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土默特库库和屯云
祖籍民安村先辈遗留唯一的一口古锺说起
二00六年民安村被列为自治区扶贫开发工程
民安村东口
遗留古锺
铭文“前民安村龙王庙献 锺一口”
铭文“把独赖 扎拉芬 登不楞 塔宾泰 哈令丹巴”
铭文“道光十三年八月吉日置”“金火匠人万义炉 ”
土默川土默特部，民安台基驻牧之地是我们的祖籍。从阿拉坦汗驻牧此地以后（明朝嘉靖年间，公元1529左右），我们的先祖就在这里繁衍生息，经过历代的变迁现在地名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小黑河镇民案（民安）村。位居呼市市区南偏西35华里（以下里程单位为里）村东临为本镇，东北5里多茂林太村，东3里后毛道村，东南4里前毛道村。村北、西、南临土左旗白庙子镇，北5里什不更村，北2里民案新营子村，西北4里大一家村、小一家村，西偏南4里多大图赖村、小图赖村，西南3里多古尔丹巴村。
1950年以前，全村只有五大户外加一户女婿子--云栓栓，全是蒙古族，大约14户76人，居住在同一排的土坯房院内。民情纯朴善良，发展到现在乡亲们的生活、文化、经济已飞跃发展，大为改观。外出工作学习的人很多，留在原籍的人们也都住上了砖瓦大房，生活状况非常殷实。现在家乡还有70多户、120多人，其中文革前后移居来3户汉族。
民安村的沿革：按原村前、偏东、水井的北边10米多，所建两间大小的龙王庙,庙内有铸铁钟一口，钟高约70厘米，下口直径约50厘米，下口钟耳直径60厘米，现铁钟存放于威俊家里，铁钟铭文记载，此庙是在清朝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建成，全部铭文为；“前民安村龙王庙献钟一口”，献钟人从左向右汉字竖排，“把读赖、扎拉芬、登不楞、塔宾泰、哈令丹巴”，吉祥语；“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落款；“道光十三年八月吉日”归化城“万义炉金火匠人”铸钟一口。又据先辈言依；最早的村落是在现驻地西北方向一里多的位置，我们叫花园地的地方，现在为民安村的耕地，应该是原先有过我们花园一样的村舍，所以后人到现在还一直把这里称之为花园地，此地就为已知先辈最早的原驻地。后来可能因房后有条什拉乌素河（现六合渠）流过，在雨季加上大黑河常有洪水泛滥，房屋倒塌，清朝早期就逐渐搬到现住址，到建庙前应该是早已全部迁住现址。因此，钟上铸为前民安村，她是相对原北面的居驻地民安而得名的。从那时的住址看只有五户，再从五位户主分析，塔宾泰是我的先祖，住在西面第二家，其他四户的先祖是哪家的先人已失缺。我们要做以下简单的分析，1949年解放前所居住的各家院落及钟上人名的后代排序可以明了，最东头起应该是谢谢为第一家,说富仓的院是老虎、老豹的老宅无法考证，老虎、老豹、福虎为第二家，海珠为第三家，勒格尔、有有、满堂为第四家，双珠、喜珠为第五家，这样从左向右排序的五位先人就各有归属。从现在几家的坟冢地分析，全村先祖坟冢也是共有五处，从土葬情况看都是迁驻新村后开始的，也都是在那五位先祖的前两三代人开始进行土葬的。1949年解放前，全村人称谓不论年龄大小，全是按照辈份相互称呼的。因此，五大户应该为同祖、同宗。
