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执意窜访台湾，导致两岸关系绷紧至今。岛内近日出现诸如“民进党当局准备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挑选九万件精品转移至美国、日本以寻求‘保护’”的讨论和传言，在台湾引起极大的争议。虽然台北故宫博物院发表公开声明，表示“绝无此事”，可人们还是担心这些珍贵的文物再度被迫“流浪”。
台北故宫博物院
当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前，从北京故宫博物馆、南京博物馆、沈阳故宫、避暑山庄、颐和园和国子监等处，带走了许多“最精品”的皇家旧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占地16公顷，收藏各类精美文物近70万件，绝大多数都是“国之重宝”，以至于有“北京故宫看建筑，台北故宫看文物”的说法。
白陶鬹
在众多稀世珍宝中，有一件名为“白陶鬹”的陶器，虽然看上去质朴无华，但它却陈列在博物院陶瓷馆的开头部分，以其设计精巧、造型优美、实用和艺术的完美结合，被誉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那么，什么是“鬹”？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它又凭什么能够从近70万件精品文物中脱颖而出，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呢？
什么是“鬹”“鬹”这个词虽然有些生僻，但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在小学五年级的美术课本上，我们就跟它打过交道，也算是老相识了。
小学美术课本中的“鬹”
鬹，读作guī（音同“规”），这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形声字，从鬲，规声。由此可见，“鬹”这种器物，是在“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鬲，读作lì（音同“立”），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其古字形像一种口圆、三足中空的器具。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曰：“鼎属。实五觳。斗二升曰觳。象腹交文，三足。凡鬲之属皆从鬲。”
“鬲”字的演变
是说，鬲是鼎一类的器具，容积有五斛大。一斗二升叫做一斛。腹部有交错的纹饰，下面有三只脚。大凡用“鬲”作意符的字，多与炊具、饮食有关。
“鬲”的本义，即指古代的一种陶制炊具，圆口，有三个空心足。如《汉书·郊祀志上》说，鼎之类的用器“空足曰鬲”。
陶鬲
说白了，鬲就是远古先民烧水做饭用的锅。
要说烧水做饭的器具，鬲并不是最早的。鬲的下部有三个肥大、形似布袋（也有说形似牛乳房）的足，上端还有盖子，腹部如壶，或圆或扁，或呈筒状，能装东西，这种器型显然要比盆、罐之类复杂，因而出现得相对较晚，大约起源于彩陶之后，距今约四千多年。
鬲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那三个中空袋足，它很好地体现了远古先民的聪明才智。
西周时期的釜
最初的时候，大约距今8000年到7000年的早期陶器，底部是没有这三个足的，就是一个圜形底。圜底的器物不易放置，智慧的先民便在地上挖一个浅坑，再用三块石头支起来，下面用柴草进行加热。
但是，石头多不规整，器物放上去仍有倾倒的危险，后来，有聪明人就把这三块石头，变成固定在器皿底部的陶足。足的作用一个是为了放置稳固，一个是把器皿抬高起来，便于在下面生火。同时，为了加大容量和受热面积，底下实心的足变成了中空的袋足，这就成为了一件陶鬲。
商代的夹砂灰陶鬲
再后来，为了防止搬动它的时候烫手，便给它再加一个把手，就是我们常说的“耳”，一个耳不容易受力，也就是不太好端，而且很容易折断，便有了两个耳，这就成了一件陶鼎。
陶鼎
鬲的口沿是平的，跟现在我们使用的锅一样，往里放东西，或者捞东西还是方便的，不过要是往外倒东西就有点麻烦，特别是往碗、爵等比较小的器皿中倒液体，就不太容易掌握，一不小心就会倒到外面去，造成浪费。
