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何兆武

执笔|文靖

摘编|李永博 张进

西南联大八年毕业的学生有多少人(何兆武忆西南联大求学经历)(1)

《上学记》(增订版),何兆武口述,文靖执笔,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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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社会上课跟新社会有很大的不同。解放后,我们学苏联那一套,搞“五节教学制”。上课五十分钟,先五分钟复习,再几分钟如何如何,再几分钟又如何如何,规定得非常仔细。学校用的是全国统一的标准教科书,上课前老师备一份讲稿,一二三四、ABCD,落一条都不成。可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各个老师教的大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比如中学教中国通史,每个教师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一套讲。当然国民党也有意识形态上的标准讲法,既不是唯物史观,也不是唯心史观,叫作“唯生史观”。“生”就是三民主义里的“民生主义”,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倡这个。不知道这套官方的理论在重庆是不是有市场,不过我上中学的时候没有老师这么讲。只记得有个同学会考得了第一,学校奖励他一本陈立夫的《唯生论》,我想他也不看,我们都不看,所以并没受它的影响。再比如国文,老师高兴教哪篇文就教哪篇。今天选几首李白、杜甫的诗,明天选《史记》里的一篇,像《刺客列传》,或者选一篇庄子的《逍遥游》来讲,没有标准教本。大学入学考试的题目也没有标准一说,倒是解放以后,全国有统一的规定、统一的模式,有标准教科书,考试还必须按“标准答案”。不过我想还是应该没有“标准”,包括自然科学,我认为也不需要有。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去想,科学怎么进步?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否则永远不可能超越。

西南联大八年毕业的学生有多少人(何兆武忆西南联大求学经历)(2)

何兆武,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他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并在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何兆武的译著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其著作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文化漫谈》《西南联大的那些事》《上学记》等。2015年4月20日,何兆武获得了中国翻译协会向其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相形之下,联大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比如中国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课,听课的人多,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可都是讲到宋代就结束了。《国史大纲》是钱穆当年的讲稿,学期末的时候,他说:“我这本书就要出了,宋代以后的你们自己去看。”再比如二年级必修的中国近代史,老师只从鸦片战争讲到戊戌变法,清朝灭亡、民国成立都没讲。实际上,中国近代史应该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20世纪40年代,正好一百年。可是老师只讲五十年,等于只讲了前一半。向达先生教印度史,两个学期只讲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我爱人上过北大陈受颐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下来连古埃及多少王朝还没讲完。我记得冯友兰在回忆录里说,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有位老先生讲中国古代哲学史,结果半年只讲到《周易》,连诸子百家都没涉及。可见当年的老师讲课多么随意,但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不必照本宣科。

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成了播音员,而且还没有播音员抑扬顿挫有味道,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比如学习历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等,每本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而老师的作用正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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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才十九岁,教政治学概论的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师周世逑,第一节课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他问:“什么叫政治学?”政治学就是研究政治的学问,这是当然的了。那么,什么叫政治?孙中山有个经典定义:“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是官方的经典定义。可我们那老师一上来就说:“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登记你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怎么敢这么说?比如现在,谁敢说马克思的定义是完全错误的?我想没人敢这么说。不过,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出来的。

当然,联大里也有老师是非常系统的教科书式的讲法,比如皮名举先生教的西洋近代史。皮名举是清末经学大师皮锡瑞的孙子,讲课非常系统、非常有条理。比如今天讲维也纳会议,那么整堂课就是维也纳会议,虽然有时也谈些闲话,但并不扯远。皮先生有个特点,每堂课只讲一个题目,而且恰好能在下课时把这个题目讲完,据说以前只有蒋廷黻能做到这一点。后来我教课的时候也想学着做,可是非常失败。因为总免不了要多说两句,或者少说两句,不能那么恰好在五十分钟内讲完,我没那个本事。另外,上皮先生的课必须交作业,像我们中学的时候一样,可是他留的那作业我到现在都觉得非常之好:画地图。近代史从1815年拿破仑失败以后的维也纳会议,一直讲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好一百年。一个学期要求画六张欧洲政治地图,那么一个学年就得画十二张。当然我们也是照着书上现成的抄,不过我觉得,这确实太有用了。以前我们对政治地图重新划分没有地理上的具体印象,但画过一遍之后,脑子就非常清楚明白了。包括中国史也应该是这样,可是除了皮先生,没有别的老师再要求过。

