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猫》：知识分子的“落语”
长篇小说《我是猫》是夏目漱石的小说处女作。1905年1月，小说的第一章发表于杂志《子规》，因受到好评，漱石此后又创作了十章，继续刊登在《子规》杂志上（分别是2月、4月、6月、7月、10月，1906年1月、3月、4月和8月）。《我是猫》第一卷（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二卷（第四章到第七章）、第三卷（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分别于1905年10月、1906年11月、1907年5月由大仓书店和服部书店共同刊行，1911年全一册《我是猫》正式发行。1918年收录于《漱石全集》第一卷。
杂志《子规》虽然是俳句杂志，但也刊登小说，高浜虚子和伊藤左千夫都曾在此发表过作品。《我是猫》正是高浜虚子劝说漱石创作的，漱石原本只打算写一个短篇，就是1905年1月发表的版本，这一版本最初题名为“猫”,由高浜虚子改为《我是猫》。因大受好评，漱石陆续又创作了此后的十章，共计十一章。杂志《子规》也因此销量大涨。
小说中猫的原型是漱石37岁那年闯进漱石家后就此定居下来的一只黑色野猫。漱石曾在随笔集《玻璃门内》第二十八章讲述自己养猫的经历。他曾经养过3只猫，“第一只猫虽然是流浪猫，不过某种意义上非常有名”，由此可以推测《我是猫》的主人公是漱石养的第一只猫。1908年9月13日，黑猫去世，漱石给好友发送了猫的死亡通知，还为猫立墓碑，将它埋在书房后面的樱花树下，小小的墓碑上写有一首和歌“此の下に稲妻起る宵あらん”（大意是：也许某夜此下会有闪电），随笔《永日小品》的《猫之墓》一篇中记录了猫死去前后的情形。随笔中写到死期临近的猫眼神暗淡，感觉猫的眼中似乎有微弱的闪电。
位于东京文京区的漱石旧宅“猫之家”保存了下来，如今整体建筑迁移到了爱知县犬山市的明治村，这个旧宅有一个方便猫进出的小门，可以想见当年漱石养猫的情形。后来文豪森鸥外也曾在这个“猫之家”居住。
小说《我是猫》曾两次被改编成电影，分别于1936年、1975年由山本嘉次郎和市川崑导演。
小说《我是猫》中共出现3只猫，主人公“我”是珍野家养的一只公猫，没有名字，是小说的叙述者，不仅博学多识，还通晓天地古今，小说中猫引证或褒贬了荷马、毕达哥拉斯、笛卡尔、尼采、贝多芬、巴尔扎克、莎士比亚、孔子、老子、韩愈、陶渊明等国内外名人名言。三毛子是隔壁二弦琴师傅家的母猫，称呼我“先生”，因重感冒死去。拉车家的阿黑是一只大块头的黑猫，满口粗话，没有教养，举止粗鲁，很怕我，被养鱼人用扁担打得跛了脚。小说中的出场人物有十余位，珍野苦沙弥是猫的主人，文明中学的英语教师，家有一妻三女，性格古怪，有胃病，还有点神经衰弱。美学家迷亭是苦沙弥老师的朋友，喜欢吹牛瞎说，捉弄别人。理学家水岛寒月是苦沙弥老师以前教过的学生，是一位好青年。新体诗人越智东风是寒月的朋友，老家盛产鲣鱼花。哲学家八木独仙，长脸山羊胡，喜欢说些警句。甘木先生是苦沙弥老师的主治医生，性格温厚。珍野夫人头有点秃，个子矮小，听不懂英语，也不理解深奥的话。金田是住在附近的实业家，苦沙弥老师很讨厌他，金田总是想方设法让苦沙弥老师屈服。鼻子是金田的妻子，有个大鼻子。富子是金田的女儿，非常任性。多多良三平是实业家，苦沙弥老师曾经教过的学生。
《我是猫》开头写道：“我是一只猫，还没有名字。”这只无名的猫，主人是中学英语教师珍野苦沙弥。猫出生后不久就被遗弃，为了找吃的误入珍野家后，被女佣赶了出去，但是主人苦沙弥老师决定收留它，于是这只猫——“我”开始报告苦沙弥一家及其友人的事情。
主人苦沙弥老师胃不好，却很能吃；绘画、小提琴等兴趣爱好广泛，但却一事无成。猫觉得，没有比人更加愚蠢、任性的生物。美学家迷亭、理学家寒月、哲学家独仙、诗人东风等一些怪人经常聚集在苦沙弥老师家里，热火朝天地聊些不得要领的事情。猫认为他们都是“太平的逸民”，无所事事。猫有时找隔壁的三毛子聊天，每次心情都很好，可是不久三毛子就病死了。没有了心动的对象，猫心情郁闷，...
猫用非常幽默、又带着嘲讽的口吻报告这些事情，可是自从住在附近的金田鼻子自说自话地把寒月作为女儿富子夫婿的候选人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金田傲慢地说：“只要寒月做了博士，就把女儿嫁给他。”对此苦沙弥老师非常气愤，婚事就此告吹。之后尽管金田夫妇找各种麻烦，苦沙弥老师也绝不妥协。作为猫的“我”，因为通晓一些读心术，慢慢地也开始以批判的口吻报告苦沙弥老师与金田家之间的纠葛，而且还潜入金田家进行侦察。
一日，珍野家进了小偷，猫发现了小偷，仔细观察见小偷长得很像寒月，最终小偷被捉住了。此时，日俄战争正酣，“我”也作为猫中的东乡大将计划战略性地捕捉老鼠，却并不顺利。猫又决定开始运动，去公共澡堂偷窥，发现一大奇观——原来那里的人们竟然都不穿衣服。
附近落云馆中学的学生把棒球打进了珍野家的院子，苦沙弥老师非常生气。其实这件事也是金田家策划的。古井、浜田、远藤三人给金田的女儿送去情书，想捉弄她，可是事后古井担心署了自己名字的情书被揭发出来的话，会受到处分，跑来找苦沙弥老师商量。
迷亭和独仙下棋时，苦沙弥老师和寒月、东风等开始讨论女性和夫妻的问题。
最终，寒月决定在故乡和父母确定的对象结婚，而富子则和苦沙弥老师的学生实业家多多良三平订婚。虽然苦沙弥老师和他的朋友们对此表示祝福，但是这些“太平的逸民”们多少有些哀伤。我也闷闷不乐，喝了主人喝剩的啤酒晕晕乎乎地掉进水缸里，往生极乐世界了。
作为日本近代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的成名作，《我是猫》早在20世纪初就被介绍到了中国。最早介绍《我是猫》的是周作人，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做了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介绍小说《我是猫》由一只猫“记它自己的经历见闻，很是诙谐，自有一种风趣”。1934年，林玖在《东方杂志》第15号上译载了《我是猫》的第一节，这是《我是猫》的第一个中文译本。1936年，《我是猫》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单行本在日本由东京凤文书院和安田邦文堂联合出版发行，译者为旅日华侨程伯轩和罗茜，不过该作也非全译，只翻译了前五章。周作人曾在《闲话日本文学》(1934)一文中提及漱石作品翻译之难:“翻译漱石的作品一向是很难的,《哥儿》和《道草》,虽有日本留学生翻译了的，可是错误非常的多。由此看来，漱石的文章总像是难于翻译。尤其是《我是猫》等书，翻译之后还能表出原有的趣味，实在困难吧。”
此后到了1942年11月，尤炳圻于天津《庸报》开始连载《我是猫》，直至1943年11月连载结束。读者期盼已久的《我是猫》的译文终于出现，这使尤炳圻的翻译成为当时译坛的一件大事。因小说妙趣横生的行文风格、细致入微的人情世态描写曾让很多中国译者望而却步，尤炳圻《庸报》译本甚至一度在沦陷时期的华北地区引起了一场小论争，为沉寂萧条的译坛注入了些许活跃因素。不过《我是猫》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面世，要等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夏目漱石选集》上卷收录了《我是猫》，译者是尤炳圻和罗雪。从1918年首次由周作人介绍到1958年首个全译本面世，从介绍到节译再到全译，竟历时四十年。
改革开放以后，夏目漱石文学的翻译出现日益繁荣的局面，到目前为止，《我是猫》的中文译本（包括重印再版）已多达四五十种，其中包括1993年于雷的译本和1994年刘振瀛的译本。
译者于雷认为，《我是猫》是大和民族在明治时期精神反馈的“冥思录”之一。面对着明治维新之后社会剧烈的变化，一群穷酸知识分子对于新思潮，“既顺应，又嘲笑；既贬斥，又无奈。惶惶焉不知所措，只靠插科打诨、玩世不恭来消磨难挨的时光。他们时刻在嘲笑和捉弄别人，却又时刻遭受命运与时代的捉弄与嘲笑”。于雷指出，小说手法独特，以猫眼看世界；结构有突破，“可长可短，忽东忽西，并没有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也谈不上情节进展的逻辑，读来却也津津有味”。语言上“将江户文学的幽默与风趣、汉学的典实与铿锵、西方文学的酣畅与机智熔为一炉”，出神入化。于雷为了翻译猫的自称——日语中的“吾辈”一词，请教日本和国内的专家、作家、编辑，最终从“在下”“咱”“老敝”“咱家”中确定使用“咱家”一词，来体现自诩上知天文、下谙地理的猫的语气和心态。刘振瀛也在译者序中探讨分析了《我是猫》的幽默、滑稽、诙谐的美学特征，指出小说借笔下知识分子之口，嬉笑怒骂、幽默讽刺。于雷译本和刘振瀛译本均堪称《我是猫》的经典名译。
在日本，早在明治初期，文学家就已深受西方绘画透视法及照片摄影的冲击，认为文学也应该采用同样的技法。坪内逍遥基于此创作了《小说神髓》，但是除去二叶亭四迷的小说《浮云》之外，写实主义文学并未就此诞生。明治二十年代（1887—1896）以尾崎红叶为代表的砚友社文学以其华丽的文体风靡一时。进入明治三十年代（1897—1906），俳句诗人正冈子规不满于这种华丽的文体，主张“写生文”——文章也要如同拍照一般描摹世界。可以说，写生文为明治四十年代前半期（1907—1912）产生并盛极一时的自然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而夏目漱石的《我是猫》正是基于这一写生文的主张而创作的作品。
同时代的小说家兼评论家上司小剑认为，《我是猫》不矫饰、不造作，平白写实，如饮白水，这种文体之妙并不为所有读者理解。与此同时，《我是猫》情节无头无尾，博人一笑，如同圆游（即三游亭圆游，明治时代的相声名家）的“落语”（相当于中国的相声），不过是知识分子的“落语”，属于高级相声。虽然写生文的名家并不止漱石一人，但都不如漱石的《我是猫》成功，这可能是漱石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身份吸引了读者的缘故。
现在我们阅读《我是猫》，发现小说的语言饶舌又充满讥讽，绝非如白水一般，但是当时的读者，包括漱石自己都认为《我是猫》就属于“写生文”，不仅上司小剑，也有其他评价认为《我是猫》“全篇运笔自然，毫无造作”，“结构平实”，“小说中描绘的人物都滑稽可笑，乐天幽默”，“小说看似无味，实则令人愉快，别具风味”，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幽默诙谐被认为是写生文的一大特征。
《我是猫》在杂志《子规》上连载之后，大受读者好评，甚至“猫”都具有了一种特殊的符号学意义，提起“猫”，大家马上就会联想到漱石的《我是猫》。
《我是猫》的创作源于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初夏，一只猫误入漱石位于千駄木的家，被漱石收养，为漱石带来创作灵感。小说以猫的视角，观察主人文明中学的英语教师珍野苦沙弥的言行举止，以此抒发作家夏目漱石对于当时日本社会的不满，特别是对于那些凭借“金钱”这一文明社会与权力的象征，试图横行天下、为所欲为的金田鼻子等人进行了深刻的嘲讽。与此同时，在苦沙弥老师家里聚集的知识分子们只是喋喋不休地批判金田等人，批判世道人心，终究不过是“太平的逸民”。如果我们把苦沙弥老师视为作家漱石的分身，那么作家通过对苦沙弥这一人物的戏剧化描写，表现出作家对于现实、自我的深刻认识。
日本当代哲学家梅原猛对《我是猫》的评论堪称经典。梅原猛认为，《我是猫》的诙谐之处在于把人拉低到与动物相等的位置，小说中的主人公苦沙弥老师作为漱石的分身，屡屡成为嘲讽的对象，这是当时陷入神经衰弱之中的作家通过自我对象化实现的一种自我疗愈，也就是说，进行自嘲的人是在对那些连自嘲都做不到的人们显示一种优越感。梅原猛说：
《我是猫》中所有的一切都通过猫的嘲笑被否定了。可是掀开那层否定的面纱，背后是端坐在价值宝座上的自我。这是一种复杂的间接自我肯定法，是最直白地称自己为神的尼采所无法忍受的、苏格拉底式的间接自我肯定法。苏格拉底“自知自己无知”，可他人却不自知自己无知，以此来显示自己比他人聪明，这种间接自我肯定法，是一种很迂回的自我肯定方式。
苏格拉底的“间接自我肯定法”以是否知道自己无知作为衡量标准，而漱石的《我是猫》则以知道自己无知后，能否对此付之一笑作为衡量标准，也是一种迂回的自我肯定。与此同时，梅原猛将《我是猫》中“笑”的结构总结为，以猫为中轴，将一般认为的价值标准彻底进行反转。一般人认为俗人比“太平的逸民”更有价值，而在“猫”的眼里，“逸民”是嘲笑的对象，不过价值尚在俗人之上，也就是说，俗人的价值跌落得最多。
前田爱也指出，漱石通过《我是猫》的写作对陷入神经衰弱的自己进行自我疗愈。虽然猫总是强词夺理，但是如果那是作家假托猫的口吻，通过强词夺理进行自我疗愈的话，那么猫的逻辑就只能是对日常现实生活的一种歪曲再现。即便是歪曲的再现，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接受。心理咨询正是通过讲述，进行自我疗愈的典型。在心理咨询时，患者通过讲述，给自己不安定的心理状态在现实中赋予一定的位置，我们听家人朋友发牢骚，其实也是一种小小的心理咨询。
板花淳志则关注《我是猫》中叙述者“猫”的话语，认为二弦琴师傅家里的猫三毛子使用比较高雅的“山手”（东京的高级住宅区）地区的语言，车夫家的猫阿黑使用一般老百姓的语言，而叙述者“猫”在转述军人家养的猫阿白的意见时，其实是对阿白话语的一种引用，也就是说，叙述者“猫”总是受到他者的语言影响。叙述者“猫”和车夫家的阿黑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车夫和教师，到底谁了不起？”
“肯定是车夫力气大啦。瞧你家主人，简直瘦得皮包骨啦。”
（中略）
“不过，论房子，住在教师家可比住在车夫家宽敞哟！”
“混账！房子再大，能填饱肚子吗？”
板花淳志认为这一段猫的对话所体现出的答非所问，或者说价值不对称正是小说《我是猫》的诙谐幽默之所在。
安藤文人则从叙述学的角度对《我是猫》进行了解读。他认为，《我是猫》中，叙述者与读者之间并非单纯的报告者与接收者的关系，而是一种类似于人际交往的直接交流。当然，这只在作品内部成立，是一种假托、一种虚构。而作家漱石正是通过这种虚构得以脱离现实中的自己，以一只无名的猫的口吻，尽情地进行语言表达。而他的听众，也就是小说的读者，也都是无名的、想象中的存在，从而实现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叙述者与听众之间顺畅的意见沟通，构筑一种亲密的社交关系。漱石曾经指出，小说的题名如果翻译成英语的话，应该使用“we”这个第一人称复数代词，这里的“we”——我们，也包括读者在内。漱石希望通过这一小说叙述形式实现小说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理想关系。
近年来，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关注《我是猫》创作的历史背景的论文也随之增多。五井信着眼于《我是猫》中苦沙弥老师的香烟由“日出”牌更换为“朝日”牌这一细节，从而发现了小说背后隐含的日俄战争的时代背景。先行研究已经指出，《我是猫》故事情节的时间始于日俄战争正式宣战后的1904年6月，结束于《朴次茅斯条约》签订后的1905年11月。就小说《我是猫》的主人公们大量消费的香烟而言，明治初期，政府尚未对香烟收税，自1904年7月开始，为了确保日俄战争的军事开支，增加财政收入，政府将香烟作为政府专卖物资，仅允许“敷岛”“大和”“朝日”“山樱”四个品牌制造、销售香烟。小说《我是猫》中的苦沙弥老师一定是把囤货的“日出”牌香烟都抽光了之后才改买“朝日”牌的。当时“朝日”牌的香烟20根一盒，价值6日元，以苦沙弥为代表的“太平的逸民”们之所以能够大量消费并不便宜的香烟，是因为他们是高学历、高收入的群体，在日俄战争正酣之际，这一高学历、高收入群体的特权保证他们可以免于兵役。
小森阳一也详细论证了小说《我是猫》对军国主义的批判。小森指出，日俄战争结束时，日本的国家财政状态已经无力再进行战争。虽然在日本海战役中，日军击败了沙皇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但是如果单凭陆军作战，日军一定会战败。因而，虽然名义上，日本战胜了沙俄，但是并未获得任何战争赔款。十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令日本获得巨额赔款，很多日本人仍然幻想着可以通过战争来赚取赔款。1905年9月5日，那些采用了某种手段没有被征兵奔赴战场的日本男性，聚集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召开集会，反对缔结不能获得战争赔款的《朴次茅斯条约》。政府出动了警察，于是参加集会的群众放火焚烧日比谷警署，制造了日比谷暴动事件。而此时，漱石正好在写作《我是猫》的第六章。
