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动物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这个问题是生物学家、社会学家等无数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
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直立行走、器官差别，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使用工具、社会劳动？
似乎没有一个答案能够说服所有人，也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造物主告诉我们人类的由来。
不过我们能够肯定的一点是，比起原野奔跑的动物来讲，人类拥有更加丰富的情绪、更加深刻的思考、更加复杂的族群关系。
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推演，我们在时光的长河中搭建出了不同的人类文明，塑造着各地区千姿百态的文化差异。
但就在短暂的200年前，自诩为“高级动物”的欧洲人却做出了一件令人类文明蒙羞的恶行，而这次事件的受害者正是萨拉·巴特曼。
衣冠禽兽的欺骗在人类厚重的历史典籍中，18世纪是属于欧洲人的辉煌时刻，工业革命的汽笛吹响了他们向外扩张的号角，资本主导着人性的走向。
经过前一个世纪的殖民扩张，此时欧洲人的足迹已经走向了世界各处，即便是远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好望角，也无法逃过被奴役的魔爪。
这段历史是非洲最为惨痛的记忆，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血腥野蛮的印记，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非洲黑人来说，生存都是一种奢望。
1789年，好望角上的非洲黑人正经受着非人的折磨，尤其是沦为奴隶的黑人，更是如草芥般被肆意欺压。
非常不幸的是，萨拉·巴特曼就出生在了这一年，并且降生在了一个奴隶家庭当中。
在遭受欧洲殖民者侵略之前，巴特曼所生活的地方本来是科伊桑部落，世世代代依靠狩猎为生。
但在殖民者的枪炮声中，部落彻底灰飞烟灭，残存的部落居民也在瘟疫和饥饿的肆虐下所剩无几，幸存者全部沦为了殖民者的奴隶。
巴特曼的童年就是在一个荷兰农民的皮鞭下度过，在她的奴隶主眼中，自己根本不是人类，只是与人类相近的猿猴。
这样种族歧视的偏见，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当时欧洲对非洲黑人的统一意见。
因此，巴特曼所在部落的黑人，也被殖民者取了一个极具侮辱性的名称“霍屯督人”。
她们这个部落的女性，在身材样貌上具有极为鲜明的特征，部落男性对女子的审美，倾向于更加硕大的臀部以及更加健壮的臂膀。
这就导致这里的女性普遍体型更为高大，臀部比例也更加突出，而巴特曼的这项特征更是部落中最为明显的存在。
其实，这些特征并非是非洲大陆独有的产物，而是广泛存在于原始部落文明中的生殖崇拜。
但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这却是非洲黑人野蛮和落后的象征，并且说明了他们还是尚未进化完全的种族。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萨拉·巴特曼在自己奴隶主鄙夷的目光和凶残的殴打中，艰难谋生，遭受着无尽的屈辱。
但此时的她还并不知道，一年之后她所要经历的痛苦，要远远超过她前二十年所遭受的磨难。
而即将带给她无尽苦难的人，就是这个荷兰奴隶主的哥哥德里克和英国外科医生邓洛普。
1810年，这两个衣冠楚楚的欧洲人，来到了好望角这片原始的土地，郁郁葱葱的森林气息，冲刷着他们身上浓重的泥煤味道。
不过，比起这里清新的空气，这两人更加在意的却是荷兰奴隶主家中生活的一个奴隶，这个人正是萨拉·巴特曼。
从见到巴特曼第一眼开始，两人就发现了她身上独特的身份标识。
她夸张的臀部和奇特的身材比例，让两人嗅到了无限“商机”。
那时的欧洲人对非洲大陆并不了解，因此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皇室贵族都对非洲黑人有着强烈的好奇心。
两人希望能将巴特曼带回欧洲，在各地举办展览活动，进而取得不菲的回报，于是，一项邪恶的计划也由此展开。
他们非常清楚巴特曼的悲惨遭遇，自由和富足的生活，是这个奴隶最渴望得到的东西。