从明案（民安、民岸、明案、明暗）村名探究，1980年国家地名普查所记；民安为蒙古语千户或一千的意思，千户为官名，为民安台基（吉）的驻地，是以人名得村名（专指桃花板明案）。但因1628年（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至1632年（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几年战乱，开始是察哈尔部林丹汗西进，土默特等部被击败。后来皇太极西征林丹汗，林败逃西奔，林丹汗1634年病故于大草滩。后土默特部卜石兔汗之子俄木布洪台基及所属头目古禄格、杭高、托博克归降后金，失散之部众后又各自回原驻牧之地，我们的先辈仍居于原封地——民安台吉驻牧之地。但是，1636年清又废俄木布洪台基为庶人，编土默特为左右翼二旗，设都统、副都统，参领等，从此，土默特沦为“尺地一民不能私为我有”的内属旗，不承认“带地投诚”，认为“地乃我朝赏还之地”，因而从北元时期土默特部随着封地在此居住，并延续驻牧了一百多年的，现在确成为庶民，失去了黄金家族的延续，同样我们先祖原台基的封号、封地同样也就不可能存在下去，这段历史只有不到百十来年时间确考正困难。又由于土默特部曾经雄踞于北方，在东西蒙古各部中影响颇大，因而清廷虽已废去其王爵，委任非黄金家族出身的古禄格、杭高为左右两翼都统，但仍不放心仍然继续对土默特从政治、经济、文化等，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进行统治，如；清太宗皇太极说：“兴黄教即安众蒙古、所系非小”，康熙皇帝也说：“建一寺，胜养十万兵”，因而清廷极力在蒙古人中提倡喇嘛教，土默特在蒙古各部中信仰黄教喇嘛最早（1571年左右），在清朝当喇嘛，不当差、不纳赋税、不从军打仗，故而土默特人出家当喇嘛的很多，我们从族谱中也可以看出，黄教消磨了蒙古民族勇敢尚武的精神，又因其禁止娶妻生子，因而也限制了人口的发展，喇嘛教是当时蒙古人民的精神枷锁，提倡喇嘛教仅是清廷对我蒙古民族实行愚民政策的一个方面。在有就是不从军打仗，如：先辈把读赖的长子（名缺失）及其他同村的被抽丁打南阵（捻军）全都牺牲，先辈把读赖的后人传到现今只有一个嫡孙云某。这方面的事例数不胜数。
虽然经过林丹汗几年袭扰，使部分土默特部族发生了变化，档案史料散失，致使对先祖历史不能深入了解，只能就这些零散的资料结合实际进行分析，从前面史料可以得知1634年（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林丹汗袭扰结束，后金统治开始，在这以前明安台吉还在世，史书还有记载，他的驻牧地就是我们先辈生活的地方，给我们的遗产就是明安这个小村落的名称。但是到我们钟上的铭文道光十三（1833年），相隔不到二百多年，可是我们先辈活动史在建庙铸钟时向前推百八十年，现在看来只缺不到百年的历史无考，先辈也未留有其他更多佐证，好在这一阶段时局比较平和，满清朝廷虽然收走了历史档案史籍和当时贵族的族谱，这实际就是满清搞的文字狱，其目的是叫我们忘记自己的历史。但这一时期社会安定，先辈的生活范围不会有多大变化，因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后金开始土默特部虽然经过一些动荡，后来满清又对土默特部进行了政治改组，同时，对土地也进行了重新分配，土地的划分基本是原驻地不变，按人口分配土地“称为户口地”，剩余土地归清廷或成为旗地、庙地等…..但大体变化不大。又据在整理已故满堂遗物时发现一便条记载有,铁钟的全部铭文---和听我爷爷讲“我们的先祖就是明暗台基”的记录。因此，笔者认为先祖就是明暗台基，我们应该是他的后裔，民安村原住五户应为同一渊源。
