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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末最振奋人心的消息，大概就是《黑箱·日本之耻》的女作者伊藤诗织胜诉了。
这也是日本首次有女性以公开具名的方式指控权势性侵。
据说裁判结果出来后，山口敬之紧急开了个记者会，气急败坏要上诉，伊藤诗织则以记者身份淡定出现。网友觉得，她确实颠覆了受害者的一贯形象。
作为“非典型受害者”，和许多有类似遭遇的女性一样，伊藤诗织的求救之路艰难而漫长。
饱受嘲笑辱骂的性侵受害者
2015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在纽约大学读新闻专业的伊藤诗织回到东京，和行业前辈山口敬之约在一家寿司餐厅见面。
山口敬之是日本著名记者，曾因给安倍晋三写自传而名声大噪。两年前，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与他认识。
山口敬之约她谈工作签证的事情，但整个会面过程中，山口只是不断吹嘘自己的成就，伊藤诗织一边附和，一边喝了少许清酒。
未几，伊藤诗织感到一阵晕眩，借口去洗手间，却就此晕了过去。
醒来后，伊藤发现自己出现在山口敬之酒店的床上，而对方正压在她身上进行性侵。她奋力拒绝，却反而取悦了山口敬之。
伊藤诗织相信自己是遭遇了下药迷奸，但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和自我保护意识，一直到五天之后，她才鼓起勇气到警局报案。
日本法律对于强暴的定义和取证十分落后。伊藤诗织甚至不得不在三名男警员前，和一个真人大小的人偶模拟案发经过。
这个恶心的经历让她仿佛遭遇了二次侵犯。
尽管伊藤极力配合，但检察方仍管这起发生在私密的室内、没有第三方知情的案件为“黑箱”，并最终撤销了对山口敬之的指控。
山口敬之则在电视节目上，对当晚发生的事情给出了另一个版本。
他说，所谓的“下药迷奸”是编造的谎言。事实是伊藤诗织酗酒却不胜酒力，他也是别无选择之下才把她带回酒店休息。两人你情我愿，并无强迫。
这个说法得到了主持人的附和：“我不喜欢喝醉的女性，吐了就更糟了，你处理得很好，如果是我会很厌烦呢！
2017年5月，伊藤决定召开记者会讲述性侵遭遇，并在9月提起民事申诉。她随即陷入巨大的舆论漩涡之中。
警察劝她：“如果你还想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想在日本做记者，就该放弃。”
家人心疼她，对她说：“为什么一定要你来做呢？”
一位网友在youtube上阴阳怪气地说：“我们从未听说过性犯罪受害人愿意在电视机前抛头露面，日本人不会在公众面前谈论这种事。”
就连同为女性的活动家，都认为她在男人面前喝那么多酒，还失去了记忆，明显就是自己不检点在先。
她提出，伊藤对山口和他的家人造成了巨大困扰，山口才是“受到极大伤害的一方”。
在更多批评者眼里，她甚至是一个“枕营业”失败的“婊子”，伊藤连同她家人的照片都被公诸网络。
此后伊藤的每一次公开露面，都会招来各种冷嘲热讽。
因为穿了一件无袖的衣服露出手臂，她会被认为是“荡妇”；因为冲着传媒微笑，就被认为是处心积虑炒作的心机女。
伊藤诗织一度被这些声音淹没，并患上抑郁和PTSD，加上事件让她的职业生涯遭遇阻力，她决定离开家人和朋友，前往英国工作。
她们“不完美”，但她们不该受伤害！
BBC把伊藤诗织的故事拍成了纪录片《日本之耻》， 而除了日本，这样的耻辱也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女孩子身上。
在“metoo”席卷娱乐圈的时候，一些女星无所顾忌地把性侵经历说出来，却被认为是炒作。
前亚姐张文慈出道初期，曾对周刊讲述17岁时被迷奸的经历，没想到周刊却以“女星被迷奸”为噱头大做文章。
人们开始用有色眼镜看她，指责她用负面新闻炒作手段低劣，公司甚至借此雪藏她，从此之后，张文慈星途坎坷……
事隔20年她旧事重提，依然是质疑炒作的声音大于同情。
更恶心的是，有些人会用自己的道德标准来犯罪、并审判受害者。
同样是来自BBC的纪录片，《印度的女儿》讲述的是2012年发生在新德里的一起震惊世界的公交性侵案。
