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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宋太祖所承担的最重要的历史任务，不是去努力仿作“杯酒释兵权”之类性质的削藩、集权等内政建设方面的措施，而是结束五代十国，乃至唐中叶以来一百多年的割据动乱局面。
所以，整军备战、经营四方，才是宋太祖在位期间的主题。
1、宋朝防御性国防战略的消极选择不断采取军事行动基本上覆盖了宋太祖在位时期，但该如何理解宋太祖时期的国家层面的积极军事态势？
“先南后北”只是宋太祖君臣对于统一战争的战略设计，不能与之混为一谈。
实际上，宋太祖时期呈现的积极的军事态势，只是后周世宗时代积极军事态势的延续。
后周世宗一世，战北汉、败后蜀、伐南唐，尽取淮南之地。
到显德六年(959),更是拿下燕云之地的瀛州、莫州、易州。后周世宗事业的中断，主要是因为柴荣的英年早逝。
这样，宋太祖的一番功业，就是顺势而行。
不妨如此认为，宋初的外向的、积极的军事态势，莫不如说是对前朝政策的继承，而非宋朝君臣自己根据内外形势，经过讨论、权衡而主动作出的选择。
宋朝的消极军事战略，是在宋太宗时期形成的，也可称为被动防御。
王曾瑜对此有精辟的分析论述：
“消极防御大体也只能追溯到宋太宗时。因为宋太祖亲自部署或指挥的重大战役，都是进攻战，而且除了亲征北汉失败以外，又都是成功的战役，当时并不存在消极防御的问题。
自宋太宗亲征幽州，高粱河之战大败后，面对辽军的不断进攻，消极防御的战略便逐渐形成了。”
关于消极防御，在王曾瑜的《宋朝兵制初探》一书中，述及：
这种战略选择虽在宋太宗后期显现，但其萌芽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宋太祖时代，因为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争战略，反过来理解，就是对北方强敌辽朝的变相示弱，而且宋太祖时期也的确有过与辽朝议和的举动。
宋太宗时代先后两次北伐，全部失败，尤其是第二次北伐失败后，宋太宗的思想愈加趋向保守，从他对兵家学说的批评等，以及一年之内两次向辽朝遣使议和等言行，可以窥见一丝端倪。
宋太宗时国家战略导向的转变，直接导致了北宋前线战略部署的改变。
史载，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在河朔地区，“朝廷不以城邑小大，咸浚隍筑垒，分师而守焉”。
在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军大兵压境，直逼黄河，两国的皇帝宋真宗、辽圣宗同时亲征，大有一战定存亡之势。
不过宋真宗最后认可的仍然是金钱换和平方式，而不是战场搏杀。
2、宋朝国防战略与澶渊之盟北宋与辽朝达成的澶渊之盟，为守内虚外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创造了客观条件。
宋真宗时期，国内出现了文教大治的局面。
宋朝君臣更是发现，金钱换和平非常划算，“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扰，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
从此，宋朝主流言论“绝口不谈兵”，并直接影响到后来对西夏政权的外交决策。
宋仁宗时代对夏作战，其实是属于自卫反击的性质，与开疆拓土无关。
而且面对一系列败绩，宋仁宗朝野上下颇不耐烦，“远近输挽供给，天下为之劳弊，而解严息甲，未可以日月期也”。
可见，这时的国家战略甚至已经要从防御退步到厌战了。
北宋一代，真正有意识地尝试改变的是宋神宗。
他在位时期发动的河湟开边、五路大军进攻西夏等事件最有代表性。
而王安石变法更是试图要恢复府兵制，实质上就是对宋神宗的积极对外战略的呼应。
不过，宋神宗时代的对外态势并不成功，也没有能够延续下去。特别是当时宋朝国家层面的决定性战略并没有转变，比如富弼就直接提出宋神宗应该二十年不谈兵，更遑论司马光等保守派，乃至范纯仁等中间派的反战主张。
用朱熹的话形容：
“如庆历元祐间，只是相共扶持这个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动。被夷狄侮，也只忍受。”