下面就对我们村的文化、语言、风俗、土地以及云姓的来历等作一分析，蒙古民族的文化是先进的，民族心理、心里素质、语言文字是具有独立性的。由于清朝三百年的统治，蒙古民族在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方面被满化和汉化，加之民国期间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歧视政策的影响到解放前民族语言、文化基本被同化，原先我们的先祖是不讲个人姓氏，是以部族为主体姓氏，有名字就可以了，现在我们为什么姓云呢？按黄静涛（原国家地方志研究所所长，土旗把什村人，蒙古族）、荣祥老先生（民族文化学者，最后一任土旗总管）讲诉，“土默川的蒙古族在辛亥革命以前，虽然中原文化在这里已经生根，但是蒙古人还没有姓，大都是蒙语名字”。个别有文化的也另起一个满州式的汉语名字如：喜珠、德宝等，到辛亥革命以后，大汉族主义逐渐开始兴盛，当时的土旗蒙古人从出行、办事等没有姓，到处都要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后来甚至发展到政府强制土旗蒙古人归县政府管理撤销蒙旗，虽经土旗总管荣祥等众蒙古的抗争政府最终妥协，这一事件也影响到土旗蒙古人开始有姓，历史文档如：诉状、买卖契约等记载早时的土旗蒙古人好多也没有姓，只是在名字前要加上“蒙古”二字，名字就成为“蒙古某某”，因为当时土旗蒙古人到处受到压制，再加上政府无声的强治，及汉文化的普及，人们也就自觉不自觉的一个人就有两个名，一蒙一汉，或者是把蒙语汉语化加上个姓。到底为什么有了姓和叫汉字名姓？在什么时间开始的？历史史料中也无一个明确的记载和论证。黄老认为：“姓什么是偶然性很大，普遍地出现，甚至是民国以后，才大部分有姓，取汉名”。
民族语言文字的消长是和整个地区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从清朝中期汉语在当地就很流行广为使用，古钟的铭文全是汉字就是佐证，蒙汉并用在民安村也不例外，到清末民初语言文字基本汉化，在年轻人当中汉语文极为普及，村子里也开始请山西的先生开私塾房，孩子们全去学习实际就是冬学，学一个冬天的三字经、百家姓、民贤集、打算盘等，平日里孩子们给先生这个送点粮那个送点饭，初一、十五、时节还轮流请先生回家吃上一顿油炸糕，冬至这天说是孔子的生日，每人要给先生送一只大公鸡这实际与现在的教师节相同，开春时先生回家大家还要给送粮食等于是学费，那时村子里各家几乎不缺粮食，开春后有的孩子还要上学，就得到东坝什村去学，因为那是个大村子，在往后有个别的还考到了土默特官校（土校），而且学习生活全部是官费，我的大爷爷福圪敬（满语名）学业有成，还进了绥远将军衙署做了贻谷的蒙汉翻译（录事）。尽管当时蒙古语大都不在使用，即使如此在1950年前还有几位老祖父母们，还在使用蒙语来交谈说话，相反汉语说的并不流利。关于宗教信仰主要是佛教，如：我的先祖从三圪旦（三嘎达）、阿圪杜（蜈蚣坝老爷庙主持老爷庙是十王庙的属庙）、其老（朝鲁），三代人在呼市小北街十王庙（原为一蒙古家庙）出家当和尚，老圪旦（老嘎达）、八印（白音）、和和，在呼市西五十家街巧尔气召后院出家当喇嘛（哒喇嘛），毛脑亥的四子喇嘛（名字缺失）、明旺（哒喇嘛）两代人在呼市小召前广福寺出家当喇嘛，明旺哒喇嘛在民国早期把广福寺的好多庙产别卖挥霍了不少，后来叫徒弟们赶出了广福寺回到了民安，他也一生没有娶妻生子，以上他们全是叔侄师徒关系。风俗习惯：解放前除婚嫁、丧葬、年节略有不同外，其它与当地汉族没有什么区别。如：婚嫁方式，男方需提前去女方家下定（定礼），先下小定，过一段时间再下大定，迎娶时，男方需提前一天到女方家，同时男方需聘请俩位文化较高，语言流畅，会唱无数蒙语歌的长辈，名为大恰、小恰，他们的作用是，一、女方不让男方进家门时，他们得说理、唱歌。二、在女方家宴席时，他们得唱歌、说词。三、晚上向新娘讨要名字时，他们得说唱一个整夜。迎娶时由女方姐吉（是满语嫂子的意思）等同辈给新郎紧蒙古袍的腰带，还须送羊五查，碰门羊，抢帽子，抛羊头，等。丧葬，老人亡故后，和汉族不同的地方为，生活富裕的家庭要请喇嘛念经，不带重孝，子辈臂膀只带黑纱，孙辈臂膀黑纱上缝一小红十字，从孙缝两个，依此类推，外孙臂膀黑纱上缝一小蓝十字，从外孙缝两个，依此类推，大门上不挂贴、讣告、纸头，不披阳等，祭扫每年为除夕和清明共两次。