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算《新元史》和《清史稿》，那么比较一致的说法是“二十四史”，但是这二十四史能有一半可信度吗？其中哪一部更可信呢？这个还真不好评价。
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说法：编修时间越短的史书反而可信度更高，因为编修时间短的，主要是采用前朝档案史料，没有时间胡编乱造，也没有几任皇帝根据自己的喜好指使史官进行篡改。持这种说法的人，应该是比较相信明朝人编修的《元史》，比较不相信清人编纂的《明史》。清人修《明史》得到的八字评语是否准确，咱们慢慢来比较。而比较之下，我们似乎还能找出一位“修史第一帝”。
要是按照上面以编修时间的反比看可信度，那么《史记》有几分可信就值得商榷了，因为《史记》只是司马迁一家之言，那里面有很多类似演义小说的笔法，对两个人的密室谈话也都描写得如同在场旁观，其中也不乏自相矛盾之处，比如向刘邦投降的那个秦王子婴到底是二世胡亥的叔叔还是兄弟侄子，就有三种说法：“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秦始皇本纪》）”“高立二世兄子婴。（《六国年表》）”又长了一辈：“高（赵高）乃召始皇弟，授之玺。（《李斯列传》）”
另外《史记》对汉武帝刘彻、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都进行了很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对匈奴战争劳民伤财，却对每战必败的李广极力赞美，不但单列一传，在列传排序中也在卫青霍去病之前。而且统计数字也有出入：即使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各次战役杀敌数加起来，也大于司马迁总结的总和。
但是抛开司马迁各人恩怨不说，《史记》还是无愧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的，除了汉朝少数几个人的传记，都是司马迁实地调查研究呕心沥血编辑整理的结果，没有《史记》，我们要想了解上古之事，只能去看甲骨文和竹书记年、睡虎地竹简之类的零散资料了，而且看了也未必懂，所以要论史学贡献，司马迁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史记》也要比其他二十三史中的绝大部分要可信得多。
《史记》之后的《汉书》，跟《史记》相同的篇目，记载就跟《史记》差不多，包括《后汉书》《三国志》在内，基本都算史学家的个人行为，顶多有半官方性质，没有严格的审查，甚至可能也没有征求同僚意见，有些疏漏瑕疵，在所难免，我们是真的需要对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充满感激之情的。
咱们来看看这四本史书凭借一人之力，用了多长时间修完：《史记》，五十二万六千百余字，历时十四年；《汉书》，八十万余字，历时二十年；《后汉书》，近九十万字，历时十三年；《三国志》，近三十八万字，历时整整十年。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官方干预较少，作者顶多夹带了一点私货，而班固和范晔应该是一点个人感情都没有掺杂，所以《汉书》《后汉书》虽然文笔或许稍逊《史记》《三国志》，但可信度似乎要略胜一筹。
“前四史”之后的后二十史，编修基本都是官方行为，但是以正统自居的朝廷，都要为前朝修史。后晋石敬瑭（著名的儿皇帝）下令编写唐史，历时十五年，完成了长达二百万字的鸿篇巨制，并署上了“宰相”刘昫的名字。但是宋朝皇帝认为石敬瑭根本就不是什么正牌皇帝，无权为大唐修史，这才指派基本都是宰相级别的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历时十七年，重修了一百七十万字的唐史，这就是《旧唐书》与《新唐书》，但是笔者看来，虽然宋朝宰相们文采更好，但是怎么看《新唐书》，都像在洗《旧唐书》的稿——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们采用的都是唐朝各种官方档案和宫廷实录，大同小异在所难免。
唐太宗李世民是新旧两唐书中的重量级人物，他本人也比较喜欢修（改）史，在李世民父子执政期间，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宰执们累的够呛，因为他们除了处理繁忙的政务，好要按照皇帝的意见编修大量史书：《晋书》《隋书》《南史》《北史》《周书》《北齐书》《陈书》等七部史书纷纷问世，李世民似乎可以被称为“修史第一帝”。