在宋神宗身后，宋哲宗时代很快又回归到老路上去了，以至于当时“士大夫多以讳不言兵为贤”。
宋徽宗时代的几次用兵，只能归为好大喜功的任意之举。
面对金朝的进攻，北宋也不能够有效反抗，甚至在兵临城下的时候，宋钦宗仍然一味地寄希望于议和。
经过一百多年的沉淀，“主和”已经是宋朝士大夫文官习惯性的对外思维，是一个很难改变的政治现实。
3、南宋的国防战略的继承两宋之际，宋高宗在被动挨打、仓皇逃亡的过程中，组织起三大战区（两淮、荆湖、四川），不过他的思路仍然是贯彻祖宗家法，正像宋高宗自己亲口说的：“御敌者，莫如自治。”
这是典型的“欲攘外、先安内”思路，而绍兴十一年(1141)发生的宋朝第二次杯酒释兵权事件，就是例证。
宋高宗的战略构想，无非是在军事对峙的情况下，达成南北议其实还是在模仿宋真宗时代宋辽澶渊之盟的形式和决策。
当然，从最终结果看宋高宗是达成了自己的战略意图，绍兴和议就是对宋金双方在淮河一线形成对峙局面的最终确认。
宋孝宗时代曾试图作出改变，但在宋高宗建立起来的、以防御为主要任务的南宋军事指挥、运作结构框架之下，主动进攻往往徒劳无功。
宋孝宗时对虞允文提出的北伐战略构想是：
虞允文在西边从四川出师，宋孝宗从东边用兵，最终在洛阳会合，“期以某日会河南”。
可惜虞允文年高，事未成而逝。值得注意的是虞允文对当时军政形势的判断，“使蜀一岁，无进兵期，上赐密诏趣之，允文言军需未备”，这代表了当时南宋最高军事决策层对敌我力量的判断，即宋弱金强。
这个观点在以后南宋诸位皇帝时期，还在不断地重复。所以，隆兴和议基本可以看成这一时期南北形势的“定局”。
至于宋宁宗时期，权臣韩侂胄主持的开禧北伐，其实宋宁宗是反对的，特别是宋宁宗对开禧北伐的评语是“不量力”，言下之意，仍然是对自身军事力量抱持悲观评价。
对当时的宋金形势，金人王维翰的评论是：
“宋主怠于政事，南兵佻弱，两淮兵后千里萧条。”
基于这个认识，金朝当时的战略重点根本不在南宋，而是在北方蒙古身上。而且当时朝中史弥远等反对势力颇为强大，因此开禧北伐并不能够看成是南宋战略决策的调整。
在这以后，宋理宗时代谨慎地对金作战，包括宋蒙灭金、收复襄樊等战役，其主要的意义，主观上还在于对自身防御体系的完善修补，而不是恢复故土。
比如，宋理宗时的军事家赵葵，“帝问以佥事，对曰：‘今国家兵力未赡，姑从和议，俟根本既壮，雪二帝之耻，以复中原’”。
可见当时一线将领的观点，还是主张对外采取稳妥战略，也就是对自身实力持谨慎的评价。与之相对应，南宋上下对待李全等国内叛乱势力，则是坚决进行军事打击。
它正体现了这种对内、对外态度的差异。
4、消极防御战略的持久影响宋理宗以后，在宋度宗、宋恭帝时期，随着政治不见起色、制度弊端暴露等问题的出现，南宋面对蒙古军的侵扰也罢、战略进攻也罢，更是全面进入防守状态，基本看不见出境作战的战例了。
如贾似以道，其对外策略还是议和为主。
综合考察两宋国防战略决策概况，无疑是防守态势为主。
如果从相反角度理解，北宋宋神宗和南宋宋孝宗两人在位时期呈现的对外进攻的军事态势，正好可以反衬出整个两宋漫长时代的保守消极战略和态势。
至少可以认为，在宋朝大多数时期，内向、消极、保守的对外军事态势的认识，还是被大多数执政者接受和采用。
北宋形成的“守内虚外”国防战略，也成了南宋国防战略效仿的模板。
南、北宋不同之处在于，南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因此，就不可能彻底放弃边防建设，最多是调整，如绍兴十一年(1141)削夺诸大将兵权，改造成都统司统兵体制。
所以,不妨如此说：
南宋朝廷在“守建设(如恢复三衙禁军、改编都统司制等)、军事设施建设（如修城、兵器等)。
这是南宋对北宋国防战略的继承、发展和完善。
5、两淮对两宋的重要性以上都是从整体角度鸟瞰，那么具体到两淮地区，其战略意义、地区性质，在北宋、南宋也有变化。
北宋时代的两淮地区，长时间只是作为大后方粮食基地性质而存在。
如“国初，江、淮、湖、浙上供军粮,岁无定数。景德中，发运使李溥奏立年额，招岁以六百万石为定，有灾即申乞减数，至今以为常”。
只是在北宋初年，与南唐开战时，才作为前线，而且从地理、经济两方面考虑，淮南地区的得失，对北宋、对南唐，都有莫大的影响。
因为对北宋来说，一是获得了进攻南唐的前线基地，二是获得重要的军队粮食供应地，那么相应的，就是对南唐的弱点。