春节，春节和汉族不同的地方为，除夕到祖坟祭扫，但不请先祖回家供奉，初一约五更时接神后吃完饺子拜年时，晚辈手捧一条丝织哈达（哈达的折口要朝外），向同村所有的长辈磕头拜年，用蒙语互相问侯，长辈还要给压岁钱，早时给几个铜钱民国时期也就是几个铜币以及红枣、黑枣、麻糖、瓜子等小吃。饮食，已没有什么手把肉了，只是在年节里才杀猪宰羊，平日里以糜子面窝窝、糜子米饭、莜面、二莜面（高粱面与莜麦面的混合）、小米粥、素糕（黄米面）、烩菜（土豆、圆白菜、酸白菜等）为主，因产量低当地很少种小麦、玉米。和汉族饮食不同的地方为早餐多为清茶炒米，晚餐喝面茶（莜面炒熟加水放点盐在放炒米），春节做油炸散子。民国时期有的人家还保留有院子里的苏鲁定或尼玛杆这一民族、宗教圣物。
前面谈到的户口地，这里有必要再进行一次补充，为什么到解放初我们族人有的土地很多，有的较少甚至沦为赤贫，究其主要原因就是在清朝早期，分与我们的户口地相对原来的土地很少，因此地少不能为牧（但比现在要多得多），当时我们蒙古人由于不善耕种在清朝早期就不得不由牧转农，如：清初我们在居住地周围只能耕种不能放牧，农牧矛盾突出，衙门为了缓解矛盾，承认可到十几里远的大黑河以北放牧，并经沿途之地现在的新营子、简房、瓦房院等村庄的地界，留有三丈六尺宽牛羊群放牧之路，管辖使用权归属民安村全体使用，到后来因可靠证据遗失，传到现今也只是说说有名无实。具体原因分析如下，一、为了生存只得出租土地，“以租自养”，但是出租土地地租也很少，据现存史料，当时每亩租金不足十文钱，那时我们的先祖思想纯朴，对于汉文化知知甚少，根本不懂汉字，在土地出租定立契约时完全由对方任意书写，很多契约注明“永租”或“许退不许夺”的条款，而且四至不明，亩数不清，使租地者以及低的代价换得对土地的实际永业权。二、辛亥革命后土地纠纷不断，由于原来契约定立的显失公平，承租人又多次易手及政府当局对蒙古人的打压，十有八九输掉了官司，丢掉了土地。特别是1915年（乙卯年、民国四年）绥远政府核发土地证，政府当局不承认原来的契约，就是说谁耕种、谁交税，就给谁核发土地证，这实际是又一次官卖蒙地的继续，后来人们说的“乙卯大照”就是这样产生的，这样土旗蒙古人在一次丧失了不少土地。三、当地好多土地特别适合种植大烟（鸦片），产量高、品质好，京津地区称绥远货价格很贵，有好些时期当局收取高额的税费就可以大面积合法种植，我们有的先辈由于当时不懂得毒品的危害，开始吸食大烟，进而不愿参加生产劳动，坐吃山空，最后把祖上留下仅有的一点土地也典卖光了，以上几点当然不能全部包括土地丧失的原因，时局变换天灾兵祸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但它可以叫我们了解当时的一些历史事情。
现在我们迈入到当今的社会，把历来以牧农为主的生存生活方式一跃转变为进入城市，过着都市快节奏的竞争生活，即使留守原籍的人们也过着不愁衣食的富裕生活，现在依然还是一片邻里和睦，民风淳朴，和谐安定，欣欣向荣的田园美景式的生活。
各家详述如下: 以下略-----
就以上概况，从村里的情况到家族史因为搜集的依据有限，错误难免，谬误之处敬请批评纠正，以便还原历史真实，形成我们清晰的历史脉络。这里也感谢讲诉提供资料的果棠婶子,和和、速吉盖、金柱、中和哥,威俊弟。
作者注：很早就想把父亲整理的这些资料发上去，父亲今年已是七二岁的老人了，他经常讲我们是蒙古人，你们要传承历史，叫子孙后代知道他们先辈的艰辛坎坷的历程，知道我们的历史、文化、风俗，使你们走到那里都有一颗蒙古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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