于是，夏目金之助将自己的笔名改为谐音的“送籍”，这个“送籍”既是指自己由养父母的盐原家恢复为夏目家的户籍，同时也是指中日甲午战争前一年的1893年，漱石26岁那一年，将自己的户籍迁至北海道后志国岩内。因为当时北海道实行“屯田兵”制度，作为殖民最前线，进行军事化的土地开垦，所以没有实施征兵制。漱石将户籍迁至北海道，等于可以免除兵役。
在小说《我是猫》中，漱石特意提及此事。
“不久前我有个朋友叫送籍，写了《一夜》这么个短篇小说。谁看都稀里糊涂，不得要领，便去见作者，盘问《一夜》的主题思想是什么。作者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便未予理睬。的确，我想，这大概正是诗人的本色。”
“也许他是个诗人。不过，可是个特号怪物呢。”主人说。
“是个蠢材！”迷亭干脆“枪毙”了送籍。
东风君觉得这么几句，还评得不够周全，便说：
“送籍这个人，就连在我的伙伴当中也是不被理睬的。还是请诸位稍微细心些谈谈我的诗作吧！请特别注意的是‘凄苦的尘寰’与‘火热的一吻’，采取了对仗的笔法，是我心血的结晶。”（中略）
主人不知想起了什么，突然站起，去到书房，没多大工夫，又拿着一张纸条走来。（中略）苦沙弥先生终于开始读他那篇亲笔名作了。
“‘大和魂！’日本人喊罢，像肺病患者似的咳嗽起来。”
“简直是突兀而起！”寒月夸奖说。
“‘大和魂！’报贩子在喊。‘大和魂！’小偷在喊。大和魂一跃而远渡重洋！在英国做大和魂的演说；在德国演大和魂的戏剧。”
“果然是胜过天然居士之作。”这时，迷亭先生挺起胸膛说。
“东乡大将有大和魂；鱼铺的阿银有大和魂；骗子、投机家、杀人犯，也都有大和魂！”
“先生，请补上一笔，我寒月也有大和魂。”
此处，我们可以看出漱石对于战时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辛辣讽刺：因为是日本人，所以获胜了；因为具有大和魂，所以获胜了；战胜俄国，成了一等国。但是大和魂果真如此值得自豪吗？只要是日本人，就一定每人都拥有大和魂吗？如果说率领海军战胜波罗的海舰队的东乡大将因为具有大和魂，所以打了胜仗，尚可理解。可那些参加日比谷暴动事件的民众同样也是日本人，其中不乏城市底层的劳动者，那就是说“鱼铺的阿银有大和魂”；骗子、投机家、杀人犯也都是日本人，因此也应该都有大和魂。如此一来，每一个出征的象征着“大和魂”的日本军人与杀人犯就没有不同了。
小森阳一认为，漱石通过唤起读者对当时社会背景的关注，巧妙地在《我是猫》中对帝国主义战争进行了批判。能够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氛围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失批判意识，并通过自己的小说巧妙地向读者传达这种批判精神，此一难能可贵之处足见漱石这位作家的伟大。
《哥儿》：庶民的文学
小说《哥儿》于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发表于杂志《子规》第9卷第7号的附录上，是漱石用了不到十天的时间写就的中篇小说。发表前，漱石曾经委托编辑高浜虚子修改其中的松山方言，不过据日本学者渡部江里子考证，与漱石手写原稿对比后发现，高浜虚子的校订不仅仅停留在方言层面，甚至还有一些原作语句的修改。
刘振瀛在小说《哥儿》的“译后记”中指出，《哥儿》翻译之难在于小说的文体和语言特色。小说采用“哥儿”第一人称的自叙口吻，主人公“哥儿”不是《我是猫》中出现的高级知识分子，反倒充满庶民精神。翻译时“粗不得、雅不得的。过粗则不合哥儿作为中学教员的身份；过雅又会有损于哥儿的庶民本色。过于书面语化，会失去哥儿那种明白如话、径情直行的口吻特征；过于口语化了，又会显得语言拖沓，失去原文蕴含的余味”。《哥儿》中的滑稽幽默感，移植到汉语中来，也容易黯然无光。特别是谐音词、俏皮话引起的谐谑的表现，利用东京话与地方话的对比，表现哥儿轻佻自负的一面等等，如何精准地传达原作的神态，十分困难。应该说刘振瀛的《哥儿》译作堪称佳作，而他所说的翻译之难，则很好地总结了小说《哥儿》的语言特色。
1907年1月1日由春阳堂刊行的作品集《鹑笼》中收录了小说《哥儿》，此后《哥儿》也曾多次作为单行本出版。
小说描写“我”这个“江户人”，从小冒冒失失，没少吃亏。父亲不喜欢“我”，母亲也偏袒哥哥。母亲临死前几天“我”还惹她生气，母亲死后，父亲甚至声称要与“我”断绝关系。女佣阿清哭着替我求情，才让父亲打消了这个念头。阿清对“我”十分疼爱，常常夸“我”为人正直、天性善良，说“我”将来一定有出息，到时候要收留她，“我”只是随口应付了事。
“我”中学毕业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哥哥把家里的房产变卖后，去九州的公司工作了。临走前，哥哥给了我600日元，说以后两不相欠。阿清说在“我”自立门户之前，不能成为“我”的负担，住到了她的外甥家。于是，“我”用哥哥给的这笔钱做学费，进了东京的物理学校读书。毕业时校长问“我”是否要去四国的松江中学当数学老师（月薪40日元），“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阿清舍不得“我”走，在车站流着泪为“我”送行。
在“我”眼里，四国这个乡下地方十分不开化。“我”一周要上21节课，又给学校的老师都取了绰号，校长叫“狸猫”，教导主任一年四季穿着红衬衫，叫“红衬衫”；英语教师脸色发青叫“青南瓜”；数学科主任堀田则是“豪猪”。第一次上课还算顺利，但临走时学生问了一道题，“我”坦言不懂，受到一通嘲笑。不仅如此，因为地方小，连出门吃了4碗天妇罗炸虾荞麦面、2碟丸子，在温泉里游泳的事都被学生知晓，拿来当笑料。工作不顺，生活上也不甚如意：虽说在“豪猪”的帮助下找到了住处，但房东阿银不仅擅自喝“我”的茶，还一个劲地劝“我”买他收藏的古董，令“我”十分厌烦。
“我”第一次值班那晚，饭后去温泉的路上遇到了“豪猪”。他劝“我”不要在值班时外出，但“我”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晚上睡觉时，“我”发现被子里全是蝗虫，叫来的六个学生代表却都装得若无其事。随后楼上的学生高声起哄，故意让“我”不能安睡。“我”抓不到肇事者，于是盘腿坐在走廊中央，等到天亮时，几个学生一开门“我”便抓住他们，一个个带进值班室审问。校长听了“我”的汇报后，说日后再讨论如何处理。
“红衬衫”约“我”去钓鱼，同去的还有吉川君。钓鱼时，“我”发现他们在偷偷谈论“我”。“红衬衫”暗示“我”，是“豪猪”挑唆学生与“我”作对。“我”非常气愤，第二天便和“豪猪”大吵一架。下午开会讨论如何处置夜里捉弄“我”的学生时，其他老师纷纷站在“红衬衫”一边，只有“豪猪”站出来公开支持“我”，“我”十分感激，校长最终决定让学生向“我”道歉，但是也告诫“我”作为教师不要随便去餐饮店。
“青南瓜”帮“我”找到了新的住处，“我”从房东婆婆那里得知，“豪猪”和“红衬衫”关系不好竟然是因为“红衬衫”抢了“青南瓜”的未婚妻玛利亚。“我”在车站遇到了“青南瓜”，随后又遇到了玛利亚和“红衬衫”，内心对“青南瓜”充满同情。回来的路上，我在河道散步，偶然看见“红衬衫”与艺妓厮混。
一天，“红衬衫”请“我”去他家，告诉“我”学校决定将“青南瓜”调至日向，所以将会提高“我”的待遇。“我”有些莫名其妙，回家后房东婆婆告诉“我”，这是因为“青南瓜”的母亲向校长请求涨工资，校长听了“红衬衫”的主意，决定把他调到偏僻的日向。“我”为“青南瓜”抱不平，便又返回“红衬衫”家，声明拒绝加工资。
“豪猪”发现他误会了“我”，于是来向“我”道歉。我们商量好在“青南瓜”的欢送会上发表一篇赞扬“青南瓜”的演讲，讽刺“红衬衫”等人。战争大捷庆祝会那天中午，在街道路口，本校学生与师范学校的学生发生冲突。“红衬衫”的弟弟谎称学生打架，叫“我”和“豪猪”前去阻拦，结果陷入学生的厮打之中。第二天报纸上出现了“我”和“豪猪”教唆学生闹事的新闻，“豪猪”被迫辞职。“我”去找校长谈判未果，决定与“豪猪”一起揭露“红衬衫”的嘴脸，抓住他去找艺妓的现场。
“我”和“豪猪”潜入温泉镇旅店二楼，监视几天后，终于当场抓住“红衬衫”和吉川与艺妓来往，将两人打了一顿。“我”和“豪猪”告诉“红衬衫”，“既不躲藏，也不逃避”，让他们去找警察，可是“红衬衫”自觉心虚，并没有声张。
“我”随后辞职回到东京，在电车公司找了技术员的工作，和阿清一起生活。阿清非常高兴，可遗憾的是她二月份就因患肺炎去世，“我”按照她要埋在“我”的檀越寺的遗言，将她的墓设在小日向的养源寺内。
《哥儿》出版后，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兼评论家正宗白鸟在题为《大学一派的文章家》的评论中指出：
漱石如今不仅是大学出身文人中最受欢迎的作家，就整个文坛而言，也是屈指可数的流行作家。漱石近来创作颇丰，杂志《子规》大半刊载的都是漱石的作品。他的作品不是拾西方文学牙慧，而是开拓出一片自己的新天地，这在大学出身的作家中极其少见。（中略）在我阅读的作品之中，《我是猫》最为出色，小说当中数4月份刊登在《子规》杂志上的《哥儿》最为有趣。近来其他文学家大多或是触及人世社会的问题，或是描写烦闷、痛苦、人生的深层意义，而漱石的作品则完全不同，万事均试图看其滑稽可笑之处。这虽是因为漱石富有俳谐的趣味，却也并非脱俗、并非以谐谑的态度观看人生。作品全篇的结构、首尾一贯的笔调没有完全滑稽谐谑，而是作品的各个部分富于滑稽的观察。例如《哥儿》这部作品，也并非作品中的人物本身滑稽，而是作家以冷笑的态度进行批判，甚至加以刁难讥讽。
漱石发表《哥儿》的1906年，全日本仅有东京帝国大学与京都帝国大学两所大学，正宗白鸟所说的“大学出身的文人”指的正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可以说是日本帝国的超级精英。明治维新以后创立的大学一直是学习西方学问的西式学校，因而才有白鸟“他的作品不是拾西方文学牙慧”这样的评价。杂志《子规》的主编高浜虚子是正冈子规的弟子、夏目漱石的友人，正是在他的鼓励之下，漱石才创作了《我是猫》。因而，漱石的作品经常发表在该杂志上。4月份的《子规》杂志卷首刊登的是《我是猫》的第十回，附录则收录了《哥儿》，因而会令正宗白鸟感觉整个《子规》杂志都被漱石的作品占领了。
正宗白鸟对漱石的评论绝非夸大其词，当时的确无论学者、商人、书生、小童都爱读漱石的作品。那么读者是如何看待“哥儿”这一人物的呢？当时有评论说，哥儿长大以后就是苦沙弥老师，迷亭、寒月等《我是猫》中的其他人物都与哥儿有亲缘关系，而苦沙弥老师又进化为《野分》中的主人公道也学士。的确哥儿、苦沙弥老师、道也这三人性格都有些乖僻，可以说苦沙弥老师是学者中的哥儿，而白井道也则是追求道义的苦沙弥老师。
同时代评论中还有学者关注《哥儿》的叙述问题，认为作品中的“哥儿”这个人物与作为叙述者的“哥儿”存在矛盾之处，就是说，作为作品中的人物，“哥儿”从未觉得自己滑稽可笑，而作为叙述者的“哥儿”却充分意识到了“哥儿”行为的滑稽之处，不仅对此进行分析批评，甚至还加以主观的褒贬评论。其实这是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常见的问题，即便小说中的人物精神错乱，叙述者在叙述时也一定是思路清晰地进行叙述。关于这一问题，近百年后，学者小森阳一对此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小森认为，正是在四国的经历使“哥儿”学会了这种表里不一的话语，才有了小说中的叙述。例如小说开头写道：
读小学时，曾经从学校的楼上跳下来，摔伤了腰，躺了一个星期。也许有人问：“干吗要那样胡来？”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当我从新建的二层楼上向下探头探脑的时候，同班一个学生开玩笑地喊着：“别那么飞扬跋扈，谅你不敢从那儿跳下来。胆小鬼！”
小森阳一认为，此处先是叙述“哥儿”自己从学校二楼跳下去的行为之后，想定一个质问为何会有这种冒失行为的他者，接下来对跳楼的行为进行解释。也就是说，《哥儿》的叙述中，一直想定着一个会质问叙述者行为理由的潜在的听众，这个听众会批评“哥儿”的行为鲁莽，因而是一个具有常识的他者。开头这一段中这个听众以“有的人也许会问”的形式直接出现，之后在小说中则作为叙述者想象中的听众，促使《哥儿》中反复出现“因为……所以……”这样的句式，不断对自己行为的理由进行解释。这个潜在的听众按照现在的文学理论，相当于小说内化的读者。
小森认为，这个潜在的听众所具有的常识，是指人们对于他者的话语，不从字面理解，而是意识到字面背后隐藏着说话人真正的意思和意图，这是社会中的常识。如果一个人仅仅能理解其他人话语字面的意思，一定会被认为有病。小说《哥儿》的叙述者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个具有常识的他者，换句话说，那个受大家喜爱的鲁莽的“哥儿”在进行小说的叙述时，已经不再是“哥儿”了。
那么，“哥儿”何时学会了这种社会常识呢？是通过在四国的经历，通过教务主任“红衬衫”的话语，通过教师大会上大家的发言方式。教师大会上，发言者充分意识到“公”“私”之分，在冠冕堂皇的话语背后隐藏自己的“私心”。每个成年人都会习得这种讲话方式，而对这种讲话方式不以为意的哥儿，一方面令读者感觉其缺乏社会经验，同时又令人觉得痛快。不过，最终哥儿通过在四国的经历习得了这种社会上的常识。
因此，小森认为，《哥儿》这部小说的叙述者保持着自始至终不变的性格和逻辑，而站在具有常识的旁观者的立场来看，主人公“哥儿”最初那种正直而单纯的优点在与社会、与他者的话语产生关系之后逐渐丧失，因而小说描写的是“哥儿”变化的过程。不过，小森阳一同时指出，叙述者“哥儿”想象着具有常识的他者会是自己的听众，从而对自己的行为所做的各种解释，很多算不上是解释，而叙述者却一本正经地进行着说明，不禁令人发笑。也就是说，“哥儿”其实并没有完全长大成熟。
一般认为，小说《哥儿》描写生性鲁莽的江户人“哥儿”父母去世后，家人离散。因为江户人具有的正义感，“哥儿”在任教的四国中学与私下捣鬼的教务主任“红衬衫”一派进行斗争，最终痛快败北回到东京的故事。“哥儿”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青年教师，小说描写了他眼中大人世界的肮脏。
不过关于小说《哥儿》也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平冈敏夫认为，《哥儿》属于佐幕派的文学。小说呈现哥儿与“红衬衫”对峙的构图，与旗本武士出身的哥儿同为一派的有会津出身的“豪猪”、曾经是名门望族的女佣阿清、松山藩的士族“青南瓜”，他们都是明治维新之际拥护江户幕府的佐幕派。平冈敏夫指出：
明治文学可以称为佐幕派的文学。在萨长藩阀主宰的明治政府统治下，佐幕派的子弟失去了出人头地、扬名于世的机会，因而在精神层面努力，很多人成为文学家、宗教家。在小说《哥儿》的世界中，与“哥儿”一派对峙的是校长“狸猫”和教导主任“红衬衫”，还有巴结奉承他们的小丑美术老师。居住在旧府邸街区的英语老师“青南瓜”有着旧时士族的形象，他帮“哥儿”找的寄宿之处与古董商阿银家不同，是一个高雅的落魄士族之家。（中略）“哥儿”从佐幕派的立场一方面批判一心想着出人头地的俗人，一方面基于自己的身份，又可以批判市井平民百姓。
的确，聚焦哥儿作为佐幕派士族的身份之后，小说中两派相斗的构图更加清晰了。
而石原千秋则认为，小说中的哥儿及哥儿屡屡想起的女佣阿清都有一个出人头地的梦想，可以称其为“山手志向”。小说第一章中介绍阿清：
不料这个女人联想力很强，进而问我：“你喜欢哪里？麹町还是麻布？在庭院装个秋千玩玩吧。西式房子有一间足够啦……”她倒一个人随意做起计划来了。
阿清这里所描绘的完全是东京山手高尚街区的景象，可以看出阿清对山手区的憧憬。麹町和麻布都位于山手街区，阿清想象的房子就是被称为“文化住宅”的典型的山手住宅。明治时代，日本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汇集东京，成为日本社会的领导阶层，他们大多居住在江户时代大名府邸聚集区的山手一带。麹町距离政府机关比较近，官员多居住于此；赤坂、麻布在练兵场附近，军人居住较多；外围的青山一带则多为实业家居住。可以看出，不同街区代表着居住者的不同身份，街区的名字与出人头地的梦想就这样联系在了一起。
