辩滔滔,与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们的词锋犀利颇有相似之处,显然也受到了纵横家们的启发。

蜀汉章武三年、曹魏黄初四年(223年)五月,刘禅即位,诸葛亮辅政,当此主少国疑之际,曹魏方面的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等人,“各有书与(诸葛)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诸葛亮遂作正议一篇回复(《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建兴七年(229年),孙权称帝,“议者咸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诸葛亮晓理动情,苦口婆心,说服众人,并派卫尉陈震为使,前往祝贺(《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有了这些名师的指点,襄阳又是群贤毕至、人文荟萃的地方,诸葛亮在浓厚的学术传统里侵淫,再加上个人的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以及诸葛氏家族的家风(文化传统)熏陶,到出山之前,他已经是“逸群之才,英霸之器”了。

遗憾的是,“卧龙”诸葛亮和他身边的时代精英,却都不想在刘表手下出仕,不想闻达于刘表这个“诸侯”。

他们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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