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恶”和“伪善”是两种有趣的社会现象。
先说一件往事：多年前家里建围墙，请的是同村的几位工匠。休息时间聊天，一位年轻工匠说起以前进城打工的经历时提起一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那时候他会故意把头发留得很长，这样能不受欺负。为什么？因为那个年代男人留长发总给人一种流里流气不务正业会惹是生非的感觉。对“恶人”（哪怕只是看起来像）一般人总是不愿去招惹而敬而远之的。
在这里，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定义“伪恶”，它是指一个人违背自己真实的意愿干坏事，即装出来恶行。相反，违背自己真实的意愿干好事，即装出来的善行是“伪善”。表面好实质坏意义上的伪善不在讨论范围，同样表面坏实质好的伪恶（类似于人们常说的刀子嘴豆腐心）也一样。
先说伪恶。历史上有一件事，虽然不具普遍性，但很能说明问题：《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馀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这段话简而言之就是：萧何功高震主，受到刘邦的猜忌，为自保只好做一些贪图田产强买强卖的勾当，把自己污名化，说明自己胸无大志，根本对刘邦不构成威胁。
典型的伪恶的发生大概有这样两种情况：
其一，预防侵害的行为。以前有句俗语叫“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于是有些人为了自保不挨欺负，给自己涂上一层“恶”的保护色，是一种保护自己的不得已的手段。如果前面提到的故意留长发把自己装扮得流里流气算是一种恶行的话，也算是一种伪恶，虽然这种行为恶性很轻微对别人不存在实质伤害。这是一种预防性的伪恶。
其二，一种维权手段。以前看到一则贴文，说：“有次楼上的人训孩子，不在家里训，拽到楼道里训，夜里十一点了，训了半个小时，声音很大很清楚，我光着膀子就上去了，笑眯眯的（地）问那个家长需要帮忙吗？可能是我有一条花臂和满背的事儿，孩子嗷嗷哭，吓得家长一个劲儿给我鞠躬道歉，抱着孩子就回家了。”用法律术语来说，这是一种自力救济。这种另类维权，对付有些人挺有效，比讲道理有效，有些人吃这套，即所谓敬酒不吃吃罚酒。
再说伪善。一个人的善行是不是出于本意，一般来说外人很难知道。如果只是推测，就未必准确。但总有例外，如蒋介石对胡适的态度，因为我们看到了蒋介石的日记。
蒋介石和胡适从1932年相识至1962年胡适去世交往30年。抗战期间胡适被蒋介石任命为驻美大使，后来蒋介石到台湾后胡适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当时名重士林，是知识界的标杆，并且有相当的国际影响。蒋介石虽然对胡适表面上自始至终敬重有加，但在日记中却大放厥词，鄙视轻蔑甚至诅咒谩骂持续几十年。学者羽戈在文章提到：1962年2月24日，胡适去世。蒋介石送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评价不可谓不高。然而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则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蔑视之意溢于言表。3月3日更写到：“胡适之死, 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 乃除了障碍也。”羽戈总结说：“蒋介石对胡适，表面有多客气，内心就有多鄙夷，表面有多尊敬，内心就有多痛恶。这显然是一种分裂的人格，不足取法。不过转念一想，蒋介石压抑心魔，礼敬胡适，只在私域（日记和反省录）发泄，不在公域撒野，是不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呢？从个体的角度来讲，所体现的是君子的教养，从公共的角度来讲，所体现的是权力的谦抑：正如对于谦抑的原因，我们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对于谦抑的结果，我们需要以最大的诚意去认可。”（羽戈《从蒋介石日记屡骂胡适说起》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12-03/doc-ifxyiayq2139301.shtml）
蒋介石大概是因为知道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符合社会期待，所以对位居知识界领袖地位的胡适始终维持着礼遇，作为一个政治强人在对待胡适问题上压抑自己几十年实属不易。说句题外话，在离开大陆退居台湾前，蒋介石曾经专门派飞机接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去台湾。
任何社会都有好人坏人，要求全社会都是善人不太现实，但形成一种社会机制、一种氛围，让恶人有时也不得不干好事是可能的。伪善是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相反，伪恶是人与社会的恶性互动。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但“道不行”（原意是吾道，这里引申为大道），不是每个人都能用脚投票，“乘桴浮于海”，一走了之的。伪恶就是应对方式的一种，是一种无奈之举。
伪善做多了能否变真善不知道，伪恶习惯了变真恶的概率较大，古语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国语》）干一件坏事变成坏人，干一百件坏事也是坏人。
伪善与伪恶的多寡不妨看作社会进步与否的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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