阿清住在她的外甥家里，经常跟她的外甥夸赞“我”：“将来毕业后能够在麹町那里买一座大宅子，而且很可能会在政府机构工作。”阿清对哥儿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成为杰出的人深信不疑。而当时在政府机构工作，就是出人头地。阿清把麹町这个地名和在政府当官联系起来，说明当时的人都有这种认识。哥儿虽然没有到政府里做官，不过从物理学校就是今天的东京理科大学毕业后成为中学教师，说明哥儿曾经也想不辜负阿清的期望，因为“红衬衫”说过“本来中学教师就属于社会上流人士”。当时物理学校的毕业率很低，仅有两三成的学生能够三年按期毕业。哥儿不仅三年按时毕业，而且校长还亲自给他介绍工作，说明哥儿是一名优秀的学生。当时物理学校虽然是专科学校，但是毕业生可以直接做中学教师，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本科。
但是来到四国，在中学任教之后，哥儿看清了所谓出人头地的道路。在松山，哥儿的另一种身份意识愈发强烈，那就是作为江户人的自我认识。来到松山后，哥儿经常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江户人，在与“豪猪”分手时，“豪猪”问哥儿：
“你到底是哪里人？”
“我是江户哥儿。”
“唔，江户哥儿？怪不得寸步不让。”
“你是哪儿？”
“我是会津。”
“会津汉子，这样执拗。”
哥儿没有回答自己是东京人，而说自己是江户人，这里的地名不再具有中央与地方区分之意，而是与某种性格气质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小说《哥儿》讲述的并不是江户人哥儿在松山大展身手的故事，而是出身于山手地区、曾经有过出人头地梦想的哥儿在四国乡下经历了各种事情之后，不得不最终选择“江户人”立场的故事。
石原认为，阿清曾经相信“性格直率、品行好”的人一定会出人头地，所以梦想着哥儿将来会在山手地区有一幢自己的房子。但是当她从哥儿那里听说了松山的经历之后，才意识到哥儿的命运才是“性格直率”、正直的人的命运，所以她不再抱有幻想，对住在“没有玄关的房子也很满足”。阿清意识到了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读者则从她的喜悦中看到了她的断念和放弃。
石井和夫则认为，《哥儿》是一部戏说的“贵种流离谈”。哥儿说明自己的出身是江户人——旗本士族——多田满仲——清和源氏，简而言之就是出身高贵，小说《哥儿》讲述的就是哥儿这个贵族后裔落魄流离的故事。而小说的幽默感与小说中的歧视性用语有着密切的关系，哥儿肆无忌惮地看不起其他人，言语粗暴，这一方面塑造了哥儿爽朗明快的人物形象，一方面又使这部小说“劝善惩恶”的色彩大打折扣，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小说《哥儿》看作是“生性鲁莽”的“我”讲述其种种粗鲁行为的“恶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这样一部“恶童物语”的主人公哥儿讲述的“贵种流离”故事，明治以来被奉为“国民小说”，受到广大日本读者的喜爱，不能不让我们重新拷问近代国民国家所遮蔽的诸多问题。
生方智子的论文则进一步强化了从“国民文学”这个概念来看待小说《哥儿》。生方认为，大多数读者都发现了阿清对于哥儿的喜爱，阿清告诉哥儿“正直是正确的”，为了保证阿清的观点能够成立，小说设定了反面教材，于是小说建构了“正义、正直、喜爱、男人——邪恶、谎言、嫌恶、男妓”这样一种对立的构图，在这组对立关系中，毋庸置疑前者是“善”，后者是“恶”，读者都被纳入这一价值共同体之内，接受这一价值判断。
而小说中通过“江户人”一词反复强调的“历史的连续性”，正是国民国家为了建构自己的身份所主张的概念。哥儿将四国这一空间作为否定的对象，通过暴力的压制，来获得自我同一性，这与国民国家日本通过殖民地统治获得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身份认同如出一辙。而对正直的哥儿的行为予以肯定、与阿清的情感产生共鸣的读者共同体正是国民这一想象中的共同体的延续。
与以上政治色彩强烈的解读不同，芳川泰久关注作为报纸连载小说作家的夏目漱石。芳川认为在夏目漱石正式加入朝日新闻社之前创作的小说，例如发表在杂志《子规》上的《哥儿》巧妙地将报纸上的新闻报道融入小说之中。哥儿回到东京后，成为电车公司的技术员。看到这里，1906年4月刊《子规》杂志的读者马上就会联想到之前报纸报道的日比谷暴动事件及反对电车票价涨价的东京市民大会。
日本的报纸通过日俄战争期间的战争报道迅速提升了在民众中的影响力，销量大涨。哥儿是在日俄战争停战和约签订之后去的四国，小说中还特地提及庆祝日俄战争胜利的集会。而且描写发生在四国的事情时，多次使用“敌地”“决战”等战争用语。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小说《哥儿》看作是描写发生在四国这一“敌地”的小小战争的小说，而小说中最后哥儿、“豪猪”与“红衬衫”一派的战斗就如同日俄战争中日本舰队打击波罗的海舰队之战一般。总的来说，漱石的小说在提及战争之时，大多采取批评的态度，与此同时，漱石在创作小说之时又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日俄战争的新闻价值。
《草枕》：“非人情”之乌托邦
小说《草枕》于1906年发表于杂志《新小说》，1907年收录于短篇小说集《鹑笼》，1914年由春阳堂刊行单行本，1917年收录于漱石全集第二卷。根据漱石的书信，可知该作于《我是猫》完稿十天后的1906年7月26日开始创作，8月9日完稿。该作取材于夏目漱石在熊本第五高等学校任教期间，1897年年底与友人山川信次郎一起去熊本小天温泉旅行时的经历。作品中出现的“那古井温泉”就是以熊本县玉名市的小天温泉为原型的。
小说开篇便指出：无论偏重知、情、意哪一方面，人世都会难居。一个30岁的西洋画画家梦想着能够进入东方式的“非人情”的境地，来到那古井温泉旅行。前往温泉的路上突遇骤雨，路过的赶马人告诉“我”，前方三四里处有一家茶馆。茶馆的老婆婆又告诉“我”，这里只有志保田先生经营的一家旅馆。赶马人也来到茶馆，他叫源兵卫，认识志保田家。茶馆老婆婆向“我”介绍，当年志保田家的小姐出嫁时就是源兵卫牵马送的，小姐本来有心上人，但是按照父母的意愿嫁给了城里数一数二的大财主，可是日俄战争后，丈夫供职的银行倒闭，小姐又回到了那古井娘家。
晚上，“我”终于到达那古井的旅馆。第二天一早“我”去澡堂，泡好澡也懒得擦拭身子，一拉开浴室的门，面前竟站着一位陌生的女子。女子问“我”：“昨夜睡得可好？”还没等“我”回答，就转到“我”的背后，为“我”披上衣服。“我”心想，如果把这位女子的瓜子脸、如富士山般的发际画出来一定很美。
这家两层楼的旅馆很大，温泉澡堂也很大，但是好像只有“我”一位客人。到房间为“我”送午餐的不是早上的女子，而是女佣，“我”有些失望。女佣告诉“我”，家里的年轻女子是那美小姐，回到娘家后，每天做做针线活，或者弹弹三弦琴，偶尔也去寺院。
“我”去理发时，剃头师傅聊起那美小姐，说她举止奔放，被村里的人视为狂人，的确那美不同寻常的举动每每令“我”大为吃惊。一日，“我”在温泉泡澡时，一个女子走了进来，“我”在弥漫的水雾中欣赏那雪白的身影，担心离得太近会堕入俗界。没想到女子飒然起身，离开了浴室。
因为比起难以脱离俗世的西方艺术，“我”更加喜爱超凡脱俗的东方艺术，所以在那古井，“我”创作汉诗和俳句的诗兴大发。一次，“我”回到房间，发现自己没有写完的诗被人续写了。
一日，“我”在读书，那美小姐未邀而至，与“我”聊天。那美告诉“我”，附近有一处镜池，希望“我”能够为她画一幅画，画面上是她投身镜池后，身体漂浮在水面上的情景。
“我”来到镜池边，想象着一位美女漂浮在水面的样子，总觉得如果那女子是那美小姐的话，怎么也构思不出表情该如何处理。现在的那美小姐的表情中似乎缺乏一点“哀怜”的成分。
一日，“我”去爬山，累了，躺在草丛中，休息作诗，无意中看见那美小姐和一个村野武夫模样的人相会，那美拿出钱包交给了男子。男子走后，那美走到“我”身边，原来她知道“我”在这里，她告诉“我”那男人是她的前夫，现在家境没落，没有钱，在日本待不下去，决定到中国东北去。我和那美一起回去，路上那美为表弟久一带去践行的礼物。
“我”、那美的父亲、那美、那美的哥哥，还有照看行李的源兵卫一起为应征奔赴中国东北战场的久一送行。一行人坐在车站前边的茶馆里，悠闲地吃着艾叶饼，喝着茶。大家把久一送上车，就在车子缓缓开动、最后一节三等车厢从我们面前经过的时候，车窗里露出一个面孔，正是那个村野武夫——那美的前夫。那美茫然地目送着奔驰而去的火车，神情里奇妙地浮现着一种“我”从前未曾见过的怜悯之情。“有啦，有啦，有了这副表情就能作画啦！”我拍着那美的肩头小声说道，在这一刹那间，“我”心中的画作终于完成了。
1906年是夏目漱石在文坛大放光彩的一年，除这年夏天《我是猫》的连载结束之外，4月份《哥儿》出版，5月份收录7篇短篇的《漾虚集》刊行，9月份发表《草枕》，10月份发表《二百十日》。这一年不仅是高产的一年，同时每部作品都风格迥异，充分展现出作家夏目漱石丰富多面的创作才能。有趣的是，这时的文坛评论中，出现将夏目漱石与泉镜花相提并论的文章。“漱石和镜花有着共通之处，这从二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漱石的《一夜》《琴的幻音》，以及《草枕》都和镜花的作品十分相似。只不过镜花是天才，而漱石是智者；镜花极其妖艳，而漱石精于俳句，故而淡然。镜花描写变幻怪奇超乎常人，而漱石洞悉世态运笔描摹，故而长于说理。”今天的研究者从来不会将泉镜花与夏目漱石这两位总体而言创作风格相距甚远的作家相提并论，而在那个时代，卓然超群、文学成就斐然的两位作家令读者将他们联想在了一起。
这一年，尤其是《草枕》深受文坛好评。有评论认为，《草枕》深得冥思之理趣，造诣深厚，其题材是于幽谷中求佳人，在自然的寂寞端肃之中描写人事的复杂变迁，已超越镜花，直逼露伴。镜花之未能描画、露伴之描画而有损诗境之处，经漱石之妙笔，深得不着一字的诗趣神韵，而补二家之阙。这一评论不仅将漱石与泉镜花相提并论，更将漱石与幸田露伴相比，这说明《草枕》一篇确立了漱石在文坛的地位，大有超越镜花与露伴之势。当时的评论也注意到了《草枕》中反复提及的“非人情”这一关键词，认为“非人情”是“以美为美，不动爱欲及喜怒哀乐之情；或虽然情动，而立于第三者从容之地，从艺术上进行玩味之境地”，“非人情”这一关键词成为引发文坛对《草枕》一篇进行充分关注的主要原因。
现在对《草枕》的解读一般认为，小说描写一位年轻的西洋画画家“我”，厌恶20世纪的文明，来到那古井的温泉旅馆，遇到一位名叫那美的不可思议的女性。画家试图从那美身上发现“非人情”之美，可那美受文明之累，自我意识过剩，令画家无法把握。小说最后，那美在车站目送前往战场的前夫时流露出的表情，终于呈现出一种处于忘我之境的“哀怜”，达成了“我”期待已久的具有东方之美的“非人情”的境地。《草枕》是一部没有情节、没有故事进展的小说，也有人称之为“俳句式的小说”。小说描写了一种乌托邦，表明了作家与当时文坛盛行的自然主义文学截然相反的立场。夏目漱石自己也明确表示：“我的《旅宿》（即《草枕》），是反世间普遍认为的小说之意而创作的。只要一种感觉——美的感觉能留存在读者的脑海里即可。”
片冈丰认为，小说描写的是画家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进行的自我救赎之旅。这里所说的他者指的就是那美。画家通过把人也看作是与自然相同的东西，从而将自然与自己之间形成的毫无龃龉的调和关系，也适用于他者与自己之间。在《草枕》中，20世纪的文明社会是值得批判的对象，画家厌恶这个文明社会，因而出来旅行。旅途中，画家对他者采取“非人情”的态度，试图彻底断绝与他者的联系，与此同时，那美也与画家一样，深知20世纪现实社会的生存困境，但同时又意识到自己无法脱离这个现实社会。画家通过拯救那美，也拯救了自己。小说中描写山茶花落入镜池中的场景，一般认为这里充满死亡的意象，而片冈丰认为，漂浮在水面上的山茶花象征的是无法彻底死去的人，因而那古井对于画家来说，是他重新确立自己与他者关系的“再生”之所。
《奥菲利亚》
东乡克美则认为《草枕》中反复出现的“水”和“睡眠”都与“死亡”相关。画家认为“20世纪需要睡眠”，这是一种对于“无意识”“无时间”“静止”与“停止”的渴望，这个“睡眠”进一步发展下去，就是如睡眠一般的死亡。画家将米莱斯的名画《奥菲利亚》中浮在水面上的奥菲利亚与那美的意象重合，从而创造出一个日本式的奥菲利亚画像。对于画家来说，乌托邦是通过梦想实现的，画家潜意识中希望自己可以像奥菲利亚一般，或者说可以和奥菲利亚一般的人一起漂浮在春天的水面上。
前田爱发现了漱石《草枕》中的两处错误：首先米莱斯名画中的奥菲利亚并非“双手合十随波漂荡”。前田爱认为，正因为漱石过于纠结奥菲利亚的死亡意象，所以才出现如此错误。米莱斯的画作由花、水、奥菲利亚三个要素组成，三个要素都代表着性与死亡两个意象。画家拘泥于在生死两极之间撕裂的奥菲利亚形象，从而觉得那美变换自在，无法把握。那美挑起了画家对于性的憧憬，或者说那美将水中美女的意象转化成了性的意象。因而，那美拯救了画家。《草枕》中的另一处错误是一行人乘船送青年久一上战场的场景，那古井应该是面向有明海的，所以不可能有乘船顺流而下的过程。前田爱认为，作家无论如何都想把那古井描写成世外桃源，因而沿用了《桃花源记》中顺流而下的描写，作家需要通过这个顺流而下的旅程，让画家从奥菲利亚的死亡意象中解脱出来，得到救赎。
中山和子则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指出，画家其实是一个不能成为“男人”的男人。小说《草枕》中的时间设定为1904年或者1905年的春天，此时正值日俄战争，画家既不属于参与战争的群体，也不属于抵抗战争的群体，完全置身事外，因而中山认为他是偏离明治社会性别规范的“亡命者”，是不能成为“男人”的男人。而《草枕》中描写镜池的场景：“那颜色不是普通的红色。那红色是遭受屠戮的囚人的血，兀自招惹人眼，兀自在人的心中制造不快，那是一种异样的红色啊！”“又是一大朵像涂着血的灵魂一般落下来。又落下来一朵。啪嗒啪嗒落下来，永无止息地落下来。”画家想象着在这样的场景中，如果有一个女性浮在水面会是什么样子，如此一来画家想象的漂浮在水面的那美就成为“遭受屠戮的囚人”，成为被处决的女性。这是因为画家潜意识中对那美有一种恐惧感，甚至有些厌恶，画家认为凡是勾引男人、俘获男人的女人都是邪恶淫乱的妖女，必须被处决。正是画家潜意识中的这种女性嫌恶使得《草枕》中山茶花坠落水池的场景产生一种异样的氛围。其实画家并不理解那美，刻意压制那美回望自己的视线，画家并非自觉地厌恶、回避明治帝国的性别规制，不过是逃亡到“非人情”之美的世界里，进行一种自我催眠式的躲避而已。
小森阳一则关注小说结尾处，画家和那美一行人送那美的表弟久一上战场的情景。久一曾经是志愿兵，在日俄战争进入第二年之后即1905年应征入伍。日本原以为很快就会结束日俄战争，不料进攻旅顺屡次失败，战争拖到第二年。那美的表弟久一于是作为新补充的兵源即将奔赴中国东北战场。
越来越被引向现实世界了。我把能看到火车的地方称作现实世界。再没有比火车更能代表20世纪文明的了。把几百个人圈在一个箱子里，轰轰隆隆拉着走。它毫不讲情面，闷在箱子里的人们都必须以同样的速度前进，停在同一个车站，同样沐浴在蒸汽的恩泽里。人们说乘火车，我说是装进火车；人们说乘火车走，我说是用火车搬运。再没有比火车更加轻视个性的了。文明就是采取一切手段最大限度地发展个性，然后再采取一切手段最大限度地践踏个性。给予每人几平方米的地面，让你自由地在这块地方起卧，这就是现今的文明。同时将这几平方米的地面围上铁栅栏，威吓你不准越出一步，这也是现今的文明。希望在这几平方米的地面擅自行动的人，也希望能在铁栅栏外面擅自行动，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可怜的文明国民们日日夜夜只能啃咬着铁栅栏而咆哮。文明给个人以自由，使之视如猛虎，而后又将个人投入铁槛，以继续维持天下的和平。这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就像动物园的老虎瞅着游客而随地躺卧的那种和平。铁槛的铁棒要是拔出一根——世界就不堪收拾。第二次法国革命也许就是在这种时候发生的。个人的革命现在已经在日夜进行。北欧的伟人易卜生曾经就革命兴起的状态向吾人提出具体的例证。我每当看到火车猛烈地、不分彼此地把所有的人像货物一般载着奔跑，再把封闭在客车里的个人同毫不顾忌个人的个性的铁车加以比较，就觉得危险，危险。一不留意就要发生危险！现在的文明，时时处处都充满这样的危险。顶着黑暗贸然前进的火车便是这种危险的一个标本。
这辆火车上的乘客是基于征兵制应征前往战场的军人及其他与战争有关的人。就在前一年（1904年）的年底，攻打旅顺战役中日军死伤惨重，日本政府不得已将征兵制的年龄限制提高到32岁，以补充更多兵源，用火车拉着民众送去战场。久一正是其中的一员，这一年漱石自己38岁，虽然已经过了征兵的年龄，却看到应征入伍的士兵们被装进火车运走。如果说在铁槛里面可以自由行动，那么国界线也是一个铁槛，这是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后所确立的土地私有制下人们生存状态的比喻。因为土地是私有的，所以打败他国，就可以霸占他国的土地。这就是帝国主义战争的逻辑。日本经由日俄战争，也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一分子。因而剥夺个人的自由将其装入车厢运走的火车，正是实行强制征兵制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象征。