为此，先民们经过长期的实践，发现把口沿稍稍改造一下，就能解决问题。
如何改造呢？把口沿的一部分拉长，再捏扁，做出一个长长的、尖尖的，类似鸭嘴或鸟喙的“流”，也就是吐水口即可。
陶鬹
同时，为了便于倾倒液体和防止火炙烫手，又在腹部上端做了一个鋬（pàn，音同“盼”），也就是把手。
有三个袋足，有流有鋬，这就成了一件陶鬹。
陶鬹，是远古先民日常生活中必需的一种炊煮器。据考古发掘，有的陶鬶中发现有水垢，可知它是用来煮水的，但也有的检测出原始酒的残迹，似可以用来温酒。酒又用于祭祀，陶鬶也就成为礼器。
为什么叫“鬹”鬹这一器物，始见于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盛行于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年～4000年），是远古先民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炊煮器具，但它进入人们的视野，为后人所熟知的时间却不是很长。
城子崖遗址博物馆
1928年的春天，考古学家吴金鼎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龙山镇（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龙山街道办事处）发现了一座城垣建筑，这便是举世闻名的城子崖遗址。
他在城子崖台地的西面断层上，发掘出了与石器、骨器共存的薄胎而带黑色光泽的陶片，这引起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专家的高度重视。
经过充分准备以后，1930年，由原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当时的山东省政府共同组成“山东古迹研究会”，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任委员长。
城子崖遗址出土的陶鬹
是年11月，由史语所考古组组长李济，以及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等先生组成考古队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1931年又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
两次发掘，出土了大批黑陶器，胎壁轻薄，造型规整，色泽纯正，制作精良，是陶器中的珍品。考古专家据此确认该遗址是一处以磨光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陶器群与已知的以红陶和彩陶为主的仰韶文化有着明显区别，一度曾被称为“黑陶文化”。因遗址与龙山镇毗邻，遂将城子崖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正式命名为“龙山文化”。
橙黄陶乳钉纹鬶
1934年，傅斯年、李济等在《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将在此遗址中发掘出的一种前所未见的“带鋬冲天流袋足”陶器，依中国的第一部字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鬲部》“鬶，三足釜也。有柄、喙”之记载，“为便于称谓计”，给这种造型奇特的器物命名为“鬹”。意思是说，鬹是三条腿的釜，即锅，有柄和鸟嘴一样的流。
鬹，读作guī（音同“规”）
其实，早在二百年前，鬹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只不过当时没有引起人们过多的关注。
清朝乾隆十年（1745)，著名文人高凤翰在家乡山东胶县三河村，从一个老农那里讨得一个陶罐。他用写意的笔法，把这个陶罐的形象画了下来，并题诗一首：“介子城边老瓦窑，田夫掘出说前朝。老翁拾来插清供，结的莲房碗大饶。”
高凤翰画作
诗后又题写了一个备注：“余家介子城下，土中常得瓦器如罂罐，可充瓶供，插莲花房大如碗”云云。
从画中看，这个插着莲花和莲房的陶罐显然就是“鬹”，高凤翰称之为“罂”。