因此，两人对巴特曼编造了一个谎言，许诺将她带到欧洲后就给自由和财富。
善良且单纯的巴特曼，轻信了眼前这两个斯文败类，随同他们踏上了漂洋过海的旅途。
萨拉·巴特曼的人生，也从这一刻开始，彻底踏入了永无天日的万丈深渊。
丧心病狂的展览从踏上欧洲大陆的第一天开始，曾经被巴特曼视作恩人的两个欧洲人，立刻露出了他们凶恶的爪牙。
这两个欧洲人曾经为了欺骗她，所伪装出的和蔼慈祥，瞬间变为了严厉的训斥和暴力的殴打。
他们如同巴特曼当初的奴隶主一样，用对待动物的方式对待她，粗暴程度甚至远超从前。
巴特曼被关在了一个兽笼当中，像喂食动物一样，给她投喂极少的饭菜，像看待怪物一样对她指指点点。
经过几天的适应后，这两个欧洲人将关押巴特曼的兽笼，带到了伦敦皮卡迪利广场，并且扒光了她几乎所有的衣物。
在距离地面几米的高台上，萨拉·巴特曼仅能用一个手帕来遮蔽敏感部位，其余身体全部暴露在了众目睽睽之下。
这两个欧洲人像介绍野生动物一般，向其他围观人群介绍着巴特曼的信息，在这些人看来，巴特曼与猿猴没有什么差别。
为了吸引更多参观人群，获得更多的门票收益，这两个人以巴特曼的身材结构为噱头，不断向外宣传这项展览活动。
很快，巴特曼的名字传遍了整个伦敦，也引起了许多贵族富豪好奇的目光。
在那些达官贵人齐聚一堂的宴会上，巴特曼如同一件奇特的展览物品，任由他们近距离观察，不断发出奇怪的惊叹和笑声。
没有人在意巴特曼的感受，更没有人觉得自己的行为，比最原始的野兽还要野蛮。
在这些人的眼中，巴特曼存在的意义便是如同动物园中的猴子般任人观赏，如同案板上的猪羊般任人宰割。
在许多展览中，巴特曼不仅会被围观人群注视，还会有个别人上来对她动手动脚，而她却不敢做任何反抗。
因为如果她不听从这两个欧洲人的号令，展览结束之后，她就会受到两人凶狠的毒打。
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巴特曼一直生活在狭小的兽笼之中，如同动物般被运往各地巡回展出。
比起巴特曼所经历的痛苦，这两个欧洲人更在意的是自己钱包的薄厚，他们榨取着这个非洲人的尊严，换来了自己金钱的累积。
不过，随着媒体报纸的报道和展览的频繁举行，英国人对萨拉·巴特曼的好奇也逐渐消失，两人的门票收入大不如前。
为了榨干巴特曼身上最后的价值，德里克将她带到了海峡对岸的另一个国家——法国。
在那个通讯技术还不发达的年代，虽然英国人已经对巴特曼并不陌生，但法国人却不了解她的情况。
德里克故技重施，成功赚到了一笔不小的财富，不过在他看来，巴特曼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于是将她卖给了一名动物驯养人员。
在这些欧洲人的眼中，巴特曼这样的非洲黑人与动物没有差别，根本无法得到任何关于人的待遇。
来到了新的地方，巴特曼的生活状况并没有丝毫改变，甚至变得更加恶劣。
动物饲养员为了管理方便，将巴特曼和动物关在一起，一同去各地进行表演和展览。
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巴特曼几乎跑遍了法国所有城市，不断受到形形色色观众的注视，一次次忍受着尊严的丧失。
每天关押在动物园的牢笼之中，又不断承受颠沛流离的舟车劳顿，这样的超高负荷折磨，终于榨干了巴特曼的生命力量。
几个月后，巴特曼倒在了冰冷的兽笼中，再也没有力气支撑自己残存的虚弱身躯。
对于巴特曼来说，死亡可能更像是一种解脱，比起终日暴露在外人的“视奸”下，魂归天国至少能免除一些人间的苦难。
但巴特曼并不知道，人类的邪恶与阴暗能够抵达怎样的程度，死亡不但没能给她带来安宁，反而让她继续经受着两百年的羞辱。
违背人性的实验萨拉·巴特曼去世之后，法国科学研究会便以极低的价格，将她带到了实验室当中。
在当时的科学界，学者对于人类的起源问题探讨不休，其中由达尔文“进化论”衍生出的“猿变人”理论最具可信度。
但这种说法也并非没有漏洞，许多学者对此深表怀疑，但也有一部分学者不愿接受的原因，是在于他们烙印在内心深处的种族歧视。
在那个欧洲人征讨世界的年代，欧洲白人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无比歧视其他肤色的人种，尤其是非洲大陆生活的黑人。
从16世纪起，欧洲国家就将非洲黑人视为“动物”和“货物”，进行着惨无人道的“三角贸易”。
这场充斥着鲜血、暴力、屠杀的人间惨剧，一直维持了长达几百年的时间，敲碎了非洲大陆的脊梁。
因此，这些自诩“高贵”的白人，并不愿意承认自己与非洲黑人同属一脉，更不愿承认自己曾经与他们一样，由生物进化发展而来。
当时在国际上知名的解刨学家乔治·居维叶，就是这样一个极具种族主义色彩的学者。
而他将巴特曼带回实验室，也只是为了进行两项研究：人体臀部是由脂肪还是骨骼构成？萨拉·巴特曼是人类还是动物？