如此一来，能够与实行强制征兵制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对抗的只有“个人的革命”，《草枕》中提到“北欧的伟人易卜生曾经就革命兴起的状态向吾人提出具体的例证”，以此类推，在日俄战争刚刚结束后写作小说《草枕》的漱石也在以自己的文笔进行同样的文明批评和斗争。
中国现代著名艺术家丰子恺曾先后于1956、1974年两度翻译夏目漱石的《草枕》（丰子恺将题名译为《旅宿》）,后一次重译完全不依傍前一次的译稿,并在其八篇文章（五篇散文、三篇评论）中提及漱石或引用《旅宿》。丰子恺在1932年8月的艺术评论《新艺术》中写道：
日本已故文学家夏目漱石在其《旅宿》中有这样的话：“诗思不落纸，而铿锵之音，起于胸中。丹青不向画架涂抹，而五彩绚烂，自映心眼。但能如是观看所处之世，而在灵台方寸之镜箱中摄取浇季混浊之俗世之清丽之影，足矣，故无声之诗人虽无一句，无色的画家虽无尺缣，但其能如是观看人生，其能解脱烦恼，其能如是出入于清净界，以及其能建此不同不二之乾坤，其能扫荡我利私欲之羁绊——较千金之子、万乘之君、一切俗界之宠儿为幸福也。”
这里所谓“解脱烦恼”“出入于清净界”“建此不同不二之乾坤”“扫荡我利私欲”诸点，皆“艺术的心”所独到的境地。艺术的高贵的超现实性，即在于此。高尚的艺术，所以能千古不朽而“常新”者，正为其具有这高贵的超现实性的缘故。
丰子恺在此引用漱石在《旅宿》中的观点着重阐述了艺术的超现实性。在1972年创作的散文《塘栖》中，丰子恺再次引用了《旅宿》中的文字。
夏目漱石的小说《旅宿》(日文名《草枕》)中,有这样的一段文章:“像火车那样足以代表20世纪的文明的东西,恐怕没有了。把几百个人装在同样的箱子里蓦然地拉走,毫不留情。被装进在箱子里的许多人,必须大家用同样的速度奔向同一车站,同样地熏沐蒸汽的恩泽。别人都说乘火车,我说是装进火车里。别人都说乘了火车走,我说被火车搬运。像火车那样蔑视个性的东西是没有的了……”
我翻译这篇小说时，一面笑这位夏目先生的顽固，一面体谅他的心情。在20世纪中，这样重视个性，这样嫌恶物质文明的，恐怕没有了。有之，还有一个我，我自己也怀着和他同样的心情呢。
丰子恺从漱石厌恶火车启笔，转叙自己从家乡浙江省崇德石门湾到杭州，舍轮船、火车，坐小小客船走运河，详谈客船的舒适、活便、悠闲，描写途经塘栖镇登岸吃酒的逍遥、潇洒、欢娱，最后将漱石视为知己而收尾：“我谢绝了20世纪的文明产物的火车，不惜工本地坐客船到杭州，实在并非顽固。知我者，其唯夏目漱石乎？”
丰子恺写于“四人帮”横行的1972年的《暂时脱离尘世》一文开篇即引用夏目漱石的《旅宿》：
夏目漱石的小说《旅宿》（日文名《草枕》）中有一段话:“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我也在三十年间经历过来,此中况味尝得够腻了。腻了还要在戏剧、小说中反复体验同样的刺激，真吃不消。我所喜爱的诗，不是鼓吹世俗人情的东西，是放弃俗念，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的诗。”
丰子恺欣赏夏目漱石的品质,说“:夏目漱石真是一个最像人的人。今世有许多人外貌是人,而实际很不像人,倒像一架机器。这架机器里装满着苦痛、愤怒、叫嚣、哭泣等力量,随时可以应用。即所谓‘冰炭满怀抱’也。他们非但不觉得吃不消,并且认为做人应当如此,不,做机器应当如此。”这番话表明了丰子恺宁愿写“暂时脱离尘世”的作品,也不愿跟着“四人帮”一伙说假话的态度。
丰子恺一生对夏目漱石《旅宿》的偏爱，可以说正是夏目漱石的为人和文学创作风格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产生影响的很好例证。
《三四郎》——青春的失落与女性的隐身
1908年，应《大阪朝日新闻》主笔鸟居素川之邀，夏目漱石开始创作小说《三四郎》。1908年8月19日，漱石在《东京朝日新闻》刊登《三四郎》连载预告，其中写道：三四郎从乡下的高中毕业之后，考取东京的大学，接触到都市的新空气，接触到同学、学长、年轻女性。我不过是把这些人物放置于这样的环境之中，之后任由他们随意活动，自己生出波澜来。1908年8月在给朝日新闻社涩川玄耳的信中，漱石列举了“青年”“东西”“三四郎”“平平地”等四个题名后，说自己最终决定选用三四郎这个最平凡的名字。评论家江藤淳认为，直接以主人公的名字作为小说的题名，这在英国文学中十分常见，但是在明治时代的小说中尚无先例，是一种崭新的尝试。
《三四郎》手稿
作家夏目漱石将《三四郎》这篇小说的舞台设定在了自己熟悉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与东京帝国大学一带。主人公小川三四郎从九州熊本的第五高等学校毕业后，考取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乘坐火车前往东京途中，与一名中途从京都上车的女子偶遇，三四郎要在名古屋转车，女子说一个人害怕，恳求三四郎与她同行，带她一起去客栈。客栈的女仆只铺了一个床铺，三四郎只好与女子同床共枕，但他用床单在两人中间“筑起一道白色的屏障”，整晚手脚没有伸出自己用毛巾铺成的狭长地盘，也没有和女子讲过一句话。第二天两人回到车站，等车时三四郎才知道女子接下来并非与自己同路，女子把三四郎送到检票口，告别之际嫣然一笑，说了一句：“你是一个很没有胆量的人呢。”三四郎觉得这句话把自己23年的弱点一下子暴露无遗。
在名古屋上车后，三四郎又遇见一位与众不同的“生着浓须”的男子，到东京后才知道他是高等学校的英语教师广田先生。广田先生对三四郎说，日本“即使日俄战争打赢了而上升为一流强国，也是无济于事的”。富士山“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名胜，没有东西能比它更值得自豪啦。然而，这富士山乃是天然形成的，自古以来就存在着，非人力所能左右，也不是我们造出来的”。三四郎不由得反驳道：“不过，今后日本也会渐渐发展的吧。”可广田先生却毫不在意地说：“将会亡国呢。”对于广田先生在日俄战争日本获胜之后竟然如此肆无忌惮地批判日本，三四郎深感意外，“觉得自己是真的离开熊本了”。
到了东京之后，三四郎惊叹于大都市跌宕起伏的生活样态，他感到“自己迄今为止的生活就根本不曾触及现实世界的皮毛”。正在闷闷不乐之时，母亲来信让他去拜访同乡的学长、理科学者野野宫宗八先生。三四郎从野野宫处出来，信步来到校园的池塘边，无意中抬眼看到山冈上站着两个女子。手拿扇子的女子拿着一朵白色的小花，边嗅边走了过来，经过三四郎面前时，女子把嗅过的白花丢在三四郎脚前。三四郎低声说了句“矛盾”，拾起女子丢在地上的花，试着嗅了嗅，然而没闻到什么特别的香味，便把花投进水池里。
9月1日，大学开学了，三四郎与从专科学校毕业、入校做“选科生”（类似于旁听生，虽然可以与正式学生一起上课，但是不能享受正式学生穿戴制服、进入图书馆书库等的待遇）的佐佐木与次郎相识。与次郎在高中教师广田先生家里寄宿，他带着三四郎吃饭、看演出、去图书馆、乘电车。一天，三四郎去野野宫家里时，野野宫的妹妹良子从医院发来电报，野野宫拜托三四郎顺路给妹妹送去一件夹袄，在医院三四郎正好遇见前来探望良子的池塘边的女子——美祢子。自此，三四郎开始心神涣散起来。
三四郎受托到广田先生的新居打扫，又遇见了池塘边的女子美祢子。一天，三四郎收到了美祢子寄来的明信片，邀请他一起去观赏菊偶。第二天，三四郎穿着新制服，鞋子闪闪发光，前去赴约。在拥挤的人群中，三四郎看见美祢子被人群推向出口方向，赶紧丢下同行的广田先生、野野宫、良子，拨开人群，跟了上去。美祢子看似不太舒服，但是“步伐落落大方，直朝前迈，没有那种忸怩作态、故意撒娇的模样儿。所以三四郎也不能莽撞地主动伸手去扶她”。两人来到小河边坐下，美祢子说了一句“天空变混浊了”，三四郎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路过一片泥泞地时，三四郎让美祢子拉住自己的手，但是美祢子不肯，不料她跳过来的时候身体失去平衡，“双手落到了三四郎的双臂上”，美祢子在口中嘀咕着“迷途的羊”，而三四郎则感受到了美祢子的呼吸。
与次郎四处奔走，发表《伟大的黑暗》一文，想让大学聘请广田先生做教授。同时又在赛马中输掉20日元，三四郎把钱借给与次郎之后，自己没办法付房租，与次郎让美祢子借钱给三四郎。三四郎写信让母亲寄钱过来，可是美祢子不收，让他先用着。三四郎对美祢子抱有淡淡的爱慕之情，但无论如何也把握不住美祢子的心思。美祢子所说的“迷途的羊”一词令三四郎摸不着头脑，美祢子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令三四郎迷惑。三四郎对野野宫宗八与美祢子的关系也不能理解。最终三四郎决定找美祢子表露自己的心思，美祢子在画家原口的画室做模特，她幽幽地叹了口气，告诉三四郎画中的自己就是三四郎第一次在水塘边遇见自己时的样子。不久，三四郎听说美祢子和自己哥哥的朋友（良子回绝的相亲对象）订婚了。三四郎前往教堂去见美祢子，美祢子再次发出微微的叹息声，嘴里嘀咕着《圣经》中的句子：“我知我罪，我罪常在我前。”《森林之女》（美祢子的自画像）的画作终于开始展出了，三四郎站在美祢子的画像前，嘴里反复嘟囔着之前美祢子说过的那句“迷途的羊，迷途的羊……”。
刚从九州来到东京的三四郎意识到自己面对着三个世界。一个世界散发着“明治十五年以前的味道”，“一切平平稳稳，然而一切也都朦朦胧胧”。那是和蔼的母亲所在的故乡乡下所象征的过去的世界。第二个世界是“生着青苔的砖瓦建造”的图书馆所象征的学问世界，那里有广田先生，有野野宫这些“无所顾忌地呼吸着太平世界宁静空气”的学者们。这个世界是三四郎预感到自己今后也将置身其中的未来的世界。第三个世界是“宛如光灿的春天”荡漾般的世界，那里有美祢子这样美丽的女子，“是对三四郎来说最深厚的世界”，同时也是难以靠近的恋爱的世界。三四郎将来的目标就是将这三个世界统一为一体：“把母亲从乡下接出来，娶一位美貌的妻子，然后投身到学习中去。”《三四郎》这部作品的远景是第一个世界，以第二个世界——日本学者前田爱所说的“本乡文化圈”（本乡即东京帝国大学所在的街区）为舞台，将第三个世界——三四郎与美祢子关系的推移变迁作为前景。一直以来，小说《三四郎》都被视为明治文学中稀有的“青春小说”，广受称赞。与此同时，小说中主人公三四郎一直被同龄的美祢子所捉弄，这一青涩的、不成熟的主人公形象经常被认为缺乏魅力，是作家在人物造型方面的败笔。如果把小说《三四郎》视为一部青春小说的话，那么青涩的男主人公在青春年代，被成熟的同龄未婚女子所迷惑，一路彷徨，这样一种布局也是合理的。
《三四郎》与《后来的事》《门》构成了漱石文学的爱情三部曲，堪称漱石文学最出色的青春小说。主人公小川三四郎来到东京这个与他以前的认知完全不同的世界后，在现代文明和现代女性的冲击下，彷徨迷茫，不知所措。三四郎离家不久，见识了更大的世界后，有种家乡像是远古的感觉。他想拋下这个过去，但又想念过去。野野宫和广田老师所在的学问的世界，是他满心期待的知识殿堂，可以翻阅众多书籍的图书室、接触西方思想的课堂，让三四郎觉得自己正在前进的路上。而三四郎同时越来越被他暗恋的对象——美祢子所在的东京的浮华世界所吸引。三四郎对美祢子一往情深，可美祢子的态度却暧昧含糊。她数次向三四郎提过“迷途的羊”这一短语，却最终与哥哥的朋友结婚。平凡的青年人在与大都市形形色色的人的交流中，慢慢得到成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三四郎》定义为未成熟阶段的成长小说。村上春树说，《三四郎》是适合在洒满阳光的阳台上阅读的小说。小说主人公或许处于迷茫之中，但他基本上是望向未来的。他的脸略微向上倾斜，广阔的天空在他面前打开。广田教授，这个三四郎在前往东京的火车上偶遇、后来成为三四郎导师的古怪人物，敢讲肆无忌惮的话——“日本将灭亡”。广田教授的话揭示了近代日本的潜在脆弱性，同时也揭示了一个名叫三四郎的明治时代年轻知识分子的精神狭隘性。
当然，这部作品可以有更多更深入的解读。小说以主人公三四郎作为叙述者，将三四郎的内心活动事无巨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将主人公青涩的特质生动地表现出来——主人公为自己观看着的女性所吸引，但是当对方有所行动之时又心生恐惧。可是，关于女主人公美祢子的内心活动，小说却只字未提，令读者一无所知。作家夏目漱石在塑造美祢子这一人物形象时，是以德国作家苏德尔曼的小说《不会消失的过去》（The Undying Past）中的女主人公菲利西塔斯为参照的。漱石在《文学杂话》（1908年10月刊登于杂志《早稻田文学》）一文中说：“这个女性非常敏感、细腻，我曾称她为‘无意识的伪善家’。也许翻译成‘伪善家’并不妥当。她的巧言令色并非有意为之，而是无意识中天性的流露，就俘获了男人的心，而她绝非抱持着善恶等道德观念所为。”能够塑造出这样的女性形象，恐怕再无第二人了。由此，一般读者都认为《三四郎》中的美祢子就是这样一个“无意识的伪善家”形象。但是，美祢子作为女性的神秘魅力与其说来自她无意识的演技，倒不如说源自小说文本对美祢子内心活动的彻底排除。也就是说，当读者将三四郎作为视点人物阅读时，迷惑三四郎的美祢子作为诱惑者的形象强烈凸显出来，而美祢子这个人物形象背后所隐藏的、束缚所有女性的日本近代婚姻制度被忽视了。阅读小说《三四郎》，不应该只关注三四郎与美祢子的人物形象，而应该追问的是作者进行如此描写的意义。
在小说中，美祢子被“本乡文化圈”的男性们赋予了西式的、新时代女性的意义。这些带有特权的知识阶层的男性一直将美祢子作为评论的对象，单方面赋予美祢子各种意义。而读者也追随着这些男性人物，对他们的叙述深信不疑，来观看、评论美祢子。夏目漱石的弟子森田草平在《续夏目漱石》（1943）一书中指出，在塑造美祢子这一人物时，漱石是以“煤烟事件”的女主角平塚明子（后来的平塚雷鸟）为原型的。所谓“煤烟事件”，是1908年森田草平与家境优越、受过良好教育的才女平塚明子一起殉情未遂的事件，被当时媒体大肆报道。就在这时，漱石对于饱受责难的弟子森田草平施以援手，森田草平得以凭借描写该事件的小说《煤烟》（1909年在《东京朝日新闻》连载）登上文坛。“煤烟事件”与小说《三四郎》的连载在时间上接近，也可以作为分析小说《三四郎》中美祢子人物设定的一个来自文本外部的证据。但是，美祢子与平塚明子恋爱的结局完全不同，西式的美祢子最终选择相亲结婚这一结尾令读者大跌眼镜。事实上，因为哥哥成婚，无父无母的美祢子只能选择与哥哥的友人结婚成家，这是明治时代的社会环境使然。由此看来，小说《三四郎》在主人公三四郎青春的彷徨这一故事背后，隐藏着另一个关于女性美祢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被撕裂，连彷徨的权利都被剥夺的故事。
小说《三四郎》的成功大大刺激了日本文坛另一巨匠森鸥外。1910年，森鸥外发表小说《青年》，与夏目漱石抗衡。这也成了一则文坛佳话。
小说《三四郎》发表之后不久，漱石的两位弟子森田草平和小宫丰隆就发表了至今看来仍具参考价值的评论。森田草平于1909年6月在《国民文学》撰文指出，《三四郎》中的出场人物都以第三人称出现，但是所有场景都有三四郎出场，因而小说中的所有情节都是三四郎耳闻目睹，也就是说，这与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并无分别。作者在写作时凝视着三四郎，应该说是俯视着三四郎，作者并非就是三四郎，写的虽然是三四郎的心情，但并不是以三四郎的口吻，而是远比三四郎了不起的人物在描写三四郎的心情。因而读者读到的是经过作者评价后的三四郎的心情。同年7月份，小宫丰隆在《新小说》撰文写道，以往的小说大多以一两个特定人物为主人公，或者虽然描写了众多人物，但人物本身并不生动，有的努力写活各色人物，结果反而无法把握整体，全作支离破碎。而小说《三四郎》除三四郎之外，还有六个出场人物。全部人物都活灵活现，均具备成为主人公的资格。全篇整合有致，所有人物的一举一动彼此关联，有机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小说《三四郎》采用了最困难的创作方法，并获得了成功。关于美祢子的人物形象，小宫丰隆认为：美祢子的人物性格最复杂、最有个性，并具现代色彩，是一个20世纪的新女性。美祢子在某一个特定的范围内，自由自在地活动着。因其自由自在，故而令三四郎与读者无法把握。很显然，小宫丰隆认为美祢子唐突的结婚令人费解，是因为同样身为“本乡文化圈”的一名男性成员，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美祢子的婚姻背后隐藏的真相。