其实这个修史第一帝是不需要加引号的，他顶多也就改了该唐高祖实录，唐朝编修的“七史”，不管怎么写，都不影响他的个人形象，他只会指示“求真务实”，而不会刻意修改，因为他是要“以史为鉴”的。这里说“七史”，有读者可能要提出反对意见：“明明是唐六史，怎么变成七个了？”这里请不要误会，您说的“唐六史”，应该是“唐太宗六史”，没算唐高宗显庆四年成书的《北史》。
《宋书》《南齐书》《梁书》《魏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不大引人注意，咱们略过不说（有时间咱们单开一篇再聊），还是来说说大家比较关注的元朝所修《宋史》《辽史》《金史》。
最不相信《宋史》的，就要数“秦桧的后人”了，因为那里面如实地记录了秦桧的通敌叛国行为和岳飞英勇抗金的英雄事迹，这就戳了一帮现代秦桧的肺管子：秦桧被骂得这么惨，我有钱那还敢往外国存？孩子怎么敢往外国送？于是他们编造出了“秦桧遗书”（编造者已经承认并公开致歉），千方百计把秦桧包装成“和平使者”。但是元朝丞相脱脱却不应该被这个黑锅：我同时主持编修宋辽金三国史书，就是以收缴来的三国档案为基础，有什么必要厚此薄彼拥宋贬金？他们都是被我朝灭掉的！
笔者有一些脱脱同族的朋友，那些人不管多有文化，都改不了两个特性：一、好喝酒，二、直性子。把后金篡改史实的帽子戴在元朝史官的头上，相当不合适。
元朝修史，实事求是，这样做也算好人好报——朱元璋命令正直到有些执拗的宋濂编修《元史》，可是下了一番工夫。为了保证史料详实，朱元璋还了二十人的专家考察团，专门去元大都（今京城）去实地调研收集档案。而且朱元璋还是个急性子，恨不得今天下令修史，明早宋濂就完成任务。于是老宋濂日夜赶工，仅仅用了六个月（188天）就完成了一百六十万字的《元史》。
有人说宋濂为了圆满完成任务，还耍了个花招：少些传记多些本纪，因为本纪记载的是皇帝的事儿，而皇帝的事儿都有元朝宫廷档案（实录）作为蓝本，相对于将相列传和各种表志，还是皇帝本纪更好写——，徐达对《明史》的编修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从元大都缴获的元十三朝实录和元朝《经世大典》，可是帮了宋濂大忙。于是《元史》有这样一个特点：帝王本纪字数最多。
因为编修仓促，留下了“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的差评，但是我们看《元史》，却越看越觉得可信，因为它虽然粗糙，却没有任何可以篡改的痕迹，元朝皇帝地记载，都从实录而来，流水账毕竟比报告文学可信。
至于清朝人修的《明史》，用一位史学家的八个字就能概括：“清修明史，雕琢太深。”这篡改史料的黑锅，还真不能由张廷玉一个人来背。
清朝皇帝有一种自卑心理，一开始是对明朝顶礼膜拜，康熙皇帝认为明朝“治隆唐宋，远迈汉唐”。于是《明史》说朱元璋治下的大明王朝“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到了花花公子乾隆那里，小辫子痼疾发作，狂得想日天，明朝又成了“无明君、无名将、无名士”，他们恨明朝皇帝本无来由，说明朝无明君，也并不影响清朝皇帝跟大臣争男人，也避免不了清朝皇帝死于不可说的隐疾。
老辫子小辫子说明朝无名将名士，这就不但是眼瞎而且心瞎了：徐达常遇春戚继光这些人驱除胡虏抵御外侮，整个清朝的“名将”绑到一块儿，也未必有他们中的一个能打；至于名士，咱们提一个名字就行了——王阳明……
清朝修《明史》，在顺治二年（1645年）就建了“明史馆”开工，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张廷玉才把最后定稿呈送乾隆皇帝，这期间不停变调，不停篡改，二百八十万字的《明史》，足足修了九十四年，这在号称“文化繁荣名士辈出、财大气粗无所不有”的清朝，真是难以想象。
但是清人修史，只顾着抹黑明朝君臣，却留下了巨大的疏漏，甚至还留下了张献忠“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这样的笑话。但就这样的笑话，还有小辫子瞪着眼睛强辩：“六亿就是六十万，你不懂古代计数规矩！”这就不是眼瞎而是心瞎了：“你那小辫子祖宗写的是六万万，可不是什么六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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