西南联大八年毕业的学生有多少人(何兆武忆西南联大求学经历)(3)

少年时期的何兆武。

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得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开反对。记得有一次数学系考试,有个同学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可是数学系主任杨武之先生认为他做错了。这个同学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杨武之,把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认为自己的没有错。后来杨武之很不好意思,好像还辞掉了系主任的位子,或者请了一年病假,这是今天不能想象的了。

再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的另一面绝口不谈。我承认传统文化里确实有好东西,但并不像他讲的那么非常之好。人无完人,总有优点、缺点,文化也没有完美的,也有它很黑暗、很落后、很腐败的部分,比如血统论。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时候,要写三代履历,曾祖父、祖父、父亲必须三代清白。“王八戏子吹鼓手”,妓院的、唱戏的、搞演奏的都是贱民,凡这类出身的人都不准进入考场。这是传统文化里腐朽的部分,可是钱先生好像并没有正视它,讲的全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美好的部分,以为这才是中国命脉的寄托所在,这是他的局限。另外,钱先生是旧学出身,对世界史,特别是对近代世界的知识了解不够。可是在我看来,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参与了世界,而且不参与不行,也得硬把你拉进来。这时候,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近代化,与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闭关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开放,包括我们的思想认识,要有世界的眼光。钱先生对于这些似乎关注得不太够,也是他的欠缺——这是对前辈的妄论了。不过我以为,学术上不应该论资排辈,不然学生只局限在老师的圈子里,一代不如一代,那就没有进步了。

西南联大八年毕业的学生有多少人(何兆武忆西南联大求学经历)(4)

《国史大纲》,钱穆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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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几件小事。逻辑学那时候是必修,我上的是金岳霖先生的课。金先生讲得挺投入,不过我对逻辑一窍不通,虽然上了一年,也不知道学的是什么东西。只记得有一个湖北的同学,年纪很大了,课上总跟金先生辩论,来不来就说:“啊,金先生,您讲的是……”我们没那个水平,只能听他们两个人辩。我觉得这样挺好,有个学术气氛,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思想。如果什么都得听老师的,老师的话跟训令一样,那就不是学术了。还有一个理学院的同学,姓熊,他对所有物理学家的理论都不赞成,认为什么都是错的。周培源先生那时候教力学,这位熊同学每次一下课就跟周先生辩。周先生老骂他,说:“你根本就没懂!你连基本概念都没弄通!”可是这位同学总不依不饶,周围还有很多人在听。因为我们下一堂课就在理学院边上,每次路过都看见他们站在院子里辩,都成南区教室的一景了。

同学之间也经常讨论,一则学校小,几乎天天见面。二则非常穷,吃喝玩乐的事情都做不了,一切娱乐都与我们无关。三则战争时期,大家都是背井离乡,一天到晚待在校园里,所以唯一的乐趣就是聊天了。物理系的郑林生和我中学就是同学,后来住一个宿舍,那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了。郑林生曾经批评我说,对近代科学不了解是我的一大缺欠。有时他跟我谈一些物理学对宇宙的看法,特别是认识论,记得有一次说起法拉第。法拉第学徒出身,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所以不懂高等数学,这对于学物理的人来讲是致命伤。可是他发明了磁力线,用另外的方式表述电磁现象,后来成为电学之父。这次谈话使我深受启发,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表述,不必非得用原来的模式。比如过去讲历史都讲正统,讲仁义道德,但这只是理解历史的一个层面,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亚里士多德说过:“诗人可能比历史学家更真实,因为他们能够看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处。”所以有时我想,或许艺术家、文学家对于历史的理解要比历史学家深刻得多。古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如果你不理解人心,而只是知道一个人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吃饭,并不等于了解他。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止步于专业的历史事件,没有能够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知道得再多,也不意味着他就懂得了历史。我的许多想法就是在和同学们一次次的交谈中得到启发,有些甚至伴我一生。

口述|何兆武

执笔|文靖

摘编|李永博 张进

导语校对|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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