近年来在日本，关于小说《三四郎》的研究又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以酒井英行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美祢子爱的不是三四郎，而是野野宫。在三四郎初遇美祢子的场景中，美祢子把白花丢在三四郎面前，似乎在挑逗三四郎，其实是和野野宫交往的美祢子因为野野宫态度一直不明朗，为了试探野野宫而做出的举动。而读者之所以对于美祢子挑逗陌生男子的举动并不觉得奇怪，是因为小说开篇已经以名古屋“同衾事件”埋下了伏笔，在名古屋陌生女子的举动之后，美祢子莫名其妙勾引男性的行为也变得顺理成章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三四郎之所以被美祢子吸引，是因为美祢子的肤色是“浅浅的褐色”，这是三四郎认为女性应该具有的肤色。在这一点上，名古屋的女子、故乡的阿光都是“浅浅的褐色”。事实上，老家的母亲一直撮合三四郎和阿光的婚事，小说第12章和第13章之间提及三四郎回了趟乡下老家，但是却只字未提回乡后的事情。自第14章开始，之前的三四郎视角忽然转换成为全知视角的叙述，暗示着回乡省亲期间，三四郎身上发生了大事，而且很可能就是与阿光订婚。三四郎对美祢子淡淡的爱慕之情，很可能是因为三四郎把美祢子看作了“城里的阿光”。
关于美祢子之“谜”的原因，松下浩幸认为，小说《三四郎》中描写的第二个世界，也就是三四郎认识的学问世界的居民无一例外都是单身，他们将自己不结婚的原因归咎于女性或者母亲。“本乡文化圈”的男性们不仅单身，而且都拥有书房，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书房是他们进行自我管理的场所，也是将孤独转化成为自由与快乐的场所，是一个人进行庆祝与祭祀的空间，是单身者的乌托邦的空间。这些男性知识分子通过在书房中的阅读形成一个不可视的知识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是不允许女性加入的组织，女性仅仅能够成为这个共同体的解读对象。而三四郎由于尚未完全成为“本乡文化圈”的居民，缺乏这一男性知识分子共同体的解读能力和批判能力，因而觉得美祢子充满谜团，在美祢子身上感受到了性的欲望。另一女性学者关谷由美子认为，美祢子为了结婚，必须扮演一个尊重爱情、拥有选择结婚对象自由的新女性，这是她所在的文化圈的男性们所期待的新时代的女性形象。
小森阳一则认为，夏目漱石所描写的女性永远都与金钱产生瓜葛。小说《三四郎》中，三四郎与其他人物之间产生20日元的借贷关系，最终三四郎让乡下的母亲寄了30日元，才解决了这件事情。因为三四郎的母亲在乡下有地，才能做到，而城市中的薪金生活者是无法做到的。“本乡文化圈”的居民都生活在这样一个脆弱的经济基础之上，因而一直由哥哥照顾的美祢子、良子等妹妹们，当兄长的婚姻临近之时，为了不成为小姑子，不给兄长增添经济负担，必须尽早结婚，这是妹妹们的宿命。美祢子为了在现实世界中生活下去，只有结婚一条路可走，只有这样，妹妹们才不至于威胁到兄长们的婚姻。而良子不愿意哥哥独立门户，随随便便地回绝了相亲对象，结果妨碍了哥哥野野宫的婚事。正是因为良子想一直做野野宫的妹妹，才使美祢子和野野宫的关系破裂。
学者饭田祐子则关注小说《三四郎》中关于服饰的描写。除美祢子之外的人物都穿着极具制度色彩的、体现某种阶级或职业的、具有抽象意义的制服，唯独美祢子一人在三四郎眼里穿着说不清颜色的和服。如此一来，美祢子服装的特殊性成为将美祢子这一人物神秘化的一个装置。而且小说中将三四郎说不清楚美祢子服装的颜色归结于三四郎来自乡下的原因，从而完全忽视了美祢子这一人物本身。也就是说，小说通过不做讲述，将美祢子的服装神秘化。服装的谜团是由三四郎这个叙述者的欲望所产生出来的。三四郎试图从美祢子的眼神中看出某种意义，但是没有成功，而三四郎从来没有想从良子的眼中发掘某种意义。小说讲述的是三四郎的欲望所制造出来的“谜团”，而并非美祢子这个人物本身就是一个谜。三四郎不仅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他者，而这不仅仅是三四郎的问题，叙述者也参与其中。如果美祢子的内心果真充满了谜，那么还称得上是一个新女性，但是美祢子之谜是在她的外部被制造出来的。
就小说《三四郎》的解读而言，最常见的是将其视为一部青春小说、一部教养小说、一部成长小说。犹如一张白纸般的主人公三四郎从乡下来到都市，面对着学问、爱情与故乡三个世界，不断吸取各种信息成长起来。他对“无意识的伪善者”美祢子暗自抱着爱慕之情，但是却屡屡被捉弄，最终体会到失恋的痛苦。三四郎最终意识到，所有的女性都像在名古屋与自己同衾的女子一样会莫名其妙地诱惑男性，对自己来说，女性身上永远充满着“谜团”，不禁体会到一种青春时期的失落感。总的来说，小说《三四郎》的叙述手法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创造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吸引众多研究者进行各种各样的解读。谜一样的女子美祢子这个人物形象更是成为读者、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更是令美祢子这一人物形象背后一直被遮蔽的日本近代的婚姻问题、女性问题浮出水面，令我们不能不钦佩作家的伟大，因为其创作的这样一部看似单纯的青春小说同样深刻反映着日本近代社会的诸般症结，暗含着诸多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的社会问题。
《其后》：“家制度”下的自然之爱
小说《其后》于1909年6月27日至10月14日连载于《东京朝日新闻》与《大阪朝日新闻》。1910年1月由春阳堂刊行单行本。
《其后》手稿
1985年，森田芳光导演将该作改编成电影，获得成功。该片获得第9届日本学院奖（相当于日本的奥斯卡奖）优秀影片、优秀导演、最佳男配角、最佳录音奖，是日本文部省指定，优秀电影鉴赏会、全国高中视听协议会、日本PTA全国协议会、全日本教职员联盟推荐的电影作品。
小说《其后》共有9个主要出场人物。主人公长井代助，30岁，仍然单身。父亲长井得，乳名诚之进，是实业界的知名人物。哥哥长井诚吾是父亲公司的高层。嫂子长井梅子，经常照顾代助。侄子诚太郎，今年15岁，和代助很要好。侄女长井缝子，比诚太郎小3岁，也和代助很亲近。代助家里的书童门野。代助的友人平冈常次郎，是代助的中学同学，结婚后到关西地区工作。平冈三千代是小说的女主人公，当年由代助撮合，嫁给平冈常次郎，孩子夭折后，罹患心脏病。
三年前，长井代助促成了友人平冈常次郎与朋友的妹妹菅沼三千代的婚事。现在，代助已经大学毕业，马上就三十岁了，却没有工作，依靠父亲的经济资助，自立门户，过着高等游民的优雅生活。就在这时，一直在关西地区的银行工作的平冈失业了，和妻子一起回到东京。
代助与平冈夫妇相见，发现自己和平冈不能像以前那样关系融洽地相处。平冈没有工作，又有欠款，希望能够在代助哥哥的公司谋个差事。这三年间，三千代生了一个孩子却夭折了，自己又患上心脏病。三千代对代助一直没有结婚这事十分在意。
代助父母家里只有父亲和哥哥一家住着，代助已自立门户，还有一个姐姐嫁给了外交官，现在随夫君住在欧美。代助的母亲和另外两个哥哥都已过世。父亲总是告诫代助要找个工作，不要一直游手好闲；嫂子则一直催促代助早点结婚成家。
三千代来代助家拜访，向代助借500日元，代助意识到平冈经济拮据，非常怜惜三千代。平冈和三千代终于租了新居。代助为了三千代，向哥哥诚吾借钱，遭到拒绝。又向嫂子梅子借钱，同样遭拒。父亲和哥哥好像忙着什么事情，嫂子见代助总是拒绝相亲，问他是否有喜欢的人。代助的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三千代的名字。
此时，“日糖事件”轰动社会，代助感觉父亲和哥哥的忙碌也许与此有关。嫂子给了代助200日元的支票，代助赶紧把钱拿给三千代，言谈中代助感到平冈夫妻关系不好，三千代经常一个人在家，很冷清。
平冈来拜访代助，感谢借款一事，并告诉代助自己要到报社上班。父亲希望代助能够和长井家的旧交、地主佐川家的小姐成亲。嫂子梅子安排代助和佐川家的小姐在看戏时相遇。代助得知三千代把200日元都用来应付家用，又变卖了戒指，愈发担心，他逐渐意识到三年前自己就已经喜欢上了三千代，越发后悔当年的举动。
代助决心找父亲回绝亲事，刚好父亲不在，代助将此事告诉嫂子，并说自己已有心上人。代助终于鼓起勇气向三千代告白，三千代激动落泪，又质问代助，为何三年前放弃了自己。
代助见到父亲，父亲苦口婆心地劝代助为了这个家和佐川家的小姐成婚，遭到代助拒绝。父亲十分生气，表示以后不再照顾代助的生活。代助十分担心今后的经济来源，见到三千代，告知自己目前的处境，三千代表示自己已经下定决心，不会反悔。代助找到平冈，告知一切，请平冈将三千代让给自己。平冈虽然同意，但是表示要在三千代的心脏病好转之后，而且自己要和代助绝交。
代助见不到三千代，每日闷闷不乐。就在这时，哥哥诚吾来了，告诉代助平冈已将代助与三千代的事情写信告诉父亲。诚吾问代助是否真有此事，代助承认。父亲听后非常气愤，断绝了与代助的关系，表示以后永不相见。失去了经济资助的代助，决心找工作，他走出家门，冲进疯狂旋转的现实世界之中。
《其后》发表后，漱石的弟子小宫丰隆引用屠格涅夫关于所有的人都可以分为堂吉诃德型与哈姆雷特型这一观点，指出代助属于哈姆雷特型的人物。小宫称赞作家层层铺垫，描写人物性格与事件的高超技巧，但是指出为了突出代助哈姆雷特型的性格，作品应该在代助舍弃以往艺术的世界，进入自然的世界之处搁笔，或者更多描写进入自然世界之时代助内心的苦闷挣扎。小宫认为：“《其后》中关于悲哀、痛苦、寂寞等情绪因素的描写十分欠缺。”也就是说，小宫希望小说更多地描写代助这个人物的内心。而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田山花袋则与小宫的观点完全相反，田山认为《其后》过多描写人物的心理，因而使文章过于烦琐。如果采用描写式的手法，则用一半长度即可写完所有内容。
1910年4月，以学习院大学高中部毕业后升入东京帝国大学的精英们为主创的同人杂志《白桦》，在创刊号上刊登了中心人物武者小路实笃关于《其后》的评论文章。武者小路认为《其后》描写的是“自然”（代助与三千代的爱情）与“社会”（将这种爱情视为不道德的集团）冲突的故事。白桦派与当时盛极一时的自然主义文学划清界限，希望能够得到文坛大家漱石的认可。而漱石也对这一文学流派的教养与高雅给予了高度肯定的评价。
武者小路称赞《其后》的作者思想深厚，技巧娴熟，采取开放式的结尾，恰到好处。武者小路认为《其后》的主题，也就是小说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是关于自然的力量、社会的力量，以及两股力量对于个人影响的思考。违背自然，内心就会不安，而违背社会，就会带来物质上的担心。人必须要顺从自然，但是违背社会的规则就会灭亡。大多数时候，顺从自然的人会受到社会的迫害，而顺从社会的人会受到自然对内心的伤害。作为一个人实在是左右为难。现在看来，武者小路的评论略显幼稚，但当时的文学家都在拼命与以明治国家的“家制度”为代表的“社会力量”进行抗争，武者小路的评论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武者小路认为漱石将来一定会在社会与“人的自然”之间找到某种平衡，会让社会与“人的自然”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这样的漱石才是真正的国民教育家。
漱石的弟子阿部次郎则认为《其后》的主题在于通过与个人生活相接触之处来描写及批判日本现在的社会状况。小说描写了主人公无法忍受与现实进行暧昧妥协的常识性的生活，而向最根本的、哲学性的生活迈进的精神状态，因而该作是对日本现在人文状况的一种批判。不过，阿部认为，代助这个人物让人捉摸不透。随着小说情节的进展，代助的内心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过去空虚而美丽的道德，来自父亲的教育与青春的莽撞，可以称之为“空想”。第二阶段代助开始深切感受到此前的空想与自己及社会的现实之间的矛盾。第三阶段的代助已经无法忍受这一矛盾，而正是三千代将代助带入了这个第三阶段。但是小说中没有描写进入第三个阶段后代助内心的苦恼，特别是没有充分交代代助因与三千代的关系必然引发的苦恼。
目前，对于小说《其后》常见的解读认为主人公代助不工作，是因为他看透了近代日本的惨状，并对此深以为忧，这种知识分子的苦恼以及从根本上对于生存的不安使他不去工作，将自己与他者的关系控制在最小限度，作为一个对自己的身体抱有自豪感的自恋者而生活。但是，代助一方面批判父亲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依靠父亲在经济上的全面资助才得以维持现在的生活状态，二者处于一种矛盾关系中。三年后再见到三千代，发现自己无法帮助陷入经济窘境的三千代的代助，越发意识到这一矛盾。而当代助再次意识到自己对于三千代的爱情（自然之爱）之后，决定与以往充满矛盾的生活告别，忠实于近代的自我或者说真实的自我，诚实地生活下去。《其后》可以称得上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恋爱小说的名篇。
对《其后》的解读带来划时代转折意义的当属齐藤英雄的论文《珍珠戒指的意义与作用——〈其后〉的世界》（1982），该论文首先关注三千代回到东京后第一次与代助相见的场景。
三千代从走廊里由人陪伴着进了客厅，在代助对面坐下来。一双洁白的手叠放在膝头。下面的手戴着戒指，上面的手也戴着戒指。上面的戒指金丝框里嵌着一颗珍珠，是当今最时兴的。这是三年前结婚的时候代助作为贺礼送给她的。
此处，三千代戴着两个戒指。一个应该是和平冈的结婚戒指，另一个则是“三年前从代助那里收到的结婚贺礼”。三千代结婚前，代助送了“珍珠戒指”，而平冈则送了手表，这已经和一般所认为的戒指应该由未婚夫赠送的常识不符。齐藤英雄认为，三千代的哥哥菅沼想让妹妹嫁给代助，代助和三千代也是相爱的，平冈明知这一点还是和三千代结婚了，所以才出现这种奇特的赠礼方式。
三千代回到东京后第一次与代助见面时，把戴着珍珠戒指的手放在上面，很可能是为了引起代助的注意。“珍珠戒指”的背后是当年代助、三千代、平冈三人交织的故事，而三千代故意让代助看到这个“珍珠戒指”，是为了唤起代助回想当年的事情。之后，陷入家庭经济困境的三千代，把两个戒指都送进了当铺，并向代助暗示了此事。代助安慰三千代，就当那是“纸戒指”吧。代助筹到钱后交给三千代，一个男子借钱给别人的妻子，这本身就是一个大胆的举动，于是代助和三千代之间建立了一种秘密的联系。三千代收到钱后，将代助当年送给自己的“珍珠戒指”从当铺赎回，并将此事告诉代助。这个举动等于是在告诉代助，自己要和他一起生活下去。
齐藤英雄认为，在三千代回到东京后第一次与代助见面时，就已经选择了代助。也就是说，三千代一心一意，而代助则显得优柔寡断，难以下定决心，即便是下了决心之后，也仍然瞻前顾后。
按照齐藤英雄的解读，以往认为《其后》是以代助为主的爱情故事这一看法被彻底颠覆了。《其后》是以三千代为主的爱情故事，因而《其后》不再是描写在爱情中自我觉醒的近代知识分子的故事。
《其后》中多次出现关于“花”的描写，很多研究者关注到了这一点，认为《其后》是一部“花”的小说，而三千代就是花的精灵。浜野京子指出，《其后》中经常出现朱顶兰、铃兰、百合三种花，朱顶兰的花形和百合相近，而铃兰的英文名是“lilyofthevalley”,可以直译为“山谷百合”，也就是说这三种花有一个共同点，都与百合有关。小说中有一个情节描写：三千代在等代助时，喝了铃兰花瓶里的水。铃兰的花语是幸福再来，但它是一种有毒的植物（象征着死亡）。而百合象征着纯洁和贞洁，同时也代表着罪恶。因而，由小说《其后》中经常出现的花的意象，可以将该小说解读为包含着幸福与罪恶、生与死等充满对立意义概念的小说。木股知史也关注三千代带着百合花拜访代助的情景，认为百合具有基督教所推崇的纯洁的意义，但是这一场景又有官能的意象，二者交织在一起，使三千代成为“纯洁的官能”这一矛盾体。
石原千秋则从日本近代“家制度”的视角重新解读小说《其后》。他指出《其后》中除去开头第一章，第二章之后的偶数章描写的是代助和三千代的关系，而第三章之后的奇数章则描写的是代助和父亲家的关系。主人公代助之前多次回绝了婚事，而最近这次却和以往不同，让他难以推辞。这是因为每个人在人生之中都有两次会强烈意识到自己所属家庭对自己的束缚。一次是结婚的时候，还有一次是父母过世被卷入遗产继承问题的时候。小说《其后》的故事开始时，代助和青山父亲家之间的关系刚好处于这样一个时期。虽然代助的父亲长井得还在世，但是考虑到明治民法有“退隐”（放弃户主身份或把家庭责任让给继承人以便安静地过退隐生活）的规定，他打算遵照长子单独继承的规定，让长子诚吾继承家业。但是长子成为户主之后，有继续抚养弟弟代助的义务，父亲觉得过意不去，因而想让代助赶紧和地主家结亲。另外，代助马上就要三十岁了，按照明治民法规定，三十岁之前结婚必须得到家长的认可，而三十岁之后就没有这个必要，所以父亲长井得急着要把次子的婚事确定下来。