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死者为大，一个人的死亡意味着和世界的告别，她的躯体虽然没有了呼吸，但也应当得到妥善的处理。
但巴特曼显然没有机会做出自己的选择，在这个解刨学家的手术刀下，她的遗体被分割成了无数标本样品。
为了证明原始居民更偏向“动物”而不是人类，解刨学家特别对巴特曼的臀部和生殖器进行了研究。
最终，这个解刨学家在学术会议中，发表了自己的研究论文，他以萨拉·巴特曼的生殖器为案例，说明“霍屯督人”只是未开化的动物。
研究发表之后，解刨学家将巴特曼的头盖骨、臀部等多个器官制作成了防腐标本，存在放在了自己的玻璃橱窗之中。
与此同时，他也向外界开放了自己的“研究样本”，任何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来这里免费观看。
在尚未离世前，巴特曼是被奴役展览的“动物”，离世之后，她又被迫成为了无辜的实验样本，继续任人参观。
没有任何人记录过巴特曼的情绪，也没有任何人关注过她的生活，所有报道过她的报纸上，都以极为蔑视的态度对待她的生命。
死亡结束了巴特曼25年的肉体折磨，而违背人性的“科学”，却将她的痛苦持续到了两百年的长度。
之所以这位解刨学家锲而不舍地想要研究非洲黑人，并不是出于科学的态度，而只是为了证明人种的高低贵贱，自身存在的无比优越。
当巴特曼残破的遗体摆放在玻璃橱窗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科学的进步，而是属于那个时代人类的悲哀。
百年漂泊的归来时间的车轮飞速向前，巴特曼的事情如同沧海一粟般，被遗忘在了车尾的滚滚烟尘之中，很少被人再度提及。
但历史的印记不会凭空消失，非洲大陆上的黑人也不会忘记那段惨痛的鲜血教训。
1974年，一些非洲民众和国际人权组织同时对法国人类博物馆提出抗议，要求结束萨拉·巴特曼的遗体展览。
随后，公众舆论的声音也开始不断响起，迫于多方压力，法国人类博物馆最终撤掉了巴特曼的遗体标本。
而这距离巴特曼的离世，已经度过了长达100多年的时间。
对于非洲人而言，巴特曼的存在像是一个时代的悲惨记忆，而将她的遗体带回祖国，则是黑人复兴运动的伟大标签。
从那时开始，非洲国家和人民就不断在国际社会中提出意见，要求将萨拉·巴特曼带回祖国安葬。
但当这些态度提出后，法国人类博物馆却并没有给予及时的回复，因为在他们心里，萨拉·巴特曼属于“人”的身份还没有被承认。
在全球诸多人类博物馆中，存放着种族各异的人类骨骼，如果萨拉·巴特曼重新安葬，那么木乃伊、其他防腐处理的遗体应当如何处置？
这个问题不仅让法国人类博物馆陷入了两难境地，也在民众和媒体舆论中展开了反复讨论。
有人认为巴特曼是出生于近代的人类，不应该和原始人相比较，将她送回南非是最好的处理方法。
也有人认为她虽然出生在近代，但也是原始部落中的一员，没必要在两百年后的今天为她“破例”。
但所有人几乎都忽视了一点，萨拉·巴特曼拥有自己的名字、身份、故事，无论她出生于何处，她都是一个人，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
几十年的讨论中，非洲人民没有放弃过将巴特曼带回家乡的努力，而隶属于南非政府的好望角居民，更从未改变过自己的态度。
随着曼德拉成功当选南非总统，南非国内黑人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而巴特曼回家的事情也变得更加重要。
经过南非政府与法国政府长达7年的外交谈判，萨拉·巴特曼回家的事情终于成为了现实。
2002年8月8日，这个漂泊海外近两百年的好望角女孩，终于在南非黑人的帮助下，回到了自己怀念的故土。
8月9日是南非的“妇女节”，萨拉·巴特曼的葬礼也选择在这一天举行，地点就在她曾经生活过的家乡。
数万名南非民众来到现场参加这场特殊的“葬礼”，伴随着南非国歌的响起，“南非维纳斯”沉睡在了她魂牵梦绕的土地。
萨拉·巴特曼的回家，不仅仅代表着她一个人悲惨事件的结束，更向世界传递着非洲黑人的声音。
在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盛行的至暗时刻，巴特曼不过是无数非洲黑人悲惨命运的缩影。
那些被奴隶贸易押往狭小船舱的非洲黑人，那些被埋葬在世界各地的无名枯骨，随着巴特曼的回家，终于得到了些许安慰。
萨拉·巴特曼像是警钟一般，让那些恶人铭记自己犯下的罪行，提醒着我们：人与动物最大的差别，在于难能可贵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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