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立即实施疯狂的大屠杀，持续40多天。然而，在南京城内外尸横遍野之时，当时中国的新闻媒体，除了日占区外，包括抗战地区武汉、重庆、延安、广州、昆明等地，以及上海租界、香港的，在开始约十天中，却几乎都没有南京大屠杀的任何报道。二战以后，日本右翼人士正是抓住了这一现象，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客观事实，向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提出了学术挑战。曾担任过指挥日军进攻南京与大屠杀的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在《虚构的“南京大屠杀”》中说：当时中国的“杂志、报纸和报告里，都详细地讲述了（南京）战况和被害情况。但是，无论怎么找，上面都没写存在南京大屠杀一事”。
《救國時報》于1938年1月10日刊登題為《日寇的殘殺姦淫，絕滅人性！》的報道
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呢？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的新闻媒体，包括通讯社、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等，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因而在报道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时，确实滞后了多天，但这是因各种客观原因造成的。中国新闻媒体排除万难，终于获得南京真相，以极大的悲愤，迅速将这惨案加以报道与揭露、控诉，在中国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深远的影响。
南京沦陷前后中国媒体发生变动
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前后，中国各地的新闻媒体经历了严重的战争灾难，影响了对南京大屠杀及时、准确的报道与传播。
首先是南京的中国各新闻媒体，因战火的迫近全部停刊迁移，记者多数撤离南京。11月30日，国民政府机关报《中央日报》出版停刊号，第二日即12月1日，该报停刊。11月底，国民政府的中央通讯社总部、中央广播电台都撤离南京。影响很大的民营报刊《新民报》于11月28日停刊。
南京的其他民办报纸，如龚德柏主持的《救国日报》，以及《中国日报》《朝报》《南京晚报》《南京人报》等，也都在这期间停刊转移，撤离南京。
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立即对南京实施了长时期的新闻封锁。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南京没有也不可能有中国的新闻媒体对南京大屠杀作任何形式的报道。
其次，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后，设在上海租界的华商报社遭到日军当局的压迫，或被迫停刊和转移，或被迫接受日方的新闻检查，因而都无法及时获得与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12月13日，上海日军当局在上海南京路哈同大楼设立新闻检查所，并通过英、法租界当局，通知设在租界仍继续出版的各华商报社，从12月15日起，必须在每天报纸出版前，将所有的新闻与广告稿送该所检查。设在上海租界的各华商报社接到英、法租界当局转来的上海日军当局的这份通知后，于当日立即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至深夜，结果是：《申报》《大公报》沪版等决定停刊；《新闻报》《时报》《大晚报》等决定接受日方检查，继续出版，以让上海的中国人能够继续有中国报纸可看。但因不得不接受日方的检查，就不能刊登任何于日军不利的消息。因此，当日军占领南京并立即实施大屠杀时，上海租界的各华商报社就不可能对之作出及时、详尽的报道。
再次，1937年12月中旬以后，中国多家新闻媒体的主要阵地转移到中国的抗战新中心武汉、重庆，以及抗战后方的长沙、昆明与香港等地，承担起抗战宣传主力军的作用。但这些报刊或广播电台，刚刚搬迁，仓促上马，自身的采访条件与通讯设备都十分落后艰苦，再加上这些新闻媒体都是地处中、日两军交战战线的后方城市，不仅远离南京，而且隔着炮火连天的战线，因此很难采访与及时报道沦陷后的南京的最新消息，所以直到12月22日以前，即在南京大屠杀发生约10天之内，基本没有发表与刊登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任何报道。
综上所述，在南京沦陷与日军大屠杀发生前后，中国新闻媒体发生重要的变动，使得中国各地的新闻传媒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在开始阶段，遭遇了严重的困难。
日军严密封锁信息
中国新闻媒体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还因日军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而遭遇更加严重的困难。
早在日军进攻上海与轰炸南京期间，日方当局就对封锁南京作了种种准备。从1937年9月至12月初，日本当局通过外交途径，多次通告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要求他们从南京撤走一切外交人员与外侨，包括西方新闻记者。在日军战火的逼迫下，原驻南京的各国外交人员与外侨，包括西方新闻记者，大多先后撤离南京，避往武汉、上海或香港等地。到12月8日，当日军迫近南京城下、准备发动总攻击时，日方当局再次通告各国驻南京使、领馆，要求立即撤出仍然留驻南京的一切外交人员与外侨，包括西方记者。
因此，当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实施血腥大屠杀时，南京城只留下了20多位西方侨民，冒着生命危险设立“安全区”，救护中国难民；另有5名西方新闻记者，也留了下来，进行观察、采访与报道，他们是：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司迪尔（Archibald Trojan Steele），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德丁（Frank Tillman Durdin），美国派拉蒙新闻电影社的摄影记者阿瑟·B·门肯(Arthur B. Menken)，英国路透社记者莱斯利 C．史密斯(Leslie C.Smith)，美联社记者查尔斯·叶兹·麦克丹尼尔(Charles Yates Mcdaniel)。