《其后》中父亲的小名是诚之进，长子的名字是诚吾，孙子叫诚太郎，也就是说继承家业的人名字里都有一个“诚”字。而“代助”就是起到替代作用的男子的意思，即当长子万一有事之时，次子可以起到代替长子的作用。也就是说，自一出生，代助就注定背负了次子的命运。
因此，长井得十分看重“诚者天之道也”的题匾，而代助则对此极其反感。长孙诚太郎已经15岁了，这意味着代助作为候补继承人的作用即将失去。代助和父亲家的故事实际上是代助即将被父亲家抛弃的故事，因而代助决定用自己的故事离开父亲家。于是，一个爱情故事和这个家族的故事必然地交织在了一起。为了与父亲家诀别，创造自己的价值，代助需要与三千代一起建立家庭，成为能够在经济上抚养三千代的“一家之长”，这是代助最终选择了与三千代的爱情的原因，归根结底，代助自己也梦想着成为“家长”。
石原千秋认为，一般认为《其后》描写的是近代自我个体确立的故事，其实描写的是像代助这样被“家制度”排除在外的男子在“家”之外重新上演“家”的故事。因而，这不是自我个体的确立，而是对“家”的乡愁，是使自我成为幻想中的“父亲”的欲望。
佐藤泉从更宏观的视角来解读《其后》，他认为小说描写的是父辈的世界观被代助等下一代的世界观所取代的故事。长井家父子之间的断层并不是父子间、两代人之间的龃龉，而是暗示着故事背后更大的历史、社会关系。长井得和长井代助生活的世界是一样的，但是二者讲述这个世界的语言则完全不同。长井得讲述的是与国家相联系的宏大故事，而长井代助讲述的是以“神经”一词所代表的个人的微小故事。长井得的故事并非他个人，而是某个社会构成体的故事。当自己的公司也发生了与“日糖事件”相当的事件，再也不能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父亲的那个“为了国家，为了社会”的故事就宣告结束了，父亲将不得不活在当下，承认自己已经是一个老人。与其说父亲是狡猾的，不如说他是滑稽的、可悲的人物。对于父亲来说，代助和恩人家之间的联姻将成为最后的“过去的故事”。因而代助与佐川家小姐的婚事不是在家族层面，而是在历史层面发挥着作用，是父亲曾经生活的过去的故事，也就是历史的尾巴。
小说《其后》中有这样一句话：“进化的背后一直都是退化，这是古往今来的可悲现象。”夏目漱石在英国留学期间，曾经阅读了当时欧洲非常流行的马克斯·诺尔道的著作《退化》。生方智子的论文正是以“退化论”的理论框架对《其后》所作的解读。退化论认为，所谓退化可以是精神荒废的外在表现，可以引起女性化，原本该书批判的是世纪末流行的颓废艺术。
小说《其后》中，代助每天早晨满意地看着镜子中自己的裸体，是典型的自恋者，对于代助来说，美丽的身体就是健康的身体，是健全精神的表象。这就是《退化论》中所说的自我肯定，这种自我肯定同时表现为对周围人的歧视性用语，认为自己是“上等人种”，把父亲说成是“野人”“劣等人种”。对于女性也是如此。这样一来，代助把自己定位成为“新男性”。
代助在与三千代的爱情中也保持着一定距离，将与三千代的爱情以“天意”这样一个绝对化的词语来表达，避免与身体联系起来。但是在对三千代进行告白的场景中，代助的语言打动了三千代的心，三千代歇斯底里地哭泣，这种兴奋最终也感染了代助，于是代助成了女性化的人物，这意味着代助内部的崩溃。也就是说，虽然小说《其后》是在一个退化论的框架中讲述的，但是因为处于歧视他者地位的代助的女性化，从而从内部击破了退化论。
近代以后，进化论成为毋庸置疑的前提，而生方则从退化论的角度对《其后》进行解读，认为《其后》包含着在制度内部击破进化主义的可能性。
林圭介则认为《其后》一直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文学”，但是小说发表当时还没有“知识分子”这样的用语，小说中无论是代助的父亲，还是友人平冈都认为代助还是个孩子。虽然代助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但是却并未就职。1909年左右，大学毕业生面临着空前的“就业难”的问题，这意味着学历神话的崩溃，学历不能保证就职，能够就职的人才算真正实现了自立。当代助选择了与三千代的爱情之后，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就职，从而促使他离开家去找工作。当时的“就业难”是青年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因而《其后》未必就是“知识分子的文学”，代助终究还是当时“青年”的一分子。
小森阳一则深刻揭示了小说《其后》的战争背景。小说第三章介绍主人公长井代助的家族情况：
代助的父亲名叫长井得，这位老人在明治维新时参过战，至今身体仍十分壮实。他辞官之后，进入实业界，辗转经营，自然而然地攒了些金钱，这十五年来，成了赫赫有名的大财主。
代助有个哥哥叫诚吾，从学校一毕业就进入父亲经营的公司，现在也占据着一席重要的位置。他的夫人叫梅子，生下两个小孩，老大叫诚太郎，15岁；妹妹缝子比哥哥小3岁。
除了诚吾之外，代助还有个姐姐，嫁给了一位外交官，现在同丈夫一同待在西洋。诚吾和这位姐姐之间，姐姐和代助之间，各有着一位兄弟，这两人都早夭，后来，母亲也死了。
代助全家就只有这么多人了。住在外边的只是那位住在西洋的姐姐，以及最近才另立门户的代助。留在老家的老少共五口人。
通过以上代助家族情况的介绍，连载小说的读者马上会意识到代助的父亲长井得如何在明治时代叱咤风云。首先，长井得参加了维新时候的战争，根据年龄推算，这个战争指的应该是戊辰战争，那么长井得加入的是战败的幕府一方，还是战胜的萨摩长洲藩阀一方呢？从长井得曾经做官、能够在明治时代做官这一点，可以想象一定是参加了获胜的萨摩长洲藩阀一方。长井得从官位上退下来之后，进入实业界，一定是利用自己在政府中的背景人脉赚了钱，所以“这十五年来，成了赫赫有名的大财主”。小说《其后》是从1909年6月开始连载的，那么十五年之前就是1894年左右，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读者可以想象代助的父亲是在甲午战争的时候利用与政府的关系赚了大钱，“自然而然地攒了些金钱”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而长子诚吾结婚也是在那个时候，必定是政治联姻。
十年后的1904—1905年爆发了日俄战争，战争中投资军需产业的人如果没有内部消息，以为战争会持续下去，继续买入军需产业股票，大多不能逃脱破产的命运。代助的姐姐嫁给了外交官，随夫君同在欧美，日本政府与欧美列强各国进行外交谈判的各种消息自然会从外务省的渠道获得，何时谈判，何时缔结和约，何时停战各种消息都是近水楼台，自然懂得何时应该抛售军需产业的股票。总而言之，长井家族利用在政府的关系，赚了大钱。《其后》中仅仅数行的描写就促使读者通过想象，了解了一切。
《其后》连载开始时，日俄战争已经结束4年，日本正面临战后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不过在日俄战争中大捞一笔的人已然成为财界大佬，《其后》连载时，报上正在刊登财界成功人士的专访。连载小说《其后》的读者马上就会领会这些财界大佬是如何积累财富的。
与代助一家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平冈和三千代。代助借钱给三千代之后，三千代从抽屉里拿出身在北海道的父亲的来信，给代助看。
信上说，他在那边很不如意，物价高涨，生活困难，又没有亲戚朋友照料，诸多不便，想到东京来，问女儿行不行。上面写的尽是些令人伤心的事情。代助仔细地把信叠好，还给三千代。这时，三千代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三千代的父亲，过去曾经有过为数不小的田产，日俄战争时，在别人的怂恿下，因购买股票折了本，他狠着心把祖上的田产全卖光，到北海道去了。代助在看到这封信之前，一直不知道他的消息。三千代的哥哥在世的时候，经常向代助说，他们家没有什么亲戚，三千代只是靠着父亲和平冈生活过来的。
代助的父亲通过从女婿那里获得的内部消息，知道何时从股票市场收手，而三千代的父亲没有这种消息来源，最终投资失败，结果被迫卖掉首都圈的全部田产，只身前往北海道。日俄战争中大捞一笔之人与倾家荡产之人的差距就这样产生了。三千代能够依靠的只有丈夫平冈，而平冈辞去关西地区银行的工作后一直在找工作，最终决定去报社的经济部当记者。小说中平冈向代助告知这一决定时，有如下描写：
“光日糖事件还显得不够啊。”这时平冈神秘地笑着，好像牙缝里塞满了什么东西一样。代助喝着闷酒，谈话越来越没有什么兴头了。是实业界内部的情况引起了平冈的联想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他突然向代助大肆吹嘘起当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关于大仓公司的一段轶闻来了。据平岗说，当时按规定，大仓公司要供应广岛的军队几万头牛作为给养。他们每天交去几头，夜里又悄悄偷出来，第二天佯装不知，再把牛送回去。官府每天花钱买的还是原来那几头牛。最后发觉了，就在买来的牛身上打了烙印。可是大仓的人不知道，又去偷了回来，第二天照样若无其事地牵去卖，这下子可就露馅了。
平岗这段话讲了大仓公司当年在陆军那里做了不少坏事。大仓公司的创始人大仓喜八郎一代暴富，组建了康采恩企业集团。甲午战争期间大仓公司通过向陆军虚假提供牛一事就赚了很多钱，可是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当时，大仓公司几乎垄断了所有向陆军兵站提供军需物资的工作，后来又在日俄战争后进军中国市场，从事矿山开发，可以说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幕后推手。虽然，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漱石已经不在人世，但是漱石早在小说《其后》中就揭露了大仓公司的敛财恶行。
大仓喜八郎于江户幕府末年在江户经营枪炮店，为萨摩长洲藩军队提供最新锐的枪支武器，帮助萨长军队在戊辰战争中获胜，从而在明治维新之后成为军队的御用商人，利用政府的军需预算日益壮大，发展成为日本军需产业的“重镇”。小说《其后》连载时，《朝日新闻》在同一版面刊登了明治富豪创业史的特辑，大仓喜八郎名列其中。创业史特辑中没有提及任何大仓公司的丑事，而漱石却在小说中进行揭露，由此可以看出作家夏目漱石对于战争、对于财阀、对于日本近代社会犀利的批判意识。
《心》：人的罪恶
自1914年4月20日开始，夏目漱石分别在《东京朝日新闻》和《大阪朝日新闻》同时开始连载共计110回的小说《心》。其中，《东京朝日新闻》仅有5月24日、25日、26日，6月22日共4次停载，于8月11日结束连载。《大阪朝日新闻》经历5月24日、25日、26日，6月10日、14日，8月1日、2日、3日、5日、9日共10次停载，于8月17日结束连载。小说《心》的单行本于同年9月由岩波书店出版。在序言中，漱石写道：“以往书的装帧都拜托专业人士，这次一时兴起想自己做做看，从书套、封面、环衬页、扉页到版权页的设计、题字、红色官印、检验章全部都是自己设计、绘制。”《心》也是刚刚成立的岩波书店出版的第一本书，直到今天该出版社刊行的《漱石全集》的装帧仍然沿用这一样式。
连载开始之前，漱石在报上发表连载预告，说此次想写几个短篇，本来想给每个短篇起不同的名字，可是预告上需要一个总体的标题，于是决定以“心”为题名。《心》之前连载的《梦十夜》采用系列短篇的形式获得好评，之后的《春分过后》开始连载时，漱石也表示曾经采用连续短篇的形式，最后将各个短篇再组合成为一个长篇，期待以这种形式在报纸上连载的小说受到读者欢迎。因此在开始计划创作小说《心》的时候，漱石同样也构想的是一个系列短篇。连载结束之后，在单行本发行之际，漱石在序言中说，这个作品并没有按照连载开始之前的构想，在撰写第一个短篇《先生的遗书》过程中，他不知不觉越写越长，最终该篇独立刊行了。不过《先生的遗书》也由三个姊妹篇构成，分别名为《先生和我》《双亲和我》《先生的遗书》，作为整体的书名，漱石觉得《心》也不错。最终单行本的《心》共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先生和我》36回，中卷《双亲和我》18回，下卷《先生的遗书》56回，共110回。
一百多年前的作品《心》经历日本国家政治体制的变化、社会的变迁、文化人心的巨大变化之后，至今仍然拥有众多的读者。小说《心》于1956年第一次被清水书院出版的《高等国语二》教材收录（上卷《先生和我》的节选），教材中将小说《心》的主题确定为：先生在恋爱中背叛自己好友的行为使先生产生强烈的罪恶感，为自己的利己主义所苦恼，基于伦理意识，对自我的存在感到绝望，最终选择自杀。1963年，筑摩书房出版的《现代国语二》再次收录了小说《心》（下卷《先生的遗书》的节选）。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小说《心》成为日本高中国语教材的经典篇目，一般采用下卷《先生的遗书》中先生自杀前后的部分。
《朝日新闻》在小说《心》连载一百年后的2014年4月20日，重新开始连载小说《心》，至9月25日连载结束。无论是题字，还是篇幅都再现了当年连载时的原貌。一百年之后的连载再次受到好评，引起日本各大出版社出版的文库普及版的《心》再度热销。以新潮文库为例，小说《心》原本就是畅销书，每年印刷3万部左右。2014年的销售量升至往年的2倍，截止到同年7月，新潮文库的《心》累计发行量突破了700万部。
在《先生和我》这一卷中，高中生“我”偶然在镰仓的海水浴场结识了先生，为其人格魅力所吸引，回到东京后一直出入先生家，交往频繁。先生和太太两人过着平静的生活，却没有上班工作。“我”十分惋惜先生的学识没有为社会上的人了解，同时又为先生不受世俗价值左右的高尚人格所折服。可渐渐地，“我”对先生的言谈行动产生了疑问，感觉先生过去一定有什么秘密，让人无法捉摸。“我”终于下定决心追问先生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先生会有现在的思想。先生表示相信“我”认真的态度，将来一定把自己的过去和盘托出。
接着故事进行到《双亲和我》之卷。不久，“我”大学毕业回到故乡，受到先生思想的影响，不满父母期待自己大学毕业后出人头地，而十分怀念和先生在一起的日子。就在这时，明治天皇病重的消息传来，紧接着，天皇驾崩、乃木大将夫妇殉死的消息接踵而至。此时父亲的病情也开始恶化，我通知哥哥和其他亲戚父亲病重的消息，却突然收到先生寄来的长长的书信。当“我”意识到这是先生的遗书时，马上丢下病重的父亲乘火车赶往东京。
在《先生的遗书》一卷中，先生在遗书中向“我”坦白了他曾承诺告诉“我”的他过去的秘密。先生读大学时，被一直信赖的叔父侵吞了父母留下的遗产，从此不再相信任何人。不过先生还是拿到了一些遗产，应付一个学生的生活花销绰绰有余。先生借宿在一个战争遗孀的家里，喜欢上了那家的小姐，尽管如此他对这对母女仍然不能完全信任。就在这时，先生开始资助同乡的友人K，K严以律己，一心向上，为了寻求自己应该前进的“道路”，他欺骗供养自己上大学读书的养父母，不想按照养父母的意志，毕业后继承养父母的家业，最终K选择向养父母坦白，结果养父母和亲生父母决定与K断绝关系。先生对于这位友人克己修行、追求理想感到十分敬畏，同时试图通过让K和自己一起借宿来软化K坚硬的心。先生的计划看似就要成功，就在这时先生发现K也喜欢上了房东家的小姐。先生十分痛苦，觉得K和小姐都令人怀疑，不料这时K来向先生告白他对小姐的爱恋，先生内心摇摆不定，不知该如何回答。被K抢占了先机的先生，决定瞒着K向房东太太求亲。K从房东太太那里听说此事之后，留下一封简短的遗书自杀身亡。先生这才发现自己原来和叔父没什么不同。和小姐结婚之后，先生一直为罪恶感折磨着，选择与世隔绝，静悄悄地过日子。先生深爱着小姐，但是每每由小姐想起自己对于友人K的背叛，原本幸福的婚姻因而笼罩上了一层阴影。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先生受到明治天皇驾崩和乃木大将殉死的刺激，给我留下一封长长的遗书，终于走上自杀之路。
当好友K向先生告白对于小姐阿静的爱慕后，先生在爱情与友情之间挣扎苦恼，最终决定抢先下手向房东太太求亲。之后，K自杀身亡。作为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先生在恋爱方面背叛了好友，和当年背叛自己的叔叔没有分别，先生开始不能相信自己，不能相信妻子，陷入对人类的极度不信任之中。先生意识到自己的执念，为罪恶感所折磨，感到自己已经落后于时代，最终为“明治的精神”殉死。青年“我”与先生处于一种精神上的父子关系，是先生的忏悔录——遗书的忠实收信人。小说《心》拷问的是过度相信自己，无法停止怀疑他人的知识分子自我的存在方式，小说描写的是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近代人的自我执念与意识到这一点的先生的苦恼。
