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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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滘，又作大王滘、大王漖，是清至民国时期广州城南有名的地域和水道名称，历史档案文献和古旧地图上屡见其名，但所指往往颇有不同。兹据相关资料，对此一问题略作论述，以就正于各方。
一、大黄滘的具体方位及其
为东塱取代的原因
大黄滘之地名，现今通行的广州市或广东省地图（册）多不见著录，有关地名志中也无记载。但在清代、民国古旧图中则有所反映。如现藏大连图书馆、成图不早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广东沿海图》长卷彩色地图中，芳村正南、东塱正东、白鹤洞东北、上滘西北方向的陆地上就标有“大黄滘”之地名，其地约在今广州城西南之荔湾区鹤洞立交迤南东塱的一带；现藏广东省档案馆的清宣统二年（1910年）编制的《广州省城图》中，沙涌东南方向、珠江南水道（今亦称珠江后航道）西岸则标有“大黄地”之地名，估计所指为一地。粤语黄、王读音不分，所以有的地图中也作“大王滘”，如现藏中山图书馆的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由陈照南、陈乐熙编制的《广东省城全图（陈氏书院地图）》，以及在清嘉庆二十年至同治五年（1815—1866年）官方绘制的《广东省图》之《番禺县图》中，就是如此。
“滘”为地名用字，又写作“漖”，普通话读作jiào，广州话读作gao3[教]，念第3调（中入）。有字典上说，用此字作地名的“都在广东省”。此说恐不太确当，因为另据有关研究，带“滘”字的地名虽然主要分布于广东省（据统计全省带滘字的地名有269处），但是“广西也有少量分布”。实际上，“滘”为粤方言地名用字，但是由于人口迁移和政区变化等方面的原因，粤方言区却不限于今广东省，今广西部分地区有带“滘”字的地名也就不足为奇。至于“滘”字作为地名通名之起源及其含义，有学者解释说：“滘字地名出现最早在元代。清屈大均《广东新语》释：‘二水相通处曰滘’。”据元人陈大震《大德南海志》，广州横水渡中有南海县的叠滘渡和南津沙滘渡，番禺县的横滘渡，可证元代广州地区已有带滘字地名，且与渡口有关；至于“二水相通处曰滘”之说，则是屈大均释广州土言。但是也有学者解释：滘字“意指分支的河道。水边的村庄常称滘。”另有学者解释：“水沟曰滘（也写作漖），广东不少地区有此类地名，但不及珠江三角洲常见。”笔者认为，大黄滘或大王滘既在珠江南水道之西岸，又在珠江南水道一条大致呈东北—西南流向的分支水道（详参后文）之西北岸，也可说是“两水相通处”，其地至少在清代中期就已形成聚落，所以上述诸说都可以解释得通。
作为地域名称的大黄滘或大王滘现今已为东塱一名所取代。塱，又写作㙟，普通话读作lǎng，广州话读作long5[朗]，念第5调（阳上），也是粤方言的地名专用字，据有关统计研究，“广东带塱字地名达1088处，广西也有151处，香港也可见到。带塱字的村落多在水边地势较平、较低的地带”。也有学者认为“冲积平原或水网沼泽地称为（塱）。珠江三角洲、西江沿岸和粤西一些小河入海口地区多此类地名”。原广州市芳村区（今已并于荔湾区）政府东南之东塱，在珠江南水道西岸，隔河与海珠区南石头相望，北与广州造船厂相连，属东漖镇，据说“南宋建村，因地势稍低（俗称塱地）且位于崇文二十四乡之东，故名东塱”。但是笔者注意到，在现藏大连图书馆、成图不早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广东沿海图》长卷彩色地图中，东塱与大黄滘皆有标绘，其中大黄滘在东，近临珠江南水道，而其西面的东塱则距珠江南水道较远；而在现藏中山图书馆的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由陈照南、陈乐熙编制的《广东省城全图（陈氏书院地图）》中，东塱与大王滘皆在珠江南水道之西侧，两者呈南北关系，大王滘在南，与珠江南水道东岸的南石头隔河相对。这就说明，至少在晚清时期，大黄滘与东塱虽然紧密相邻，但各有所指的地域范围。今大黄滘一名为东塱所取代，估计与大黄滘水道（参后文）水路交通功能的衰落以及当地的地理环境变迁有很大的关系。