罂，读作yīng（音同“英”），《说文》缶也，《广雅》瓶也，《玉篇》瓦器也，就是古代一种大肚子小口儿的盛酒瓦器
手拿出土于三里河遗址的陶鬶者就是刘敦愿，而发现这处遗址的线索就藏在他们观赏的这幅清代画家高凤翰的画中
两百年后，1958年，山东大学著名的考古学家刘敦愿发现了这幅画，当他看到画中那个插着莲花和莲房的陶罐时，不禁脱口而出：“这不就是‘鬹’吗？”
很快，他根据古画提供的线索，来到了画师高凤翰的故里山东胶县，寻找诗中所说的“介子城”，果然在高凤翰家乡北三里河村找到了一处典型的龙山文化遗址，这就是著名的龙山文化胶县。
三里河遗址
1974年和1975年，胶县三里河遗址经过两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570平方米，共有2000余件文物出土，仅陶鬹就不止五六十个，其中猪形鬶、狗形鬶、玄武鬶三只兽形鬶是文物中的珍品，举世罕见。
猪形、狗形陶鬹
三里河遗址的发现，验证了高凤翰画作所载之真实性。而考古学家刘敦愿“按图索鬹”之传奇经历，也随着三里河遗址所承载的史前文明的不断光大，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段佳话。
“鬹”为什么很出名在众多的陶器中，陶鬶是形制相对比较复杂的一种器物，长期以来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及其独树一帜的造型而格外引人注目。
陶鬹之所以能够成为众多文物收藏家致力寻获的珍品，除了其蕴藏着的高超技术及深厚文化历史价值外，更多的还在于其独特的工艺、完美的造型和多变的艺术形态，它于古朴之中见灵秀之气，观之忘俗，被专家学者誉为“艺术的起源” “东方文化的标准化石”。
白陶鬹
从考古资料来看，早期陶鬶，大都是实用器具，非常原始化，体胎笨拙，胎壁很厚，盛水量很少，做工比较粗糙。
进入龙山文化时期，由于快轮技术的成熟与普及，制陶业有了质的飞跃，出现了“薄如纸、硬如瓷、声如磬、亮如漆”的蛋壳陶，尤以白陶鬹最为珍贵。
灰陶鬹
远古先民在制作陶器的时候，除了满足实际生活的需求外，也很讲究精神追求，比如颜色的应用，有灰陶、红陶、褐陶、黑陶，后来有了用高岭土为原料、经1200℃左右的高温烧制而成的白陶，非常漂亮，若挂上釉就是瓷器了。
陶器，是土与火的艺术，是力与美的结晶。远古时期的工匠们，一代又一代，绵延不止，在泥火交融中淬炼信仰和情怀，在用力与美的对接中创造着美。
陶鬹
工匠在制作陶器的时候，会遇到技术问题，比如腹部的上下两部分拼接时，结合不好的地方会有痕迹，像一道伤疤，很难看。于是便用泥巴搓一个长长的泥条贴上，再拿小木棍压一压，形成一排很规整、很漂亮的小窝状图案。这个图案，作为一种美的装饰，在后来成为了陶鬹制作的标配，我们今天在考古报告中把它叫作“附加堆纹”。
国家博物馆藏白陶鬹
为了更加美观，有的器表还经多次磨光。考其“光滑”原因，当为古人制成胎坯略干后，又外加“陶衣”经打磨而成。这个“陶衣”，很可能是利用预先特配的“白黏土浆”涂敷于表面而成，这也许就是后来陶瓷“挂釉”的起源。所以，陶鬹也被称为瓷器的先祖。
陶鬹首次发现于山东，随后的发现也以山东为多,所以学界普遍认为山东就是陶鬹的原生地。
在古代，山东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众部族，曾经被统称为东夷。东夷族以鸟为图腾，故在《尚书·禹贡》《史记·五帝本纪》《汉书·地理志》等文献中，“东夷”又被称为“鸟夷”。
红陶鬶
陶鬶的造型，就是由各种各样的禽鸟形象演化而来，尤其是鬶颈、鬶口完全模仿鸟首的形神。如果你去博物馆逛一逛，就会看到这件陶鬶的背部刻画了一对翅膀，那件增加了一个短的尾巴，还有的直接做成鸟的形状。
台北博物馆藏的白陶鬶，其造型就像是一只展翅欲飞的鸟儿，颈部灵活伸展，昂首啼鸣，融写实与抽象于一体，将东夷人对鸟类的崇拜表现得淋漓尽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白陶鬹
陶鬶发展到这一步，便是艺术品了。关于艺术的起源，有很多理论：模仿说，游戏说，表现说，巫术说，劳动说，多元决定论，等等，不一而足。
我们在这里通过陶鬹观察到的，所经历的这一场深度的原始美学之旅，至少也是艺术发生的一条值得注意的道路。（张文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