在创作小说《春分过后》时，后半的《须永的故事》《松本的故事》都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形式，之后的作品《行人》也以第一人称叙述者“自己”（长野二郎）进行叙述，其中穿插引用了“H”的书信。小说《心》继续沿用这一形式，前半叙述“我”（没有名字的一个青年）与先生相识交往的经过，后半则采用先生寄给“我”的遗书这一书信体。小说中作者彻底隐身，仅以情节中出场人物的话语进行叙述。虽然连载之前构想的系列短篇形式最终没有实现，但是叙述主体的独立性得以成立，从而使该小说在叙述主体及其定位方面为此后日本近代小说的创作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小说的故事依然采用漱石此前反复使用的两男一女三角关系的布局，在小说《心》中，这种三角关系的紧张一直持续到主人公的死。《心》之后创作的《道草》是漱石唯一一部自传体小说，与以往虚构的故事结构不同，而遗作《明暗》是未完之作，因而小说《心》成为漱石小说创作中故事结构的集大成之作。
小说《心》发表之后，并未受到太多的关注，为数不多的评论也并非以褒奖为主。漱石最得意的弟子小宫丰隆认为小说有四处缺点：首先先生在友人K自杀后，为罪恶感所折磨的过程中内心活动没有仔细交代；其次是先生为何对自己的罪恶感不做任何辩白；再者就是先生很爱小姐，但是好像并未期待小姐对自己的爱；最后就是全篇有多处内心活动未做交代，例如“我”丢下病重的父亲赶往东京时的心理、先生目睹友人K自杀前后的心理、先生最终决定自杀时的心理等等。小宫认为小说《心》的主题围绕着一位学识渊博、诚实、具有强烈伦理意识的绅士因为自己背负的过去的因果，不知该如何把握自己对待人生的态度展开。而小说中未做描写的部分则是小宫关注的重点，可以说正因为先生的诸多心理活动在小说中未做交代，因而使读者产生先生为什么会最终选择自杀的疑问，直到今天这仍然是《心》研究的一个重点。
二战后选用夏目漱石的作品作为高中国语教材时，最先被采用的是小说《草枕》，那时教材附录的漱石作品年表中甚至都没有提及小说《心》。之后《三四郎》《其后》也被选作教材，而《心》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进入国语教材。教学中主要引导学生理解正是主人公内心的利己主义使他最终背叛了友人。《心》作为高中国语教材逐渐经典化，其实反映了日本战后社会主导言论的走向。以往的国语教育试图推进个人积极参与社会与历史的进程，之后开始转换方针，重视个人的内心。20世纪70年代，日本社会体系发生显著变化，社会主导言论也随之发生变化。此后，小说《心》的教学开始强调近代个人主义思想需要否定的一面，战后确立的民主主义一直强调的“个人”至此开始受到质疑。
近年来关于小说《心》的研究出现了很多新颖的观点。山崎正和关注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寂寞的人”一词，指出这种寂寞是一种空虚感的体现，可以视为一种与他人联系能力的缺失。山崎认为先生在感情方面十分被动，缺乏主动去爱的能力，因而只能通过他人激起自己的嫉妒心。这种奇特的恋爱方式在漱石文学中反复出现，《其后》中代助从平冈手里夺回三千代，《门》中宗助从安井那里夺走阿米，而《心》中先生从好友K那里抢走了小姐阿静。正因为人物内心缺乏某种决定性的冲动，同时又要表现得像是爱一个女人，为了制造这种虚假的感情，只能利用自己的友人。因此漱石文学中主人公动辄陷入某种三角关系之中。《心》中的先生拘泥于“人的罪恶”这一概念，这种罪恶意识已脱离某一具体的事件，与此同时，自我惩罚也从罪恶意识中游离出来，成为最终的目的。归根结底，漱石文学的主人公们对于近代自我这一概念的根本前提——自我是一个永恒而同一的实体这一点表示怀疑，所谓“寂寞的人”就是指这种不安定的、存在主义式的自我。存在主义哲学在二战之后才开始流行，而夏目漱石早在此前就已经是一名存在主义者了。
石原千秋则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入手解读小说《心》。他认为，先生父母去世，又被叔父背叛，一直没有经历成人仪式，也就是象征性的“杀父”仪式。因此，先生将友人K作为这个“杀父”仪式的对象，先生故意邀请K与自己同住，让K有接近小姐的机会，在学问和容貌方面逊色于K的先生，设法在爱情方面战胜了K。K并非因为先生的背叛而自杀，第一次被先生责难“一个在精神上没有进取心的人，就是混蛋”的时候，K就已经打算自杀了，不巧的是，当晚K拉开隔扇门的时候，先生还没有就寝。当然，先生并非毫无过错，他把自恋的K带入爱情之中，使K意识到自己是孤独一人。原本意识不到他者的人是不会感受到孤独的，也就是说，是先生让K体会到了这种孤独，从而导致了K的自杀。
小森阳一的解读更具震撼力。他认为以往的研究者都在美化先生的自杀，从而使小说《心》将“伦理”“精神”“死”等父系社会的绝对价值置于中心地位，发挥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装置的功用。年轻读者在先生充满伦理意识及精神意味的自杀面前跪拜，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意识到自己伦理意识与精神意味的匮乏，在如同“神”一般的作者面前进行自我反省。小森认为，青年“我”是在自己创作的手记中引用了先生的遗书，就是说，小说《心》是通过“我”的书写行为将先生的遗书公之于众的文本。在“我”的书写中，体现了“我”与先生的不同。“我”丢下病重的父亲赶往东京，并不是去找先生，而是去找被先生丢下、孤单一人的太太。小森的大胆解读受到关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心》，就在最后添加了一个结尾：“我”在先生自杀后，来到先生家里与太太见面。
近年来，小森阳一又从战争角度重新解读《心》。小说中描写先生在遗书中讲述自己为何决定自杀：
我在报上读到一段乃木大将死前立下的遗书：“自从西南战争时被敌人夺去军旗以后，为了这个过失总寻觅着死的机会，而终于活到了今天。”读了这段记述时，我不由得屈指计算了乃木先生决心一死，而又活下来的年月。西南战争爆发在明治十年，所以到明治四十五年时，已达三十五年之久。在这三十五年中，乃木先生似乎总是想着死，而一直等待着死的机会。在他看来，是活三十五年痛苦，还是把刀刺入胸中的一刹那间痛苦呢？我简直无法想象。
随后过了两三天，我终于下了自杀的决心。正如我不大理解乃木先生的死因，也许你也不会确切地理解我自杀的道理。倘若真的如此，那便是由时代变迁而造成的人的差异，是无可如何的。确切地说，或许是个人的天性不同吧。总之，我仿佛是在最大限度，让你理解这个神秘的我似的，用这些事情来剖析自己的一切。
陆军大将乃木希典在明治天皇葬礼当日，与妻子静子一起殉死。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乃木大将讲述自己为何殉死的遗书。先生读了这封遗书，当然小说《心》的读者也在几年前读过这封遗书，自然也会与先生一起联想起乃木大将的这“三十五年”。两三天后，先生下定决心自杀，由此读者可以明确判断先生决心自杀的日期。对于小说《心》来说，明治这个时代就是明治天皇的驾崩及乃木大将的殉死，还有陪同乃木殉死的妻子静子的死。而先生的妻子、当年的小姐名字也是阿静。读者由此清晰地回想起两年前关于明治天皇驾崩的一系列报道。
在小说《心》连载过程中，明治天皇之妻昭宪皇太后也死于和明治天皇同样的疾病。这样一来，小说《心》一边与每天报纸上报道的各种现实事件相呼应，唤起读者的各种记忆，一边促使读者思考着各种关于明治时代的问题。
先生到底为何决定自杀？追根溯源，在于K的自杀。先生原本与战争遗孀和她的女儿一起住在小石川，后来K也一起住了进来。再之前，先生的父母相继因为伤寒过世，叔父骗取了先生应该继承的很多财产，被先生发现，经友人居中交涉，先生最终把父母留下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变卖。
我的老朋友照我的要求办了，不过，那是我到东京过了很久之后的事了。在乡下卖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一旦给人家发现短处，便要打许多折扣，所以我实际所得到的金额，同时价相比亏了许多。坦白地说，我的财产只有我私藏的家里的若干公债，和后来这位朋友送来的钱。以此作为父母的遗产，一定比原来大为减少了。而且这又不是我甘愿减少的，因此心情越发郁闷了。但是，对于一个学生的生活来说，那简直太富裕了。说实在的，我连这些钱的利息的一半也没用完。我这阔绰的学生生活，却把我拖进了做梦也想不到的境地里。
这里所说的“意料之外的境遇”，就是指K的自杀这一小说的主要事件。先生把遗产换成钱之后，存入银行，日常开销只要利息的一半就足够了，这就意味着另一半利息可以计入本金，产生更多的利息。换句话说，可以再负担另外一个人的生活开销。
K本来应该遵从养父母的意志，升入医学部，但是他欺骗了养父母，与先生一起进了文学部，因而被养父母断绝关系，切断经济来源。K通过打工挣学费和生活费，可是临毕业之前，陷入困境。先生见此，邀请K一起借宿，用多出来的一半利息负担K的生活。由此导致先生、K和小姐之间的三角关系。这样一来，“万恶之源”在于先生是食利阶层。
当时，先生为何能够依靠利息生活呢？因为当时银行有稳定的存款利率，小说通过小石川这一地点暗示着当时的社会状况。
那家住的是军人的家属，直截了当地说，就是遗族。总之，主人是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死去的。大约一年前，她们住在市谷的士官学校附近。因为那所带马厩的房子太空旷，便卖掉了它搬到这里来了。可是家里人口少，非常冷清，便托付过她，若有合适的人请帮个忙。老板娘还告诉我，那家除了孀妇，一个女儿和女佣人之外，再没有别人了。我心中暗想，只要清静就行。可是又担心，像我这样的学生突然闯进那样的家庭，会不会给人家找个不知底细的借口，马上拒之门外？我有点却步了。然而，我虽然是个学生，衣着却不那么寒碜，而且还戴着一顶大学生的帽子。你会笑我吧，为什么要戴大学生帽？那时候的大学生跟现在不同，在社会上颇有信誉。我在这种场合戴上四角帽，便可以显示出一种自信。我按照点心铺老板娘的指教，没经任何介绍，便去访问那位军人的遗族。
小石川房东的太太和女儿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的战争遗属，而且一年之前住在市谷士官学校附近带马厩的宅邸里。市谷士官学校一带就是今天日本防卫省所在地，即便今日也属于东京的正中心。而小石川一带当时是陆军炮兵工厂，是大日本帝国军需产业的重要据点。中日甲午战争时，小石川一带是新开发的住宅区，很多从乡下到东京打工的人都住在这一带，也就是说是郊外，地价很便宜。
房东太太卖掉东京市中心带马厩的府邸，到郊外的小石川买一幢小房子，这其中有很大的差价，可以想象房东太太把这笔钱存进银行，获取利息。丈夫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死，一定还会有军人的抚恤金，不过仅靠这些利息和抚恤金不能维持生活，所以房东太太想找一个借宿的人，刚好先生看中了这里。先生仅靠一半的利息就可以生活得很好，对于房东太太来说，是求之不得的房客。所以先生起初怀疑房东太太想撮合自己和她女儿在一起。
不仅如此，先生对于自己大学生的身份很有自信。这是因为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国立大学仅有东京帝国大学这一所。小说《心》中的青年“我”是明治末年大学毕业的，当时的帝国大学已经有五所了，日本第二所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创建于1897年，因此先生借宿在房东太太家里一定是这之前的事情；而房东太太的丈夫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1894—1895）战死，一年后房东太太卖掉了原来的房子，那也就是1896年左右的事情。青年“我”的父母死于伤寒，小说《其后》中三千代的哥哥也死于伤寒，漱石小说中经常出现死于伤寒的人物，这是因为到国外打仗的士兵受到日本没有的细菌的感染后回到国内，导致传染病的流行。如此看来，先生的父母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相继过世后，被叔父侵吞了部分遗产，先生把变卖父母留下来的土地获得的钱财存进银行，靠利息过着富裕的生活，所有这些情节都与中日甲午战争有关。
1897年京都帝国大学的创建也是因为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获得2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之后作为德法俄三国干涉还辽的补偿，又获得3000万两白银的赔款。日本政府不仅依靠巨额赔款又创建了大学，更是以此为储备，于1897年加入欧美列强的金本位制货币体系，所以先生才得以依靠银行稳定的存款利息过着富裕的生活。而先生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公债，显然正是中日甲午战争时发行的国债。
如此看来，小说《心》是一部以中日甲午战争为背景的小说，小说中出场人物的生活状态与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的来说，这部发表于1914年的长篇小说《心》以浓重的笔触探究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利己主义”与伦理观的斗争，堪称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心理小说的名篇，因而一百多年来一直吸引着众多读者，而研究者也从方方面面对此进行解读，令这部作品历久弥新。
即便不是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也可以从这部作品中发现能够为己所用的东西。有日本的政治学者认为，近代日本特别是战后日本所尊崇的第一价值就是自由与自我意识。而漱石早就告诫读者，自由与自我意识只能给人带来孤独，漱石所描绘的“时代病症”不仅仅是日本，更是经历现代化与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全世界的人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道草》：漱石唯一的自传体小说
长篇小说《道草》于1915年6月3日至9月14日在《东京朝日新闻》和《大阪朝日新闻》连载。同年10月，由岩波书店刊行单行本。《道草》是夏目漱石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完结作品，此后创作的《明暗》因作家病逝而未完成。
《道草》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取材于漱石写作《我是猫》前后的个人生活。主人公健三就是夏目漱石，而向健三索要金钱的岛田就是漱石的养父盐原昌之助。
夏目漱石，原名夏目金之助，他出生时，父亲50岁，母亲42岁，现在认为老来得子，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但在当时，金之助已有3个哥哥，母亲这么大的年龄又生了一个孩子，是让父母抬不起头来的事情。于是出生之后不久，金之助就被送给盐原昌之介做养子。可是盐原与妻子关系不睦，有了外遇离家出走，金之助又被送回夏目家。回到夏目家之后，金之助仍然用盐原金之助的名字上学读书，在学校每天使用盐原的姓，可回到家里又变成夏目的姓，这种在两个姓氏之间割裂的日子一直持续到金之助20岁左右。就在这时，家里最优秀的长兄和二哥相继因结核病过世，三哥也生了结核病。年迈的父亲意识到这样下去家里没有儿子继承家业，照顾自己老后的生活，于是决定和盐原昌之介交涉，解除收养关系，让儿子金之助恢复原来的户籍。
这时的金之助学业优秀，将来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已成定局，盐原昌之介强调这都是自己教育的结果，为此自己在金之助的教育方面开支很大，盐原昌之介详细计算了金之助的教育费和抚养费之后，要求夏目家偿还。金之助的父亲无法一次性支付，所以写了一个字据，先支付一部分，之后再分几次支付，这样双方不再有道理人情的亏欠。金之助也在这个字据上签名，但因为恢复户籍的手续还在办理之中，因而字据上没有写姓氏，仅有金之助的名字。一个20岁的青年，对于自己被像商品一样买卖的事实所伤害，从此非常厌恶“金之助”这个本名。