二、“大黄滘”水道及其与广州至
澳门的内河水道的关系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广东省城全图（陈氏书院地图）》（包括该图中的附图“近省城城分图”）中，东塱南面的“大王滘”之南还绘有一条较细的水道，亦叫作“大王滘”。这条水道大致呈东北—西南流向，勾通于“大王滘”东面略呈西北—东南流向的珠江（即珠江南水道）和正南方向大致呈东西流向的东平水道（现今也有地图同样标注为“珠江”）之间。“大王滘”水道，在现藏中山图书馆、1920年广东陆军测量局编制的《广州市图》，以及在现藏广州市档案馆的由广东陆军测量局测绘、1929年制版的《广州市图幅联合表》第十幅《广州市图》中也有清晰的标绘，惟水道名称作“大王漖”。另外，在成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以后、由清代兵部七品京官程鹏所绘的《沿海七省口岸险要图》之《广州口图上》，现藏广东省图书馆、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广州石经堂承印出版的《广东舆地全图》之《番禺县图》，现藏广州市档案馆的由广东陆军测量局测绘、1929年制版的《广州市图幅联合表》第五幅《广州市图》，现藏广州市档案馆、由广州市政府于1932年公布的《广州市道路系统图》，现藏广州市档案馆、广州市土地局1933年编制的《广州市区域图》，现藏广州市档案馆、1935年广东陆地测量局依据1913年二十万分之一图缩绘的《（实测缩绘）广州市图》，现藏广州市档案馆、1938年日本名所图绘社印刷的《最新广州详图》，现藏广州市档案馆、广州市土地局1945年补编的《广州市区域图》等古旧地图中，也绘有这条水道，但均无“大王滘”或“大王漖”之文字注记。
在《广东省城全图（陈氏书院地图）》中，“大王滘”一带标注有“炮台”二字，其东的珠江南水道中的小岛上也标有“炮台”，小岛之东面，即珠江南水道东岸的南石头之北，同样也有标“炮台”。结合《广东水师营兵驻防图》来看，此三个炮台应该就是“大王滘西台”、“大王滘正台”和“大王滘东台”，“大王滘正台”与“大王滘西台”之间为“西口”，“大王滘东台”之间为“东口”。不过，如果细心对勘相关古旧地图，还可以发现，在程鹏所绘的《沿海七省口岸险要图》之《广州口图上》中，大王滘西台、大王滘正台和大王滘东台的位置分别被标注为“马口”、“砲台”和“马口砲台”，其中“马口砲台”之“马口”两字紧密横排，极易使人误读为“嗎”字。这就告诉我们，所谓“大王滘”或“大黄滘”，又被人称作“马口”，显示这个地方在当时可能是港口码头所在。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地图上，马口南面的水道未标注名称，从位置来看，就是《广东省城全图（陈氏书院地图）》和《广州市图幅联合表》第十幅《广州市图》中的“大王滘”水道，但后两图中的“大王滘”水道南端止于南面之东西向的东平水道，而此图中则在东平水道的南侧却绘有一条南北流向水道，与东平水道北岸的南北向水道（即“大王滘”水道）隔江相对，并清楚标注有“马口溪”三字。此“马口溪”向南与东侧来水“哈密而登溪”合流而至于陈村东面之钱敦。所谓“哈密而登溪”，从相对位置上分析，大概就是《广东舆地全图》之《番禺县图》上的“黎西園”，亦即今陈村水道之北段。笔者注意到，《沿海七省口岸险要图》之《广州口图上》中标绘了不少其他地图上少见的地名，除“哈密而登溪”以外，还有“毕登洲”、“哈停登洲”、“贴力望冈”、“别尔加界”、“沙华弥山”等等，不一而足。其中“贴力望冈”大致就是今广州市番禺区北境小谷围岛（广州大学城所在地），该图在“贴力望冈”东部还标注有“美租界”、“法租界”字样。种种迹象表明，程鹏可能因为是京官，不熟悉广州情况，所绘《广州口图上》主要是依据洋人的地图，因而图中不少地名直接用了洋人的说法。以此推之，所谓“马口”和“马口溪”极有可能就是洋人对“大黄（王）滘”和“大黄（王）滘”水道的称谓。然则《广州口图上》中提供的信息的确不可低估，因为它暗示了“大黄（王）滘”水道南段以至陈村（《广东舆地全图》之《番禺县图》作“陈头”）的具体走向。
