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这一年对年羹尧来说是非常关键的，除了被朝廷任命为封疆大吏之外，他的命运也开始跟雍亲王胤禛搭上了关系。
就在这一年，康熙皇帝对皇子们进行了封赏，四阿哥胤禛原本只是贝勒的身份，一下子晋封为了雍亲王。
由于爵位提高了，胤禛所受到的各方面待遇和配置也自然跟着提高了。而年羹尧本一家人来属于汉军镶白旗，便跟随所在的镶白旗分佐领划分到了雍亲王属下，与胤禛形成了主仆关系。
剧中的胤禛
说起清代的八旗制度，八旗主体按照满洲、蒙古和汉军三种名色分编，称为旗分佐领。
到了顺治年间，八旗中的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全部归皇帝本人亲自统领。而年羹尧一家所在的镶白旗属于是下五旗之一，则归属于多个宗室王公管辖。
根据当时的制度规定，皇子一旦封有爵位，就会离开皇宫前往各自的王府居住，他本人的户籍就要被编到下五旗当中的一旗当中，称为皇子分府。
八旗制度
分府之后的皇子则按照各自所封爵位的高低，与其他王公贵族一样，也在本旗内占有一定数量的佐领，这些佐领之中的人口就成了皇子所管辖的人群。而这些佐领主要是从切割本旗、以及原来王公的佐领而来，这也是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皇权，削弱铁帽子王实力的一个重要举措。
就在这一年，年羹尧家所在的佐领和一些镶白旗的其他佐领一起，从贝勒延寿的名下划分到了新晋封的雍亲王胤禛名下。根据后来的史料例外，这应该是一个偶然事件，并不是康熙皇帝特意安排的。
一般来说，宗室王公在纳娶侧室福晋的时候，选择的范围会局限于自己所管的佐领之内，因此年羹尧的小妹妹年氏才有机会成为胤禛的侧妃。
年羹尧
由此可见，雍亲王胤禛和年羹尧既是主仆关系，同时又是大舅哥的关系，这完全是被当时的制度强行将他们牵扯到一起的。
但是，年羹尧一直在四川、陕西担任地方官职，期间只是回到京城述职了一次。因此，他和雍亲王胤禛见面的次数是少之又少。
年羹尧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又在平定边疆的叛乱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深得康熙皇帝的赏识与信任，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封疆大吏。
和年羹尧一样被分到四阿哥胤禛名下的人还有很多，他们都希望胤禛能够从众多的皇子中脱颖而出，成为皇帝的接班人，戴铎就是其中的一个。
康熙晚期的时候，戴铎在福建做道台，他经常写信给雍亲王胤禛，劝说胤禛多向八弟胤禩学习，多拉拢一些朝臣，从而博取贤名。
尽管胤禛对这种行为非常厌恶，但也架不住戴锋的一封又一封来信，为胤禛出谋划策。
与以戴铎为代表的雍亲王府的属下相比，年羹尧却是一个例外，在和雍亲王胤禛拉上关系之前，他就已经是朝廷中的一员重臣了。
雍正
在诸多皇子混战夺嫡的政治背景下，年羹尧没有站在胤禛的一队，选择孑然一身，不参与这场储位的争夺战。他认为，凭借着自己的过人才干和康熙皇帝的赏识，无论将来谁当了皇帝，都会重用自己。
年羹尧是一个处事缺乏谨慎考虑的人，他既然不需要沾到雍亲王胤禛的什么好处，但却与其他皇子也没有保持应有的距离。
但是，在胤禛的心里，早就为年羹尧立下了一个账本，一笔一笔地全都记录在案，就等待时机成熟了，再和这位目空一切的大舅哥算总账。
胤禔
到了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二月，有一个叫孟光祖的骗子，冒充是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的差遣，在全国各地招摇撞骗，于是就骗到了时任四川巡抚年羹尧的头上。
在太子胤礽被废黜、皇长子胤禔被拘禁的情况下，三阿哥胤祉就成为了康熙皇帝实际上的长子，根据“立嫡以长不以贤”的规则，大家都认为胤祉将是太子的最佳人选。
于是，为了讨好三阿哥胤祉，年羹尧就送给了骗子孟光祖一些马匹和银两。
孟光祖的行为被曝光之后，他就被处以了斩刑，而年羹尧这些给他送过礼的官员，也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罚。
得知这个消息，原来年羹尧不但一直跟八阿哥和硕廉亲王胤禩一派勾勾搭搭，如今还要与三阿哥胤祉扯上关系，胤禛十分愤怒，但他依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直到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在年羹尧等人的辅佐之下，对储君位置最有竞争力的十四阿哥胤禵连战连捷，名望越来越响亮。此时的胤禛终于下定了决心，必须要敲打一下年羹尧了，以避免年羹尧倒向自己的竞争对手。
在这种情况下，胤禛给年羹尧写了一封长信，书信中一上来就强硬地写到：
“我可是太了解你了，你就是个轻浮浪荡的官二代，屡屡侥幸，居然让你混到了今天总督的高位。像你这样的人，自然是从来不把君臣大义放在心上。”
年羹尧
除此之外，胤禛还罗列出了年羹尧的四大罪状。
- 给自己写信时，落款只称职衔，年羹尧不称奴才，而且屡教不改。
- 自己的母亲德妃六十大寿和长子弘时新婚大喜的时候，年羹尧不但没有送礼物，连个道贺的信也没有，毫无主属之情。
- 由于馈赠孟光祖这件事，年羹尧与三阿哥胤祉走得太近。
- 年羹尧过去写给自己的一封信中，写了“今日之不负皇上，即异日之不负王爷”，这话说得简直是无法无天。
最后，胤禛还表示说：“我现在把这些罪状都一一保存下来，向康熙皇上上奏，请皇上定夺年羹尧的罪状。”
然而，对于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来说，胤禛的恐吓没有任何作用。
胤禛
信写到最后，胤禛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要求，他要求“年羹尧把随任的十岁以上的儿子、弟弟、侄子全部送到北京来。”
从中可以看出，胤禛是想要将这些人充当人质，以此来对年羹尧加以挟制和警告。
当这封信寄到了身在四川的年羹尧手里，他的内心五味杂陈，他只好听从胤禛的指示，把自己已经成年的弟弟、侄子等人全都送到了北京，交给父亲年遐龄教养。
直到这个时候，年羹尧与胤禛之间一度紧绷的关系，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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