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阳货》中记孔子论到人们生活与后天习惯的关系时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兴起于岐山的周族，到了周文王（姬昌）的时候，力量强大，被纣王封为西伯。据记载姬昌娶有莘氏之女太姒为妻，生了十个儿子：伯邑考、武王发、周公旦、管叔鲜、蔡叔度、曹叔振铎、霍叔武、成叔处、康叔封、聃季载。太姒仁而明道，对十个儿子加强教诲，未见邪辟之事。文王对他们也不断教育，严格要求。不幸大儿子伯邑考被殷纣王杀死，二儿子姬发继承他的遗志，在姜尚、周公等人的帮助下，战胜纣王灭商。但周朝建国后，他们却走上不同的路。
三子儿周公旦谨遵父母教诲，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武王死后，他忠心耿耿地辅佐侄儿姬诵（成王）。先是“摄政”，侄儿长大后归政。他四弟管叔自小好吃懒做，热衷于争权夺利。周朝建国之初，为了控制殷民，把纣王的儿子武庚封到东方。为防止他们谋反，又把管叔、蔡叔、霍叔三人封到他们附近，称作“三监”。实际上让他三人控制住武庚，稳定东方。周朝初建，周公摄政时，武庚等人挑拨离间，造谣说周公要夺取王位，希望管叔等人一起造反。还说事成后，拥立他当周王。这样一来，激发了管叔的野心，他便和蔡叔、霍叔一起支持武庚，在东方谋了反。周王派周公两次东征，才把他们彻底战败。野心勃勃，不走正道的管叔，依法被处死。
周公旦与管叔鲜兄弟俩，生下来性情一样，早年受教育的条件一样。但自己的努力不同。有的学好，有的学坏。尤其有的受坏人挑唆，变得更坏，他们兄弟俩所走不同的路，多么典型，正是“性相近，习相远”啊！
孟子主张人性善，是为了发挥人的善性。荀子主张人性恶，是为了克服人的恶性。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说的更对。人生下来性相近，无所谓善恶，只是后天影响，才出现善、恶的现象。后天的影响就是“习”。这包括社会环境、家庭教育、各种有意培养和无意熏陶。更包括自己的努力，即学善还是学恶。各种条件构成了一个“习”，由于“习”不同，便“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完全相近的两个孩子，日后走向两个极端。因此儒家强调人的修养、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