在《中国丛报》第17卷第8期（1848年8月）载赫德（M.Isidore Hedde）所著《沿“百老汇河”从广州至澳门的一次旅行——丝绸之乡顺德见闻》中提到：“在[虎门河道的]两边的许多炮台上，画有虎头以吓唬海盗。这段河道通常被来自澳门的葡萄牙快艇和来自北面和邻近的南澳、香港、伶仃洋等的帆船使用；但广州与澳洲、海南岛，所有与安南王国交界的中国沿海、东京（Tonkin）和交趾之间的当地贸易，通过内河水道进行；这条水道被当地人称为大黄滘，被英国人称为‘百老汇河’。”从相关各图中“大黄滘”地名与“大王滘”地名互见的情况来推测，《广东省城全图（陈氏书院地图）》和《广州市图幅联合表》的“大王滘”（“大王漖”）水道，应当就是赫德所说的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水道——“大黄滘”水道的入口水道。
“大黄（王）滘”南的“大黄（王）滘”水道不长，不是广州与澳门间内河水道的全部，甚至可以说只是这条内河水道系统的北段中的一部分，但却是由广州南下澳门的内河水道必经之水道，所以当地（可能主要是省城广州、番禺、南海两县）的人们才会以这条小水道的名称来概括广州与澳门间内河水道。至于“马口溪”之名称，如前文所说，大概只是洋人的叫法而已。建国后，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带来的环境变化，这条水道已演变为小河涌，无复航运之功能，但在现今的一些大比例地图仍有遗迹可寻。
三、大黄滘炮台群组与所谓
“大黄滘支河”问题
大黄滘一带在广州城南水路交通网络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所以清代建有炮台以资防守。今人有谓大黄滘炮台即南石头炮台，位置在珠江南水道南石头，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建，光绪六年（1880年）修，设有炮位16个。但依笔者的看法，设在南石头的炮台应该只是大黄（王）滘炮台群组的东炮台，而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始建的炮台只有珠江南水道中的炮台即正台。这可从当年十二月两广总督阮元的奏言中得知：“此次遍阅内港、外海炮台、兵房，俱为得力。惟内港大黄滘地方有大河一道，南通香山，东南通黄埔、虎门，为商船之所必经。若由大黄滘直抵省城，即可不由东南之猎德，是仅建猎德炮台，不足以严两路门户。臣阮元亲自相度大黄滘，有小石山，土名龟冈，四面皆水，堪以添建炮台。”
大黄滘东的龟冈，位于“大黄滘”水道北口之珠江南水道中，在其上建炮台不仅可以控扼来往于珠江南水道的船只，而且可以控扼“大黄滘”水道之交通，确实可收一举两得之效果。龟冈的炮台应为程鹏所绘的《沿海七省口岸险要图》之《广州口图上》中的大王滘正台，可是有的志书中却说为车歪炮台。按车歪炮台当即绥远炮台，道光十六年（1836年）建，在冼村以南江边，两者不在一地。
在清宣统二年（1910年）编制的《广州省城图》中，广州城西南方向，由白鹅潭南流的珠江水道中标绘有“水出虎门”字样。在现藏国家图书馆、19世纪西方人所刊之《广州省城图》上，海珠台以东珠江河道中标注有“此水路向东行到黄埔经狮子洋出虎门”字样，沙面南面珠江河道上标注有“此水路向南行至南石头各砲台绕东出四沙汎经狮子洋出虎门”字样，这表明由白鹅潭东南流的珠江水道（即珠江南水道或珠江后航道）与广州城南的珠江水道（即珠江前航道）一样，都是虎门航道的内河航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广州南到澳门的内河水道的起始部分，无疑也是利用了这段珠江水道，但是在大黄（王）滘炮台附近则改走“大黄（王）滘”水道，遂后辗转其它水道，以达于澳门。“大黄（王）滘”正处于广州城南珠江内河航道网的一个核心位置，有船舶由澳门北上经内河水道至广州，需要经过“大黄（王）滘”，即使经由虎门航道北上经过黄埔至广州，也可以取道“大黄（王）滘”一带的珠江南水道，这也正是清朝在这里设置有一组炮台的主要原因。