23岁的医科女学生在晚上八点，在印度首都城市的主干道的公交上，在有男朋友陪伴的情况下，被6名男子强暴。
女孩反抗中被殴打，他们的咬痕遍布女孩的脸颊，唇部，四肢，他们用铁棍捅入下体，甚至用手伸到体内掏出了她的肠子。
女孩在奄奄一息的时候，被扔下公交车，送到医院后死亡。
这样一场人性泯灭的恶行，施暴者却振振有词。
他们说，一个体面人家的女孩不该大晚上在外面闲逛，甚至被强暴时不应该反抗。
就连施暴人辩护律师也说，他们的文化里没有女人的位置，女人对于男人来说就意味着“性”，她们不该像食物一样出现在夜晚的大街上。
即使是现在高喊人权和女性主义的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性暴力案件中歧视和谴责女性受害者的情况也是普遍存在。
电影《暴劫梨花》，就是据1983年发生于马萨诸塞州的一起著名的酒吧轮奸案改编的。
22岁的女子Sarah，在一家酒吧当众被三名男子轮奸，围观者不但没有阻止暴力的发生，反而在一旁起哄喝彩。
Sarah把三人告上法庭，但在案件审理时，Sarah的身世却成为她的“污点”。
只因为Sarah是一个身处社会底层的年轻女性，父母离异，母亲情人不断，她在餐厅里打工，喜欢听摇滚乐，经常和男友一起酗酒、嗑药。
事发当晚Sarah穿着暴露，与男子近身热舞，对方律师认为，遭受侵犯是她咎由自取。
反观三名施暴者“品行端正”，有声望、有学识、没有任何不良记录。
电影中Sarah绝望地质问律师：是不是如果我也念过法学院，我的证词就有力了？
明明是性侵受害者，却在遭遇侵害后，被他人歧视出身和质疑道德品行，这样的经历听来匪夷所思，但并不止步于落后的印度、性文化扭曲的日本、30年前的美国。
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在社会新闻上看见这样的言论。
前段时间男子当街暴打女性的新闻中，就有不少声音质疑受害者：“凌晨还不回家，穿着短裙高跟鞋在街上晃悠，肯定不是什么好女孩”。
受害者的职业、观念、是否有前科以及案发时是否举止轻佻、着装暴露不是遭受暴力的理由，而旁观者带着有色眼镜的恶意揣测以及作为目击者的不作为，却会助纣为虐，成为暴力滋生的温床。
有一些禽兽，正是利用这种畸形的道德歧视，专挑“不完美受害者”下手。
ＴＶＢ《俗世情真》里，少女小薇因为父母离异，心情恶劣，在商场疯狂购物发泄，最后在一家服装店偷窃被抓住了。
服装店老板连哄带吓，以帮助小薇隐瞒偷窃为交换条件，对她施行性侵。
少不更事的小薇，因为觉得自己犯错在先，又恐惧偷窃被抓会前途尽毁，惊慌失措中便任由了禽兽的摆布。
即使上到法庭，老板仍然利用“小薇偷窃”为藉口，诬蔑小薇是问题少女，因为被他捉住才故意冤枉他的。
身心饱受折磨的小薇在法庭上多次情绪崩溃。
邱淑贞的《赤裸羔羊2》里也有类似的情节，且故事更为毛骨悚然。
心理变态的律师Mark(郑浩南饰)，布下天罗地网，对女孩小文（吴雪雯饰）施展了一场“合法强暴”。
他先是搬到小文家附近，每当有看门大叔、清洁阿姨经过的时候，就和小文故作熟络，让人家以为他们是老相好。
他利用小文想买房的心理，引诱她去自己的律师行，故意在秘书面前表现得与她像亲密的恋人。还给自己抹上唇膏，让秘书以为是小文留下的唇印。
这一幕极其寒心
他借口没带钥匙，带锁匠配好了小文家房子的钥匙，偷潜入小文房中，获取她的银行卡帐号，把情书放到鞋盒里，又掐着清洁工路过的时间，制造出和小文同居的假象……
他甚至把自己的车卖掉，把钱存到小文的银行卡里，为自己的陷害埋下伏笔。
一切准备就绪，Mark便潜入小文房中将她强暴，并且拍下性感照加以威胁。
事后，小文选择将Mark告上法庭……但无论是看门大叔 、清洁工和秘书，都成了证实小文和Mark是情侣的有力证人。
小文指控的“强暴”，在Mark口中变成了这样的版本：我和小文是情侣，她向我索钱不成闹分手，还冤枉我强暴。
小文则成了大家眼中水性杨花、贪得无厌的女人。
“不完美受害者”如何自救
《赤裸羔羊2》里，邱淑贞饰演的若男为了帮闺蜜小文报仇，和蛊惑仔男友一起设下美人局，用十分戏剧的方式，将十恶不赦的Mark绳之以法。
现实中，伊藤诗织则是在漫长的抗争之路中梳理出了自救方法。
首先，她认为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要正确地意识到性暴力。