有人认为，《道草》中的妻子阿住身上有夏目漱石的夫人镜子的影子，故在此简要介绍一下镜子夫人。夏目镜子，原名中根镜子，是旧福山藩士、贵族院书记官长中根重一的长女。夏目漱石和镜子相亲时，漱石为表里如一的镜子所吸引，而镜子也很满意漱石的稳重，两人于1895年结婚，育有两男五女。镜子家境优越，小学毕业后没有继续上学，而是由家中聘请的家庭教师进行教育。婚后，镜子还是一如既往，不擅长家务，有时会睡懒觉，让漱石没吃早饭就去上班。因为不习惯婚后的生活，曾经发作歇斯底里的症状。因为镜子与当时社会崇尚的贤妻良母的形象相差甚远，漱石的弟子很不满意，于是传出了“恶妻”的评价。其实，据镜子夫人回忆，漱石自己因为神经衰弱，在家里经常发脾气，甚至打孩子。但是镜子夫人非常理解漱石，知道他有暴力倾向的时候，也是他神经衰弱最严重的时候。对漱石的弟子，镜子夫人也非常照顾。
1929年，由镜子夫人口述、漱石的弟子松冈让笔录的《漱石的回忆》一书面世，书中真实记录了漱石家庭不为人知的一面：结婚的原委、现实中的“猫”、被小偷偷走的和服被缝补好后送了回来的事情、漱石拒领博士称号之事、放任女儿但对儿子的教育十分严厉的漱石、与疾病斗争的漱石等。书中详细描述了夏目漱石的为人处世，让读者觉得大文豪漱石非常平易近人。应该说，按照现在的标准，镜子夫人是一个心直口快、包容大度的妻子。通过《漱石的回忆》中镜子夫人毫无隐瞒的讲述，可以看出镜子夫人非常理解漱石的为人，漱石极度的一丝不苟与镜子夫人的毫不拘泥小节形成鲜明的对照，二人是很好的互补关系。从镜子夫人的讲述中可以看出，她十分爱惜漱石，如前所述，漱石从小到大很少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有时候不知道如何去爱别人，能够为镜子夫人如此珍惜、爱护，可以想见丈夫漱石是幸福的。
小说《道草》共有5个主要出场人物：回国后在大学教书的健三，妻子阿住，健三同父异母的姐姐阿夏，阿夏的丈夫、健三的姐夫比田寅八，健三的养父岛田。
健三回国后住在东京驹込，担任大学老师，每日专心于教学与写作，家里有妻子阿住和两个女儿。在妻子阿住眼里，健三是一个只顾自己、爱讲歪理的怪人；而在健三看来，阿住没有同情心和理解力，是个倔强的女人。虽然两人都想拉近彼此的关系，但是却并不如意。
健三的父亲已经过世，还有一个非常年长的哥哥长太郎，一个比自己大16岁的姐姐阿夏，另外，曾经的养父岛田身体还很好。一日，十五六年前就已分开的养父岛田突然派了一个代理吉田过来，说岛田心地善良，总是借钱给别人，搞得自己现在也很拮据。健三意识到这是在婉转地要求自己提供经济上的资助，但是自己的第三个孩子年底就要出生，手头没有闲钱。于是健三委婉地回绝了访客，可是之后吉田还是经常过来要钱。健三出于之前的情面，不情愿地满足养父的要求。后来，养母阿常也来找健三要钱。
健三的姐姐阿夏住在四谷大街，姐夫比田寅八其实是健三的表兄，之前一直在四谷的区政府工作，后来辞掉了工作，终日看戏、逛曲艺演出场，几乎不回家。健三到阿夏家里，询问岛田的住处。姐姐老了很多，哮喘病也严重了，希望健三每个月再多给她些零花钱。可是当天阿夏叫了高级寿司店的外卖，之前岛田来家里的时候，每次还请岛田吃鳗鱼饭，一点不知道节俭。
健三和阿住结婚七八年了，阿住很少提起自己的家人。一日，结婚前仅仅一起吃过一次饭的阿住的父亲突然来访。以前都是戴着真丝帽子、穿着礼服大衣到官邸上班的岳父，如今连外套都没有，于是，健三把自己的旧衣服给了岳父。岳父做官失败，希望能够就任关西一家私营铁路公司的社长。虽然他认识一些银行家、实业家，但是要想当上社长，必须持有几十股公司发行的股票。健三虽然没有义务一定要帮助岳父，但是在怀孕的妻子央求之下不好拒绝。健三四处奔走，终于筹集到了400日元，这相当于他三个月的工资。健三虽不情愿，却不知不觉间成了所有亲戚“活力的轴心”。
与此同时，健三和阿住的关系日益恶化，健三甚至让怀孕的阿住回娘家住了一个夏天。阿住开始出现歇斯底里的症状，逐渐成为健三面临的大问题。健三只有在拼命照顾阿住的时候，才深刻意识到自己和阿住之间的联系纽带。阿住突然临盆，来不及叫医生，健三只好自己给阿住接生。
快到年底的时候，岛田的代理人又来了，当时健三正忙着改考卷，也来不及洗掉手上的红墨水，赶紧到客厅。客人穿着条纹外套，脚上一双雪白的日式短布袜，看上去像是经商的一位绅士。客人说，当年自己也和岛田一起照看过儿时的健三，这是最后一次来访，希望能够拿到一笔钱。
由健三的哥哥长太郎和姐夫比田做中间人，第二年年初，健三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收到100日元，以后断绝一切关系”，这张崭新的字据上盖着岛田的印章，而另一张发黄的字据则是自己7岁时，父亲把自己从岛田手里“赎回来”的时候签的。健三想起自己小时候被父亲当成累赘的事情，现在一切结束了，终于可以把这张旧字据撕掉了。
阿住非常高兴，觉得一件事终于解决了，可是健三却给阿住泼了一盆冷水，说道：“这世上不可能有彻底解决的事情。”
《道草》发表后不久，赤木桁平就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评论文章。
健三渴望爱情，妻子也渴望爱情，两人都具有强烈的爱的意愿，但是二人自我意识极端强烈的性格，加之健三特殊的个性使得妻子难以理解他，两人最终未能实现精神上的拥抱，只能一直持续着爱的战斗。（中略）
健三是寂寞的，他一直希望能够获得理解，因为无法从外界获得这种理解，他越发希望从妻子那里得到双倍的理解。但是，他发现这终究是一种奢望，这让他感受到一种无法消解的寂寥、一种无法平复的焦躁。（中略）
因而，健三和妻子的交往中一直伴随着性格上的“必然”和心理上的“必然”。读者看到二人在这种“必然”驱使之下的命运，只能感叹束手无策。这是作家的成功，作品成功描绘了健三和妻子之间奇特的夫妻关系。
赤木桁平没有将健三和妻子视为上下关系，而是在一种对等关系中进行解读，认为两人在一个圆上转来转去，最终无法相遇。可以说赤木桁平是至今为止最精准地对《道草》中的夫妻关系进行分析的评论者。
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兼评论家正宗白鸟也撰文评论《道草》。他认为，漱石是一个非常擅于写文章的通俗作家，漱石的文章具有“轻妙的味道”及“机智的诙谐”，这是因为漱石出生于城市。白鸟认为，漱石的小说令人感觉过于看重情节，也许是意识到了大多数读者的缘故。如果漱石没有在报纸上连载小说的义务，能够像《草枕》《我是猫》《哥儿》那样自由即兴创作，那么漱石的文学一定会更好。
作为《朝日新闻》的专属作家，漱石的写作意识必然与偶尔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作家不同，很多评论都注意到，漱石出于作为专属作家的职业意识，每每把报纸连载时的事件风物写入小说，来吸引当时的读者。也许正因为如此，在同时代评论家看来，漱石更像一名通俗作家。
《道草》是夏目漱石唯一一部自传体小说，一般认为该作描写了身为大学教师的主人公健三留学归来以后，对于亲戚们不时来要钱感到心烦，他一直搞不明白这些亲戚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但是又不能与亲戚断绝关系。健三反省自己为了成为知识分子牺牲的很多东西，最终自己不过是和亲戚们同样的人，人生就是要一直维持着这种亲戚往来。《道草》讲述了近代知识分子在与亲友们的复杂人际关系中逐渐不再将自我的优越性置于绝对位置的故事。
清水孝纯关注以《道草》为代表的漱石文学特色鲜明的表现手法。他用“迂回言语”一词来进行概括，这一概念是俄罗斯结构主义高度赞赏的一种表达方式，其代表人物托马谢夫斯基在《诗学小讲义》一书中将其定义为：避免直接以名称称呼某个概念。现在经常称之为“异化”手法，根据结构主义的理论，通过使用这一手法，为了理解语言的意义将花费更多的时间，从而使读者花费更多时间关注表达本身。
如上文所述，一般认为《道草》是漱石唯一一部自传体小说，自然主义文学要素浓厚，小说表达平白淡然。但是清水孝纯认为，该小说大量使用异化表达方式。例如下面两例：
她深陷的眼睛下面有一个半圆形的浅黑色阴影，眼皮松弛，显得无精打采。
此处是关于健三姐姐阿夏外貌的描写，画线部分其实就是“黑眼圈”的意思。
他所苦恼的只是堆在桌子上的那一二十捆四开日本纸的答案，需要一张一张地加紧往下看。他一边看，一边用红墨水在纸上画杠打圈，加三角符号，再把一个个的数字摆好，费尽工夫作出统计来。
这里的画线部分只要一个词“批改”就可代替。
清水孝纯指出小说《其后》也曾使用很多异化表达，但是《道草》中的异化表达惊人的多。这表示很多日常生活中“通常的意思”都被健三剥夺了，意味着《道草》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种根本性的生活意义的缺乏，健三对于生活的认识，其核心隐藏着一个空洞，而小说正是通过异化手法在对这个空洞进行表达。
莲实重彦则从一个非常新颖的角度——小说《道草》的修辞手法与健三的经济状况的关联进行了分析。莲实重彦认为，说起健三，马上想到的就是那个因为“高高的衣领束缚着脖子”而全身僵硬，“比一般人站在更高的地方”，每天忙于“在肮脏的草纸上涂抹红墨水”的人。这一连串的换喻表达，令人联想到抑郁的心情、可怜与无可救赎。
以这样一种换喻法表象的健三的职业所带来的收入与一家的生活支出完全相等，这就意味着他“每天坐在桌前”仍然没有任何结余，因而健三每日的生活从经济角度来看也是被“高高的衣领束缚着脖子”，没有任何的自由，捉襟见肘。
打破健三依靠现在的职业只能维持收支平衡局面的正是养父岛田，岛田向健三要钱，想让健三出100日元买下之前如同“废纸一张”的字据，健三通过给某杂志写稿子挣到了这笔钱。也就是说，健三费尽心血写成的稿子和如同“废纸一张”的字据是等价的，这促使健三意识到和备课不同，写稿子在获取金钱方面更加有利。这样一来，岛田成为促使健三意识到如何才能通过写作获得财富的“恩人”，是他进行新的书写的源头。
莲实重彦认为，对于健三来说，这样一种语言的诞生，不是来自艺术信奉者孤独的善意，而是基于期待着以此获得金钱的利益打算，这使得小说《道草》显得非常特殊。这样一来，所谓艺术崇拜的思想被彻底击碎，也暴露了所有艺术的物质基础，让所有对艺术的纯粹抱有梦想的人认识到自己的偏见。
一般认为，《道草》描写的是知识分子苦恼于不知如何处理自己与不能理解自己的亲人之间的关系，而吉田凞生则从“家族小说”的角度对该作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他认为《道草》描写的是健三的回归，回归现实生活，回归过去和记忆中的“家族”世界。这个世界被无知和私欲所支配，充满着颓废的影子和凋零的颜色。健三并非临时回归，而是这个世界的一员，必须完成自己的角色承担的任务：给自己曾经的养父经济上的资助，担负养家糊口的职责，同时作为丈夫满足妻子阿住在精神上的需求。总的来说，《道草》描写的就是健三对于这样一个抑郁的家族世界产生的内心纠葛。
因而《道草》的情节为健三的心情所左右，以健三为中心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健三的心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小说《道草》的世界。
吉田凞生使用“互惠交换”一词来进行说明。所谓“互惠交换”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不属于契约合同，虽然要求有来有往，但不一定是等价交换；答谢有时采取一种间接的善意方式进行；作为一种社会规范获得认可。《道草》描写的正是这样一种“互惠交换”，但是由于精神层面的“交换”没有伴随其中，因而进行得不够顺畅。
吉田凞生认为，健三周围的亲戚都比健三贫穷，但是贫穷不等于说可以因此依靠健三。可是岛田和岳父都想着如何从健三那里捞到好处。健三明明知道他们眼里的自己并不真实，但还是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为什么会这样？健三自己也不清楚，这就是以“金钱”为切入点解读《道草》可以看到的小说主题。换句话说，在小说《道草》中，原本抽象的、可以计量的金钱转换成为一种具象的、不可计量的“血统、身体、历史”，对此主人公既感到嫌恶，又感到留恋。
江种满子认为，妻子阿住出身开明家庭，性格坚毅，有判断力，也有自己的主见。但是她只有小学学历，与在最高学府执教的知识分子丈夫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知识落差。不仅自己家庭的经济来源，还有夫妻各自的亲戚所带来的经济负担完全依靠丈夫一人以繁重的工作获得的收入。这种夫妻关系之下，丈夫在智力与财力方面都处于优势地位，对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即便丈夫认为妻子的意见正确，也可以不采纳，加以拒绝。所以妻子阿住经常会发作歇斯底里的症状，这是因为女性一直作为被压制的弱者生存，所罹患上的“性差”之病。
藤森清则从叙述的角度重新解读《道草》，很多论文都指出《道草》中的第三人称叙述者其实和健三有重合之处。藤森指出，《道草》的叙述部分除了用第三人称代词“她”称呼健三的妻子阿住之外，有时也称“妻子”，这意味着叙述者与健三有重合之处。但是叙述者又并非健三本人，比如在健三和阿住谈起健三养父母岛田和阿常因为阿藤的介入而离婚时的场景：
“那么，岛田怎么会跟阿藤……”妻子犹豫了一下。健三不解其意。妻子又接着说：“怎么会跟阿藤好起来的呢？”
阿藤还是年轻寡妇的时候，不知因为什么事，硬要到管理所去。当时岛田心想，一个女人家到那种场所去多么不便，对她表示同情，于是在多方面亲切地照顾她。两人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开始建立起来了。这是健三小时候不知听谁说的。如果把这事叫做恋爱，对岛田是否合适？他至今仍弄不清楚。
“肯定还是贪得无厌帮了忙。”
妻子没有说什么。
叙述者在此特别强调“现在的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将恋爱这个词用在岛田身上”，叙述者用“现在的他”来显示叙述者自身的存在，以此来暗示读者理解阿住受到的压抑。阿住的“犹豫”表示出她的压抑，叙述者则提醒读者，阿住受到的压抑是关于“恋爱的意义”。岛田和阿藤的关系是在岛田和阿常的婚姻之外发生，是导致他们婚姻破裂的原因，也就是说是与婚姻制度对立的一种“恋爱”。阿住意识到在自己和健三之间就这种恋爱关系进行交谈并不妥当，健三一定也是如此认为。换句话说，阿住知道健三一直以婚姻关系中的妻子的角色来看待自己，因此压抑着自己从具有“特殊的因果关系”，也就是从与婚姻对立的“恋爱的意义”思考自己和健三的关系。无论是阿住，还是健三，都具有这种潜意识。
叙述者让读者意识到健三和阿住之间这种彼此压抑的关系，阿住向健三提出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在问自己和健三之间的关系。健三不知用“恋爱”来解释岛田和阿藤的关系是否合适，其实也是健三不知用“恋爱”来解释自己同阿住的关系是否合适。健三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叙述者注意到了。叙述者提醒读者，阿住在此一直回避使用“恋爱”这个词，这是因为阿住不知道自己和丈夫之间的关系能否用“恋爱”这个词来界定。只有叙述者了解阿住的这种心理，《道草》中能够以“恋爱”来定义的关系，也只有健三和阿住的关系。
小说中的另外一个场景，健三下班回来，阿住在打瞌睡。叙述者在此写道，他连阿住的名字都没有叫。这是小说中第一次叙述者直呼阿住的名字，对于健三来说，阿住是“妻子”，只有对于叙述者来说，这个女性才是“阿住”，这说明阿住对于叙述者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女性。藤森清认为，这是叙述者对于阿住的“爱恋”，而这才是小说《道草》作为自传体小说自传要素最鲜明的地方，也就是说，藤森清在此暗示《道草》描写的正是漱石对于阿住的“爱恋”。
可以说，夏目漱石通过自传体小说《道草》，将自己的部分个人经历展示在读者面前。当然，该作仍然与私小说不同，不是赤裸裸地暴露自己，而是漱石在精心设计的小说框架中表达自己与妻子、父母、兄弟姊妹等亲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名大知识分子，漱石对于这些关系的观察是深刻而敏锐的，但是亲人之间无法割断的血缘、伦理纽带又是大作家也无法断然舍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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