在日军攻占南京后，开始有计划的大屠杀的同时，也开始了有计划的新闻封锁。首先，日军当局下令切断了南京与外界的所有电讯联系。南京再也传不出任何电讯，外界也不能得到南京的任何消息。其次，日军当局下令严禁一切中外人员，进出南京。那5位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进行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目睹了日军对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与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疯狂屠杀的惨烈景象，都被震惊了。他们以记者的职业本能记录下这些血淋淋的事实。
但是当时的南京已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电讯机构与设备。南京与外界的一切电讯联系都已被日军切断。这5位西方记者要将他们目睹或采访记述的日军暴行迅速报道出去，只能前往上海。1937年12月14日，最为年轻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驱车离开南京，但是他的车到了南京以东约50公里的句容，即被当地日军挡了回来。
后经交涉，日方出于某种考虑，允许德丁、司迪尔、门肯、史密斯4位西方记者于12月15日乘美国“瓦胡”号炮舰，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这艘“瓦胡”号炮舰是因到南京来救护被日本战机击沉的美国炮艇“帕奈号”上的受伤官兵，而从上海驶抵南京的。而麦克丹尼尔则是在12月16日，乘日军的驱逐舰“津贺号”离开南京前往上海。
对中外人员进出南京的严厉封锁一直延续了一个多月。到1938年1月下旬，日军才允许个别西方侨民经审查批准，得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
最后，日军当局指挥日军对南京当地的中国新闻媒体机构进行彻底的扫荡，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京城内没有一家报社能够正常出版，没有一个中国新闻工作者能够正常工作。正如1938年1月31日武汉《大公报》（汉口版）刊登的社评《春节念受难同胞》所说：京（南京）沪、沪杭间，交通全阻断，消息全封锁，就是住在上海租界中的人，至今不能到南市。现在只有靠各地逃难出来的孑遗之民与外国人，辗转报告。所以现在知道的事实，还不能到万分一，或千分一。
因此，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南京成了被封闭的城市。在这时，有关南京失守后的情况，全世界所能得到的，只能是经过日本当局严格审查过，由日本新闻传媒发出的消息。
12月22日中国媒体才获得消息
据笔者查阅，直到1937年12月22日，中国新闻媒体才得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准确的信息。
1937年12月15日、16日，战时留驻南京、目睹日军占领南京后立即实施血腥大屠杀的5位美、英记者，得以先后从血城南京出走，前往上海。
首先是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司迪尔，以自己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事实，写成关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新闻电讯稿《日军杀人盈万》(Japanese Troops klii Thousands)，通过“瓦胡号”炮舰上的电讯设备发往美国，于12月15日在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上发表。这是世界上公开刊出的第一篇详细地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
接着，《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也于1937年12月18日在该报上发表了他写的报道，题为《所有俘虏均遭屠杀》（ALL CAPTIVES SLAIN）。由于《纽约时报》的巨大影响，而且德丁在报道中第一次使用了“南京大规模的暴行”（wholesale atrocities and vandalism at Nanking）一词，因此，这篇报道引起了世界舆论更强烈、更巨大的震动。
从南京出走的其他3位美、英记者也都迅速发表了他们关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报道。
接着，《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本德也从上海连续发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讯报道，刊登在《纽约时报》的重要版面上。
这些美、英记者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报道，迅速传遍了全世界，在12月20日以后，被上海租界由英、美人士开办的英文报刊“洋商报”转载。这是中国地区的新闻报刊首次较详细而具体报道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
中国各新闻传媒的从业人员立即被这空前未有的巨大惨案加以报道与揭露、控诉。
中央社记者在12月22日得知南京日军暴行的当日，立即根据《大美晚报》英文版该日刊登的文章内容，从香港首次发出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有组织的劫掠、强奸、屠杀的电讯报道。这则署名“中央社香港分社”发出的报道写道：
[中央社香港二十二日电] 据沪杭讯，此间英文《大美晚报》云，日军占据南京时，某某外国人曾在场目击其事。日军入城，听任军队从事有组织的劫掠，并任意强奸妇女，继复大肆屠杀，四日中被杀者约五万人。日军并侵入难民区，而将所有壮丁借口谓系中国士兵，悉数加以枪决，目前尸骸，堆积如山云。
这是中国新闻媒体首次发出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较详细而具体的报道。
第二天，12月23日，处在战线后方的中国抗战地区各报，立即刊登了上述中央社的报道。从此开始，中国的新闻媒体连续多日对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作了更多、更详尽的报道与揭露。（经盛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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