“大黄（王）滘”炮台有时简称“大黄（王）炮台”。嘉庆二十三年四月初六日（1818年5月10日）《两广总督阮元密奏预防英吉利事宜折》：“查广东省城切近海口，距澳门外洋水程三百余里，距虎门沙角水程一百余里。沙角以外为外洋，虎门以内为内洋。自虎门至黄埔皆系深水，自黄埔至省城渐入浅水。其间以沙角炮台为第一重门户，镇远横档台为第二重门户，大虎炮台为第三重门户，省东之猎德，省西之大黄炮台为第四重门户，再进为省城外东西炮台，系附郭之地，西门外十三洋行即洋商与夷人交易处所。”值得注意的是，可能是由于“大黄（王）滘”炮台是由三个炮台组成，西炮台设在“大黄（王）滘”，正炮台在其东侧的珠江南水道中的小岛上，而东炮台则已建筑在珠江东岸的河南洲上的南石头一带，所以“大黄（王）滘”之地名随之也由珠江南水道之西岸扩展到了东岸。1920年广东陆军测量局编制的《广州市图》在珠江南水道西侧标绘有“大王漖”水道，而在东岸标注有“大王砲台”，就很能说明问题。另据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1841年3月17日）《杨芳奏报英船驶入芙蓉沙等事折》：“查逆夷兵船，自闯过乌涌，即于二沙尾、大黄滘两路，分投游奕，欲进省河。经奴才查看大黄滘退后五里之凤凰冈，系属顶冲要隘，约可容兵千名阻截入省河道，事以奏明。······一切布置甫于二月二十三日稍经就绪，果于二十四日未刻，即有逆夷来驾大兵船二只、火轮船一只、三板船十数只，冲过大黄滘废营，直欲闯进省河，将拦河竹排，垒用大炮轰打，更炮击营垒，断树掀囊，飞砂四起。”凤凰冈在珠江南水道东岸，杨芳既说“大黄滘退后五里之凤凰冈”，可见所说“大黄滘”其实是当已包括南石头一带在内。正因如此，附近的珠江南水道也被时人称为“大黄（王）滘支河”。道光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1838年8月15日）《广州将军德克金布等奏报筹办堵逐英国巡船现在候风开行折》：“所有虎门以内进省水路，如扼要之黄埔、中流、沙乌涌、大黄滘以及两岸陆路各要隘”，所说“大黄滘”指的就是“大黄（王）滘”一带珠江南水道。这也可从道光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1841年4月13日）《杨芳奏为谢恩事折》所述情形得到证明。据杨芳称：“现在汉奸渐次解散，逆船亦退出省河，除大黄滘湾泊逆船大小十数只外，据虎门、香山、澳门等处禀报：沙角泊有三枝桅大兵船一只、两枝桅大三板一只；横档泊有三枝桅大兵船一只；永安泊有三枝桅大兵船三只；麻涌两枝桅兵船泊一只；大蚝头泊有三枝桅大兵船一只；黄埔泊有三枝桅大兵船一只；深井泊有三枝桅大兵船一只，各有因。该逆分泊无常，逆转迟留非常翼，与咪唎坚各国一例邀功于急切，待命之余，尚存游移突窥伺之迹。”这里所说的“大黄滘”泊有“大小十数只”英船，可见一定指的是珠江南水道，而不会是此水道西侧那条较细小的“大黄滘”水道。另据道光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34年9月15日）《两广总督卢坤等奏报英国兵船闯入内河筹办防堵并请严处疏防各将弁等情折》：“并查有大黄滘支河，亦系黄埔进省之路，该处设有炮台，先经派委参将卢必沅带领巡船二十余只在彼拦截。该处至省绕道较远，而河面宽阔，现用大木排堵塞河面，又于对河建设木闸，添委都司洪发科率领督标精锐兵五百名、督标水师兵一百名，运带抬炮及劈山威远大炮，以一百五十名防守炮台，三百五十名在木闸之内扎营策应，似此分路层层防堵，不特该夷兵船无从闯驶，即三板小船亦不能驶入省河。”看来被称为“大黄滘支河”的珠江南水道，较为迂远，不是由黄埔通省城广州之捷径水路，但因为河阔水深，有利于大型船只通行或停泊，故在当时也常为英国兵船入侵省城广州之要道。
来源：《岭南文史》2007年第4期
作者：吴宏岐
选稿：耿 曈
编辑：邹怡思
校对：耿 曈
审定：洪 珊
责编：周 辰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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