北宋进入和平时期以后，淮南地区承担了重要的漕运任务，保证水、陆交通的顺畅是其主要功能，基本不需要进行军事意义上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如此一来，在两宋之际，金人进兵过程中，淮南就被迅速突破。比起荆襄、川陕来说，金人借着这一地区的更加便利的交通条件，而且军事防御设施又不完备，军队战斗力不强的特点，几次以淮南为突破口，这几乎成为金军进兵的定式，比如金海陵王南下，“孔彦舟画策先取两淮”。
这样的现实，就决定了两淮地区在南宋作为军事前线的意义。
6、两宋国防战略得失两宋的国防战略，也就是“守内虚外”，或者用“欲攘外先安内”、“消极防御”等类似语句进行描述，是一个有实际执行措施的具体战略设计，而不是一句简单的总结、描述性话语。
首先，“守内”就要求宋朝常年保持一支相当数量的军队。
这一点毋庸多说，北宋、南宋无论战时还是平时，其常备军数量、装备质量等，都不容忽视。同时，从军队组织、控制、指挥、后勤等各方面，两宋都设立各级专门机构、各种职能的部门，进行军队建设。
政府对官兵投入的精力、财力，甚至宋人自己都对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发出过感慨。
因此，南宋国防战略侧重的问题，绝对不是放弃武力，而是怎样使用武力。
其次，两宋国防战略的目标，也就是“守内虚外”的最终达成，按照宋朝的战略预想，是通过敌我双方签订和议来实现的。
这还是从宋辽澶渊之盟中得到的启发，宋辽澶渊之盟就是对宋、辽双方在河北一带各自势力范围的划分。同样，宋真宗通过封爵赏赐安抚党项势力，也是对西北敌我局势的默认。
以后南宋与金朝缔结的各种和议，性质莫不如此。
具体分析绍兴十一年（1141)的绍兴和议，其中规定以淮河为界，南宋放弃淮河北岸的唐州、汉水北岸的邓州。
依照宋人张守的分析，以长江为防线，可以保境安民，以淮河为防线，就可以图谋中原，保持一个进攻态势。
绍兴和议虽然保住了两淮，但放弃淮河北岸的桥头堡，实际上仍然士极端保守的防御战略。
至于宋孝宗隆兴和议，宋孝宗“朕以太上圣意，不敢重违”一句话，可知，宋高宗的战略决定仍然在起作用，所以宋孝宗也只能退出淮河北岸，重回淮河防线。
至于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的嘉定和议，南宋在战场上更加没有主动，此时此刻的谈判，纯粹是为了息事宁人，已经谈不上配合战略意图之类。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两宋皇帝、朝臣的主流战略倾向，还是将和谈设定为最终目标,“澶渊之盟的缔结，似乎也证明了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有选择和平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这个两难选择的成功，使宋朝统治者自认为一劳永逸地寻到了‘化干戈为玉帛’之路，从此更倾向于以和的方式解决边患威胁。其外交政治既然以和为主轴，则战争手段便不能更多地为这种政治服务”。
一般认为，两宋执行“守内虚外”的国防战略，对于其立国的正面积极因素还是比较显著的，问题在于两宋政府、尤其是南宋政府，片面、僵化地理解执行这一策略，最终导致在某些特定场合失去战机，比如宋孝宗初年，史浩建议宋孝宗命令吴璘放弃出川作战大好机会一事。
甚至是在强敌在侧的情况下，放弃武备，“自绍兴和议成，材武善谋之士，无所用其力”，如此行事，不啻于自断手足，难免会威胁到国家安全。
总体来说，两宋政府为了“守内虚外”的国防战略的确立和执行，设计了一整套的理念、措施和制度，比如崇文抑武治国方针、文臣统兵体制、强调防御工事建设等。
其军队的战斗力也是配合这一国防战略而得以培养、展现，那么细化到三大战区（两淮、荆湖、四川）防御策略。
尤其是两淮防御策略：
在战术层面就是：
以步制骑，多兵种联合作战，重点城镇定点防御；
在战略层面就是：
充实淮东，空虚淮西，战时把沿江部队适时向淮西调动。
其中，以步制骑是南宋基于己方骑兵部队羸弱的现实而选择的战术，那么如何在战场上做到这一点?
这就需要借助大量的、有效的特殊武器和防御工事，如串楼、壕沟等，以及作为防御工事的主体的城池、关隘、渡口、堡寨等。
这一点也是南宋中后期在两淮地区大量修筑城池等防御工事体系的一个现实原因。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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