伊藤发现，许多女生都对地铁上的“咸猪手”表示习以为常，她们甚至被安慰：“因为你穿着可爱的水手装”。
她希望人们能够意识到“这是犯罪”，勇敢地站出来制止或报案。
在伊藤诗织的故事里，虽然日本的司法体系一度让她失去信心，但她却从未放弃司法途径寻求公义。
她做了许多调研，搜集证据，寻求律师帮助，以民事诉讼的方式再次发问。
此外，她以孤注一掷的姿态，向公众发出更大的声音——哪怕这会招来攻击，但她始终坚信一个信念：自己并没有错，这一切并不是女孩们应该忍受的。
她说：“如果我已决心赴死，那我会在死之前竭尽所能。如果没人能谈论此事，我就用自己的经历来做例子。”
她的发声搅动了整个日本的舆论，畸形的道德感和“耻感”文化受到冲击，各个领域的支持者开始出现。
日本政府开始重视此类事件，派出内阁办公室的高层与她约见，首相在会议上承诺未来将会在所有地区成立强奸危机中心。
日本议会对强奸法作出了修改：法定最低刑从三年增至五年，男性也可作为控告方。要知道，这是日本百年来第一次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
虽然发声会引来攻击，但沉默同样代表着容忍和独自承受，她自问：“假如我选择沉默，我就没法活到今天”。
在我看来，伊藤诗织这场自救的胜利，还不止于她的胜诉及对日本社会保守主义堡垒的撼动，更在于她的故事鼓舞了许多有同样经历的“不完美受害人”。
许多日本女性开始勇敢站出来，告诉伊藤自己的痛苦经历，并在她的帮助下开始了她们的“自我救赎之路”。
正如一个曾经被持刀性侵的女性对她说的话：一滴水改变不了什么，但聚集起来，它能形成海啸。
后来，她还开始着手做非洲割礼的纪录片，为世界上更多受到不公平的女性发声。
早在判决前，伊藤诗织就能坦然地在书中说道：对山口这个人，我既无丝毫愤怒，也不觉得憎恶。当然，我认为，在日本健全司法体制下，此人应当接受裁决。
她已完成了“渡人者自渡”的过程。
E姐结语
日本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特定领域仍然面临着严重的现代性缺失。在这座利益与意识共同构筑的堡垒中，性和女性的身体是被物化的意象，无数反抗这一固有意识的控诉，都像被装进了黑箱里，斗争无比艰难。
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国内，对伊藤诗织的指责大部分都是从情绪和好恶出发的。
相似的传统价值观让我们倾向于预判伊藤的“别有用心”，只要有一点蛛丝马迹，恨不能立刻宣布事情反转，是个职场的“仙人跳”。因为我们的文化追求“本心”，所谓大节胜于小节，就是倾向于判别人整体的“善恶”而不是具体事件对错。
这种价值倾向并不总是错的，在漫长的古典时期，它维系了我们民族道德体系和社会规则的运行。但现代法治语境下，过多讨论私德和“目的”就有问题。
伊藤诗织作为受害者不完美，可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事件里，不都没有完美的受害者吗？法律论迹不论心，这也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追求受害者的完美无暇，毫无疑问是价值畸形。
我一点都不关心伊藤诗织在报案之前想过什么，正如我不关心马丁路德金是否嫖娼滥交、卢梭是不是大渣男一样。
事实就是，她以受害者和揭示者的双重身份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取得了诉讼的胜利，并且正在推动日本的舆论和司法体系向着更具有现代价值的方向进行变革。
于无数瑟缩黑箱里哭泣的女性而言，这是划破黑暗的曙光，仅此一件，便功德无量。
我钦佩伊藤诗织，因为她实实在在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做能做的事，发能发的声，在漆黑的环境里不等候炬火，而自己发光。
如若此后竟没有炬火，她便是唯一的光和热——这是真正的勇气，其它任何缺点也掩盖不了这种光芒。
今天的话题是：
遭遇性暴力，你会如何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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